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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药的诞生，不仅包含着科研人员的千辛万苦，还离不开“试药人”的贡献。“试药人”是一个怎样的特殊人群？笔者走访了众多当事人。
段凯是北京某医院的临床药理科研处处长，迄今为止已经自愿进行了３次试药活动。第一次段凯是和处里的另外两名同事共同试验某种磺胺类药物，整个试验过程历时一个星期。因为服的磺胺药物本来就会刺激胃肠道，再加上服了超过普通剂量一倍的药片，所以服药后约两三个小时，他感觉肠道有些不舒服，并想呕吐，接下来症状慢慢消失。
在试药的过程中，段凯和同事们可以自由地看书、上网，其间要接受血压、血药浓度等项检查。第一天检查比较频繁，前后量了六次血压、抽了三回血；第二天改早晚各一次……７天过后，他们试验结束，并且领到了医院发给的５００元钱补助费。刚开始做试药时，段凯的家人和朋友均表示不理解，难道就缺那几百元钱的补助费吗？
段凯无奈地摇头，笑着对记者打趣道：“试药在很多人头脑中还是个新鲜事，容易在大众中产生误解。似乎凡是人体实验就是不人道的。许多人宁肯生病时滥服药物，也不愿从心理上接受‘试药人’的称呼。而事实上，人体药物试验是基础理论研究、动物实验之后和临床应用之前的必经阶段。用来做试验的新药，早已做过无数次的安全剂量试验，其疗效和安全性在９０％以上得到验证，因此‘试药人’完全不必为自身安全担忧。”笔者问：“你对试药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段凯平静地说：“‘是药总有三分毒’，你不试，总得有人试吧？好歹我们也算是‘业内人士’，知道药物经肾排出，对人体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如果连我们都不敢试的话，那还有谁敢试？”目前，自愿‘试药人’大都局限在以医科院校和医疗系统的人士为主。段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自愿试药者的队伍。
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医学部的何惠在“大三”时曾经为一种有关抗凝血的药物做过一回“试药人”。当时学校广播招募志愿“试药人”，何惠想到自己是一名预备党员，又是学生会干部，理应带个好头，于是便报了名。她们班去了１５个人，经过一系列体检后，其中有３名同学因为身体的种种原因被刷下，其余１２人安排在３间宽敞的病房内接受试验。因为是第一次试药，何惠当时有些紧张，手心里全是汗，好在还有同去的几名同学相互鼓励，她才没有打退堂鼓。
在医生的指导下，何惠吃了一片很小的药，然后每隔一两个小时，医生用一根导管针取一点血，检测血药浓度。那次试验，给何惠的感触很深。她说：“医生对试药者所发生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以预见的，对‘试药人’身体状况和其他条件能否接受试验，都有一定把握。我觉得做好‘试药人’，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一提试药心里就发毛，这样倒真能把自己吓出病来。”
为钱拼命的职业“试药人”
从新药的研制和开发的角度来看，制药厂商和医院对临床“试药人”的需求量相当大，而当靠自愿者作为“试药人”已是杯水车薪时，都市职业“试药人”应运而生。他们为了几百元、上千元的试药报酬穿梭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各大医院。
２８岁的王月林是从安徽来沪的一名打工仔，谈起自己从事职业“试药人”的经历，他的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在做职业“试药人”之前，王月林是一家快餐店的打工仔，每月仅有的８００元工钱，还寄回老家５００元用以养家糊口，自己常常是入不敷出。有一天，他到一家医院去办事，正巧看到医院门口贴着招聘“试药人”的启事。在１０００元钱的诱惑下，王月林毫不犹豫地报名应聘了。第二天早上，医院打电话让他过去。在试药前做血常规检查时，从没打过针的他，被针头扎得忍不住叫出声来。旁边一位看似资历较老的试药者对他嘲笑道：“连扎一针都受不了，还来做什么试药人？”王月林垂下头没有搭理他。
经过一系列体检合格后，医生把他带进一间设施齐全的病房，拿出两粒治疗肠胃病的胶丸让他吞服下去。不久后，王月林就感到胃里犹如翻江倒海，头疼耳鸣、口干舌燥等也接踵而至。但一会儿功夫，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医生每隔几个小时左右，就要来询问、记录一下他的身体反应。那次试药一连持续了３天，当王月林从医院出来时，身体并无什么不适的感觉，摸着口袋里这么短时间就挣来的１０００元钱，他便决定做“试药人”了。
此后，王月林主动与各大医院联系推销自己，再加上同行之间的互相推荐，每月都能有三五次时间或短或长的试药机会，每次报酬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有一回接受试药前，医生告知王月林这次试药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较大，并且试药周期长达十天时，他多少有些犹豫，但在５０００元高额报酬的诱惑下，心一横就同意接受试验了。吞下药片几小时后，他出现了强烈的药物反应：开始时头昏脑胀，恶心得要命，一直想吐，后来就晕晕沉沉地睡着了。在长达十天比较繁琐的试药过程中，王月林吃了五次不同剂量的药片，每天都要接受抽血检查，大概前后总共被抽了近５００毫升的血液。王月林感叹地说：“那一次试药精神压力挺大，试药结束后，人也憔悴了许多，想想自己辛苦挣来的５０００元钱，不就是等于用命搏来的吗？”
