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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中北部的罗马涅地区，锦缎般的土地上散布着种植小麦和水果的农场，在一座名为蒂塔诺的山峰之下，一片小小的四边形土地尤其引人瞩目：它是圣马力诺，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之一。如果把一张透明的北京地图放在同比例的该国地图上，就可以发现，其从北到南，大致只与元大都遗址到天坛公园南墙的距离相等。这样的弹丸之地，早期不见于历史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只有发掘出的简陋陶器和护身符证明，当地绝不是那种标准的、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
传说在3世纪下半叶，年轻的石匠马力诺驾船离开达尔马提亚的故乡。其究竟是自愿前来还是身为教徒而遭受处罚已不为人知，但他的虔诚是确定无疑的。据说，他为摆脱一个魔鬼附体的女人，从里米尼搬到僻静的蒂塔诺山隐居，在山洞中一连六天禁食祈祷，最后攘除了那个女人身上的魔鬼。对方于是回到里米尼，歌颂这位圣徒的道德和荣耀。于是，这位隐居者开始受到顶礼膜拜，追随者则接踵而来，协助他修建了一座教堂，以献给基督的首席门徒——彼得。
这种狂热甚至感染了蒂塔诺山一带的领主——一位叫费莉奇塔的罗马贵妇。在亲眼见证了“神迹”之后，她的家族不仅皈依了基督教，还将蒂塔诺山一带的土地拥有权全部捐赠。这一天是公元301年2月3日——共和国的建国之日，而这位圣徒则在此之后很长时间才离世，并见证了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的那一天——他死于公元366年。
东哥特人入侵罗马的时候，阿拉里克大王的部队并没有侵扰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蒂塔诺山周围出现了修道院，并吸引了工匠、农民和牧人。为纪念教堂的创始人，这片土地被命名为“圣马力诺之地”，后来历经演变成为“圣马力诺之国”。
现存最早的圣马力诺文件——885年的《费特雷拉诺敕令》确认了领地的范围，到13世纪，当地已发展为独立的城邦。古老的法律反映出那个时代生活的细节：14-60岁的成年人有义务服兵役；守夜人负责安全，如果不能破案，必须赔偿损失；赌博者处以罚款；谋杀、叛国罪处以极刑，子孙终生放逐；每户城内养羊不得超过三头等等。农民是受到尊敬的，权贵则禁止在城区及其一里内购买房屋。
但中世纪生活并不是田园诗，围绕着土地的所有权，山民们与几个主教区进行了漫长和持久的对抗。1296年的辩论会上，他们出示了种种特许证书和文件，证明早在圣徒在世时，就已享有自由、独立和赋税豁免权。教皇代表根据这些无可辩驳的文件，承认当地具有完全独立的地位，这一天——1296年7月3日——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圣马力诺国家存在的开始。
中世纪的斗争
14世纪的圣马力诺已经坚不可摧，它雄踞于一块高岩之上，四周由城墙环绕，三座巍峨的堡垒屹立于岩顶，高耸的塔楼十分厚重，全由石头砌成。悬崖边的塔楼没有门，只能通过云梯攀援而上。这是最后的据点，每一步都做了最悲壮的打算。中世纪生存之艰险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得上是枕戈而眠。
城市只有一座城门，即圣方济门，内壁上的铭文申明了外国人出入境的规定：“任何情况下，卫兵不得允许外国人携带任何武器进入本城，必须搜查他们，令其放下武器，并在上述外国人逗留期间妥善保管之。”“经执政官选定的圣马力诺卫兵，必须忠诚勤恳地日夜守卫城门。非因公务，他们不应该，也不允许，在夜间一听见钟响就放人进入。”
除了修建牢固的城防以外，圣马力诺从不放过添置武装的机会。早在1339年，执政官就被要求每六个月采购一张大弩和若干支箭，从1204年开始保有士兵，1403年组建了城邦卫队。世俗权力掌握在出身显贵和出身农民的两位执政官手中，他们在半年的任期中领取微薄的薪水，不得连选连任，只有在任职期满三年后才可以继续当选。
由于人口繁衍日盛，“家长会议”成员变得越来越多。召集上的不便，导致在14世纪出现了60人的“大议会”。议员任期为五年，资格为男性；会读会写，25岁以上；不得担任外国的任何职务；职责是全面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1440年的时候，圣马力诺卷入了邻近地区的贵族战争，结果是其支持的蒙泰费尔罗家族获胜。这次胜利虽然带来了荣耀，但围绕着领土的争议，却让这个国度卷入了一场更漫长、更残酷的冲突。与维鲁基奥人的、一个世纪的较量以血的代价收场，至此，共和国放弃了再增添哪怕一寸领土的想法，直到今天，共和国依旧对60.75平方公里的方寸之地安之若泰。
