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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话》谈诗,认为诗法有五个要点:“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①而诗的极致是入神。五法之中,以音节为最重要。因为诗如果没有音节,便不成诗。体制是诗的形式问题。格力、气象、兴趣几点很抽象,不易理解。清人王渔洋以“典”、“远”、“谐”、“则”四字论诗:“典”是典故、事实;“则”是法则,雅正的意思。扬雄论赋就有“丽以则”、“丽以淫”的说法。王渔洋论诗提倡神韵,主张不要讲得太近,要意在言外,所以拈出“远”字。而其中“谐”本指谐声律,就是承袭严沧浪“音节”这一点而发挥的。②
我认为中国诗大概不离事、景、情、理四个要素。离此四者固然不可以成诗,四者之中,中国诗特别重视写“景”。历来的诗词大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离风、花、雪、月。
至于抒“情”诗,古人是归入言志一类的,故先有言志一类的诗,③其后再由言志诗分出抒情诗。往后发展,就出现了咏怀诗。④到了初唐时候,陈子昂继承这个传统写出了感兴诗。汉人诗“言志”,一以道德立场为本。他们解说:“诗者,持也。”所谓“持”者,在持人情性,使人不坠。汉人把情和性分开,以性来控制情,使情来就理。“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这个意思。直至建安时期,情性问题才没有这样严格分别。这是由于建安政治动荡,诗人大都有人生无常的感觉;连格调豪雄的曹操,诗中亦带有悲凉的意味,这使得诗人情感能够尽量得到发挥。所以自建安以降,才有正式的抒情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略》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出建安文学以情入文,使文章更易动人。齐、梁时的《文心雕龙》就有《情采篇》,把情、采分辨很清楚,指出形文、声文、情文三者之别,强调了情文在文学上的地位。
诗的表现方法有很多种。长期以来,在传统中最多用的方法是以景造端。所谓“触景生情”便是了。《诗经》中的兴诗多属此类。如“杨柳依依”、“杲杲出日”等句子,数不胜数。这都是由外在环境引出内在感情。《楚辞》继承《诗经》的传统,大量采用写景手法,因物起兴。所取材的景色,古人给予一个名称叫“物色”。《文选》赋的部分就有一类叫“物色”,把描写自然界,如风、花、雪、月等景物,列为一类。“色”字,李善注谓“有物有文为色”。宇宙最好的文无如风与水。《诗经》有说到河水之漪,《易经》涣卦,⑤都是取象于风行水面的形态。刘勰说的“物色”,即自然界之“文”。《文心雕龙》第四十六篇即发挥“物色”之义:“吟咏所发,志惟深远。”王渔洋所提出的“远”,正是以物色、风景来表现深远的心志。所以自楚辞、汉赋以下,一路发展到唐诗宋词,都很重视“物色”一路。
传统重视写景诗,到刘宋时便有山水诗的崛起。谢灵运是个中翘楚,擅写山水。有人以为山水诗是受老、庄道家思想的反动而兴起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实描写物色,这是中国诗的传统,不是道家的反动,所以不妨将这两句改为“庄老未退,而山水已滋”。因为山水诗更能发挥物色的特点。
由于老庄玄言诗与山水诗有它的关系,我们可进而谈谈情理消长的问题。大谢以前诗多言理;但呆板而乏变化。汉代班固的说理诗已为后人所诟病。如他的《明堂诗》,⑥明人陆时雍便讥它为“质而鬼矣”(《诗镜》)。钟嵘《诗品》称班固诗“质木无文”,所谓“质”是“质实”的意思,质木则指诗无余味,已经不客气了,陆时雍更称质为鬼,鬼的对面是神,神指有生气,鬼指无生气,可谓贬斥得相当厉害。事实上,晋、宋时的玄言诗,正好像是为老庄作注释,没有情,也没有景,淡而无味。而谢灵运的诗既写景,也言情、理;在组织上,情、景分开。他的诗开始时说景,后转说情说理。这种机械式的安排,在元嘉以后不甚受欢迎。可见正面说理的办法行不通。谢朓比谢灵运进步,能融情入景,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此种手法下开唐风。唐诗受小谢影响,似乎较大谢为多。王渔洋的神韵说即是融情入景法,以景为主体(因为物色更能引起人的情感,产生感应),再加上和谐的音律就成了。至于王渔洋的神韵说,实已源于明人。薛蕙(西原)很早就提出“神韵”字眼的说法。⑦神韵实是写景,利用物色以激发起人的情感。
