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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东亚局主任经济学家薄洋（Jrn Brmmelhrster）长期致力于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曾著有《东亚区域气候变化经济分析》一书。他对中国新一轮减少排放，保护生态的行动决心给予高度评价。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记者专访时，他表示正在转型的中国，只要及时采用一些新技术，不用花费太多，就可以切实发挥碳减排的作用。这当然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前瞻力和领导力。
减碳会使中国赢得尊重
报告： 去年11月11日至2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9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9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你对此次会议后世界减碳形势如何评价？
薄洋：空气无疑是一个公共产品，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有的地方原来干旱，现在却常常下雨；有的地方原来气候凉爽，现在却夏季炎热。
有外媒抱怨中国东北的空气质量恶劣，且已经影响到韩国和日本，这不仅是中国一国需要应对的挑战，更是一个地区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一定要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提高空气质量的努力，这样一定会为我们赢得很多朋友。假如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应对环境变化，将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京都议定书》，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在上面签字。虽然气候变化的谈判还在不断的深入，但是现在应该是达成共识的时候了。所以，各国都应该共同努力，通过区域间合作，使气候变化的谈判得以进行。不仅是在东亚进行合作，更要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一个更广泛的合作。如果说欧盟的方式还不尽完善，东亚还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例子，来向全世界呈现。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如果现在不采取任何的措施，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和费用会非常高。因此，我们应该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提高空气质量纳入区域合作中，这也是《京都议定书》的初衷。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已于2012年底到期，根据多哈气候大会的决定，2013年到2020年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华沙谈判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开始之后的第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
亚行是作为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其中，气候谈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目前气候变化谈判更多的是基于经济收益或经济成本的考虑，掺杂的东西太多，我对此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关注太多的东西，我们只需要关注几项，比如给气候变化进行一个成本的研究，定一个价。大致知道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多少钱，政府也就可以考虑今后在这个领域进行多少的投资。我们一谈到气候变化，就会把过多的关注点放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上，我觉得应该把一些重点放在适应气候变化上，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投入，就可降低未来所面临的损失。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需要多少资金，这在制定政策、决策时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谈到气候变化谈判，就要说到领导和领导力的问题。气候变化是需要一个全球领袖的，有了领袖的示范作用，其它国家才会逐渐跟进。
技术转移是关键
报告：控制碳减排，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技术转移是必要的，但也是谈判的难点，你如何看？
薄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国家来说，技术转移就显得尤为重要。发达国家有很多控制碳减排的技术，不用花费太多，就可以切实发挥碳减排的作用。如果中国尽快采用这些技术，就会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假如让我进行决策，我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空气质量和碳排放上取得一个平衡。要想办法做到一举多得，既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又能改善空气的质量。做未来的规划时，也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的不同情况。比如在修建道路的时候，就把气候变化的原因考虑进去，未来就不用更大花费来应对。换句话说：现在做就会更加经济，收益颇丰。
报告：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来说，你觉得该如何平衡碳排放？
薄洋：一是将节流作为政策引导重点。比如欧洲的住房隔离性防护就做得很好，可以节约很多能量。中国如能做到这点，就可以少建一些电站，节省一些能源。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好的法律法规，但是更重要的是彻底的切实执行这些法律法规，再就是引入监督机制。
二是要重视数据的收集和发布。有大量充足的数据为基础来进行研究，才能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我们发现，在发达国家是非常重视数据的，比如能源、能耗等方面的很多数据都是有效的，而且是最新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我们能用的数据都是比较滞后且老旧的，还有些数据是查不到的。假如只有老旧的数据，我们如何提高效率呢？这显然是不行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要及时发布。
