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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二十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是国内近年有关土耳其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梳理了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奥斯曼帝国向现代土耳其演变的过程中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土耳其主义和土耳其史观等思潮的演变，尤其着力于土耳其主义和土耳其史观，为认识和理解土耳其政治思潮的演进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在中东变局的背景下，研究土耳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土耳其模式”的讨论是中东研究中一个很热的话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所谈的土耳其模式，并非九十年前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所创建的政治体制，而是二零零二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之后土耳其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局面。在政治上，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遵守宪法框架的基础上，通过选举和议会政治的方式上台执政；在经济上，土耳其实行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与周边国家的紧密经贸关系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在外交上，与西方保持友好关系，对周边国家实施“零问题”政策，在中东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独特的政治作用。这种格局与凯末尔体制有着重大差别。经过近九十年的演变，土耳其先是在二十世纪中期实现了多党政治，继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经济开放和自由化，随后在二十一世纪初实现了伊斯兰政治力量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融入政治体制，并在外交上从向西方一边倒转变为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寻求平衡。
西方国家之所以关注土耳其模式，主要在于在伊斯兰政党执政的情况下土耳其能够和西方维持密切的关系。在中东变局的背景下，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党在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先后通过选举上台，土耳其模式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就具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而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热议土耳其模式的考虑就更为全面。在政治上如何将伊斯兰政治力量纳入政治体制始终是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如何保证这一过程平和有序，如何实现伊斯兰政治力量与既有政治力量的共存，如何在伊斯兰政党执政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的包容和务实，阿拉伯国家期待在这些问题上从土耳其模式中找到答案或启示。在中东变局中数个阿拉伯国家政权更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缺失，土耳其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强劲，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土耳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九九九年的六千二百美元增长到二零一零年的一万两千美元，这对阿拉伯国家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吸引力。在外交上，阿拉伯国家不是完全依附于美国就是加入反美阵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土耳其那样实现外交的高度弹性。
现行的土耳其模式与凯末尔体制是有着重大差别的，过度强调当前土耳其模式的核心就是世俗化，实质上是将其简单等同于凯末尔体制，是对这一模式的误读。把土耳其模式的核心界定为世俗化，则无法理解当前土耳其模式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伊斯兰政治力量进入到政治体制之内，而这一点恰恰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普遍面临的最大挑战。
当然，土耳其模式并非完美无瑕，其中还蕴含着诸多深刻而严峻的挑战。凯末尔世俗化改革以来，历史和文化的断裂始终是困扰土耳其人的一大挑战。没有什么比来到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古都科尼亚、走进苏非大哲毛拉纳·鲁米（Mawlana Rumi，1207-1273）的墓地和道堂更能让人清晰感受到这种断裂了。无数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来到这里，向这位先哲和圣徒致敬，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对满墙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诗句和祷词一字不识，就连墓地大门上方“毛拉纳阁下”的匾额也认不出来。但只要把这些词句读出来，大部分土耳其人都听得懂，只不过他们不认识阿拉伯字母、自己不会读罢了。这就是凯末尔改革的一个结果，以拉丁字母书写土耳其语，废弃了传统的阿拉伯字母，其结果就是在当代大部分土耳其人与古代的奥斯曼传统之间横亘着一条文字的鸿沟。也许这就是凯末尔当年的本意，在土耳其史观的基础上重构一个非伊斯兰的现代土耳其国家，因为他非常清楚，“奥斯曼帝国，由奠定直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权力与信仰的国家”（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把一切过错归于伊斯兰传统，在现实中全力阻止伊斯兰政治势力参政，并且把军队打造成压制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强大工具，这是凯末尔体制的关键。二零零二年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并且连续两次赢得大选，这就意味着对凯末尔体制基本理念某种程度的否定。凯末尔体制制造的是现代土耳其与传统的断裂，而正义与发展党则要在接纳凯末尔体制遗产和否定凯末尔体制基本理念之间做更痛苦的挣扎。
紧随着传统断裂而来的是身份的困惑。与土耳其人聊天，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欧洲人，尽管土耳其的根深深地扎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土壤中。“向西看”还是“向东看”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就是困扰土耳其人的一个重大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核心部分包括亚洲的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鲁米利亚。经过长期的征服和扩张，奥斯曼帝国形成了西侧的东南欧和东侧的亚非两条边界，军队不得不在欧洲的基督教王国和亚洲的波斯两条边界之间两线作战，来回调动。在仍保有大片欧洲土地和大量基督教属民的情况下，西化改革和奥斯曼主义成为面对欧洲列强挑战的应对之策。一六八三年第二次进攻维也纳失败之后，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先后签订了《卡洛维茨条约》（一六九九）、《帕萨罗瓦茨条约》（一七一八）、《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一七七四）等一系列割地的条约。到十九世纪后期，基督教属地和臣民丧失殆尽，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转而把目光转向伊斯兰世界，大力推行泛伊斯兰主义，试图利用沙俄和英属印度境内的穆斯林来牵制欧洲列强对帝国的蚕食和侵吞。现代土耳其一直试图融入欧洲和西方世界，一九四九和一九五二年先后成为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和北约的成员国。一九五九年土耳其即谋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九八七年四月正式提出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欧洲共同体和随后的欧盟经过六次扩大，到二零零七年已包括二十七个成员国，但土耳其入盟的道路依然漫长。二零零二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后，开始施行“返回中东”的外交政策，谋求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可以看出，“向西看”还是“向东看”依然是困扰土耳其的重大挑战。
