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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追求的境界就是：援助完了以后，即使委托人难逃一死，他仍然会感谢辩护人
“许多人至今都没有真正认识到，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不只是当事人，还包括许多知法懂法的律师和法检机关的工作人员。”张青松吸了一口烟，从深陷的沙发上坐起来，朝着半开的窗户，缓缓吐出嘴里的云雾，然后问记者：“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想象过即使你挽不回委托人的性命，他依然会感激你？”
初涉死刑指定辩护
张青松与死刑案指定辩护的缘分源于一件偶然承办的指派案件。
记不清是2003年还是2004年，那时，北京的法律援助中心形成规模没多久，施行的指派规则还是很原始的“轮盘”规则，即律所们轮着来，每个所轮上几天，假如轮到你们所的那几天正好有案子需要指定辩护，就由你们所派人去参加。当时北京有两万多名律师，按这个规则，有的律师根本就没机会。
然而，正好就有一个死刑案件落到了张青松头上。这个案件的部分细节他至今仍然记得，也成为他后来积极投身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的一块敲门砖。
当时，有两名来自河北的被告人因贩毒一审被判处死刑。案件进入二审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找到张青松，请他为其中一人提供法律援助。
他初次见到自己的委托人就被震撼到了，委托人“坐在会面室的铁笼子里，紧张得发抖，语无伦次，他已经被宣判死刑，我能感受到他心中难以平复的惊惧和强烈的求生欲望。”核对案情时，委托人多次声泪俱下地请求张青松无论如何帮他免死，“做牛做马都可以，这是他的原话。”张青松回忆。
“对于这种请求，我很少回应，但我看到他那非比寻常的求生欲望，觉得这事非认真办不可。”张青松说，“幸运的是，我确实发现了一个可能让他免死的机会。”
据此，他当天问了委托人两个问题：第一，这件事（罪行）到底有没有？委托人说：有。他又问：你的同伙是怎么被抓获的？委托人就开始讲自己到案和同伙到案的过程。原来，委托人到案以后，积极交待犯罪事实，并且告诉了警方同案犯的电话号码、住址，为了确认同案犯的位置，委托人还协助警方给同案犯打了一个电话。这是明显的立功情节，张青松发现的免死机会就是它。
此后的辩护就顺理成章了，张青松在二审中提出了被告人立功的辩护意见，并经办案警方作证确认。当法官宣布将死刑改判为死缓的那一刻，张青松看到委托人激动得泪流满面，望着自己的家人，看惯了这些生离死别的他，算是真正体会到了死刑案法律援助的价值。
从零星接手到规模化援助
此后，张青松开始与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联系，时不时接手一些死刑援辩案件。2006年，他自己的尚权律师事务所成立，专门从事刑事辩护。两年后，律所的律师开始多了起来，张青松就让财务主管邓青友找到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表达了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意愿；隔年，尚权所又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签订援助协议，开始了“规模化”援助。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学法提到张青松就赞不绝口，2009年的时候，王学法正好希望中心的志愿律师队伍能得到扩军，张青松的加入无疑给他这一计划开了个好头。
接着，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就频繁指派尚权律所承办援助案件，有相当部分是死刑案件。有时候法院会专门发函，请求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张青松为某些死刑案件辩护，张青松基本都不会拒绝。
而张青松毕竟是已经成名的刑辩律师，手上的案子变得无穷无尽，死刑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他来说开始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张青松又不忍心让法律援助中心空手而回，他就只好“仗着律所主任的身份，把律所10来个律师全部拖到志愿法律援助律师的队伍中去了”。
