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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的三大到四大前后，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作为共青团在这一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为共青团事业所创建的特殊功勋，将永载史册——
团的三大与四大召开时节，是1925——1927年间，那时的中国，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酝酿、发动、开展到失败的峥嵘岁月，也是团的名称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团的主要领导人，就是后来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被称为“五大书记”之一的老一辈革命家任弼时。
负笈求学的湖南少年，在上海加入青年团
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汩罗市)唐家桥(今弼时镇)，是任弼时的家乡。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就出生在这里。
任家是传统的耕读世家，祖辈和父辈中均出过不少读书人，还先后有数人赴日本和美国留学，成为一代名家。受此影响，任弼时的父亲也是自幼读书，可惜考秀才未能如愿，后终身在家乡以教书为业。
有这样一位做教书匠的父亲，对任弼时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从三四岁开始，父亲便开始教他读书写字，给他讲述岳飞、花木兰等尽忠报国的故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送董绍南序》等古典名篇，在父亲从学堂下学回家后的亲自督导下，也逐渐成为幼年任弼时时常背诵抄写的必修课。
扎实的“幼学”功底，让小小年纪的任弼时见解不凡，志向远大。那正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整个中国正处在大变动之际，爱国、自强、御侮，已成为华夏知识阶层的主流意识，湖南尤为更甚。任弼时幼小的心灵，常常受到包括他父亲在内的许多有爱国心的教育工作者的感染和熏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国情及外患了解得愈深，任弼时御侮救国的思想感情日趋强烈。1917年4月的一天，已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读书的他，晚自习复习地理时，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南到北皆有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蚕食之处，台湾、澳门、香港、澎湖、库页岛等尽被外人统治，好端端一幅中国地图被肢解的残破不全，禁不住“痛哭流涕”。
1919年，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开启中国近代历史的崭新一页终于翻开了，一头睡狮觉醒了，沉默的火山以雷霆万钧之力，呼啸着冲击着旧世界。热血少年任弼时，此时已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当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任弼时与同学们一道，参加了长沙各学校师生联合组织的国耻大游行；6月3日，长沙各校又响应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省学联的号召，举行罢课、抵制日货、爱国储金等活动，任弼时义无反顾地积极投身于这场爱国运动之中。
在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催生下，湖南的青年学生掀起了一场出国深造、振兴中华的热潮。蔡和森、蔡畅等纷纷到法国勤工俭学，接着，毛泽东、何叔衡等又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青年学子赴俄罗斯勤工俭学，正在准备毕业后出路的任弼时得此消息后，便与同学萧劲光一道报名，准备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去留学。不久，任弼时和萧劲光等人便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为负笈远行苏俄作准备。
上海外国语学社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也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的活动地点。学社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六号)。巧的是，这所新型学校于1920年8月底刚刚成立，而任弼时等人便成了它的首批学员；更巧的是，此之前的8月22日，刚刚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等另外7人是第一批成员，而其机关也设在外国语学社内。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任弼时与罗亦农、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等相继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入团时的任弼时，时年不过16周岁。
从莫斯科再到上海，在时代风雨中展露青年工作头角
1921年5月，任弼时与萧劲光等一道，乘坐邮轮经日本驶向海参崴，踏上旅俄求学之路。途中经历种种艰险，于7月初到达他们心中向往的红色首都莫斯科。
