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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很多，可是有独立起源的，有自己发展轨迹的古代文明则很少，而且，如果从文明的延续性来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到今天还在继续发扬光大的文明。因此，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自古至今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见证，它记录了中国古代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状况，为世人展示了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人民智慧结晶的历史典籍却多次遭到封建王朝统治者的焚毁与篡改。前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有清代以编纂《四库全书》为由，对中华古代文化典籍进行的毁灭和歪曲。虽然后者所采用的手段似乎较为温和，但从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看来，无疑比前者更为恶劣。原因很简单，秦代中华文明尚在初始阶段，纵然焚之坑之，其数量尚属有限，而中华文明发展至清代，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文明之园内随意践踏，自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史有明载，为了编纂《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三千四百七十一部书，编纂者用来访书的时间约两三年，其后就是长达十九年旷日持久,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查缴“违碍”、“悖逆”之书的运动。“但凡有妨害清朝统治的，所记历史事实对其不利的，思想立场对立的，被认为有伤风化的，一律要搜查、禁行，不许流传。”在编修《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三千一百多种, 十五万部以上的书籍被销毁，随之出现了有清一代文字狱的高峰，其惨烈程度显然远远超过了焚书坑儒。
在此基础上纂修的《四库全书》，虽然“权威”，却无法代表中华文明枝叶繁茂的原貌。有感于此，国学大师文怀沙以耄耋之年，发愿辑集《四部文明》。该书的纂修以“择善存真”为准的，兼寓“拨乱反正”之旨归，为中国文明史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历经多年的艰苦劳作，此书迄今终告完成。丛书的编纂也得到了中央和省市政府领导的指导和关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伟长、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布赫等都给予了本书高度的评价；陕西省人民政府袁纯清省长多次批示，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助；这些都是这一旷世大典得以顺利完成和面世的重要保证。
《四部文明》是对我国先秦至隋唐两千余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研究的大规模纂述，是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二百卷，收录古籍原著一千五百六十余种，一万八千二百余卷，共计一亿四千余万字。其中《商周文明》三十卷，《秦汉文明》六十卷，《魏晋南北朝文明》三十卷，《隋唐文明》一百卷。在编纂上，丛书以“罕见”和“实用”并举，衡量古今，斟酌取舍，比对先后多种版本，比较异同，确定最善之本；在文献方面，《四部文明》首次编录了国内外收藏的珍善本古籍，如收录唐写本四种，宋本一百零一种（宋刻本六十八种，影翻宋本三十三种），元本十九种，明本一百二十一种，清本三百一十一种，经藏本七种，日本古刻本十二种，旧抄本二种。其中尤以宋本《隋书》八十五卷，稿本《唐诗》七百一十七卷，宋本《杜诗补注》三十卷，清抄本《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清抄本《唐会要》阙卷四卷等一批珍贵古籍，皆为学术界久慕其名而无由一睹的传世孤本；在内容编排上，既考虑到所收文献的完整性，又照顾到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延续性，尽量使从事某领域研究工作的学者能够方便地利用资料参证研究，不同于以往丛书简单的文献罗列。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构成中华文明主干的周秦汉唐王朝即建都于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见证了中华文明最为繁盛的时期。可以说，《四部文明》这部被学界喻为“汉学史记、国学文典”的旷代巨编，花落西安，正是得其所哉。陕西人民出版社坐落于西安，陕西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人文环境，为我社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自1951年建社以来，我社始终致力于传承文化的事业，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图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以及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好评，成为陕西品牌价值最高的出版单位。
“睹乔木而思故家,徵文献而爱旧邦”。李长春同志曾指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历史鉴证，是维系伟大民族精神的文化根脉。要从对国家、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古籍的发掘、整理、保护、利用，特别是对一些珍贵的孤本、善本，要采取积极抢救措施，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编译和翻印出版，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光大。”我社与《四部文明》编纂委员会和曲江新区管委会、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公司共同合作，出版《四部文明》丛书，这对于继承和弘扬我们祖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总结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彰显西安文化特色，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四部文明》的出版，是建国以来陕西文化界、出版界的一次文化盛事，也是陕西人民出版社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所作的一份贡献。