“李长青律师，就正在承办一起死刑案件的指定辩护。”张青松介绍，“他当时是被指定为被告作一审辩护，被告被判死刑。回来后，李长青沮丧地跟我们说：‘还是判了死刑。’但是谁知道现在案子进入二审程序，被告竟然向法院点名，希望法院仍指定李长青为他作二审辩护。律师的付出得到当事人的肯定，我想不用说，他肯定花了不少功夫去援助。”
通过采访李长青，《方圆》记者得知这起死刑案源于一次非常恶劣的暴力犯罪。他的委托人程海波因贫困，抢劫了一辆出租车，残忍地杀害了出租车司机；过了两天，他和一个同伙开着抢来的车带着猎枪准备去银行抢劫，失败了，抗拒抓捕过程中导致一位民警重伤，逃逸过程中还导致多人受伤。
在好多人眼里，他被判死刑理所应当，但李长青仍然提出了犯罪细节、认罪态度等三方面的辩护意见，辩护中为程海波说了不少好话，希望法院能免程海波一死。当记者问李长青，为什么这样恶劣的犯罪，还要求法院为他网开一面？李长青回答，在法院认定以前，“恶劣的犯罪”这种评价还不能成立，在法院判决以前，任何当事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张青松说，这种类型的案件和当事人，可以说是死刑援辩的家常便饭。
同样的死刑，不同的当事人
越到后来，张青松名气渐长，刑辩律师“京城四少”之一的名号也越来越响亮。相应的，张青松接到的援助案件也发生了变化。张青松说，自己援助死刑案件的规律可以总结为：案件越来越少，重量级越来越高。
重量级的变化反映在案件类型上就是由暴力犯罪死刑案转变为职务犯罪死刑案、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犯罪的死刑案。
2009年，张青松承办了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勇受贿案。这算是他接手的最重量级的死刑指定辩护案件。
宋勇案发以后，一直没有为自己请律师，即使家属想为他请律师，他也一一回绝。张青松说，当时自己也不理解，宋勇家境殷实，又面临着可能被判死刑的危机，为何坚持不要律师？后来他才明白，其实宋勇根本就不相信法律。
他回忆刚刚见到宋勇的情形，宋勇显得相当轻松，跟他聊起案情，他也一副“轮到我我认了”的态度。“宋勇对于所有的犯罪行为全部供认不讳，他到案后还坦白了许多警方原本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张青松说，“我问他，你现在想我怎样为你辩护？他就说了四个字：你看着办。”最终，宋勇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有上诉。
张青松对《方圆》记者说：“我办过的死刑援辩案件，高官是最为特殊的一种。越是级别高，越懂法律，却越不相信法律，比如宋勇，他只盲目相信所谓的‘权力’，对待律师的态度十分漠然。”
“而其他的当事人则不同，无论是穷凶极恶的暴徒还是生活所迫的可怜人，他们对待律师的态度都还是很好。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个听你说话的律师，没有收钱，会为你说话，不是和警察一伙的。”张青松说。
在张青松援助的死刑案件中，各种类型的都有，他总结说：穷凶极恶的，会跟律师讲义气；生活所迫的，背后有说不完的辛酸故事；厌世或者精神不正常的，总有形成他特殊精神状态的原因；经济犯罪的，通常聪明绝顶，比律师懂得都多；而高官们，复杂而又不相信法律。
有时候舆论会把死刑援辩妖魔化
如果只承担为当事人辩护的义务，那么死刑案的援辩还没有那么复杂。张青松感到最头疼的是，一个死刑辩护的律师，有时还要跟案件以外的所有人交锋。
2011年8月22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举国瞩目的案件：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
该案案发后因为情节极其恶劣而受到广泛关注，一审李昌奎被判死刑。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案件的二审竟将李昌奎从死刑改判为死缓，这成为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有人开始质疑“法律的公正性”，有人抨击二审法院法官赵伟和为李昌奎辩护的律师们。
压力之下，云南省高院决定重审此案。正是这一举措引起了张青松的注意，他接受了李昌奎家属的委托，从北京赶赴云南，带着邓青友等两名助手，以李昌奎辩护人的身份出现在再审法庭上。这一回张青松收了律师费，但据邓青友介绍，只是象征性的300元。