在中东变局的背景下，研究土耳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土耳其模式”的讨论是中东研究中一个很热的话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所谈的土耳其模式，并非九十年前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所创建的政治体制，而是二零零二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之后土耳其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局面。在政治上，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遵守宪法框架的基础上，通过选举和议会政治的方式上台执政；在经济上，土耳其实行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与周边国家的紧密经贸关系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在外交上，与西方保持友好关系，对周边国家实施“零问题”政策，在中东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发挥独特的政治作用。这种格局与凯末尔体制有着重大差别。经过近九十年的演变，土耳其先是在二十世纪中期实现了多党政治，继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经济开放和自由化，随后在二十一世纪初实现了伊斯兰政治力量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融入政治体制，并在外交上从向西方一边倒转变为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寻求平衡。
西方国家之所以关注土耳其模式，主要在于在伊斯兰政党执政的情况下土耳其能够和西方维持密切的关系。在中东变局的背景下，具有伊斯兰色彩的政党在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先后通过选举上台，土耳其模式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就具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而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热议土耳其模式的考虑就更为全面。在政治上如何将伊斯兰政治力量纳入政治体制始终是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如何保证这一过程平和有序，如何实现伊斯兰政治力量与既有政治力量的共存，如何在伊斯兰政党执政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的包容和务实，阿拉伯国家期待在这些问题上从土耳其模式中找到答案或启示。在中东变局中数个阿拉伯国家政权更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缺失，土耳其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强劲，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土耳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九九九年的六千二百美元增长到二零一零年的一万两千美元，这对阿拉伯国家而言无疑具有重大的吸引力。在外交上，阿拉伯国家不是完全依附于美国就是加入反美阵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土耳其那样实现外交的高度弹性。
现行的土耳其模式与凯末尔体制是有着重大差别的，过度强调当前土耳其模式的核心就是世俗化，实质上是将其简单等同于凯末尔体制，是对这一模式的误读。把土耳其模式的核心界定为世俗化，则无法理解当前土耳其模式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伊斯兰政治力量进入到政治体制之内，而这一点恰恰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普遍面临的最大挑战。
当然，土耳其模式并非完美无瑕，其中还蕴含着诸多深刻而严峻的挑战。凯末尔世俗化改革以来，历史和文化的断裂始终是困扰土耳其人的一大挑战。没有什么比来到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古都科尼亚、走进苏非大哲毛拉纳·鲁米（Mawlana Rumi，1207-1273）的墓地和道堂更能让人清晰感受到这种断裂了。无数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来到这里，向这位先哲和圣徒致敬，但是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对满墙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诗句和祷词一字不识，就连墓地大门上方“毛拉纳阁下”的匾额也认不出来。但只要把这些词句读出来，大部分土耳其人都听得懂，只不过他们不认识阿拉伯字母、自己不会读罢了。这就是凯末尔改革的一个结果，以拉丁字母书写土耳其语，废弃了传统的阿拉伯字母，其结果就是在当代大部分土耳其人与古代的奥斯曼传统之间横亘着一条文字的鸿沟。也许这就是凯末尔当年的本意，在土耳其史观的基础上重构一个非伊斯兰的现代土耳其国家，因为他非常清楚，“奥斯曼帝国，由奠定直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或保卫伊斯兰权力与信仰的国家”（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把一切过错归于伊斯兰传统，在现实中全力阻止伊斯兰政治势力参政，并且把军队打造成压制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强大工具，这是凯末尔体制的关键。二零零二年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并且连续两次赢得大选，这就意味着对凯末尔体制基本理念某种程度的否定。凯末尔体制制造的是现代土耳其与传统的断裂，而正义与发展党则要在接纳凯末尔体制遗产和否定凯末尔体制基本理念之间做更痛苦的挣扎。
紧随着传统断裂而来的是身份的困惑。与土耳其人聊天，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把自己定位为欧洲人，尽管土耳其的根深深地扎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土壤中。“向西看”还是“向东看”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就是困扰土耳其人的一个重大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核心部分包括亚洲的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鲁米利亚。经过长期的征服和扩张，奥斯曼帝国形成了西侧的东南欧和东侧的亚非两条边界，军队不得不在欧洲的基督教王国和亚洲的波斯两条边界之间两线作战，来回调动。在仍保有大片欧洲土地和大量基督教属民的情况下，西化改革和奥斯曼主义成为面对欧洲列强挑战的应对之策。一六八三年第二次进攻维也纳失败之后，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先后签订了《卡洛维茨条约》（一六九九）、《帕萨罗瓦茨条约》（一七一八）、《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一七七四）等一系列割地的条约。到十九世纪后期，基督教属地和臣民丧失殆尽，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转而把目光转向伊斯兰世界，大力推行泛伊斯兰主义，试图利用沙俄和英属印度境内的穆斯林来牵制欧洲列强对帝国的蚕食和侵吞。现代土耳其一直试图融入欧洲和西方世界，一九四九和一九五二年先后成为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和北约的成员国。一九五九年土耳其即谋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一九八七年四月正式提出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欧洲共同体和随后的欧盟经过六次扩大，到二零零七年已包括二十七个成员国，但土耳其入盟的道路依然漫长。二零零二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后，开始施行“返回中东”的外交政策，谋求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可以看出，“向西看”还是“向东看”依然是困扰土耳其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