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的产生需要气场，文章中的气场就是情景。
　　文学的基元是耳目直觉。但是，耳目直觉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汇拢的，只有在汇拢了的耳目直觉中才能让读者产生全身心的震撼。耳目直觉的汇拢地，就是我们所说的情景。
　　情景是一个场面，这个场面切切实实，可触可摸，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个场面是人物关系的大集中，只要写清各自的方位便可省去大量叙述笔墨。这个场面因与环境交相辉映而洋溢着一种浓郁的诗化气氛，作家的心理气氛只要通过这种场面气氛就能直接灌注到读者的心中。
　　这个场面的最大优势是终于结束了你与读者单相对话的状态，把读者投入了一个多重感觉的包围圈，或者说，他们已经从一个接受者变成了参与者。他们有可能把你忘记搁在一边，由自己在包围圈中感受、判断、激动。
　　我在散文中追求的情景，会使有些段落写法上近似小说。但小说中的情景是虚构的，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小说中的情景延绵连贯，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数量不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小说中的情景主要发挥叙述功能，而我在散文中的情景则主要选择精神效能。
　　其中，最根本的是精神效能。
　　早在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戏剧人类学的时候我已经懂得，天底下没有什么比仪式更能发挥精神效能的了，人类的整体本性也能在仪式中获得酣畅的体现。
　　这一点曾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艺术观，甚至可以说，我对艺术的认识，总是从仪式出发再回归仪式的。仪式使所有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而这恰恰又成了我在艺术上的一个目标，我无法让我的散文摆脱这种向往。情景，正是我在散文中营造的仪式。
　　原始的仪式常常需要面具，我与被写的主角，互为面具，互为真身。如果所写的恰恰是我本人，情况就要简单一些，但仪式中的我与平常状态的我仍有区别。仪式使我有可能减少很多纯个人的琐碎，与“集体无意识”产生更多的呼应。
　　其实，作为一个泛仪式论者，我心中的仪式性情景多种多样。朱自清《背影》中那个捧了一袋橘子爬月台的龙钟父亲营造了一个令人心酸的送别仪式，周作人散文中大量抄录古人文词，让一大堆异代学者为了一个问题七嘴八舌，吵吵嚷嚷，何尝不也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召集仪式？仪式的形态不重要，它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使接受者变成参与者。与朱自清相比，我所营造的仪式或许会开阔一点，而与周作人相比，我的仪式则会通俗一点，戏剧化一点。
　　聊备一格吧。
　　选自余秋雨《晨雨初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