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个使命的框架不应局限于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应涉及长久的发展。因而，我想讨论中国今天和未来文化发展应有的方向，这个话题涵盖的时间跨度就不只是十年而已了，而应是一个超越世代的重大重建工作。
　　作为居住在美国的华人，我既已将他乡做故乡，国人或认为我已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讨论中国事务。可是，作为一名远离家乡的游子，虽然在别处已成家立业，但午夜梦回，仍是故国山水、亲友故旧。游子之于旧日家园的兴衰祸福，常有切肤之感。
　　我的专业是历史，兼跨人文和社会两个学科的范围。我所关心的事物，也因此既有每个“人”内心的安身立命，也有“人”与群体的关系。在我心目中，复杂群体例如国家，相当于躯干；族群归属，相当于肌肤；经济流通，相当于血液；社会脉络，相当于神经；而文化，对群体而言，则相当于人的思想和精神。
　　这几个方面互相依托，不能分离，而人之精神所在与行为准则，以及思考方式，都是在文化范畴之内——这也是我挑选文化发展方向作为谈论未来十年这个话题的原因。
　　今日的中国，硬件建设发展之迅速众所周知；而且这一领域的问题，我也没有置喙的资格。今天重建中国的事业，亟需补足的部分却应在文化建设，亦即如何充实硬件躯壳当中的灵魂——前述中的思想和精神。
　　中国文化的发展，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经过数百年诸家融合，在西汉已组成了中国文化的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董仲舒规划的“天人感应”， 和《易经》所表现的“变化的原则是不变”，结合为一。这个体系，乃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有各种元素互动的趋衡状态，也有二元互动的辩证关系。这个网络有很多层次，最外层是宇宙，最内层是个人以及身体内部各器官之间的关系。网络之间经常变化，不会固定，也不应固定。如此动态的网络结构，在古代以至于中世代是中国特有的宇宙论。最近，拙著《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问世，就是论述仍淀集于中国人生活中的文化与行为模式，也许可与此处所论互相参考。
　　在古代印度多神信仰中人神之间的混杂，以及在印度发展的佛教，对于变化的认识倾向于接受宿命，悲观而消极。而在欧洲发展成主流的独神信仰中，神是一切的主宰，人并不能参与独一真神之下的大系统，而只能服从。由于独一真神主宰一切的特点，固定的秩序或变化的趋衡都由神的意志决定，人是被动的。古代中亚近东的波斯信仰系统，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二元之间永远进行着“正、反、合”的辩证变化，其第三个时期乃是斗争之后的解脱。
　　以当时这三大系统与中国对比，中国的系统是以人为主体的、多层次而多元的大网络，一层一层都是从个人向外辐射。在这个结构下，“人”具有非常尊贵的地位，也正因为每个人都处于轴心位置，“个人”负担了无穷的责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也对群体因此而发生的变化负责任。人为贵，但是人不能妄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固然是很重要的社会网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息息相关。
　　如此文化网络应是开放的，可不断接受外来的刺激，加以修正、容纳以至于消化。外来因素只是在多元之中增加更多的选择而已。“海纳百川”，由各方河川带来的不同土壤和养分，大海不会深闭固拒。对内而言，吸收了外来因素之后，这一庞大的多元互动系统内涵更丰富，变动的选择也更有弹性。因此，中国特殊的文化体系，可以不断因为外来刺激而自我调整。
　　汉代以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是中国吸纳许多外来因素予以综合的阶段。外来的佛教、祆教、基督教等都进入中国，分别被中国所吸收。在印度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佛教，在中国却是开花结果，直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信眾群还是中国人。北方草原的胡人甲士曾经占领大片中国土地。北方农村中的汉人则以坞堡自卫，保留中国的文化；南方的汉族也带着中原文化，与中国南方的土著融合。佛教的内修和波斯系统的救赎观念，都被中国文化系统接纳，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隋唐帝国的扩张本身就是一个胡汉融合的过程，发展为多姿多彩的盛唐。中国文化随之辐射于东亚，也使这个文化体系的特色，传布于亚太地区。
　　宋代的中国，过去隋唐帝国的大片领土都已不属汉人政权管辖，宋代的国家组织有了新的设计：建立在胡人后裔（亦即五代的沙陀军团）武力基础上的皇权，和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儒生官僚彼此合作。官僚体系屈服于皇权之下，而掌握文化发言权的儒生们则致力于重建一个文化秩序。
　　宋代的道学与理学，实际上将前述具有强大弹性的民间系统重组为纲常伦理结构：在这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内，分为尊卑两级：君臣、父子、男女、阳和阴、上和下等等。每一种伦理之内都有确定的相对关系。于是，这一社会关系结构网，竟将古代中国具有弹性的网络转变为固化的结构。一个固化的网络犹如钻石，坚固却难以调节。因此，宋代的政治永远是在僵固的结构中纠纷不断。