接着谈谈理趣的问题。说理诗的失败是因为正面说理成为障碍。诗障有兩种:一是理障;二是事障。玄言诗是理障;与大谢同时的颜延年诗则獭祭事类太多,属于事障。欲救此病,则可将理融入情、景之中;或写理于景(物色),或以物色拟理,或独言“物”而不讲理,将理消融在物色里面的几种手法。末一种手法也就高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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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人讲神趣。《庐山道人诗序》称:“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即说山水物色之外,更有令人细味回环之处。这是“理趣”。“理趣”是山水诗的提升,能供认细细玩味。
所以诗在说理时还得有趣味。纯理则质木,得趣则有韵致;否则不受人欢迎。理上加趣,成为最节省的艺术手法。举一个例来说:八大山人自题山水有云:“方语河水,一担直三文。《三辅决录》安陵郝廉,饮马投钱,谐声援会意。所云郝者,曷也;曷其廉也!予所画山水图,每每得少而足,更加东方生所云,又何廉也。八大山人记。”⑧按此用《汉书·东方朔传》:“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又何廉也”一语出此。有此可知典故能增加趣味。胡适提倡白话文,主张不用典故。但是如果诗完全不适用典故,则不易生动,因典故可以增加趣味。中国人不爱正面讲理,凡见正面讲理的诗便觉讨厌,就是因为说理诗缺乏理趣的缘故。《文镜秘府论》提出诗有十七势,其中有理入景势和景入理势二项,指出“诗不可不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可见理宜入景中,然后始有情味。这个道理,前人早已说得很透彻,是不用多讲便可了然的。
注释:
①《诗辨》。
②渔洋论诗,多宗严羽之说。
③后人解《诗经》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参看朱自清《诗言志辨》。
④魏晋时的阮籍有《咏怀诗》81首。
⑤《文选》卷一三“物色”一目,李善注:“有物有色曰文。”引诗注云:“风行水上曰漪。”尤刻《文选》按《诗·伐檀》“河水清且涟漪”,《释文》本亦做漪。《毛传》:“风行水成文曰涟。”则应作“涟”为是。
⑥《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惶惶。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与辑熙,允怀多福。”
⑦《池北偶谈》卷一八:“汾阳孔文谷(天允)云:‘诗以达理,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云:‘白云抱幽木,绿筿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能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
⑧见拙作《至乐楼藏八大山人山水画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二期。
我认为中国诗大概不离事、景、情、理四个要素。离此四者固然不可以成诗,四者之中,中国诗特别重视写“景”。历来的诗词大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离风、花、雪、月。
至于抒“情”诗,古人是归入言志一类的,故先有言志一类的诗,③其后再由言志诗分出抒情诗。往后发展,就出现了咏怀诗。④到了初唐时候,陈子昂继承这个传统写出了感兴诗。汉人诗“言志”,一以道德立场为本。他们解说:“诗者,持也。”所谓“持”者,在持人情性,使人不坠。汉人把情和性分开,以性来控制情,使情来就理。“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这个意思。直至建安时期,情性问题才没有这样严格分别。这是由于建安政治动荡,诗人大都有人生无常的感觉;连格调豪雄的曹操,诗中亦带有悲凉的意味,这使得诗人情感能够尽量得到发挥。所以自建安以降,才有正式的抒情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略》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出建安文学以情入文,使文章更易动人。齐、梁时的《文心雕龙》就有《情采篇》,把情、采分辨很清楚,指出形文、声文、情文三者之别,强调了情文在文学上的地位。
诗的表现方法有很多种。长期以来,在传统中最多用的方法是以景造端。所谓“触景生情”便是了。《诗经》中的兴诗多属此类。如“杨柳依依”、“杲杲出日”等句子,数不胜数。这都是由外在环境引出内在感情。《楚辞》继承《诗经》的传统,大量采用写景手法,因物起兴。所取材的景色,古人给予一个名称叫“物色”。《文选》赋的部分就有一类叫“物色”,把描写自然界,如风、花、雪、月等景物,列为一类。“色”字,李善注谓“有物有文为色”。宇宙最好的文无如风与水。《诗经》有说到河水之漪,《易经》涣卦,⑤都是取象于风行水面的形态。刘勰说的“物色”,即自然界之“文”。《文心雕龙》第四十六篇即发挥“物色”之义:“吟咏所发,志惟深远。”王渔洋所提出的“远”,正是以物色、风景来表现深远的心志。所以自楚辞、汉赋以下,一路发展到唐诗宋词,都很重视“物色”一路。
