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行为里，有一种方法论叫做“负面消去法”，它的意思是，有一种我们认为是正面的东西，但它又很难定义及列举，这时候既然正面难定义，我们为了避免纠缠，干脆只谈它的负面，负面少了一项，正面就等于多了一项，当正面多了，它就自然而然会出现定义。
　　这种“负面消去法”最好的例子就是“文明”。文艺复兴初期人们设定一种理想的目标叫做“文明”，至于“文明”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却很难有个准。当正面很难谈，人们就谈负面，讨论所谓的“不文明”现象逐一列举消除，“不文明”少了一项，“文明”就等于多了一项。“文明”的定义，其实是靠着它的负面“不文明”的消去而建立的。举凡内涵很广，而且是设定目标的问题，“负面消去法”这种方法论，就很值得参考。对于“幸福”这个问题，即可作“负面消去法”的思考。
　　当前，“幸福”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因它是个标准设定的课题，因此大家谈来谈去，难免愈谈愈乱。我最不能忍受的，乃是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它设计出一套新的指标，用来评量全球178国和地区，结果认为南太平洋小岛瓦努阿图是最幸福的国度，另外前四名则都是中美洲的哥伦比亚、哥斯选黎加、多米尼加、巴拿马等落后小国。而在亚洲，幸福由高而低，依序为越南、菲律宾、印尼……最不幸福的是新加坡。
　　至于大国都排名极后，美国排名150，俄罗斯甚至到了172名，已快垫底。西方长期以来即有一种人，他们推崇前文明的自然状态，认为高尚的野蛮人才是最幸福的人。西方有些人赞美蓝色珊瑚礁岛，有些人赞美香格里拉为世外桃源，现在又有人宣称南太平洋前文明岛国和不丹为幸福之国度，用别的前文明状态来合理化自己的乡愁。总让人感到这是一种过分的矫情。前几年，西方有些人大力赞美不丹人那种遗世独立的未发展幸福。不丹也得意地发明了“幸福总量”(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来取代GNP。只是不丹在1999年开放30家有线电视，最大一家有46个频道，于是学生的暴力、吸毒、家庭破裂、各种犯罪等遂告大盛，1／3父母宁愿看电视也不想多花时间在小孩身上，于是称赞不丹为幸福国度的人遂变少了。将接近自然状态的无知素朴神圣化和浪漫化。称之为“幸福”。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不太能正面去定义“幸福”，但却可以从负面去定义“不幸福”来思考这个问题。由人类的普遍经验，我们知道这种人铁定是不幸福的。
　　——贫穷，没有钱。虽说有钱不一定幸福，但没钱一定不会幸福；由于贫穷没有钱又和就业以及失业、福利、保障有关，因此让人有工作及福利保障乃是幸福第一要素。
　　——西方富裕国家，虽然平均富裕程度已高，但幸福感却日益下滑，最大的原因乃是家庭价值瓦解，离婚率居高不下，性关系松弛，非婚生子女大增，偏差行为甚或犯罪也趋严重等，这显示出，家庭价值的崩解乃是不幸福的要件。
　　——会也是一种资本，西方幸福感的下滑，与人们相互信任程度的降低、社会不平等严重化之后造成的愤怒与敌对增强，以及犯罪增加等均有关。美国为全球第一监狱大国，每100人就有1人关牢里，黑人男子有5％在入狱，若以25到29岁这个年龄层而论。黑人男子关在牢里的甚至高达12％。英国有1／3的人认为入夜散步不安全。当人们觉得在社会生活如此累人，幸福感又怎么可能增加?
　　——幸福的终极定义里，乃是国家不幸福，社会不幸福，个人也不可能幸福。而国家社会的幸福不可能得自任何人的赏赐，而是要国民亲力来打造始有可能，当人们有了幸福意识的自觉。大家才有可能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致力于不幸福的减少。18至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边沁(Teremy Bentham，1748～1832)的这段话可当作幸福问题的结论：
　　“创造你所能创造的所有幸福，移除所有你能移除的不幸福，你每天都应对别人的幸福加一点东西或减少一点别人的痛苦不幸福。你在别人心中种下一点幸福，你会发现在你的心中会有收割；你将别人感受中的不幸去除一些，则在你灵魂的宫殿会有美好的祥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