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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民国时发生的“暂行报律”风波的经过，以及在危机公关中政府领导者应具有的五个方面的任务：意义感知、决策制定、意义构建、终止和学习，阐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暂行报律”风波中的迅速而积极的危机公关之道。
【关键词】“暂行报律”事件 危机公关 临时政府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使民主和共和深入人心。临时政府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认为民主制度在中国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他所倡导的“民权主义”中提出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鼓吹民主自由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落实。在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之时，发生了一件新闻界为之震动的事件——“暂行报律”风波，此次风波虽然在整个社会中引发了冲突和矛盾，但临时政府应变得当，本着以民为本、尊重法制的态度，顺利度过了此次风波。
一、“暂行报律”风波始末
1912年初，鉴于《大清报律》被废止后报界面临无章可循的情况，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令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起草民国《暂行报律》。但是，刚刚颁布的《暂行报律》却遭到了新闻界的一致反对。中国报业俱进会以及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11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并且“通电各埠”，指责“内务部擅定报律，侵夺立法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①3月7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却还内务部所订报律》，其他各报也同时刊发，进一步抵制《暂行报律》。鉴于新闻界的强烈抗议，临时大总统孙中山3月9日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称“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决议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效力。不得以暂行两字，谓可从权办理。”②自此《暂行报律》乃作废，风波得以告一段落。
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言论自由正在由理想转变成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十分强调对普罗大众的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临时政府出于“补偏救弊”目的而颁布《暂行报律》，但这对于刚刚离开满清政府舆论钳制的新闻界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从而遭到新闻界的一致反对。
各界对《暂行报律》的抵制，主要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对言论自由的维护；二是认为《暂行报律》的制定主体和颁布程序不合法，即在国会尚未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尚未颁布实施之前，内务部擅自颁布“报律”便属于“侵立法大权”的违法程序，因此不应当被遵守；三是《暂行报律》内容模糊、文意不通，罪与非罪界限不清，在法律规范上存在漏洞。
纵观内务部所行报律，今日看来，其内容上虽存在漏洞但其目的是对的。章太炎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革命者，对《暂行报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称内务部“侵立法之权”、“若不知律文体裁，而以条教告示之言用为法律，无怪他人笑为外行矣”，并且认为“若贸然遵守斯令，是对于官吏则许其侵权，而对于自身则任人陵践，虽欲委曲迁就，势有不能”，他的态度坚决而极端。从当时情况来看，新生政权颁布法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与孙中山有政治分歧的章太炎表现出这样坚决的反对态度，是出于他的激进自由主义情绪，而并非纯粹地站在言论自由、新闻法制的角度。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放纵亦或是钳制这样的激进言论，处理不慎都会对动荡的社会局面造成更大混乱。
然而面对全社会的一致抵制，作为新生政权的领导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恼羞成怒进而镇压舆论，反而在第一时间里做出了明确表态——下令取消《暂行报律》。这次的“暂行报律”风波对临时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公关危机，能否妥善处理此次危机关系着临时政府的稳固以及民心所向。对于担任着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来说，在危机中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
二、临时政府的危机公关
在出现社会问题时，政府面对公众既要承认所面对的问题，又不能推卸责任，这是赢得公众信任的最基本条件。危机发生时，领导者的危机意识和决策制定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危机中的领导者主要有五个关键性的任务，分别是：“意义感知、决策制定、意义构建、终止和学习。”③其中，意义感知主要指一旦存在出现危机的潜在可能性，领导者就能够感知并且采取措施来应对。领导者必须首先对威胁进行评估，并且判断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领导者应当机立断，危机事件的发生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威胁，对什么或者对哪些人构成威胁；作为领导者应采取什么样的运作方式来处理现状，局势在下一阶段将会如何发展，等等。
显然，《暂行报律》的颁布是由于政府感知到当时社会新闻界无章可循的现况而制定的；而《暂行报律》的取消则是孙中山先生考虑到“报界全体万难承认”的状况，并认为“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故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着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④，孙中山先生以低调的姿态来回复新闻界的指责，使得民间的抵触情绪很快得到了平复，并且强调了临时政府以宪法为重而非专制之国的民主本质。在这种政府与公众双向对等交流沟通模式之下，政府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公开危机并做出相应解释，积极消除公众的恐慌与误解；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民意，并将其作为决策的依据。
危机常常是突如其来的，这使得政策必须在短时间内制定。在危急情况下，公共资源很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危机形势亦模糊易变，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思考、商量和政策获得认同的时间非常有限。危机迫使政府及其领导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应对他们在日常管理中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暂行报律》风波来看，《暂行报律》是在3月4日颁布的，而一经颁布就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上海报界俱进会抵制《暂行报律》的通电发布于3月6日，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发表于3月7日；而孙中山先生《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亦发布于3月7日，临时政府采取措施之迅速，可见孙中山先生的决断力。政府与媒体沟通顺畅、对舆论做出反应快速，才能使这次危机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