圣马力诺人珍视和平，但并不是所有贵族愿意赋予他们和平。1503年，这个国家第一次遭遇占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塞萨尔·博尔吉亚在这一年征服了蒂塔诺山，但塞萨尔死后，居民立刻赶走了他的雇佣兵。也正是这种勇气，让保卫者们在几十年后，相继击败了乔万尼·马里亚（未来的教皇朱利叶斯三世）之侄和维鲁基奥领主的入侵。圣马力诺人意识到，勇气固然是必要的，但同盟者的支持显然更为关键。共和国和乌尔比诺公爵签订盟约，成为公爵治下的被保护国。
“三十年战争”中，山民们忠实地恪守诺言，将公爵的敌人（法国、瑞典、匈牙利、威尼斯以及德国的新教诸侯国）视为他们的敌人，坚定地遵循着盟约，直到1990年代，人们才发现在法理上，它还进行着与瑞典的战争。
17世纪，新的危机浮出水面，共和国四周已被教皇领地包围。内部的纷争则不断涌现，开始动摇这个政权的生存基础：原本团结一致的公民出现了分歧，贵族则趁机把60人议会中的农民代表削减到15人。
1739年10月，阿尔贝罗尼红衣主教的军队闯了进来。在相信这片“可恶的”土地已经屈服后，主教在月底返回拉文纳。但山民们却向教皇递交了请愿书。恩里奎兹主教被派往当地，调查愈演愈烈的争议，怀疑被证实了：除了少数歹徒，大多数居民反对成为阿尔贝罗尼的臣民。于是1740年2月5日，自由重新降临。事有凑巧，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圣阿加莎瞻礼日。
拿破仑与红衫党
短暂的占领，反而让山民们觉悟增长，他们重新团结如一，并谨慎地珍惜着来之不易的荣誉与独立。1796年，拿破仑攻打意大利，但对圣马力诺，他派出的不是来势汹汹的军队。其代表、数学家加斯帕雷·蒙日造访了城市，并用崇高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尊敬： “自由之神，使跻于雅典和底比斯的希腊成为英雄的国家，使共和时代的罗马人创造出无数奇迹。在她照耀意大利一些城市的短暂时间里，也只是从此之后，艺术和科学飞跃发展，佛罗伦萨光芒四射，但是，自由现在已在整个欧洲受到排斥，唯有圣马力诺还有它的容身之处。公民们！由于你们政府的光辉政策，也由于你们自身的高尚品德，你们才保留着这一珍贵的遗产，多少年来，尽管变革频仍，你们一直在守护自由的圣殿。”蒙日甚至希望把里米尼城赠送给圣马力诺，这样，“自由的庇护所”便能获得一个体面的出海口，但他得到的回应坚定而不谄媚：“请告诉他，圣马力诺人满意于自己的小小版图。”
“圣马力诺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它宁可舍弃领土的扩大，为的是避免有朝一日危及它最宝贵的财富——世代相传的自由。”蒙日这样评价。四门大炮和1000吨小麦被作为礼物运上蒂塔诺山，山民们接受了小麦，但谢绝了大炮。同样，当三个庄园的居民请求归附这个“拉丁世界的古老自由的唯一圣殿”时，也被坚定地拒绝了。
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再度确认了圣马力诺不可侵犯的地位，并让它在意大利的统一战争中，成为受压迫者的避难所。1849年，在国境附近，奥地利军队打败了疲惫不堪的加里波第，让后者的队伍被迫丢弃唯一一门大炮，从马里尼亚诺水渠旁边的一座桥进入国境。教皇曾经污蔑这支军队是“恶棍”、“红色魔鬼”，很多人也相信了这个说法，但一名圣马力诺女孩却按捺不住好奇打开了窗户。“那人不是杀人凶犯！他的脸像极了那个拿撒勒人（即耶稣基督）。”女孩这样说。
风尘仆仆的英雄得到了两位执政官的欢迎，他筋疲力尽的队伍则在通往里米尼的大道两侧休憩。加里波第看望了他的士兵：“我们来到了一个接纳我们避难的国家！我们应尽可能以良好的态度对待慷慨的主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被迫害者应有的尊重……我免除你们跟随我的义务，但请记住，意大利绝不会就此受到奴役和侮辱！”
一名当地农民自愿担当向导，加里波第和妻子穿过了古老的圣方济门，紧随其后的是162名依旧忠诚的卫士。他们悄然穿过12000名奥地利士兵组成的封锁线，城内的战友到凌晨才发现领袖已经远去。
虽然大多数“红衫党”放下了武器，但被怀疑与“魔鬼”勾结的圣马力诺还是遭到奥地利皇帝的威胁。全副武装的士兵冲入庄园，威胁要没收那些“合作者”的财产和留下的全部武器。执政官交出了280支枪、18把马刀、12把匕首、14把剑、两支长矛外加一把折断的大刀，但被认为与加里波第军队的人数不符，因此这个国家只能接受进一步的勒索和威胁。
是人道主义的责任，让圣马力诺不得不承受强权的压迫，但正是这一无私的友好援助，赢得了全体意大利人的尊敬。1861年4月，加里波第在信中写道：“我将怀着深切的友爱与感激之情，记住坚强而善良的圣马力诺人给我的欢迎。”
这种敬意是互相的，在圣马力诺，加里波第的踪迹就像圣迹般被人纪念：他住过的西蒙奇尼宅邸，遣散其军队的嘉布遣教会门廊得到了精心整修，其妻子阿妮塔·加里波第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一座重要的广场，博物馆内的“加里波第展厅”展示了这位领袖逃亡至此的经过，它被精确到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