三是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分类也非常重要。中国实际上不需要像其它发达国家一样随时更新自己的分类，根据京都气候变化会议的决议：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些主要的污染国根据工业发展情况，每一年都要更新自己的分类。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完成的。作为研究者而言，我们希望每年都可以更新。在这方面，中国确实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在投资能源行业时，如果数据不准确或者数据过时都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尤其是对当下这种环境而言，更是会耗资巨大。碳减排在能源行业尤其重要，比如像建设一个发电厂，可能需要至少运营三十年，如果这个规划和设计做得非常精确，是可以降低很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确实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看到中国的发展也是很惊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是非常脏乱差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些提法来看，中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我们相信这可以让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太阳能、风能设备的主要生产国，投资是有很多补贴的，要朝着更经济的方向来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技术转移是特别重要的，转移的速度也要进一步提高。
如何改善城市生态
报告：目前北京空气质量不好、交通拥堵都与汽车有关，汽车尾气更被指为空气污染的元凶，你有何建议？ 薄洋：实际上，在北京这个城市，应该更多的鼓励大家骑自行车出行。我住在北新桥，离上班地点有7公里距离，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我觉得北京是一个非常适合骑自行车的地方。其中一个简便易行的建议是北京应该不允许机动车违规停在自行车道上，假如出台了这样的政策，车主就会考虑要不要重新选择交通方式。中国人现在想要拥有车的意愿，和二战后的欧洲很类似，像我父亲那一代人拥有一辆车是身份的标志，但这种情况在我这一代人身上是不存在的。
现在不让中国人拥有买一辆车的梦想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其它国家的做法：在新加坡拥有一辆车是非常昂贵的，同时新加坡采取措施尽量减少车的使用，在新加坡绝对不会看到交通阻塞的情况。实际上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北京采用的是欧洲最高的排放标准，施行的政策比河北等其他地方要严格的多。
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其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你会看到路上跑的都是一些比较差的车辆。但在北京，你会发现路上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好车。问题还是在于北京是一个超大的城市，人口众多，规模巨大是北京和中国难以破解的问题。有车固然重要，但是能源方面的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
报告：中国现在的最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在你看来是什么？主要原因是什么？
薄洋：我认为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是水污染，水和水污染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水污染没有直接和气候变化相关，但是却有着间接的联系，比如降雨就能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同样的，水和水污染的问题也和能源相关联，中国建了很多的水坝。水坝里有大量的水，有的地方并不能充分的发挥这些水坝的作用。其实中国政府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也就不会有南水北调的工程。在改变水环境的同时，实际上也制造了很多别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非常的审慎。回顾中国历史，我发现在中国文化中，中国老百姓非常敬畏大自然的，如果这个敬畏能够回归，这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将会是非常好的。发展进步固然重要，但也要保证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
尽快建立区域碳减排机制
报告：你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薄洋：总体来说，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也是采用了新技术，这是比较好的。我们研究发现大概在2050年，气温不可避免的要上升两度。如果现在在规划和建设中多采取一些新标准和新技术，在未来，损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等以后气候发生变化后再进行投资，这是不经济的。我们通过模型进行一些预测，认为在城镇化建设、搞基础设施建设、修电厂的时候，就要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予以考虑。但一般来说，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往往是短视的，通常只考虑当前的规划和设计，而没有看到未来气候变化会带来的影响。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善于做规划的，但还是应该把气候变化的因素，比如将气候升高，降雨量增加、减少等问题考虑进未来的规划和设计当中。公共产品其实不是免费的，很多看似免费的公共产品，事后会有着很大的代价。所以，现在做比未来做更好。
报告：据报道，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的“383方案”建议，建立区域减排机制和各种排污权交易制度，形成市场化的减排激励，加快生态这方面的动作。你如何看？
薄洋：近年来我们对 二氧化碳的排放做了一个调查。我们针对不同国家，给出不同的减排方式，重点研究了中国、蒙古、韩国、日本4个国家。在《东亚区域气候变化经济分析》中，我们也给出了一些欧盟在碳排放和碳交易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欧盟建立了碳减排机制，其目标是对总量的减排，但是这个碳排放机制运行得不尽完美。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欧盟碳交易的机制并不意味着方法上有问题，主要是发出的牌照、许可证太多，导致欧盟内部碳交易的价格非常的低。现在有一些问题，比如数据的缺乏。如果数据更多一些，就可以做一个更加清晰的判断。
中国实际上已经注意并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一些城市里面设立了试验点，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进行研究。比如深圳在去年就建立了试验点，天津和国内的其它城市也紧随其后，中国的这一做法是非常好的，由一个城市开始，然后由小至大、由点及面，慢慢的进行。设在深圳，可以覆盖整个广东；设在天津，可以覆盖河北，甚至是东北。还有一个更好更远的战略是，中国的做法可以跨出国门，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