（作者为陕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人民智慧结晶的历史典籍却多次遭到封建王朝统治者的焚毁与篡改。前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有清代以编纂《四库全书》为由，对中华古代文化典籍进行的毁灭和歪曲。虽然后者所采用的手段似乎较为温和，但从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看来，无疑比前者更为恶劣。原因很简单，秦代中华文明尚在初始阶段，纵然焚之坑之，其数量尚属有限，而中华文明发展至清代，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文明之园内随意践踏，自然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史有明载，为了编纂《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三千四百七十一部书，编纂者用来访书的时间约两三年，其后就是长达十九年旷日持久,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查缴“违碍”、“悖逆”之书的运动。“但凡有妨害清朝统治的，所记历史事实对其不利的，思想立场对立的，被认为有伤风化的，一律要搜查、禁行，不许流传。”在编修《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中，至少有三千一百多种, 十五万部以上的书籍被销毁，随之出现了有清一代文字狱的高峰，其惨烈程度显然远远超过了焚书坑儒。
在此基础上纂修的《四库全书》，虽然“权威”，却无法代表中华文明枝叶繁茂的原貌。有感于此，国学大师文怀沙以耄耋之年，发愿辑集《四部文明》。该书的纂修以“择善存真”为准的，兼寓“拨乱反正”之旨归，为中国文明史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历经多年的艰苦劳作，此书迄今终告完成。丛书的编纂也得到了中央和省市政府领导的指导和关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伟长、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布赫等都给予了本书高度的评价；陕西省人民政府袁纯清省长多次批示，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助；这些都是这一旷世大典得以顺利完成和面世的重要保证。
《四部文明》是对我国先秦至隋唐两千余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研究的大规模纂述，是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二百卷，收录古籍原著一千五百六十余种，一万八千二百余卷，共计一亿四千余万字。其中《商周文明》三十卷，《秦汉文明》六十卷，《魏晋南北朝文明》三十卷，《隋唐文明》一百卷。在编纂上，丛书以“罕见”和“实用”并举，衡量古今，斟酌取舍，比对先后多种版本，比较异同，确定最善之本；在文献方面，《四部文明》首次编录了国内外收藏的珍善本古籍，如收录唐写本四种，宋本一百零一种（宋刻本六十八种，影翻宋本三十三种），元本十九种，明本一百二十一种，清本三百一十一种，经藏本七种，日本古刻本十二种，旧抄本二种。其中尤以宋本《隋书》八十五卷，稿本《唐诗》七百一十七卷，宋本《杜诗补注》三十卷，清抄本《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清抄本《唐会要》阙卷四卷等一批珍贵古籍，皆为学术界久慕其名而无由一睹的传世孤本；在内容编排上，既考虑到所收文献的完整性，又照顾到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延续性，尽量使从事某领域研究工作的学者能够方便地利用资料参证研究，不同于以往丛书简单的文献罗列。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构成中华文明主干的周秦汉唐王朝即建都于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见证了中华文明最为繁盛的时期。可以说，《四部文明》这部被学界喻为“汉学史记、国学文典”的旷代巨编，花落西安，正是得其所哉。陕西人民出版社坐落于西安，陕西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人文环境，为我社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自1951年建社以来，我社始终致力于传承文化的事业，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图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以及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好评，成为陕西品牌价值最高的出版单位。
“睹乔木而思故家,徵文献而爱旧邦”。李长春同志曾指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历史鉴证，是维系伟大民族精神的文化根脉。要从对国家、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古籍的发掘、整理、保护、利用，特别是对一些珍贵的孤本、善本，要采取积极抢救措施，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编译和翻印出版，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断发扬光大。”我社与《四部文明》编纂委员会和曲江新区管委会、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公司共同合作，出版《四部文明》丛书，这对于继承和弘扬我们祖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总结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彰显西安文化特色，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四部文明》的出版，是建国以来陕西文化界、出版界的一次文化盛事，也是陕西人民出版社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所作的一份贡献。
（作者为陕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