任弼时将要入学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劳大)，也是刚刚成立，名誉校长是斯大林。顾名思义，这所学校是专门为苏俄的远东各少数民族及远东各国培养革命人才的。包括任弼时在内，来自中国的共有30名首批学员，被编为“中国班”。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史、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共产主义ABC以及报刊上发表的列宁的著作。学习的内容是丰富的，然而生活条件却十分艰苦。十月革命胜利不过才4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十分困难，物质极度匮乏，然而这一切，对于怀抱着冲天革命理想来这里学习的青年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让任弼时他们振奋的，是入学不久，传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怎样入党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立即成为这些投身革命的学子们的热烈话题。这年冬天，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东大的中国班中发展党员，已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年纪比任弼时大的如刘少奇、罗亦农等第一批转为中共党员，同时在东大建立了中共党的总支部，任弼时为同学们的进步感到高兴，同时也更加自觉地刻苦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不断砥砺自己。至第二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党由陈独秀、刘仁静组成代表团前来参加。大会结束后，陈独秀专程来到东大中国班，看望大家并主持党员会议，经他提议，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了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三人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一年，任弼时刚满18岁。
1924年，中国正处于大革命前夜，国共开始了第一次蜜月合作，革命形势空前高涨。考虑到国内革命发展的需要，5月，中共旅莫支部宣布，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郑超麟、卢宽等15名同志结束学习，回国工作。
结束了三年“学习+革命”的异国生活，任弼时怀着渴望工作和战斗的急迫心情，于当年8月抵达上海，旋即被中共中央分配安排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9月15日，任弼时出席了青年团中央局常会。会议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上海区委员会委员；在22日的团中央局会议上，又决定他担任团江浙皖区委委员；七天之后，团中央又发出通知：任弼时加入上海地委工作。同时，他还作为团中央宣传委员会聘任的编辑员，与邓中夏、恽代英、林育南等一道，负责编辑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平民之友》和《团刊》三个刊物；这还没算完，由于于右任出任校长的上海大学也急需教学人才，由瞿秋白任系主任的社会学系同时又聘任弼时担任该系的俄语教员。
一副副重担接踵压在肩上，一个个工作岗位在向他发出召唤，任弼时激情似火，斗志昂扬，全身心扑向新的工作，在实践中充分展示出他年轻有为的多方面才华。
针对团的工作实际，也为了更好提高团员青年在大革命时代的战斗力，澄清一些模糊认识，任弼时 充分发挥自己所学马列主义著作及懂俄语的优势，用相当大的精力撰写介绍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及翻译有关列宁的著述，以指导青年工作。他发表于《中国青年》第四十九期上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可以说是他的第一篇重头文章。随后，任弼时又在11月出版的《中国青年》“苏俄革命纪念特别号”上，发表了《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三篇文章，介绍了列宁的革命业绩及苏俄青少年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来年1月份在《中国青年》第六十三、六十四期合刊上，任弼时又发表了《列宁主义要义》和《李卜克内西》两文。
这些文笔犀利，见解非凡的文章，给当时的青年工作吹来一股清新之气，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与好评。
团的三大召开后，高扬团旗的擎旗手写上一段辉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26日在上海举行。任弼时以在团中央出色的工作业绩，被大会推举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作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是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月30日新一届共青团中央举行执委会，选举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张秋人、贺昌五人组成中央局，张太雷任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任宣传部主任兼《中国青年》编辑，贺昌任工农部主任，张秋人任非基督教部主任。
三大后，被委以重任主管共青团组织工作的任弼时，就如何加强并改进团组织建设，提高团员青年的个人素质和战斗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与追求，并在以后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2月18日，任弼时在分别给尚在莫斯科的罗亦农、王一飞等人的信件中，除倾述自己回国半年的工作体会外，鲜明的表达了他下步工作的重点，指出：很多同志，包括他自己在内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多是“缺少实际经验”，“玄空的理论，事实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没多用处”；团组织普遍的缺点是团员缺少训练，各地团组织尚未认识到团组织的根本责任，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即为教育与训练和人才的培养，同时注意团体组织上的改良与发展。”