和平岁月
因为加里波第的缘故，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虽然不断开疆拓土，但从一开始便视圣马力诺为友邦。1862年3月22日，通商友好协定签订，规定双方货币从此可以相互通用，10年后，圣马力诺得到了意大利的安全保证。
圣马力诺在1848年废除死刑，此后由于外交部长博内利遇害而在1854年恢复了它（1859年的法令又将其终止）。19世纪后半叶，圣马力诺出现了济贫院、储蓄银行、国家图书馆和好几所剧院。1878和1890年在巴黎，共和国的物产——葡萄酒、木材、畜牧产品和纺织品，还有印刷精美的邮票在万国博览会上登场。小小的共和国博得了广泛的尊敬与爱慕。1861年，在获得圣马力诺荣誉公民权后，美国总统林肯的致谢表达了很多人的看法：“你们的国家虽小，却是有史以来最受尊敬的国家之一，它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一条真理，以共和为原则建立的政府，其治理一定能如磐石般经久不衰。”
出于景仰，来自阿尔萨斯的移民在美国西部建立了一个同名的城镇。这个“加州的圣马力诺”位于洛杉矶以东数公里、帕萨迪纳的南边，在1913年获得了独立的行政地位。无论人口、面积、气候还是居民的信念，它像极了蒂塔诺山的那片土地，也正是从这里，走出了举世闻名的传奇将领乔治·巴顿。
但是，危机伴着整个意大利的不景气降临，许多公民因为失业移居海外。几个家族把持着本应由贵族、市民和农民各20人组成的议会，其腐化作风引发了普遍不满。议员们相互推举，任职终生，让古老的民主政治有退化为寡头专制的危险。人民在议论，也在行动。为响应民主党人和改革主义者的呼吁，1906年3月25日，1054个家庭中的805名家长在教堂集会，宣布将在6月10日举行史无前例的、全民参加的议会选举。欧洲和美洲的报纸纷纷对这场不流血的小型革命进行了报导：“新的议会决定将3月25日定为节日，以庆祝在这一天重获民主。”因为“只有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至尊无上的议会”不复存在了，而是重新采用了“大议会”这个古老的称谓。
1906年以后的选举中，政府一直被改革力量所掌握，圣马力诺没有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鼓励公民作为志愿人员参加意大利军队。卡洛·西蒙奇尼下士和萨迪·塞拉菲尼下士就是这些勇敢的志愿兵中的两位。作为炮兵和山地步兵，他们在向卡博雷托进军的过程中英勇牺牲。
1918年11月，同盟国与协约国停火的消息传遍了欧洲，但对圣马力诺来说，这并不是一段长久安宁的开始。面对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每个阶层都要求提高收入和获得补贴，共和国出现了财政赤字，许多议员辞职，社会党人筹划的政治和行政改革因选举失利无疾而终，继之而起的保守党和人民党，也仅仅是依靠从意大利获得的补偿金（作为交换，圣马力诺进口的货物向意大利缴纳关税）维持了财政平衡而已。1921年5月，意大利政治家卡洛·博西博士在靠近圣马力诺边境的公路上遭法西斯分子杀害，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因为后者的“事业”正在狂热中扩张，它如乌云般覆盖了亚平宁半岛，并越过国境，在宁静的蒂塔诺山脚下扎根。 这和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气候是密不可分的，而山民们也早已滋生了反对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想法。法西斯党悄然成立，4月1日，朱利亚诺·戈齐和菲力波·穆拉罗尼当选为执政官——他们是第一批执掌大权的法西斯分子。
就像意大利一样，在这个精致的国中之国，墨索里尼也通过兴建宏伟的公共工程来换取“友好”，并炫耀法西斯的“伟大”。里米尼至圣马力诺的电气化铁路、邮局大楼、仁慈医院和蒂塔诺剧院相继落成，它们在成为这个国家的新象征的同时，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革。然而和意大利的情况不同，圣马力诺虽然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但法西斯从来没有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多数反对党从没有被取缔，更没有被停止活动。毕竟，一种古老的、持续了16个世纪的共和传统不是暴发户式的政治运动能在一朝一夕间取代的。在意大利，专制统治固然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但在圣马力诺，根深蒂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理念，仍在隐忍而顽强地存活。
战火降临