张青松为什么会前往云南为这样一起“舆论压死牛”的案件提供援助辩护呢？张青松表示，云南高院的重审决定让他坐立不安。舆论能够左右量刑已经屡见不鲜，但是舆论能够左右程序那就太夸张了。虽然不知道云南高院是否真的受舆论压力所迫作出重审决定，但他有义务以一个律师的身份，让这个案件变得更“法律”一些。
“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让公众知道，律师不代表正义。律师就是这样一个职业，任何人，坏蛋还是好人，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获得辩护的权利是均等的。”张青松说，“如果把死刑辩护妖魔化，为好人辩护就是正义，为坏蛋辩护就是邪恶，那么我认为我有义务来纠正这个错误的认识。”
死刑援辩的三重境界
张青松如此致力于法律援助，让不少同行觉得惊讶不已。邓青友也说，虽然知道张青松热衷刑事法律援助这项公益，但当张青松要求她去跟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长期联系的时候她仍然不太理解：因为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交付的案子已经不少，为何还要再负担另一拨数量更多、难度更大的法律援助案件？
追求死刑援辩的价值，或许是张青松最不同于其他死刑案辩护律师之处。在张青松看来，死刑援辩可以分为三重境界：
第一重，法律援助完了，不管案件结果，辩护人和委托人谁都还不认识谁，委托人对辩护人“一点意见都没有”，因为自己什么都没指望，而辩护人也什么都没干，援辩只是走了个过场。
张青松表示，这种情形前几年还相当普遍。“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律师多，有部分律师案源少、经济比较拮据。据我了解，有律师专门以援助案件为生。虽然一件就几百上千块钱，但办得多了效益也还不错。但问题就在这个‘办得多了’上面，怎样才能办得多？缩短周期。但周期长是刑事案件的特点，死刑案件尤甚。我现在一年办理8个案件就已经是极限，但有些以援助案件为生的律师一周就能办一件，这样短的周期使得辩护形同虚设。我曾见过一起死刑案件，辩护人当庭写辩护词，恐怕委托人也是当庭才认识吧？”
第二重，援助完了，委托人对辩护人意见很大。有时候委托人对自己翻案或减轻量刑有所期待，而律师没能完成这个目标，委托人可能会对辩护人不满甚至投诉。这种稍好，因为至少律师认真理解了这个案件，只是与委托人意见不合，孰是孰非还不好说。
“我早年办理案件，也遇到过委托人要你退还律师费的，那种时候真是说不出的难受。承办指定辩护的案件，由于是法律援助中心掏钱，委托人不会问你退钱，而且要求也更松一些。但是他们也会对律师表示自己的不满。委托人的家属有时候也会写信投诉律师。”张青松说。
第三重是最值得追求的境界，就是：援助完了以后，即使委托人难逃一死，他仍然会感谢辩护人。
张青松回忆，去年他接手了浙江省高院某副庭长潘华山“杀人分尸”的案件，这起案件主观恶性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当时他看了案卷，对潘华山的家属说：“基本死定了。”他会见潘华山的时候，潘华山也从未向他表露出求生的意愿，潘华山明白自己必死无疑。
张青松见此，就没有再跟潘华山多聊案情，而是听他讲自己童年的故事，少年的遭遇，他承担的苦和承受的委屈。张青松渐渐发现，论罪当诛的潘华山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开庭前三天，张青松特意给主审法官打了个电话，说：“一审判什么罪名已经不重要了，但是请法官在庭审时一定要给我说话的时间，我保证不会跑题，半个小时就够了。”
庭审那天，法官果真给了张青松半个小时，他就把自己了解的潘华山的故事讲了出来，他为什么杀人？他一生中又经历了哪些事情造就了今天的悲剧？众人的困惑被一一解答。
最后，潘华山没能免死，被杭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执行死刑前，潘华山获得了两个小时的与家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后来家属打电话告诉张青松当时的情形，说潘华山花了整整半个小时叮嘱他们一定要将自己的感激之情传达给张律师，“那么短的时间，把我一生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张青松告诉记者：“有的律师讲究‘无罪辩护率’、‘改判率’，其实大多数死刑案件的当事人不仅需要有人为他们辩护，争取法律上的权利，更多的，他们希望有人肯听他们说话，能为他们说话。死刑辩护其实没有那么高深，最高境界无非就是多用点心在委托人身上。我想这才是死刑援辩的最高价值吧？”
