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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千年来，中国的教育被科举制度主导，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今天，随着市场逐渐发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科举化教育传统终结的迹象终于越来越明显了，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将有何种影响？
科举制度乃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伴生物。科举的核心是把教育与选官捆绑为一体，接受官方教育、参加官方科举考试，成为获得权力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因而，科举制度开启了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式平民政治，给了每个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让人们在忍受权力的肆无忌惮之时，又时刻幻想着自己通过这场智力游戏进入权力圈子。
如此以来，人们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必然异乎寻常。人民普遍的信念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育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的想象，让整个社会把教育变成了一种拜物教。
这种教育崇拜一直持续到当代。高考制度就是科举制度的现代翻版。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前，国家控制全部资源，国家雇佣全部大学毕业生，大学成为国家干部预备学校，毕业后即可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部门。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这些部门的社会地位和实际收入远远高于非现代性部门。如此美好前景激励着家长、孩子投入激竞惨烈的高考竞赛中。
中国的教育崇拜传统与西方的历史有巨大差异。在西方历史上，教育由教会控制，经常表示出反对君主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套科层官僚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也就不可能以考试选官。不过，这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格局，从而使近代自由宪政和资本主义有发生、发展的可能。
相反，科举制度是以权力中心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在这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系统，乃是最优的人生选择，各种次优选择，比如经商，与读书做官的收益极悬殊。而接受过科举教育的士大夫成为社会的枢纽，但这一集团是纯粹消耗性的，需由国家财政供养。因此，科举式教育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受到分享特权之预期的激励，人们把大量资源投入教育，挤入士绅集团。但一旦该群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范围，导致社会危机。
其实，这也正是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不得不改革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根源，因为，政府再也无力为所有大学生提供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和国家福利，只能让他们进入市场自谋出路。这样，读书与做官之间出现断裂，干部科举制度即将崩溃。
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读书无用论”几度浮现。
这种变化在沿海一些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最为明显，在这里，国有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而通过个人创业、出国打工、从事商贸活动所获得的收入相当高。面对着人生的多元前景，读书当干部已不再是人生最优选择，青少年和家庭多了一份选择的从容，上大学只是出路之一。由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家庭规划中相对下降了。
娱乐业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教育迷信冲击也很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赶不上三流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教授的收入赶不上二流影视明星的收入。丁俊晖、王军霞更是对书本知识迷信直接发起了挑战。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后果的初步显现，人们逐渐意识到，花了很多钱培养孩子上大学，但国家却不再提供地位高尚、收入丰厚、分享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开始理性地计算教育的成本—收益，尽管高考-上大学-当干部的想象，仍然驱动很多人不计成本地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但种种现象促使人们换一只眼看教育，教育拜物教逐渐褪色。
在干部科举制度下，人们看到过很多为了供养孩子上大学而砸锅卖铁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故事固然感人，但终究是教育拜物教下的悲剧。观念的转变，或许可以让很多家庭绕开教育、尤其是高考的致命陷阱，更为理性地安排孩子和家庭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干部科举制度瓦解，教育拜物教倒塌，开启了社会健全发育的可能性。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是一种“多中心秩序”。权力、财富、知识、道德等等都是治理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社会，公共治理以民主为基础，辅之以行政部门的科层制，社会治理以自治为本，经济、娱乐活动则通过市场机制组织。民主、自治、市场等机制共同治理社会，并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以知识为惟一标准的。
大体上，民主和自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择机制，自治领袖依靠个人道德声望脱颖而出，民主代表和行政长官则由民众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在这两个选择过程中，候选人的知识水准并非是那么紧要的问题。
在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不是教育可以传授的。像盖茨那样的辍学生完全可以因其天赋的企业家才能而成为首富。现代发展经济学宣称，教育投入积累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当然没有太大错误，但它却转移了问题的焦点所在。归根到底，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竞争，效率来自竞争之下每个人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包括组织创新、工艺创新，它更多地依赖于“窍门”，而不是教育所传授的书本知识。
因而，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GDP指标——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在高考，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市场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许多人已经在私人企业中生活;民主在基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门槛，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确实“无用”了，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当国家干部之用，此种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上大学，而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像一个正常的社会。随着教育拜物教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