安宁并非永远持续，即使它做了妥协且拥有瑕疵。1940年，意大利作为轴心国一方参战，让共和国面临经济上的考验，而且随着意大利日渐呈现饥荒状态，连基本的食品也日渐短缺。1941年，反法西斯运动成立，越来越严密、壮大，由于圣马力诺没有政治警察，法西斯党徒虽然知道异议的存在，但始终无可奈何。
1943年7月，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元老们抛弃了墨索里尼。在王宫里，昔日的“领袖”骤然沦为囚徒。虽然从法理上说，法西斯政权还没有正式下台，但这场剧变却向世人昭示了大势所趋。圣马力诺人认为，行动的时机来到了，7月28日，在城内和主要村庄发生了反对当局的示威游行。执政官被迫同意解散法西斯运动。
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专制的结束。面对洪水般南下的德国大军，共和国再次陷入恐慌。为安抚德国人，圣马力诺允诺不投靠同盟国，并将大议会的权力转交给由20人组成的国务会议，法西斯分子的席位则依旧保留。
当战火在意大利从南向北推移的时候，难民纷纷涌入，其数字可能突破了10万，其中包括一些试图逃避集中营的犹太人。人口只有1.5万的圣马力诺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将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文物和书籍转移到山洞里，为难民的住宿提供空间。不幸的是，1944年6月26日，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连续四次对国土进行轰炸。243枚重磅炸弹导致60人死亡，100人受伤，火车站、电气铁路和其它重要建筑受损。尽管其境内既无军事阵地，更无德国军队驻扎，甚至边境线也被用巨大的白色十字标示出来。然而在圣马力诺电台用各种波段持续发出警告之后，仍有三波英军飞行员前来空袭。这次轰炸作为共和国的灾难而被载入史册。
1944年8月，冯·维廷霍夫将军指挥的德国军队从南面的“哥特防线”北撤。这里地形崎岖不平，山脉连着山脉，谷地被上百条溪流分割，曲折盘旋的公路，是车辆的唯一通道。不幸的是，正因为有这样一条通道穿过圣马力诺国土，尽管德军指挥部要求不得侵犯圣马力诺的中立，但还是有部队在8月10日进入了国境，并在此后一个月里，实际上占领了它的国土。
山民们以警惕的姿态注视着变化，不过德国人的意图并不是统治，而是期待在与盟军展开新的战斗前进行短暂的休整。在蒂塔诺山下的大博尔果镇，德军和盟军在阿妮塔·加里波第广场的柱廊和狭窄店铺间激烈交火。山上城门紧闭，弩手和议会卫队手持步枪，蹲伏在城墙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山下。身穿黑色长袍的修士们组成的担架队高举白旗和修会的旗帜穿梭于广场周围，帮助双方抢救伤员。
大博尔果镇的战斗持续了约40分钟，德军在留下19具尸体后撤退。在北边的科里阿诺山，战斗更为激烈，有人甚至看到了英军的传奇部队——橄榄色皮肤、细长眼睛的廓尔喀志愿兵。
将德军驱逐出圣马力诺后，英国部队留驻了几个星期，致力于分发食品和安置难民。到1944年11月，所有的外国军队都离开了圣马力诺国土，自由的土地又恢复了宁静。
如同此前几个世纪的传统一样，一些圣马力诺公民参加了外国军队。罗贝托·贝拉迪和莱奥内洛·贝拉迪兄弟就是这些圣马力诺人的代表，他们参加了美国陆军，分别牺牲在荷兰和卡西诺山，名字被铭刻于纪念碑上。英国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于1961年在《效忠宣言》中对圣马力诺在二战中的角色做了最公正的总结，他赞扬了圣马力诺共和国，它在形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旧荣耀地保持了自己的中立。
战争的创伤一经治愈，圣马力诺即力求在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取得进步。水和电供应到最偏僻的农庄，一批新的学校拔地而起，公路网得到了扩大和整顿，荒地垦殖为良田，旅游业与邮票业则让这个小国在富裕中实现了繁荣。今天的圣马力诺，没有摩天大楼，没有机场和港口，大多数人甚至无法在世界地图上寻找到它，但它又是富足、温和与高尚的：全体公民因公费医疗而获益，从小学到大学实行16年义务教育，每个公民平均拥有两辆汽车，但在大街上，游览者们看不到一盏红绿灯。
你固然可以批评这个国家毫无抱负，因为它从不谋求权势与土地，古老的军队只能向游客展示步枪和长矛。但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这却是压倒了一切的事实。“我们没有第一的概念，总是很谦卑地过活，也从来不打算去入侵别国，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我们虽然很有钱，法拉利满街都是，但天性是热爱和平的。”一名执政官向记者如是说。