　　倒是在经济部分，宋代的工艺水平有很大的进展。由于外贸的发达，生产能力颇有因应。在宋代，民间力量也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中国固有的多元弹性系统却存在于民间，始终保持活力，以适应宋以后蒙古的征服，和明代继承胡风而建立的专制皇权。
　　明代的心学则将坚固的理学结构彻底予以修正。个人的自主权和自尊心，在心学理论中重新具有重要位置。这一转变对于中国的传统儒家网络，本可注入新的力量，足以抗拒专制的皇权；再加上明代晚期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也将“宗教革命”前西方的自然科学带入中国。这两个条件如果配合得当，也许中国的整个文化面貌会出现重大变化。可惜，明代的专制皇权，承袭了蒙古时代的暴力传统，不断地摧残儒生士大夫的努力。
　　满清入主中原，更加剧了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强化了对中国文化的压制。于是，宋代以来皇权和科举出身的官僚之间彼此合作，掌握了中国的命脉，也剥夺了中国人调整自己文化的机会。这一僵化的老大帝国，对于外来刺激懵然不知，深闭固拒，迄于 1840年大败，遂屈服于西方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此后百年之内，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终于二度激发了革命。 　　不论是五四群贤领导的文化革命，或是相应于两次政治大革命引起的改变，都犯了匆忙草率的毛病：诟病中国文化传统，颂扬西潮带来的现代文明，可是在中国学术圈内却罕见对中国过去持平的检讨；对于西方文明，无论是政治、哲学、经济等方面，也缺少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于是，百年来，中国的命运动荡于对西方的或迎或拒。对于中国过去具有弹性的文化系统，却一次又一次地毁弃。
　　过去近七十年来，中国大陆有一半时期笼罩在“破四旧”的口号之下，直到今天才有重新恢复中国传统的提议。在台湾，于威权政治体系下，“传统”曾经是政权的护身符；最近三十年来，又因为外来与本土的冲突，“中国文化”四字居然成为禁忌。时至今日，中国文化体系又有复兴的契机，我们必须认真寻找自己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基础，而不能仅仅邯郸学步，一味模仿西方模式。
　　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在欧洲和北美，由于科技的長足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劲，三百年来占尽世界各地的资源，竟成全球主流。可是，经过了几次重大战争以后，西方文化本身因应着国家组织和社会形势的改变，原有的文化系统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基督教的影响力日趋式微；随着工艺与科技发达，工具性的理性改变了文化价值的选择。生产力强大导致了生活的高度物质化，也削减了人间精神的发展余地。人权观念的自由和平等，在争夺权利的场合中逐渐转变为保卫自己利益的个人主义，自制的纪律也沦为放任和懒散。一次又一次产业结构的改变，给教育的内容和居住的形态引来新的形式。例如，大部分人口都集中于都市，都市的居民不断变动，不遑宁居，社群离散，人情淡薄，遂使“寂寞的人群”只有孤独。又如，民主政治是西方现代文化的骄傲，但在个人主义代替了公民精神后，民主制度的实践也就打了极大的折扣。
　　最近两三年，欧洲不少国家的政局都有向右转的趋向，美国的特朗普政权也远远背离了民主的传统精神。文化领域的活动一天天地远离心灵的滋润，而趋于庸俗的欲望满足。剩下的一些不甘于粗俗和低劣的文化产品则转而走向消极和悲观。
　　以上这些趋向，到了今天已积重难返，很难在枝节上加以修正。尤其在可见的未来十年，以走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发展方向，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精神，在精神物化海啸的巨浪下，将不再有发展的余地。原本在人类历史纪录中具有傲人成就的西方现代文明，可谓已到日薄西山的黄昏。西方模式有值得参考及学习之处，却也应当作前车之鉴，让我们避免覆辙。
　　从当下展望未来十年，尤其是从更长远的历史跨度考虑，我呼吁中国的俊彦之士，在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居住的中国，并正在国人望治心切的今天，多花费精力，也多得到一些空间，努力进行推陈出新，在中国传统的多元而又辩证性变化的文化基础上，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东”和“西”的新世界文化。这一文化眼光所注视者，也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天下；不再是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地区或是一些人，而是普世众民。
　　建构如此文化系统，不应当以中国的儒冠、儒服，或者读经、祭孔等外表的东西当作提倡的方式。知识界应当严肃地面对这一重大任务，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让每个人认识自己的尊严，同时也提醒每个人的责任感；目标应落实在儒家理想，“修己而后济众”“安百姓”；这一“济”与“安”的对象，却是从自己身边开始，一直推广到这个世界的人类。
　　人类可以从自然取得资源，以利用厚生；但也应有所约制，不可过度。要完成如此任务，不应仅仅寄望于领导者，而应是全民的投入。我们也盼望整个社会开放讨论空间，为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共同努力——对这个严肃的议题不应设置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