为病所困的无奈“试药人”
一种新药完成了“一期”试验后，从中选择一个剂量推荐到“二期”，这个量就是给病人治病用的量。二期试验基本都是用病人做的，没有病的人用这个药就失去了意义。据了解，北京每个大医院平均每年要承担２０～３０个新药临床试验，患者为新药试验提供了最大便利。因为除了能免费吃到新药之外，规范化地跟踪治疗也是病人们乐于试药的重要原因。
年过六旬的王大伯，因患胃癌住院接受治疗已有半年多时间了，每天大量的药物和多次的放化疗，差不多把他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有一次医生查房时，和他商量是否愿意接受免费试药治疗。王大伯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条件，老伴多年来高血压、心脏病缠身，每月还得用２００多元的药，于是他决定接受医生的试药建议。
王大伯认为，当”试药人”，一来可以多少拿些报酬；二来说不准真能给疾病治疗带来转机。医院给王大伯例行免费体检，取得试药资格后，与他签署了一份知情同意书，并告知试验的目的、手段、利益冲突及可能产生的风险等。如观察期间出现不良反应，经证实是该药所致，医院会为他做免费治疗。
完成了这一系列试药前期工作后，医生拿来一种名为“草酸铂”的抗肿瘤药物，它的市场价是８５０元一支，由厂家免费提供，相关医护人员也给了大伯很细致的照顾，并派专人记录病情的进展情况。王大伯每个周期得用４支“草酸铂”，连续做了五个周期后，他的身体并未出现什么异常反应，而且治疗取得了明显效果。王大伯高兴地说：“这回试药，不仅药物疗效好，医生和护士对我也比以前关心多了，更重要的是省下了近两万元的药费，你说划算不划算？”
徐光是一名前列腺癌患者，目前正在做某种新药的临床试验，起初怎么也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随着交往的增多，互相谈得投机了，他才敞开心扉：“要不是受自己经济状况的限制，我才不会试药呢。多数自愿试药者并不愿意曝光：一方面是隐私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人体试验。有一次，我曾听到别人私下里称我为‘试验品’。你说我心里该是什么滋味？正因如此，医院替我们保密，我们的试药档案使用的都是代号，根本找不到我的名字。”
“试药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今后，通过有关监管部门的积极引导，进一步完善试药机制和“试药人”权益保障等问题，必将促使临床试药研究步入良性循环的快车道，为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新药。
段凯是北京某医院的临床药理科研处处长，迄今为止已经自愿进行了３次试药活动。第一次段凯是和处里的另外两名同事共同试验某种磺胺类药物，整个试验过程历时一个星期。因为服的磺胺药物本来就会刺激胃肠道，再加上服了超过普通剂量一倍的药片，所以服药后约两三个小时，他感觉肠道有些不舒服，并想呕吐，接下来症状慢慢消失。
在试药的过程中，段凯和同事们可以自由地看书、上网，其间要接受血压、血药浓度等项检查。第一天检查比较频繁，前后量了六次血压、抽了三回血；第二天改早晚各一次……７天过后，他们试验结束，并且领到了医院发给的５００元钱补助费。刚开始做试药时，段凯的家人和朋友均表示不理解，难道就缺那几百元钱的补助费吗？
段凯无奈地摇头，笑着对记者打趣道：“试药在很多人头脑中还是个新鲜事，容易在大众中产生误解。似乎凡是人体实验就是不人道的。许多人宁肯生病时滥服药物，也不愿从心理上接受‘试药人’的称呼。而事实上，人体药物试验是基础理论研究、动物实验之后和临床应用之前的必经阶段。用来做试验的新药，早已做过无数次的安全剂量试验，其疗效和安全性在９０％以上得到验证，因此‘试药人’完全不必为自身安全担忧。”笔者问：“你对试药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段凯平静地说：“‘是药总有三分毒’，你不试，总得有人试吧？好歹我们也算是‘业内人士’，知道药物经肾排出，对人体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如果连我们都不敢试的话，那还有谁敢试？”目前，自愿‘试药人’大都局限在以医科院校和医疗系统的人士为主。段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加入自愿试药者的队伍。
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医学部的何惠在“大三”时曾经为一种有关抗凝血的药物做过一回“试药人”。当时学校广播招募志愿“试药人”，何惠想到自己是一名预备党员，又是学生会干部，理应带个好头，于是便报了名。她们班去了１５个人，经过一系列体检后，其中有３名同学因为身体的种种原因被刷下，其余１２人安排在３间宽敞的病房内接受试验。因为是第一次试药，何惠当时有些紧张，手心里全是汗，好在还有同去的几名同学相互鼓励，她才没有打退堂鼓。