【关键词】“暂行报律”事件 危机公关 临时政府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使民主和共和深入人心。临时政府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认为民主制度在中国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他所倡导的“民权主义”中提出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鼓吹民主自由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落实。在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之时，发生了一件新闻界为之震动的事件——“暂行报律”风波，此次风波虽然在整个社会中引发了冲突和矛盾，但临时政府应变得当，本着以民为本、尊重法制的态度，顺利度过了此次风波。
一、“暂行报律”风波始末
1912年初，鉴于《大清报律》被废止后报界面临无章可循的情况，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令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起草民国《暂行报律》。但是，刚刚颁布的《暂行报律》却遭到了新闻界的一致反对。中国报业俱进会以及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11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并且“通电各埠”，指责“内务部擅定报律，侵夺立法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①3月7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却还内务部所订报律》，其他各报也同时刊发，进一步抵制《暂行报律》。鉴于新闻界的强烈抗议，临时大总统孙中山3月9日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称“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决议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效力。不得以暂行两字，谓可从权办理。”②自此《暂行报律》乃作废，风波得以告一段落。
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言论自由正在由理想转变成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十分强调对普罗大众的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临时政府出于“补偏救弊”目的而颁布《暂行报律》，但这对于刚刚离开满清政府舆论钳制的新闻界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从而遭到新闻界的一致反对。
各界对《暂行报律》的抵制，主要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对言论自由的维护；二是认为《暂行报律》的制定主体和颁布程序不合法，即在国会尚未成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尚未颁布实施之前，内务部擅自颁布“报律”便属于“侵立法大权”的违法程序，因此不应当被遵守；三是《暂行报律》内容模糊、文意不通，罪与非罪界限不清，在法律规范上存在漏洞。
纵观内务部所行报律，今日看来，其内容上虽存在漏洞但其目的是对的。章太炎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革命者，对《暂行报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称内务部“侵立法之权”、“若不知律文体裁，而以条教告示之言用为法律，无怪他人笑为外行矣”，并且认为“若贸然遵守斯令，是对于官吏则许其侵权，而对于自身则任人陵践，虽欲委曲迁就，势有不能”，他的态度坚决而极端。从当时情况来看，新生政权颁布法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与孙中山有政治分歧的章太炎表现出这样坚决的反对态度，是出于他的激进自由主义情绪，而并非纯粹地站在言论自由、新闻法制的角度。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放纵亦或是钳制这样的激进言论，处理不慎都会对动荡的社会局面造成更大混乱。
然而面对全社会的一致抵制，作为新生政权的领导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恼羞成怒进而镇压舆论，反而在第一时间里做出了明确表态——下令取消《暂行报律》。这次的“暂行报律”风波对临时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公关危机，能否妥善处理此次危机关系着临时政府的稳固以及民心所向。对于担任着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来说，在危机中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
二、临时政府的危机公关
在出现社会问题时，政府面对公众既要承认所面对的问题，又不能推卸责任，这是赢得公众信任的最基本条件。危机发生时，领导者的危机意识和决策制定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在危机中的领导者主要有五个关键性的任务，分别是：“意义感知、决策制定、意义构建、终止和学习。”③其中，意义感知主要指一旦存在出现危机的潜在可能性，领导者就能够感知并且采取措施来应对。领导者必须首先对威胁进行评估，并且判断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领导者应当机立断，危机事件的发生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威胁，对什么或者对哪些人构成威胁；作为领导者应采取什么样的运作方式来处理现状，局势在下一阶段将会如何发展，等等。
显然，《暂行报律》的颁布是由于政府感知到当时社会新闻界无章可循的现况而制定的；而《暂行报律》的取消则是孙中山先生考虑到“报界全体万难承认”的状况，并认为“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故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着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④，孙中山先生以低调的姿态来回复新闻界的指责，使得民间的抵触情绪很快得到了平复，并且强调了临时政府以宪法为重而非专制之国的民主本质。在这种政府与公众双向对等交流沟通模式之下，政府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公开危机并做出相应解释，积极消除公众的恐慌与误解；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民意，并将其作为决策的依据。
危机常常是突如其来的，这使得政策必须在短时间内制定。在危急情况下，公共资源很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危机形势亦模糊易变，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思考、商量和政策获得认同的时间非常有限。危机迫使政府及其领导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应对他们在日常管理中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暂行报律》风波来看，《暂行报律》是在3月4日颁布的，而一经颁布就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上海报界俱进会抵制《暂行报律》的通电发布于3月6日，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发表于3月7日；而孙中山先生《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亦发布于3月7日，临时政府采取措施之迅速，可见孙中山先生的决断力。政府与媒体沟通顺畅、对舆论做出反应快速，才能使这次危机在短时间内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