16个世纪之前，那位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圣人临终时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给你们留下了独立于他人的自由。”如今，这位圣人应该可以骄傲地看到，他所创造的国土，比那些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生存得还要长久。直到今天，它仍然在蒂塔诺山周围的富饶土地上傲然屹立，而它代表的、那种摆脱压迫、追求正义的高尚品质，更是越过了陆地和海洋，在人类精神的国度里永受尊崇。
传说在3世纪下半叶，年轻的石匠马力诺驾船离开达尔马提亚的故乡。其究竟是自愿前来还是身为教徒而遭受处罚已不为人知，但他的虔诚是确定无疑的。据说，他为摆脱一个魔鬼附体的女人，从里米尼搬到僻静的蒂塔诺山隐居，在山洞中一连六天禁食祈祷，最后攘除了那个女人身上的魔鬼。对方于是回到里米尼，歌颂这位圣徒的道德和荣耀。于是，这位隐居者开始受到顶礼膜拜，追随者则接踵而来，协助他修建了一座教堂，以献给基督的首席门徒——彼得。
这种狂热甚至感染了蒂塔诺山一带的领主——一位叫费莉奇塔的罗马贵妇。在亲眼见证了“神迹”之后，她的家族不仅皈依了基督教，还将蒂塔诺山一带的土地拥有权全部捐赠。这一天是公元301年2月3日——共和国的建国之日，而这位圣徒则在此之后很长时间才离世，并见证了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的那一天——他死于公元366年。
东哥特人入侵罗马的时候，阿拉里克大王的部队并没有侵扰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蒂塔诺山周围出现了修道院，并吸引了工匠、农民和牧人。为纪念教堂的创始人，这片土地被命名为“圣马力诺之地”，后来历经演变成为“圣马力诺之国”。
现存最早的圣马力诺文件——885年的《费特雷拉诺敕令》确认了领地的范围，到13世纪，当地已发展为独立的城邦。古老的法律反映出那个时代生活的细节：14-60岁的成年人有义务服兵役；守夜人负责安全，如果不能破案，必须赔偿损失；赌博者处以罚款；谋杀、叛国罪处以极刑，子孙终生放逐；每户城内养羊不得超过三头等等。农民是受到尊敬的，权贵则禁止在城区及其一里内购买房屋。
但中世纪生活并不是田园诗，围绕着土地的所有权，山民们与几个主教区进行了漫长和持久的对抗。1296年的辩论会上，他们出示了种种特许证书和文件，证明早在圣徒在世时，就已享有自由、独立和赋税豁免权。教皇代表根据这些无可辩驳的文件，承认当地具有完全独立的地位，这一天——1296年7月3日——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圣马力诺国家存在的开始。
中世纪的斗争
14世纪的圣马力诺已经坚不可摧，它雄踞于一块高岩之上，四周由城墙环绕，三座巍峨的堡垒屹立于岩顶，高耸的塔楼十分厚重，全由石头砌成。悬崖边的塔楼没有门，只能通过云梯攀援而上。这是最后的据点，每一步都做了最悲壮的打算。中世纪生存之艰险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得上是枕戈而眠。
城市只有一座城门，即圣方济门，内壁上的铭文申明了外国人出入境的规定：“任何情况下，卫兵不得允许外国人携带任何武器进入本城，必须搜查他们，令其放下武器，并在上述外国人逗留期间妥善保管之。”“经执政官选定的圣马力诺卫兵，必须忠诚勤恳地日夜守卫城门。非因公务，他们不应该，也不允许，在夜间一听见钟响就放人进入。”
除了修建牢固的城防以外，圣马力诺从不放过添置武装的机会。早在1339年，执政官就被要求每六个月采购一张大弩和若干支箭，从1204年开始保有士兵，1403年组建了城邦卫队。世俗权力掌握在出身显贵和出身农民的两位执政官手中，他们在半年的任期中领取微薄的薪水，不得连选连任，只有在任职期满三年后才可以继续当选。
由于人口繁衍日盛，“家长会议”成员变得越来越多。召集上的不便，导致在14世纪出现了60人的“大议会”。议员任期为五年，资格为男性；会读会写，25岁以上；不得担任外国的任何职务；职责是全面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1440年的时候，圣马力诺卷入了邻近地区的贵族战争，结果是其支持的蒙泰费尔罗家族获胜。这次胜利虽然带来了荣耀，但围绕着领土的争议，却让这个国度卷入了一场更漫长、更残酷的冲突。与维鲁基奥人的、一个世纪的较量以血的代价收场，至此，共和国放弃了再增添哪怕一寸领土的想法，直到今天，共和国依旧对60.75平方公里的方寸之地安之若泰。
圣马力诺人珍视和平，但并不是所有贵族愿意赋予他们和平。1503年，这个国家第一次遭遇占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塞萨尔·博尔吉亚在这一年征服了蒂塔诺山，但塞萨尔死后，居民立刻赶走了他的雇佣兵。也正是这种勇气，让保卫者们在几十年后，相继击败了乔万尼·马里亚（未来的教皇朱利叶斯三世）之侄和维鲁基奥领主的入侵。圣马力诺人意识到，勇气固然是必要的，但同盟者的支持显然更为关键。共和国和乌尔比诺公爵签订盟约，成为公爵治下的被保护国。