科举制度乃是君主专制统治的伴生物。科举的核心是把教育与选官捆绑为一体，接受官方教育、参加官方科举考试，成为获得权力最重要的一条途径。因而，科举制度开启了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式平民政治，给了每个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让人们在忍受权力的肆无忌惮之时，又时刻幻想着自己通过这场智力游戏进入权力圈子。
如此以来，人们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必然异乎寻常。人民普遍的信念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育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的想象，让整个社会把教育变成了一种拜物教。
这种教育崇拜一直持续到当代。高考制度就是科举制度的现代翻版。尤其是在1990年代之前，国家控制全部资源，国家雇佣全部大学毕业生，大学成为国家干部预备学校，毕业后即可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部门。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这些部门的社会地位和实际收入远远高于非现代性部门。如此美好前景激励着家长、孩子投入激竞惨烈的高考竞赛中。
中国的教育崇拜传统与西方的历史有巨大差异。在西方历史上，教育由教会控制，经常表示出反对君主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君主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一套科层官僚机构进行自上而下的治理，也就不可能以考试选官。不过，这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格局，从而使近代自由宪政和资本主义有发生、发展的可能。
相反，科举制度是以权力中心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在这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系统，乃是最优的人生选择，各种次优选择，比如经商，与读书做官的收益极悬殊。而接受过科举教育的士大夫成为社会的枢纽，但这一集团是纯粹消耗性的，需由国家财政供养。因此，科举式教育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受到分享特权之预期的激励，人们把大量资源投入教育，挤入士绅集团。但一旦该群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范围，导致社会危机。
其实，这也正是8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不得不改革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根源，因为，政府再也无力为所有大学生提供国有部门的就业岗位和国家福利，只能让他们进入市场自谋出路。这样，读书与做官之间出现断裂，干部科举制度即将崩溃。
正是在这个时期，社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读书无用论”几度浮现。
这种变化在沿海一些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最为明显，在这里，国有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而通过个人创业、出国打工、从事商贸活动所获得的收入相当高。面对着人生的多元前景，读书当干部已不再是人生最优选择，青少年和家庭多了一份选择的从容，上大学只是出路之一。由此，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家庭规划中相对下降了。
娱乐业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教育迷信冲击也很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赶不上三流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教授的收入赶不上二流影视明星的收入。丁俊晖、王军霞更是对书本知识迷信直接发起了挑战。
另一方面，大学扩招后果的初步显现，人们逐渐意识到，花了很多钱培养孩子上大学，但国家却不再提供地位高尚、收入丰厚、分享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开始理性地计算教育的成本—收益，尽管高考-上大学-当干部的想象，仍然驱动很多人不计成本地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但种种现象促使人们换一只眼看教育，教育拜物教逐渐褪色。
在干部科举制度下，人们看到过很多为了供养孩子上大学而砸锅卖铁的传奇故事。这样的故事固然感人，但终究是教育拜物教下的悲剧。观念的转变，或许可以让很多家庭绕开教育、尤其是高考的致命陷阱，更为理性地安排孩子和家庭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干部科举制度瓦解，教育拜物教倒塌，开启了社会健全发育的可能性。
一个健全的社会必然是一种“多中心秩序”。权力、财富、知识、道德等等都是治理所需要的。在这样的社会，公共治理以民主为基础，辅之以行政部门的科层制，社会治理以自治为本，经济、娱乐活动则通过市场机制组织。民主、自治、市场等机制共同治理社会，并各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以知识为惟一标准的。
大体上，民主和自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择机制，自治领袖依靠个人道德声望脱颖而出，民主代表和行政长官则由民众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在这两个选择过程中，候选人的知识水准并非是那么紧要的问题。
在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不是教育可以传授的。像盖茨那样的辍学生完全可以因其天赋的企业家才能而成为首富。现代发展经济学宣称，教育投入积累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当然没有太大错误，但它却转移了问题的焦点所在。归根到底，生产率的提高依赖于竞争，效率来自竞争之下每个人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包括组织创新、工艺创新，它更多地依赖于“窍门”，而不是教育所传授的书本知识。
因而，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教育及由此所获得的书本知识，与个人的成功之间没有直通车，对于社会治理来说，知识也不是多重要的力量，更不是惟一的力量。在中国，人们之所以重视教育，仅仅因为，社会各个领域都由权力组织，权力的命令—服从机制取代了民主、自治和市场机制。这样的社会是高度不平等的，它只能采取一种以知识替代民意的战略，靠一种貌似公平的形式理性来维持其生存，即通过科举式考试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通过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GDP指标——自上而下地奖惩官员。这样，在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在高考，与异常丰厚的收益之间，有了一条直通车，这诱导人们对教育畸形地重视。
今天，人们总算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良性变化的迹象：市场的发育最为迅速，虽然问题多多，但许多人已经在私人企业中生活;民主在基层发育，自治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艰难推进。这些领域的分配机制与是否上过大学、考试成绩是多少，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领域的进入不那么看重学历门槛，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于人们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也不再那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确实“无用”了，也即，读书不再有当官、当国家干部之用，此种读书无用论，乃是在社会趋向多元化过程中教育回归常态的拨乱反正之论。
如果有一天，很多青年、家长自愿选择不上大学，而去经商、从事社会服务、做技工学徒，那时，我们的社会就基本走出科举时代，像一个正常的社会。随着教育拜物教褪色，社会趋向多中心治理秩序，教育才有可能回归其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