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祥先生的大作《文化力》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了解此段历史的学者都知道，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的压力，使我们几无喘息的余地。因此，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遂成为百多年来中国学人急于想解答的核心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此一重大的文化问题不解决，我们是决计找不到出路的，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拾人牙慧，亦步亦趋。使我感到困惑的是，社会的管理阶层竟有不知文化为何物者，更遑论国家的文化建设这样的战略大问题。近几十年来，国人的兴趣不在文化领域。而高占祥先生的大作题为《文化力》，着重讨论的是文化问题。且高先生是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竟花费极大精力写作《文化力》一书，自己甚感钦佩。这就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极想参加出版座谈会，听听别的研究文化的专家的高见宏论，也想谈谈自己在文化思考方面的一些想法。
　　高先生在《文化力》一书中说“文化是灵魂，经济是血肉”。他的意思是说，文化与经济是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的。但尽管两者之间互相依存，其间仍有极大的区别，即文化是经济的灵魂，是经济的基础。其实不仅仅如此，文化也应该是政治的基础，是政治的灵魂。
　　文化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文化究竟又是什么呢?
　　谁也说不清楚文化究竟是什么。据说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三四百种之多。可见，文化的含义是极其繁复庞杂的。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学者的无能，而是文化本身确实很难以定义的方式来表述。我们说的文化是人的文化，凡不是自然的东西，多少都与人相关。从广义说来，人的视听言动的结果无不是文化产品。这样说来，经济是文化，政治是文化，法律是文化，教育是文化，艺术音乐舞蹈体育也无一不是文化。总之，凡属人的一切莫不是文化。
　　但细究文化的丰富意蕴，我们也自会发现，文化是有着结构层次的系统的。对此虽然不敢下个定义，但罗列文化系统结构层次还是能够使我们大致了解文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所谓的文化系统有如下的几个层次：第一，由于任何文化都是关于人的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欲望和思想要求的文化。而人的生活可以粗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生活是人的生活的最外围的方面，此一方面的生活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方面，这就是行为模式和器物文化。所谓的行为模式是说，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着，他是依赖一个群体而生活，这个群体就是民族。为了维持民族生活的安定团结，必须有共同认可的行为模式。器物文化是为了满足群体的人的吃喝穿住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田地、房屋等。第二，为了维持既定的行为模式和器物文化，就有必要进一步制定各种具有稳定性和一贯性的制度模式，以便使本民族的行为模式和器物文化得以流传下去。政治制度、经济运行制度、法律制度、财务制度、教育制度、社会安全保障制度等等便是。第三，社会风俗、礼仪；第四，语言、文字：第五，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所谓的价值观或人生观。
　　我们在前面曾讲到任何人的生活都可以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精神生活的核心便是人生观和价值观。按照通常的说法，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道家的哲学。
　　上面所说的五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是：1、这些因素不能够孤立地存在，它们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的有机的组成因素而相互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分别地说它们，但事实上它们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2、从理论上、历史上看，价值观或人生观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决定着生活在某一文化系统中的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器物文化的特点，同时也决定着该文化系统内的制度模式。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便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模式、行为模式和器物文化。当然，行为模式、器物文化和制度模式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对价值模式发生影响，但此种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科技甚至制度层面的西化并不必然会触及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的核心部分。3、文化外在的、有形的因素如行为方式、器物的如服饰、发色等，甚至制度层面的东西可以有很大的很快的变化，甚至语言也可以变化，但内在的无形的价值观或人生观，或者简单说人的思想的变化就非常困难非常缓慢。
　　从上述，我们便可清晰地知道，文化的核心在人的思想或在人的价值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国家的根基或命脉在于文化。经济建设和政治统治固然重要，但其本身并不是基础性的东西。任何政治和经济都是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文化为其源头活水，任何政治统治和经济建设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汉元光元年，汉武帝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应召，遂有著名的“天人三策”。在其第一策中，董仲舒说道：“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我们知道，汉初统治者的政治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奉行的是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汉朝的经济逐渐走向繁荣，府库充实。可是在这繁荣局面的背后，却也存在令人头痛的隐患。可见，当时政治远未达到“善治”。董仲舒的意思是说，汉代统一之后直至汉武帝时，国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上，而应迅速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转向文化建设。文化建设要成为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基础。他所谓的“更化”的具体内容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也就因此成为了历代官方的统治思想。到底应该如何来评价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此一问题不是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问题。提出这一历史事实，不是说儒家思想也应该成为现代政治的源头活水，而是想说明，文化建设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头等大事。
　　不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强调文化建设是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建设的基础，即便在西方，文化建设也始终是政治和经济建设的源头活水。十九世纪后西方文化所取得的辉煌灿烂的成就无一不与文艺复兴紧密相连。而文艺复兴的核心内容恰恰就是人性、人权摆脱了神性、神权的禁锢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于是，在西方首先出现的是文学、艺术、哲学思想、雕塑等与人密切相关的学科的复兴、繁荣与发展。此种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带来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兴盛和经济的突飞猛进。
　　可见，中、西历史表明，且理论也向我们指明，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文化。
　　董仲舒所提倡的“更化”上距汉之初兴约70年左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也快近60年了。现在的我们也始终是处在“临政而愿治”，但不曾“退而更化”的状态之中。再往前看，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为了应对西方文化，我们百年的近现代史充满着种 种的政治改良和革命运动。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又始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细细审读我们的近现代史，所缺少的正是长期有计划有秩序的文化建设运动。1917年后的几年间曾有过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但也为时甚短，却逐渐演变为了政治救亡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固然是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不幸的是人们往往将科学与民主摆在中国文化的对立面上来认识，认为“存其一，必废其一”，似乎必须全面地推倒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才有可能使科学与民主在中国生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从新文化运动之后成为了主流意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经过了两个决裂(与资本主义决裂，与封建主义决裂)的年代，“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性的批判，遂使我们的国家的文化基础屡屡遭受劫难。所以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始终未得到重视。而且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的环境远较董仲舒的年代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董仲舒的年代传统的文化从未遭遇过挑战，而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却始终受到西方文化的挤迫几无生存的空间。我们面临的文化建设问题简直是刻不容缓。经济建设固然重要，但却不能够代替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的建设应该是在中国文化关照之下进行。此种建设应该是全面的文化建设，决不是个别领域的建设。
　　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方向应该突出以理性为基础的学术性。中国的学术不能够真正独立，那么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艺术、法律等也就不能够真正独立。此处所谓独立不是所谓的闭门自守，拒绝相互交流，而是指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等领域内的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需要我们首先重视基础学科，倡导社会在基础学科方面做出大量的投入。最前沿的学科所需要的人才我们自己能够培养，科学的尖端人才要能够有机会积极地参与解决国内外各学科所面临的问题。但急功近利的思潮却支配着当今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头脑。他们重视技术，而忽略科学；重视应用性学科，不重视基础性学科；重视实际的社会效果，忽视理论研究的作用；看重眼前的效应，而不重视或牺牲长远的目标，更有甚者竟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了长远的利益。积极提倡文化建设有助于我们克服急功近利的短视。
　　
　　(《文化力》，高占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