在医生的指导下，何惠吃了一片很小的药，然后每隔一两个小时，医生用一根导管针取一点血，检测血药浓度。那次试验，给何惠的感触很深。她说：“医生对试药者所发生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以预见的，对‘试药人’身体状况和其他条件能否接受试验，都有一定把握。我觉得做好‘试药人’，心理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一提试药心里就发毛，这样倒真能把自己吓出病来。”
为钱拼命的职业“试药人”
从新药的研制和开发的角度来看，制药厂商和医院对临床“试药人”的需求量相当大，而当靠自愿者作为“试药人”已是杯水车薪时，都市职业“试药人”应运而生。他们为了几百元、上千元的试药报酬穿梭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各大医院。
２８岁的王月林是从安徽来沪的一名打工仔，谈起自己从事职业“试药人”的经历，他的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在做职业“试药人”之前，王月林是一家快餐店的打工仔，每月仅有的８００元工钱，还寄回老家５００元用以养家糊口，自己常常是入不敷出。有一天，他到一家医院去办事，正巧看到医院门口贴着招聘“试药人”的启事。在１０００元钱的诱惑下，王月林毫不犹豫地报名应聘了。第二天早上，医院打电话让他过去。在试药前做血常规检查时，从没打过针的他，被针头扎得忍不住叫出声来。旁边一位看似资历较老的试药者对他嘲笑道：“连扎一针都受不了，还来做什么试药人？”王月林垂下头没有搭理他。
经过一系列体检合格后，医生把他带进一间设施齐全的病房，拿出两粒治疗肠胃病的胶丸让他吞服下去。不久后，王月林就感到胃里犹如翻江倒海，头疼耳鸣、口干舌燥等也接踵而至。但一会儿功夫，这些症状就消失了。医生每隔几个小时左右，就要来询问、记录一下他的身体反应。那次试药一连持续了３天，当王月林从医院出来时，身体并无什么不适的感觉，摸着口袋里这么短时间就挣来的１０００元钱，他便决定做“试药人”了。
此后，王月林主动与各大医院联系推销自己，再加上同行之间的互相推荐，每月都能有三五次时间或短或长的试药机会，每次报酬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有一回接受试药前，医生告知王月林这次试药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较大，并且试药周期长达十天时，他多少有些犹豫，但在５０００元高额报酬的诱惑下，心一横就同意接受试验了。吞下药片几小时后，他出现了强烈的药物反应：开始时头昏脑胀，恶心得要命，一直想吐，后来就晕晕沉沉地睡着了。在长达十天比较繁琐的试药过程中，王月林吃了五次不同剂量的药片，每天都要接受抽血检查，大概前后总共被抽了近５００毫升的血液。王月林感叹地说：“那一次试药精神压力挺大，试药结束后，人也憔悴了许多，想想自己辛苦挣来的５０００元钱，不就是等于用命搏来的吗？”
为病所困的无奈“试药人”
一种新药完成了“一期”试验后，从中选择一个剂量推荐到“二期”，这个量就是给病人治病用的量。二期试验基本都是用病人做的，没有病的人用这个药就失去了意义。据了解，北京每个大医院平均每年要承担２０～３０个新药临床试验，患者为新药试验提供了最大便利。因为除了能免费吃到新药之外，规范化地跟踪治疗也是病人们乐于试药的重要原因。
年过六旬的王大伯，因患胃癌住院接受治疗已有半年多时间了，每天大量的药物和多次的放化疗，差不多把他多年的积蓄都掏光了。有一次医生查房时，和他商量是否愿意接受免费试药治疗。王大伯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条件，老伴多年来高血压、心脏病缠身，每月还得用２００多元的药，于是他决定接受医生的试药建议。
王大伯认为，当”试药人”，一来可以多少拿些报酬；二来说不准真能给疾病治疗带来转机。医院给王大伯例行免费体检，取得试药资格后，与他签署了一份知情同意书，并告知试验的目的、手段、利益冲突及可能产生的风险等。如观察期间出现不良反应，经证实是该药所致，医院会为他做免费治疗。
完成了这一系列试药前期工作后，医生拿来一种名为“草酸铂”的抗肿瘤药物，它的市场价是８５０元一支，由厂家免费提供，相关医护人员也给了大伯很细致的照顾，并派专人记录病情的进展情况。王大伯每个周期得用４支“草酸铂”，连续做了五个周期后，他的身体并未出现什么异常反应，而且治疗取得了明显效果。王大伯高兴地说：“这回试药，不仅药物疗效好，医生和护士对我也比以前关心多了，更重要的是省下了近两万元的药费，你说划算不划算？”
徐光是一名前列腺癌患者，目前正在做某种新药的临床试验，起初怎么也不愿接受记者的采访。随着交往的增多，互相谈得投机了，他才敞开心扉：“要不是受自己经济状况的限制，我才不会试药呢。多数自愿试药者并不愿意曝光：一方面是隐私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在情感上很难接受人体试验。有一次，我曾听到别人私下里称我为‘试验品’。你说我心里该是什么滋味？正因如此，医院替我们保密，我们的试药档案使用的都是代号，根本找不到我的名字。”
“试药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今后，通过有关监管部门的积极引导，进一步完善试药机制和“试药人”权益保障等问题，必将促使临床试药研究步入良性循环的快车道，为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