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对碳进行定价。如果水没有水价，那么就会造成水的浪费；如果碳没有定价，那么也会造成过多的碳排放。有两种可能：第一是设立碳税，就是你在购买东西的时候，有一部分钱要作为碳的税上缴。第二是我们可以设立这样一个系统，每年有一个固定的碳排放量，设立一个配额。有了这样一个碳配额的系统之后，就会形成一个碳排放的市场。在全球举行的各种关于碳减排的会议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全世界设立一个这样的配额，而且这个配额是大家都接受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设立这样的碳税的机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接受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形成共识比较困难。假如有一个国家率先征收碳税，会将这个国家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该国生产东西的价格会比较高，而其它国家的产品价格则相对较低，这是不利于市场竞争的。所以，推出关于碳减排方面的机制，需要非常的审慎。中国碳市场是基于区域设立的，中国这种区域性的碳排放市场的做法，也许会为世界上未来的做法引入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也很重视区域性的碳交易。到2015年，假如四个国家把减排量放在一起，二氧化碳可以减少25%。如果可以在更大的区域上开展碳减排的合作，经济上是非常好的。由点及面之后，整个碳减排降下去之后，对城市、地区和国家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报告：你觉得在亚洲各国施行碳减排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薄洋：我们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碳减排更加有意义。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执行。中国、蒙古、日本、韩国是4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有的国家愿意用更多的努力和资源来支持碳减排，而有些国家不一定可以做到。我们经研究发现，碳减排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对韩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非常有利的。这些国家在坎昆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上都做了自己的承诺。如果单靠像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单方面的努力，他们要履行碳减排的承诺成本是非常高的。即使他们的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碳减排仍然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在中国如果用同样的资金，碳减排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因为中国一些工业技术、工业设备都是比较老旧的。在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技术和设备非常先进，赶得上日本、韩国，甚至德国。但是其它地区就不一定如此，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地区差异。所以，进行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一些欠发达的地区来讲，是一次非常好的机遇。
减碳会使中国赢得尊重
报告： 去年11月11日至2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9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9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你对此次会议后世界减碳形势如何评价？
薄洋：空气无疑是一个公共产品，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有的地方原来干旱，现在却常常下雨；有的地方原来气候凉爽，现在却夏季炎热。
有外媒抱怨中国东北的空气质量恶劣，且已经影响到韩国和日本，这不仅是中国一国需要应对的挑战，更是一个地区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一定要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提高空气质量的努力，这样一定会为我们赢得很多朋友。假如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应对环境变化，将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京都议定书》，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在上面签字。虽然气候变化的谈判还在不断的深入，但是现在应该是达成共识的时候了。所以，各国都应该共同努力，通过区域间合作，使气候变化的谈判得以进行。不仅是在东亚进行合作，更要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一个更广泛的合作。如果说欧盟的方式还不尽完善，东亚还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例子，来向全世界呈现。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如果现在不采取任何的措施，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和费用会非常高。因此，我们应该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提高空气质量纳入区域合作中，这也是《京都议定书》的初衷。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已于2012年底到期，根据多哈气候大会的决定，2013年到2020年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华沙谈判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开始之后的第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