“三十年战争”中，山民们忠实地恪守诺言，将公爵的敌人（法国、瑞典、匈牙利、威尼斯以及德国的新教诸侯国）视为他们的敌人，坚定地遵循着盟约，直到1990年代，人们才发现在法理上，它还进行着与瑞典的战争。
17世纪，新的危机浮出水面，共和国四周已被教皇领地包围。内部的纷争则不断涌现，开始动摇这个政权的生存基础：原本团结一致的公民出现了分歧，贵族则趁机把60人议会中的农民代表削减到15人。
1739年10月，阿尔贝罗尼红衣主教的军队闯了进来。在相信这片“可恶的”土地已经屈服后，主教在月底返回拉文纳。但山民们却向教皇递交了请愿书。恩里奎兹主教被派往当地，调查愈演愈烈的争议，怀疑被证实了：除了少数歹徒，大多数居民反对成为阿尔贝罗尼的臣民。于是1740年2月5日，自由重新降临。事有凑巧，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圣阿加莎瞻礼日。
拿破仑与红衫党
短暂的占领，反而让山民们觉悟增长，他们重新团结如一，并谨慎地珍惜着来之不易的荣誉与独立。1796年，拿破仑攻打意大利，但对圣马力诺，他派出的不是来势汹汹的军队。其代表、数学家加斯帕雷·蒙日造访了城市，并用崇高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尊敬： “自由之神，使跻于雅典和底比斯的希腊成为英雄的国家，使共和时代的罗马人创造出无数奇迹。在她照耀意大利一些城市的短暂时间里，也只是从此之后，艺术和科学飞跃发展，佛罗伦萨光芒四射，但是，自由现在已在整个欧洲受到排斥，唯有圣马力诺还有它的容身之处。公民们！由于你们政府的光辉政策，也由于你们自身的高尚品德，你们才保留着这一珍贵的遗产，多少年来，尽管变革频仍，你们一直在守护自由的圣殿。”蒙日甚至希望把里米尼城赠送给圣马力诺，这样，“自由的庇护所”便能获得一个体面的出海口，但他得到的回应坚定而不谄媚：“请告诉他，圣马力诺人满意于自己的小小版图。”
“圣马力诺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它宁可舍弃领土的扩大，为的是避免有朝一日危及它最宝贵的财富——世代相传的自由。”蒙日这样评价。四门大炮和1000吨小麦被作为礼物运上蒂塔诺山，山民们接受了小麦，但谢绝了大炮。同样，当三个庄园的居民请求归附这个“拉丁世界的古老自由的唯一圣殿”时，也被坚定地拒绝了。
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再度确认了圣马力诺不可侵犯的地位，并让它在意大利的统一战争中，成为受压迫者的避难所。1849年，在国境附近，奥地利军队打败了疲惫不堪的加里波第，让后者的队伍被迫丢弃唯一一门大炮，从马里尼亚诺水渠旁边的一座桥进入国境。教皇曾经污蔑这支军队是“恶棍”、“红色魔鬼”，很多人也相信了这个说法，但一名圣马力诺女孩却按捺不住好奇打开了窗户。“那人不是杀人凶犯！他的脸像极了那个拿撒勒人（即耶稣基督）。”女孩这样说。
风尘仆仆的英雄得到了两位执政官的欢迎，他筋疲力尽的队伍则在通往里米尼的大道两侧休憩。加里波第看望了他的士兵：“我们来到了一个接纳我们避难的国家！我们应尽可能以良好的态度对待慷慨的主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被迫害者应有的尊重……我免除你们跟随我的义务，但请记住，意大利绝不会就此受到奴役和侮辱！”
一名当地农民自愿担当向导，加里波第和妻子穿过了古老的圣方济门，紧随其后的是162名依旧忠诚的卫士。他们悄然穿过12000名奥地利士兵组成的封锁线，城内的战友到凌晨才发现领袖已经远去。
虽然大多数“红衫党”放下了武器，但被怀疑与“魔鬼”勾结的圣马力诺还是遭到奥地利皇帝的威胁。全副武装的士兵冲入庄园，威胁要没收那些“合作者”的财产和留下的全部武器。执政官交出了280支枪、18把马刀、12把匕首、14把剑、两支长矛外加一把折断的大刀，但被认为与加里波第军队的人数不符，因此这个国家只能接受进一步的勒索和威胁。
是人道主义的责任，让圣马力诺不得不承受强权的压迫，但正是这一无私的友好援助，赢得了全体意大利人的尊敬。1861年4月，加里波第在信中写道：“我将怀着深切的友爱与感激之情，记住坚强而善良的圣马力诺人给我的欢迎。”
这种敬意是互相的，在圣马力诺，加里波第的踪迹就像圣迹般被人纪念：他住过的西蒙奇尼宅邸，遣散其军队的嘉布遣教会门廊得到了精心整修，其妻子阿妮塔·加里波第的名字被用来命名一座重要的广场，博物馆内的“加里波第展厅”展示了这位领袖逃亡至此的经过，它被精确到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
和平岁月
因为加里波第的缘故，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虽然不断开疆拓土，但从一开始便视圣马力诺为友邦。1862年3月22日，通商友好协定签订，规定双方货币从此可以相互通用，10年后，圣马力诺得到了意大利的安全保证。