为解决团组织“缺少训练”及团组织“群众化”问题，任弼时在接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七天后，就以“总校教务处”即团中央局的名义，与张太雷联名签发《共青团中央关于颁发团证的通告》，要求各地在一个月内将团组织情况报团中央备案；后又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调查组织系统情况。其目的都是要搞清楚团组织的基本状况。
从这年的3月到4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在团的总书记张太雷的大力支持下，分管组织工作的任弼时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整顿团的组织的工作，两人联手下发了一道又一道通知和指示，要求各地对秘书、档案、日常组织工作的手续作出具体规定，切实整顿团的工作秩序，包括建立和保存会议记录，编造团员手册，转移团员组织关系，按时收缴团费，分发刊物，定期向上级报告工作等，还规定：候补团员不发团证；被除名的团员应收回团证等一系列维护团组织严肃性的具体条文。
由于大革命正向前迅猛发展，身兼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翻译的张太雷，腾不出更多精力从事团中央局的工作。经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席会议决定，免去张太雷团中央总书记职务，由任弼时代理总书记。由此，任弼时全力挑起了领导共青团中央的重担。此时，全国整顿团组织的工作已初见成效，全团精神面貌为之改观，充满战斗活力，接任总书记后的任弼时，一面继续推进整顿，一面及时顺应大革命发展的形势需要，对如何扩大团组织的影响力，发展壮大团员青年队伍作出了有重大意义的调整和规定。
经过团的实际工作磨练的任弼时，不仅看出当时团组织“普遍缺少训练”，组织战斗力不强，同时也洞察到团的组织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与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缺乏群众基础。不仅团员数量少，其中的工农青年就更少。以当时上海为例，上海有团员195人，工农青年成分只有10人左右，这样的团组织显然不能适应国民革命，特别是发展工农运动的需要。如果说整顿团的各级组织，严肃组织内部各项制度是为了提高团组织的“质”的话，那么当务之急，还要抓好“量”，迅速壮大团的队伍。因此，就在任弼时接任团的总书记第二天，一个对以后共青团工作带来深远影响的团中央“第四十五号通告”，由任弼时签发迅速下达全团。通告要求各地加快团员的发展工作，对在何处发展、如何发展都作了具体说明，并且还明确规定发展新团员的标准是：一，工农青年，只要有相当的觉悟，并很愿意做事而勇敢者；二，学生及职员，对于主义有相当的认识，而有活动之才力，且愿遵守纪律，接受执行机关之指挥而去参加实际工作者。这些富有远见而适时的举措，增强了团组织的号召力，团员队伍迅速壮大，尤其是广大工农青年的加入，有效改变了过去团员中学生居多的结构比例，极大提升了团的战斗力。在接踵而来的“五卅”爱国运动中更经受了实际斗争的考验和洗礼。
当年5月15日，由上海日本资本家开枪杀害工人顾正红而引发的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内外棉纱厂的工人群众始终在斗争第一线。5月2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任弼时与恽代英签发团中央“第四十八号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北京、武汉、山东等地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加以总攻击”。当上海随即又发生英国巡捕开枪屠杀反帝游行的群众10余人的惨案之后，6月2日，任弼时以团中央总书记名义又签发团中央“第五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即刻全体动员，使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学生一律罢课，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通电向北京政府提出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向外交使团提出要求惩凶、赔款；在各地帝国主义者管理的企业举行政治性罢工、罢市等。12日，任弼时又签发通告，要求团组织应借此次反帝运动的斗争实践，进一步发展团员。
五卅运动历时数月，任弼时率领共青团和广大青年积极投入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显示了团组织坚强的战斗威力，广大团员青年也经受了革命风暴的洗礼，队伍得到空前壮大。至1925年9月，团员人数已发展到9000多人，更可喜的是青年工人的比例从10％增加到了38％。
1927年5月10日，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时值蒋介石发动背叛革命的“4·12”政变后不久，革命面临生死存亡之秋，形势异常严峻。此时的共青团组织，已发展到拥有三万七千多名团员，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大会严厉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庄严宣布：目前革命运动已转入一极严重的时期，我们需要与敌人决最后之死战了!……大会特严重地训令全体团员勇敢地偕同全国被压迫的青年群众，在工会、农会与学生会的旗帜之下，进行更系统的、更勇猛的战斗!大会向广大团员发出“训令”：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大会选举任弼时、李求实、李子芬、贺昌等16人为中央委员，还选出了13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工人成分占1/3。会议同时选举任弼时、萧三、李求实、贺昌、杨善南5人组成团中央局，任弼时继续当选为总书记。
从团的三大到四大前后，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作为共青团在这一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为共青团事业所创建的特殊功勋，将永载史册!