亚行是作为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其中，气候谈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目前气候变化谈判更多的是基于经济收益或经济成本的考虑，掺杂的东西太多，我对此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关注太多的东西，我们只需要关注几项，比如给气候变化进行一个成本的研究，定一个价。大致知道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多少钱，政府也就可以考虑今后在这个领域进行多少的投资。我们一谈到气候变化，就会把过多的关注点放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上，我觉得应该把一些重点放在适应气候变化上，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投入，就可降低未来所面临的损失。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需要多少资金，这在制定政策、决策时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谈到气候变化谈判，就要说到领导和领导力的问题。气候变化是需要一个全球领袖的，有了领袖的示范作用，其它国家才会逐渐跟进。
技术转移是关键
报告：控制碳减排，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技术转移是必要的，但也是谈判的难点，你如何看？
薄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国家来说，技术转移就显得尤为重要。发达国家有很多控制碳减排的技术，不用花费太多，就可以切实发挥碳减排的作用。如果中国尽快采用这些技术，就会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假如让我进行决策，我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空气质量和碳排放上取得一个平衡。要想办法做到一举多得，既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又能改善空气的质量。做未来的规划时，也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的不同情况。比如在修建道路的时候，就把气候变化的原因考虑进去，未来就不用更大花费来应对。换句话说：现在做就会更加经济，收益颇丰。
报告：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来说，你觉得该如何平衡碳排放？
薄洋：一是将节流作为政策引导重点。比如欧洲的住房隔离性防护就做得很好，可以节约很多能量。中国如能做到这点，就可以少建一些电站，节省一些能源。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好的法律法规，但是更重要的是彻底的切实执行这些法律法规，再就是引入监督机制。
二是要重视数据的收集和发布。有大量充足的数据为基础来进行研究，才能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我们发现，在发达国家是非常重视数据的，比如能源、能耗等方面的很多数据都是有效的，而且是最新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我们能用的数据都是比较滞后且老旧的，还有些数据是查不到的。假如只有老旧的数据，我们如何提高效率呢？这显然是不行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要及时发布。
三是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分类也非常重要。中国实际上不需要像其它发达国家一样随时更新自己的分类，根据京都气候变化会议的决议：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些主要的污染国根据工业发展情况，每一年都要更新自己的分类。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完成的。作为研究者而言，我们希望每年都可以更新。在这方面，中国确实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在投资能源行业时，如果数据不准确或者数据过时都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尤其是对当下这种环境而言，更是会耗资巨大。碳减排在能源行业尤其重要，比如像建设一个发电厂，可能需要至少运营三十年，如果这个规划和设计做得非常精确，是可以降低很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确实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看到中国的发展也是很惊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是非常脏乱差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些提法来看，中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我们相信这可以让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太阳能、风能设备的主要生产国，投资是有很多补贴的，要朝着更经济的方向来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技术转移是特别重要的，转移的速度也要进一步提高。
如何改善城市生态
报告：目前北京空气质量不好、交通拥堵都与汽车有关，汽车尾气更被指为空气污染的元凶，你有何建议？ 薄洋：实际上，在北京这个城市，应该更多的鼓励大家骑自行车出行。我住在北新桥，离上班地点有7公里距离，我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我觉得北京是一个非常适合骑自行车的地方。其中一个简便易行的建议是北京应该不允许机动车违规停在自行车道上，假如出台了这样的政策，车主就会考虑要不要重新选择交通方式。中国人现在想要拥有车的意愿，和二战后的欧洲很类似，像我父亲那一代人拥有一辆车是身份的标志，但这种情况在我这一代人身上是不存在的。
现在不让中国人拥有买一辆车的梦想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其它国家的做法：在新加坡拥有一辆车是非常昂贵的，同时新加坡采取措施尽量减少车的使用，在新加坡绝对不会看到交通阻塞的情况。实际上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北京采用的是欧洲最高的排放标准，施行的政策比河北等其他地方要严格的多。
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其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你会看到路上跑的都是一些比较差的车辆。但在北京，你会发现路上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好车。问题还是在于北京是一个超大的城市，人口众多，规模巨大是北京和中国难以破解的问题。有车固然重要，但是能源方面的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
报告：中国现在的最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在你看来是什么？主要原因是什么？