圣马力诺在1848年废除死刑，此后由于外交部长博内利遇害而在1854年恢复了它（1859年的法令又将其终止）。19世纪后半叶，圣马力诺出现了济贫院、储蓄银行、国家图书馆和好几所剧院。1878和1890年在巴黎，共和国的物产——葡萄酒、木材、畜牧产品和纺织品，还有印刷精美的邮票在万国博览会上登场。小小的共和国博得了广泛的尊敬与爱慕。1861年，在获得圣马力诺荣誉公民权后，美国总统林肯的致谢表达了很多人的看法：“你们的国家虽小，却是有史以来最受尊敬的国家之一，它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一条真理，以共和为原则建立的政府，其治理一定能如磐石般经久不衰。”
出于景仰，来自阿尔萨斯的移民在美国西部建立了一个同名的城镇。这个“加州的圣马力诺”位于洛杉矶以东数公里、帕萨迪纳的南边，在1913年获得了独立的行政地位。无论人口、面积、气候还是居民的信念，它像极了蒂塔诺山的那片土地，也正是从这里，走出了举世闻名的传奇将领乔治·巴顿。
但是，危机伴着整个意大利的不景气降临，许多公民因为失业移居海外。几个家族把持着本应由贵族、市民和农民各20人组成的议会，其腐化作风引发了普遍不满。议员们相互推举，任职终生，让古老的民主政治有退化为寡头专制的危险。人民在议论，也在行动。为响应民主党人和改革主义者的呼吁，1906年3月25日，1054个家庭中的805名家长在教堂集会，宣布将在6月10日举行史无前例的、全民参加的议会选举。欧洲和美洲的报纸纷纷对这场不流血的小型革命进行了报导：“新的议会决定将3月25日定为节日，以庆祝在这一天重获民主。”因为“只有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至尊无上的议会”不复存在了，而是重新采用了“大议会”这个古老的称谓。
1906年以后的选举中，政府一直被改革力量所掌握，圣马力诺没有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鼓励公民作为志愿人员参加意大利军队。卡洛·西蒙奇尼下士和萨迪·塞拉菲尼下士就是这些勇敢的志愿兵中的两位。作为炮兵和山地步兵，他们在向卡博雷托进军的过程中英勇牺牲。
1918年11月，同盟国与协约国停火的消息传遍了欧洲，但对圣马力诺来说，这并不是一段长久安宁的开始。面对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每个阶层都要求提高收入和获得补贴，共和国出现了财政赤字，许多议员辞职，社会党人筹划的政治和行政改革因选举失利无疾而终，继之而起的保守党和人民党，也仅仅是依靠从意大利获得的补偿金（作为交换，圣马力诺进口的货物向意大利缴纳关税）维持了财政平衡而已。1921年5月，意大利政治家卡洛·博西博士在靠近圣马力诺边境的公路上遭法西斯分子杀害，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因为后者的“事业”正在狂热中扩张，它如乌云般覆盖了亚平宁半岛，并越过国境，在宁静的蒂塔诺山脚下扎根。 这和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气候是密不可分的，而山民们也早已滋生了反对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想法。法西斯党悄然成立，4月1日，朱利亚诺·戈齐和菲力波·穆拉罗尼当选为执政官——他们是第一批执掌大权的法西斯分子。
就像意大利一样，在这个精致的国中之国，墨索里尼也通过兴建宏伟的公共工程来换取“友好”，并炫耀法西斯的“伟大”。里米尼至圣马力诺的电气化铁路、邮局大楼、仁慈医院和蒂塔诺剧院相继落成，它们在成为这个国家的新象征的同时，也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革。然而和意大利的情况不同，圣马力诺虽然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但法西斯从来没有成为制度的一部分，多数反对党从没有被取缔，更没有被停止活动。毕竟，一种古老的、持续了16个世纪的共和传统不是暴发户式的政治运动能在一朝一夕间取代的。在意大利，专制统治固然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但在圣马力诺，根深蒂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理念，仍在隐忍而顽强地存活。
战火降临
安宁并非永远持续，即使它做了妥协且拥有瑕疵。1940年，意大利作为轴心国一方参战，让共和国面临经济上的考验，而且随着意大利日渐呈现饥荒状态，连基本的食品也日渐短缺。1941年，反法西斯运动成立，越来越严密、壮大，由于圣马力诺没有政治警察，法西斯党徒虽然知道异议的存在，但始终无可奈何。
1943年7月，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元老们抛弃了墨索里尼。在王宫里，昔日的“领袖”骤然沦为囚徒。虽然从法理上说，法西斯政权还没有正式下台，但这场剧变却向世人昭示了大势所趋。圣马力诺人认为，行动的时机来到了，7月28日，在城内和主要村庄发生了反对当局的示威游行。执政官被迫同意解散法西斯运动。