文字编辑：刘之昆
团的三大与四大召开时节，是1925——1927年间，那时的中国，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酝酿、发动、开展到失败的峥嵘岁月，也是团的名称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团的主要领导人，就是后来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被称为“五大书记”之一的老一辈革命家任弼时。
负笈求学的湖南少年，在上海加入青年团
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汩罗市)唐家桥(今弼时镇)，是任弼时的家乡。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就出生在这里。
任家是传统的耕读世家，祖辈和父辈中均出过不少读书人，还先后有数人赴日本和美国留学，成为一代名家。受此影响，任弼时的父亲也是自幼读书，可惜考秀才未能如愿，后终身在家乡以教书为业。
有这样一位做教书匠的父亲，对任弼时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从三四岁开始，父亲便开始教他读书写字，给他讲述岳飞、花木兰等尽忠报国的故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送董绍南序》等古典名篇，在父亲从学堂下学回家后的亲自督导下，也逐渐成为幼年任弼时时常背诵抄写的必修课。
扎实的“幼学”功底，让小小年纪的任弼时见解不凡，志向远大。那正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整个中国正处在大变动之际，爱国、自强、御侮，已成为华夏知识阶层的主流意识，湖南尤为更甚。任弼时幼小的心灵，常常受到包括他父亲在内的许多有爱国心的教育工作者的感染和熏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国情及外患了解得愈深，任弼时御侮救国的思想感情日趋强烈。1917年4月的一天，已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读书的他，晚自习复习地理时，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南到北皆有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蚕食之处，台湾、澳门、香港、澎湖、库页岛等尽被外人统治，好端端一幅中国地图被肢解的残破不全，禁不住“痛哭流涕”。
1919年，以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标志，开启中国近代历史的崭新一页终于翻开了，一头睡狮觉醒了，沉默的火山以雷霆万钧之力，呼啸着冲击着旧世界。热血少年任弼时，此时已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当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任弼时与同学们一道，参加了长沙各学校师生联合组织的国耻大游行；6月3日，长沙各校又响应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省学联的号召，举行罢课、抵制日货、爱国储金等活动，任弼时义无反顾地积极投身于这场爱国运动之中。
在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催生下，湖南的青年学生掀起了一场出国深造、振兴中华的热潮。蔡和森、蔡畅等纷纷到法国勤工俭学，接着，毛泽东、何叔衡等又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青年学子赴俄罗斯勤工俭学，正在准备毕业后出路的任弼时得此消息后，便与同学萧劲光一道报名，准备到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去留学。不久，任弼时和萧劲光等人便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为负笈远行苏俄作准备。
上海外国语学社实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也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的活动地点。学社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六号)。巧的是，这所新型学校于1920年8月底刚刚成立，而任弼时等人便成了它的首批学员；更巧的是，此之前的8月22日，刚刚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等另外7人是第一批成员，而其机关也设在外国语学社内。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任弼时与罗亦农、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等相继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入团时的任弼时，时年不过16周岁。
从莫斯科再到上海，在时代风雨中展露青年工作头角
1921年5月，任弼时与萧劲光等一道，乘坐邮轮经日本驶向海参崴，踏上旅俄求学之路。途中经历种种艰险，于7月初到达他们心中向往的红色首都莫斯科。