“许多人至今都没有真正认识到，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不只是当事人，还包括许多知法懂法的律师和法检机关的工作人员。”张青松吸了一口烟，从深陷的沙发上坐起来，朝着半开的窗户，缓缓吐出嘴里的云雾，然后问记者：“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想象过即使你挽不回委托人的性命，他依然会感激你？”
初涉死刑指定辩护
张青松与死刑案指定辩护的缘分源于一件偶然承办的指派案件。
记不清是2003年还是2004年，那时，北京的法律援助中心形成规模没多久，施行的指派规则还是很原始的“轮盘”规则，即律所们轮着来，每个所轮上几天，假如轮到你们所的那几天正好有案子需要指定辩护，就由你们所派人去参加。当时北京有两万多名律师，按这个规则，有的律师根本就没机会。
然而，正好就有一个死刑案件落到了张青松头上。这个案件的部分细节他至今仍然记得，也成为他后来积极投身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的一块敲门砖。
当时，有两名来自河北的被告人因贩毒一审被判处死刑。案件进入二审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找到张青松，请他为其中一人提供法律援助。
他初次见到自己的委托人就被震撼到了，委托人“坐在会面室的铁笼子里，紧张得发抖，语无伦次，他已经被宣判死刑，我能感受到他心中难以平复的惊惧和强烈的求生欲望。”核对案情时，委托人多次声泪俱下地请求张青松无论如何帮他免死，“做牛做马都可以，这是他的原话。”张青松回忆。
“对于这种请求，我很少回应，但我看到他那非比寻常的求生欲望，觉得这事非认真办不可。”张青松说，“幸运的是，我确实发现了一个可能让他免死的机会。”
据此，他当天问了委托人两个问题：第一，这件事（罪行）到底有没有？委托人说：有。他又问：你的同伙是怎么被抓获的？委托人就开始讲自己到案和同伙到案的过程。原来，委托人到案以后，积极交待犯罪事实，并且告诉了警方同案犯的电话号码、住址，为了确认同案犯的位置，委托人还协助警方给同案犯打了一个电话。这是明显的立功情节，张青松发现的免死机会就是它。
此后的辩护就顺理成章了，张青松在二审中提出了被告人立功的辩护意见，并经办案警方作证确认。当法官宣布将死刑改判为死缓的那一刻，张青松看到委托人激动得泪流满面，望着自己的家人，看惯了这些生离死别的他，算是真正体会到了死刑案法律援助的价值。
从零星接手到规模化援助
此后，张青松开始与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联系，时不时接手一些死刑援辩案件。2006年，他自己的尚权律师事务所成立，专门从事刑事辩护。两年后，律所的律师开始多了起来，张青松就让财务主管邓青友找到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表达了愿意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意愿；隔年，尚权所又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签订援助协议，开始了“规模化”援助。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学法提到张青松就赞不绝口，2009年的时候，王学法正好希望中心的志愿律师队伍能得到扩军，张青松的加入无疑给他这一计划开了个好头。
接着，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就频繁指派尚权律所承办援助案件，有相当部分是死刑案件。有时候法院会专门发函，请求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张青松为某些死刑案件辩护，张青松基本都不会拒绝。
而张青松毕竟是已经成名的刑辩律师，手上的案子变得无穷无尽，死刑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他来说开始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张青松又不忍心让法律援助中心空手而回，他就只好“仗着律所主任的身份，把律所10来个律师全部拖到志愿法律援助律师的队伍中去了”。
