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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建的热情与藏富于国的传统,使消费的比例逐年降低。解决之道或可成立国民公益基金,实行国企利润的全民分配。
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总说美国人爱消费,而其实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71%,和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人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穿、住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相当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在过去50多年里,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所以,我们在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在过去60年里,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股趋势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惑在国富民羸
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六七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元,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元,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6万亿元。8万亿元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元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元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000多元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预算内的5.4万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为5.4万亿元,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这6000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为461元,这461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我们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1.5万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区别不只在效率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效率高还是低上面,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它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这又给消费带来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服务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现在回过头看,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的技术,特别是与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的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这说明他们的发展距离民生太远,与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我不是说政府官员在做投资和开支决策的时候,会不负责任,而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投资于那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更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前途。
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开支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和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和民生服务业的需求。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包括消费品和生活服务,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正因为这个原因,私有制经济往往能促进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今天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过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由它的需求结构导致的,需求结构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全民所有新形式探索
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的改革。第一当然是国家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这是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这一方案已经讨论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已有1.5亿左右的基金账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账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账户,应该也不会太难。
作者系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总说美国人爱消费,而其实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71%,和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人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穿、住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相当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在过去50多年里,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所以,我们在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在过去60年里,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股趋势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惑在国富民羸
按照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六七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元的国有资产。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元,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元,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6万亿元。8万亿元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元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元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000多元的财产性收入。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预算内的5.4万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我们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制度机制来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我们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为5.4万亿元,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000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这6000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为461元,这461元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我们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1.5万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区别不只在效率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效率高还是低上面,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它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这又给消费带来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基本没有服务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现在回过头看,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的技术,特别是与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的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这说明他们的发展距离民生太远,与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我不是说政府官员在做投资和开支决策的时候,会不负责任,而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投资于那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更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前途。
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开支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和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和民生服务业的需求。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包括消费品和生活服务,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带来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正因为这个原因,私有制经济往往能促进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今天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过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由它的需求结构导致的,需求结构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全民所有新形式探索
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具体讲,就必须从事下面两方面的改革。第一当然是国家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这是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
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138家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然后,就像现在的公众股权基金一样可以交易。另外,在31个省市分别成立各省市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国企资产都注入其中,每个省的国民权益基金基本上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比如按6:4或是7:3的比例,将各省国民权益基金分到所有公民手里。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这一方案已经讨论了一年多,有很多不同反应。有人说,这些国民权益基金交易起来很难,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其实,我觉得,在操作层面上,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和基金行业已经走得很远了,到现在已有1.5亿左右的基金账户。所以,既然这些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处理好1.5亿个基金账户,处理13亿国民权益基金账户,应该也不会太难。
作者系为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