任弼时将要入学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劳大)，也是刚刚成立，名誉校长是斯大林。顾名思义，这所学校是专门为苏俄的远东各少数民族及远东各国培养革命人才的。包括任弼时在内，来自中国的共有30名首批学员，被编为“中国班”。学校开设的课程有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史、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共产主义ABC以及报刊上发表的列宁的著作。学习的内容是丰富的，然而生活条件却十分艰苦。十月革命胜利不过才4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十分困难，物质极度匮乏，然而这一切，对于怀抱着冲天革命理想来这里学习的青年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让任弼时他们振奋的，是入学不久，传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怎样入党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立即成为这些投身革命的学子们的热烈话题。这年冬天，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东大的中国班中发展党员，已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年纪比任弼时大的如刘少奇、罗亦农等第一批转为中共党员，同时在东大建立了中共党的总支部，任弼时为同学们的进步感到高兴，同时也更加自觉地刻苦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不断砥砺自己。至第二年11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党由陈独秀、刘仁静组成代表团前来参加。大会结束后，陈独秀专程来到东大中国班，看望大家并主持党员会议，经他提议，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了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三人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一年，任弼时刚满18岁。
1924年，中国正处于大革命前夜，国共开始了第一次蜜月合作，革命形势空前高涨。考虑到国内革命发展的需要，5月，中共旅莫支部宣布，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郑超麟、卢宽等15名同志结束学习，回国工作。
结束了三年“学习+革命”的异国生活，任弼时怀着渴望工作和战斗的急迫心情，于当年8月抵达上海，旋即被中共中央分配安排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9月15日，任弼时出席了青年团中央局常会。会议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上海区委员会委员；在22日的团中央局会议上，又决定他担任团江浙皖区委委员；七天之后，团中央又发出通知：任弼时加入上海地委工作。同时，他还作为团中央宣传委员会聘任的编辑员，与邓中夏、恽代英、林育南等一道，负责编辑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平民之友》和《团刊》三个刊物；这还没算完，由于于右任出任校长的上海大学也急需教学人才，由瞿秋白任系主任的社会学系同时又聘任弼时担任该系的俄语教员。
一副副重担接踵压在肩上，一个个工作岗位在向他发出召唤，任弼时激情似火，斗志昂扬，全身心扑向新的工作，在实践中充分展示出他年轻有为的多方面才华。
针对团的工作实际，也为了更好提高团员青年在大革命时代的战斗力，澄清一些模糊认识，任弼时 充分发挥自己所学马列主义著作及懂俄语的优势，用相当大的精力撰写介绍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及翻译有关列宁的著述，以指导青年工作。他发表于《中国青年》第四十九期上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可以说是他的第一篇重头文章。随后，任弼时又在11月出版的《中国青年》“苏俄革命纪念特别号”上，发表了《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三篇文章，介绍了列宁的革命业绩及苏俄青少年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来年1月份在《中国青年》第六十三、六十四期合刊上，任弼时又发表了《列宁主义要义》和《李卜克内西》两文。
这些文笔犀利，见解非凡的文章，给当时的青年工作吹来一股清新之气，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与好评。
团的三大召开后，高扬团旗的擎旗手写上一段辉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26日在上海举行。任弼时以在团中央出色的工作业绩，被大会推举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作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是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月30日新一届共青团中央举行执委会，选举张太雷、恽代英、任弼时、张秋人、贺昌五人组成中央局，张太雷任总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任宣传部主任兼《中国青年》编辑，贺昌任工农部主任，张秋人任非基督教部主任。
三大后，被委以重任主管共青团组织工作的任弼时，就如何加强并改进团组织建设，提高团员青年的个人素质和战斗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与追求，并在以后的工作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2月18日，任弼时在分别给尚在莫斯科的罗亦农、王一飞等人的信件中，除倾述自己回国半年的工作体会外，鲜明的表达了他下步工作的重点，指出：很多同志，包括他自己在内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多是“缺少实际经验”，“玄空的理论，事实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没多用处”；团组织普遍的缺点是团员缺少训练，各地团组织尚未认识到团组织的根本责任，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即为教育与训练和人才的培养，同时注意团体组织上的改良与发展。”
为解决团组织“缺少训练”及团组织“群众化”问题，任弼时在接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七天后，就以“总校教务处”即团中央局的名义，与张太雷联名签发《共青团中央关于颁发团证的通告》，要求各地在一个月内将团组织情况报团中央备案；后又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调查组织系统情况。其目的都是要搞清楚团组织的基本状况。