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专制的结束。面对洪水般南下的德国大军，共和国再次陷入恐慌。为安抚德国人，圣马力诺允诺不投靠同盟国，并将大议会的权力转交给由20人组成的国务会议，法西斯分子的席位则依旧保留。
当战火在意大利从南向北推移的时候，难民纷纷涌入，其数字可能突破了10万，其中包括一些试图逃避集中营的犹太人。人口只有1.5万的圣马力诺热情地欢迎他们的到来，他们将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文物和书籍转移到山洞里，为难民的住宿提供空间。不幸的是，1944年6月26日，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连续四次对国土进行轰炸。243枚重磅炸弹导致60人死亡，100人受伤，火车站、电气铁路和其它重要建筑受损。尽管其境内既无军事阵地，更无德国军队驻扎，甚至边境线也被用巨大的白色十字标示出来。然而在圣马力诺电台用各种波段持续发出警告之后，仍有三波英军飞行员前来空袭。这次轰炸作为共和国的灾难而被载入史册。
1944年8月，冯·维廷霍夫将军指挥的德国军队从南面的“哥特防线”北撤。这里地形崎岖不平，山脉连着山脉，谷地被上百条溪流分割，曲折盘旋的公路，是车辆的唯一通道。不幸的是，正因为有这样一条通道穿过圣马力诺国土，尽管德军指挥部要求不得侵犯圣马力诺的中立，但还是有部队在8月10日进入了国境，并在此后一个月里，实际上占领了它的国土。
山民们以警惕的姿态注视着变化，不过德国人的意图并不是统治，而是期待在与盟军展开新的战斗前进行短暂的休整。在蒂塔诺山下的大博尔果镇，德军和盟军在阿妮塔·加里波第广场的柱廊和狭窄店铺间激烈交火。山上城门紧闭，弩手和议会卫队手持步枪，蹲伏在城墙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山下。身穿黑色长袍的修士们组成的担架队高举白旗和修会的旗帜穿梭于广场周围，帮助双方抢救伤员。
大博尔果镇的战斗持续了约40分钟，德军在留下19具尸体后撤退。在北边的科里阿诺山，战斗更为激烈，有人甚至看到了英军的传奇部队——橄榄色皮肤、细长眼睛的廓尔喀志愿兵。
将德军驱逐出圣马力诺后，英国部队留驻了几个星期，致力于分发食品和安置难民。到1944年11月，所有的外国军队都离开了圣马力诺国土，自由的土地又恢复了宁静。
如同此前几个世纪的传统一样，一些圣马力诺公民参加了外国军队。罗贝托·贝拉迪和莱奥内洛·贝拉迪兄弟就是这些圣马力诺人的代表，他们参加了美国陆军，分别牺牲在荷兰和卡西诺山，名字被铭刻于纪念碑上。英国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于1961年在《效忠宣言》中对圣马力诺在二战中的角色做了最公正的总结，他赞扬了圣马力诺共和国，它在形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旧荣耀地保持了自己的中立。
战争的创伤一经治愈，圣马力诺即力求在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取得进步。水和电供应到最偏僻的农庄，一批新的学校拔地而起，公路网得到了扩大和整顿，荒地垦殖为良田，旅游业与邮票业则让这个小国在富裕中实现了繁荣。今天的圣马力诺，没有摩天大楼，没有机场和港口，大多数人甚至无法在世界地图上寻找到它，但它又是富足、温和与高尚的：全体公民因公费医疗而获益，从小学到大学实行16年义务教育，每个公民平均拥有两辆汽车，但在大街上，游览者们看不到一盏红绿灯。
你固然可以批评这个国家毫无抱负，因为它从不谋求权势与土地，古老的军队只能向游客展示步枪和长矛。但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这却是压倒了一切的事实。“我们没有第一的概念，总是很谦卑地过活，也从来不打算去入侵别国，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我们虽然很有钱，法拉利满街都是，但天性是热爱和平的。”一名执政官向记者如是说。
16个世纪之前，那位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圣人临终时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给你们留下了独立于他人的自由。”如今，这位圣人应该可以骄傲地看到，他所创造的国土，比那些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生存得还要长久。直到今天，它仍然在蒂塔诺山周围的富饶土地上傲然屹立，而它代表的、那种摆脱压迫、追求正义的高尚品质，更是越过了陆地和海洋，在人类精神的国度里永受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