薄洋：我认为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是水污染，水和水污染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水污染没有直接和气候变化相关，但是却有着间接的联系，比如降雨就能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同样的，水和水污染的问题也和能源相关联，中国建了很多的水坝。水坝里有大量的水，有的地方并不能充分的发挥这些水坝的作用。其实中国政府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也就不会有南水北调的工程。在改变水环境的同时，实际上也制造了很多别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非常的审慎。回顾中国历史，我发现在中国文化中，中国老百姓非常敬畏大自然的，如果这个敬畏能够回归，这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将会是非常好的。发展进步固然重要，但也要保证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
尽快建立区域碳减排机制
报告：你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薄洋：总体来说，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也是采用了新技术，这是比较好的。我们研究发现大概在2050年，气温不可避免的要上升两度。如果现在在规划和建设中多采取一些新标准和新技术，在未来，损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等以后气候发生变化后再进行投资，这是不经济的。我们通过模型进行一些预测，认为在城镇化建设、搞基础设施建设、修电厂的时候，就要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予以考虑。但一般来说，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往往是短视的，通常只考虑当前的规划和设计，而没有看到未来气候变化会带来的影响。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善于做规划的，但还是应该把气候变化的因素，比如将气候升高，降雨量增加、减少等问题考虑进未来的规划和设计当中。公共产品其实不是免费的，很多看似免费的公共产品，事后会有着很大的代价。所以，现在做比未来做更好。
报告：据报道，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的“383方案”建议，建立区域减排机制和各种排污权交易制度，形成市场化的减排激励，加快生态这方面的动作。你如何看？
薄洋：近年来我们对 二氧化碳的排放做了一个调查。我们针对不同国家，给出不同的减排方式，重点研究了中国、蒙古、韩国、日本4个国家。在《东亚区域气候变化经济分析》中，我们也给出了一些欧盟在碳排放和碳交易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欧盟建立了碳减排机制，其目标是对总量的减排，但是这个碳排放机制运行得不尽完美。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欧盟碳交易的机制并不意味着方法上有问题，主要是发出的牌照、许可证太多，导致欧盟内部碳交易的价格非常的低。现在有一些问题，比如数据的缺乏。如果数据更多一些，就可以做一个更加清晰的判断。
中国实际上已经注意并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一些城市里面设立了试验点，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进行研究。比如深圳在去年就建立了试验点，天津和国内的其它城市也紧随其后，中国的这一做法是非常好的，由一个城市开始，然后由小至大、由点及面，慢慢的进行。设在深圳，可以覆盖整个广东；设在天津，可以覆盖河北，甚至是东北。还有一个更好更远的战略是，中国的做法可以跨出国门，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国家。
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对碳进行定价。如果水没有水价，那么就会造成水的浪费；如果碳没有定价，那么也会造成过多的碳排放。有两种可能：第一是设立碳税，就是你在购买东西的时候，有一部分钱要作为碳的税上缴。第二是我们可以设立这样一个系统，每年有一个固定的碳排放量，设立一个配额。有了这样一个碳配额的系统之后，就会形成一个碳排放的市场。在全球举行的各种关于碳减排的会议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在全世界设立一个这样的配额，而且这个配额是大家都接受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设立这样的碳税的机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接受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形成共识比较困难。假如有一个国家率先征收碳税，会将这个国家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因为该国生产东西的价格会比较高，而其它国家的产品价格则相对较低，这是不利于市场竞争的。所以，推出关于碳减排方面的机制，需要非常的审慎。中国碳市场是基于区域设立的，中国这种区域性的碳排放市场的做法，也许会为世界上未来的做法引入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也很重视区域性的碳交易。到2015年，假如四个国家把减排量放在一起，二氧化碳可以减少25%。如果可以在更大的区域上开展碳减排的合作，经济上是非常好的。由点及面之后，整个碳减排降下去之后，对城市、地区和国家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报告：你觉得在亚洲各国施行碳减排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薄洋：我们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碳减排更加有意义。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执行。中国、蒙古、日本、韩国是4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有的国家愿意用更多的努力和资源来支持碳减排，而有些国家不一定可以做到。我们经研究发现，碳减排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对韩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非常有利的。这些国家在坎昆会议和哥本哈根会议上都做了自己的承诺。如果单靠像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单方面的努力，他们要履行碳减排的承诺成本是非常高的。即使他们的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碳减排仍然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情。在中国如果用同样的资金，碳减排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因为中国一些工业技术、工业设备都是比较老旧的。在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技术和设备非常先进，赶得上日本、韩国，甚至德国。但是其它地区就不一定如此，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地区差异。所以，进行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一些欠发达的地区来讲，是一次非常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