从这年的3月到4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在团的总书记张太雷的大力支持下，分管组织工作的任弼时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整顿团的组织的工作，两人联手下发了一道又一道通知和指示，要求各地对秘书、档案、日常组织工作的手续作出具体规定，切实整顿团的工作秩序，包括建立和保存会议记录，编造团员手册，转移团员组织关系，按时收缴团费，分发刊物，定期向上级报告工作等，还规定：候补团员不发团证；被除名的团员应收回团证等一系列维护团组织严肃性的具体条文。
由于大革命正向前迅猛发展，身兼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翻译的张太雷，腾不出更多精力从事团中央局的工作。经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席会议决定，免去张太雷团中央总书记职务，由任弼时代理总书记。由此，任弼时全力挑起了领导共青团中央的重担。此时，全国整顿团组织的工作已初见成效，全团精神面貌为之改观，充满战斗活力，接任总书记后的任弼时，一面继续推进整顿，一面及时顺应大革命发展的形势需要，对如何扩大团组织的影响力，发展壮大团员青年队伍作出了有重大意义的调整和规定。
经过团的实际工作磨练的任弼时，不仅看出当时团组织“普遍缺少训练”，组织战斗力不强，同时也洞察到团的组织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与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缺乏群众基础。不仅团员数量少，其中的工农青年就更少。以当时上海为例，上海有团员195人，工农青年成分只有10人左右，这样的团组织显然不能适应国民革命，特别是发展工农运动的需要。如果说整顿团的各级组织，严肃组织内部各项制度是为了提高团组织的“质”的话，那么当务之急，还要抓好“量”，迅速壮大团的队伍。因此，就在任弼时接任团的总书记第二天，一个对以后共青团工作带来深远影响的团中央“第四十五号通告”，由任弼时签发迅速下达全团。通告要求各地加快团员的发展工作，对在何处发展、如何发展都作了具体说明，并且还明确规定发展新团员的标准是：一，工农青年，只要有相当的觉悟，并很愿意做事而勇敢者；二，学生及职员，对于主义有相当的认识，而有活动之才力，且愿遵守纪律，接受执行机关之指挥而去参加实际工作者。这些富有远见而适时的举措，增强了团组织的号召力，团员队伍迅速壮大，尤其是广大工农青年的加入，有效改变了过去团员中学生居多的结构比例，极大提升了团的战斗力。在接踵而来的“五卅”爱国运动中更经受了实际斗争的考验和洗礼。
当年5月15日，由上海日本资本家开枪杀害工人顾正红而引发的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内外棉纱厂的工人群众始终在斗争第一线。5月2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任弼时与恽代英签发团中央“第四十八号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北京、武汉、山东等地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加以总攻击”。当上海随即又发生英国巡捕开枪屠杀反帝游行的群众10余人的惨案之后，6月2日，任弼时以团中央总书记名义又签发团中央“第五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即刻全体动员，使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学生一律罢课，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通电向北京政府提出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向外交使团提出要求惩凶、赔款；在各地帝国主义者管理的企业举行政治性罢工、罢市等。12日，任弼时又签发通告，要求团组织应借此次反帝运动的斗争实践，进一步发展团员。
五卅运动历时数月，任弼时率领共青团和广大青年积极投入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显示了团组织坚强的战斗威力，广大团员青年也经受了革命风暴的洗礼，队伍得到空前壮大。至1925年9月，团员人数已发展到9000多人，更可喜的是青年工人的比例从10％增加到了38％。
1927年5月10日，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时值蒋介石发动背叛革命的“4·12”政变后不久，革命面临生死存亡之秋，形势异常严峻。此时的共青团组织，已发展到拥有三万七千多名团员，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大会严厉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庄严宣布：目前革命运动已转入一极严重的时期，我们需要与敌人决最后之死战了!……大会特严重地训令全体团员勇敢地偕同全国被压迫的青年群众，在工会、农会与学生会的旗帜之下，进行更系统的、更勇猛的战斗!大会向广大团员发出“训令”：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大会选举任弼时、李求实、李子芬、贺昌等16人为中央委员，还选出了13名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工人成分占1/3。会议同时选举任弼时、萧三、李求实、贺昌、杨善南5人组成团中央局，任弼时继续当选为总书记。
从团的三大到四大前后，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作为共青团在这一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任弼时为共青团事业所创建的特殊功勋，将永载史册!
文字编辑：刘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