“李长青律师，就正在承办一起死刑案件的指定辩护。”张青松介绍，“他当时是被指定为被告作一审辩护，被告被判死刑。回来后，李长青沮丧地跟我们说：‘还是判了死刑。’但是谁知道现在案子进入二审程序，被告竟然向法院点名，希望法院仍指定李长青为他作二审辩护。律师的付出得到当事人的肯定，我想不用说，他肯定花了不少功夫去援助。”
通过采访李长青，《方圆》记者得知这起死刑案源于一次非常恶劣的暴力犯罪。他的委托人程海波因贫困，抢劫了一辆出租车，残忍地杀害了出租车司机；过了两天，他和一个同伙开着抢来的车带着猎枪准备去银行抢劫，失败了，抗拒抓捕过程中导致一位民警重伤，逃逸过程中还导致多人受伤。
在好多人眼里，他被判死刑理所应当，但李长青仍然提出了犯罪细节、认罪态度等三方面的辩护意见，辩护中为程海波说了不少好话，希望法院能免程海波一死。当记者问李长青，为什么这样恶劣的犯罪，还要求法院为他网开一面？李长青回答，在法院认定以前，“恶劣的犯罪”这种评价还不能成立，在法院判决以前，任何当事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张青松说，这种类型的案件和当事人，可以说是死刑援辩的家常便饭。
同样的死刑，不同的当事人
越到后来，张青松名气渐长，刑辩律师“京城四少”之一的名号也越来越响亮。相应的，张青松接到的援助案件也发生了变化。张青松说，自己援助死刑案件的规律可以总结为：案件越来越少，重量级越来越高。
重量级的变化反映在案件类型上就是由暴力犯罪死刑案转变为职务犯罪死刑案、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犯罪的死刑案。
2009年，张青松承办了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勇受贿案。这算是他接手的最重量级的死刑指定辩护案件。
宋勇案发以后，一直没有为自己请律师，即使家属想为他请律师，他也一一回绝。张青松说，当时自己也不理解，宋勇家境殷实，又面临着可能被判死刑的危机，为何坚持不要律师？后来他才明白，其实宋勇根本就不相信法律。
他回忆刚刚见到宋勇的情形，宋勇显得相当轻松，跟他聊起案情，他也一副“轮到我我认了”的态度。“宋勇对于所有的犯罪行为全部供认不讳，他到案后还坦白了许多警方原本没有掌握的犯罪事实。”张青松说，“我问他，你现在想我怎样为你辩护？他就说了四个字：你看着办。”最终，宋勇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有上诉。
张青松对《方圆》记者说：“我办过的死刑援辩案件，高官是最为特殊的一种。越是级别高，越懂法律，却越不相信法律，比如宋勇，他只盲目相信所谓的‘权力’，对待律师的态度十分漠然。”
“而其他的当事人则不同，无论是穷凶极恶的暴徒还是生活所迫的可怜人，他们对待律师的态度都还是很好。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个听你说话的律师，没有收钱，会为你说话，不是和警察一伙的。”张青松说。
在张青松援助的死刑案件中，各种类型的都有，他总结说：穷凶极恶的，会跟律师讲义气；生活所迫的，背后有说不完的辛酸故事；厌世或者精神不正常的，总有形成他特殊精神状态的原因；经济犯罪的，通常聪明绝顶，比律师懂得都多；而高官们，复杂而又不相信法律。
有时候舆论会把死刑援辩妖魔化
如果只承担为当事人辩护的义务，那么死刑案的援辩还没有那么复杂。张青松感到最头疼的是，一个死刑辩护的律师，有时还要跟案件以外的所有人交锋。
2011年8月22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举国瞩目的案件：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
该案案发后因为情节极其恶劣而受到广泛关注，一审李昌奎被判死刑。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案件的二审竟将李昌奎从死刑改判为死缓，这成为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有人开始质疑“法律的公正性”，有人抨击二审法院法官赵伟和为李昌奎辩护的律师们。
压力之下，云南省高院决定重审此案。正是这一举措引起了张青松的注意，他接受了李昌奎家属的委托，从北京赶赴云南，带着邓青友等两名助手，以李昌奎辩护人的身份出现在再审法庭上。这一回张青松收了律师费，但据邓青友介绍，只是象征性的300元。
张青松为什么会前往云南为这样一起“舆论压死牛”的案件提供援助辩护呢？张青松表示，云南高院的重审决定让他坐立不安。舆论能够左右量刑已经屡见不鲜，但是舆论能够左右程序那就太夸张了。虽然不知道云南高院是否真的受舆论压力所迫作出重审决定，但他有义务以一个律师的身份，让这个案件变得更“法律”一些。