传统重视写景诗,到刘宋时便有山水诗的崛起。谢灵运是个中翘楚,擅写山水。有人以为山水诗是受老、庄道家思想的反动而兴起的。《文心雕龙·明诗篇》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其实描写物色,这是中国诗的传统,不是道家的反动,所以不妨将这两句改为“庄老未退,而山水已滋”。因为山水诗更能发挥物色的特点。
由于老庄玄言诗与山水诗有它的关系,我们可进而谈谈情理消长的问题。大谢以前诗多言理;但呆板而乏变化。汉代班固的说理诗已为后人所诟病。如他的《明堂诗》,⑥明人陆时雍便讥它为“质而鬼矣”(《诗镜》)。钟嵘《诗品》称班固诗“质木无文”,所谓“质”是“质实”的意思,质木则指诗无余味,已经不客气了,陆时雍更称质为鬼,鬼的对面是神,神指有生气,鬼指无生气,可谓贬斥得相当厉害。事实上,晋、宋时的玄言诗,正好像是为老庄作注释,没有情,也没有景,淡而无味。而谢灵运的诗既写景,也言情、理;在组织上,情、景分开。他的诗开始时说景,后转说情说理。这种机械式的安排,在元嘉以后不甚受欢迎。可见正面说理的办法行不通。谢朓比谢灵运进步,能融情入景,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此种手法下开唐风。唐诗受小谢影响,似乎较大谢为多。王渔洋的神韵说即是融情入景法,以景为主体(因为物色更能引起人的情感,产生感应),再加上和谐的音律就成了。至于王渔洋的神韵说,实已源于明人。薛蕙(西原)很早就提出“神韵”字眼的说法。⑦神韵实是写景,利用物色以激发起人的情感。
接着谈谈理趣的问题。说理诗的失败是因为正面说理成为障碍。诗障有兩种:一是理障;二是事障。玄言诗是理障;与大谢同时的颜延年诗则獭祭事类太多,属于事障。欲救此病,则可将理融入情、景之中;或写理于景(物色),或以物色拟理,或独言“物”而不讲理,将理消融在物色里面的几种手法。末一种手法也就高明的了。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zgzl/zgzl202117/zgzl20211706-1-l.jpg)
六朝人讲神趣。《庐山道人诗序》称:“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即说山水物色之外,更有令人细味回环之处。这是“理趣”。“理趣”是山水诗的提升,能供认细细玩味。
所以诗在说理时还得有趣味。纯理则质木,得趣则有韵致;否则不受人欢迎。理上加趣,成为最节省的艺术手法。举一个例来说:八大山人自题山水有云:“方语河水,一担直三文。《三辅决录》安陵郝廉,饮马投钱,谐声援会意。所云郝者,曷也;曷其廉也!予所画山水图,每每得少而足,更加东方生所云,又何廉也。八大山人记。”⑧按此用《汉书·东方朔传》:“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又何廉也”一语出此。有此可知典故能增加趣味。胡适提倡白话文,主张不用典故。但是如果诗完全不适用典故,则不易生动,因典故可以增加趣味。中国人不爱正面讲理,凡见正面讲理的诗便觉讨厌,就是因为说理诗缺乏理趣的缘故。《文镜秘府论》提出诗有十七势,其中有理入景势和景入理势二项,指出“诗不可不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可见理宜入景中,然后始有情味。这个道理,前人早已说得很透彻,是不用多讲便可了然的。
注释:
①《诗辨》。
②渔洋论诗,多宗严羽之说。
③后人解《诗经》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参看朱自清《诗言志辨》。
④魏晋时的阮籍有《咏怀诗》81首。
⑤《文选》卷一三“物色”一目,李善注:“有物有色曰文。”引诗注云:“风行水上曰漪。”尤刻《文选》按《诗·伐檀》“河水清且涟漪”,《释文》本亦做漪。《毛传》:“风行水成文曰涟。”则应作“涟”为是。
⑥《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惶惶。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与辑熙,允怀多福。”
⑦《池北偶谈》卷一八:“汾阳孔文谷(天允)云:‘诗以达理,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云:‘白云抱幽木,绿筿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能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
⑧见拙作《至乐楼藏八大山人山水画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