“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让公众知道，律师不代表正义。律师就是这样一个职业，任何人，坏蛋还是好人，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获得辩护的权利是均等的。”张青松说，“如果把死刑辩护妖魔化，为好人辩护就是正义，为坏蛋辩护就是邪恶，那么我认为我有义务来纠正这个错误的认识。”
死刑援辩的三重境界
张青松如此致力于法律援助，让不少同行觉得惊讶不已。邓青友也说，虽然知道张青松热衷刑事法律援助这项公益，但当张青松要求她去跟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长期联系的时候她仍然不太理解：因为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交付的案子已经不少，为何还要再负担另一拨数量更多、难度更大的法律援助案件？
追求死刑援辩的价值，或许是张青松最不同于其他死刑案辩护律师之处。在张青松看来，死刑援辩可以分为三重境界：
第一重，法律援助完了，不管案件结果，辩护人和委托人谁都还不认识谁，委托人对辩护人“一点意见都没有”，因为自己什么都没指望，而辩护人也什么都没干，援辩只是走了个过场。
张青松表示，这种情形前几年还相当普遍。“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律师多，有部分律师案源少、经济比较拮据。据我了解，有律师专门以援助案件为生。虽然一件就几百上千块钱，但办得多了效益也还不错。但问题就在这个‘办得多了’上面，怎样才能办得多？缩短周期。但周期长是刑事案件的特点，死刑案件尤甚。我现在一年办理8个案件就已经是极限，但有些以援助案件为生的律师一周就能办一件，这样短的周期使得辩护形同虚设。我曾见过一起死刑案件，辩护人当庭写辩护词，恐怕委托人也是当庭才认识吧？”
第二重，援助完了，委托人对辩护人意见很大。有时候委托人对自己翻案或减轻量刑有所期待，而律师没能完成这个目标，委托人可能会对辩护人不满甚至投诉。这种稍好，因为至少律师认真理解了这个案件，只是与委托人意见不合，孰是孰非还不好说。
“我早年办理案件，也遇到过委托人要你退还律师费的，那种时候真是说不出的难受。承办指定辩护的案件，由于是法律援助中心掏钱，委托人不会问你退钱，而且要求也更松一些。但是他们也会对律师表示自己的不满。委托人的家属有时候也会写信投诉律师。”张青松说。
第三重是最值得追求的境界，就是：援助完了以后，即使委托人难逃一死，他仍然会感谢辩护人。
张青松回忆，去年他接手了浙江省高院某副庭长潘华山“杀人分尸”的案件，这起案件主观恶性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非常恶劣，当时他看了案卷，对潘华山的家属说：“基本死定了。”他会见潘华山的时候，潘华山也从未向他表露出求生的意愿，潘华山明白自己必死无疑。
张青松见此，就没有再跟潘华山多聊案情，而是听他讲自己童年的故事，少年的遭遇，他承担的苦和承受的委屈。张青松渐渐发现，论罪当诛的潘华山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开庭前三天，张青松特意给主审法官打了个电话，说：“一审判什么罪名已经不重要了，但是请法官在庭审时一定要给我说话的时间，我保证不会跑题，半个小时就够了。”
庭审那天，法官果真给了张青松半个小时，他就把自己了解的潘华山的故事讲了出来，他为什么杀人？他一生中又经历了哪些事情造就了今天的悲剧？众人的困惑被一一解答。
最后，潘华山没能免死，被杭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执行死刑前，潘华山获得了两个小时的与家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后来家属打电话告诉张青松当时的情形，说潘华山花了整整半个小时叮嘱他们一定要将自己的感激之情传达给张律师，“那么短的时间，把我一生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张青松告诉记者：“有的律师讲究‘无罪辩护率’、‘改判率’，其实大多数死刑案件的当事人不仅需要有人为他们辩护，争取法律上的权利，更多的，他们希望有人肯听他们说话，能为他们说话。死刑辩护其实没有那么高深，最高境界无非就是多用点心在委托人身上。我想这才是死刑援辩的最高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