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倾向于用“安那其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来指称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的Anarchism。“无政府主义”和更早期中国翻译的“虚无党”，都太带有某个历史时期的功利性，刻意强调它破坏性的一面。
　　所以今日中国，“无政府主义”是个贬义词，很多人对无政府主义误读为一片混乱各行其是。其实，Anarchism源于希腊语，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没的是“府”，“政”还存在，不过还原成日常自由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了，这正是政治的本义。在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是很日常的事情，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去关心、去参与的事情，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
　　也有很多人误以为无政府主义等于自私的个人主义，但看看无政府主义祖师爷之一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是这样说的：“国家吞没了一切社会职能，这就必然促使为所欲为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得到发展。对国家所负义务越多，公民间相互的义务显然将越来越少。”我想倒过来说，对政府所负义务越少，公民间的互助则越多。安那其之间的互助，克鲁泡特金告诉我们：“那是比爱或个体间的同情不知要广泛多少的一种情感——在极其长久的进化过程中，在动物和人类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种本能，教导动物和人在互助和互援的实践中就可获得力量。”这就是安那其主义的积极性。
　　安那其主义在香港一直不息其行，近十年更在文化、生活态度等影响更多有志改变香港的青年。当然，现在的安那其主义与一百年前的虚无党大不一样，他们除了抗争，还越来越多把自己的理念诉诸建设，或者说耕作与培育。
　　耕作是很具体的事情，真的是实实在在地在农田上劳动。这几天我常去香港新界的乡村看望一些学习耕作的朋友，他们是菜园村生活馆的延续——菜园村生活馆诞生于三年前香港的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我来到的时候，年轻人们正在做蓝染（晒蓝）工艺，用阳光把许多花草晒印在布上——这些花草在一般的农民眼中是稗草、无用的，但年轻人们却想找到它们的“用处”，也许它们的用处是“美”。这种想法多么安那其，世上万物皆有其用，皆有存在的价值。
　　我去给年轻农人讲诗歌课，选的第一首诗就是汉语最早的农民诗《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中国儒道的解释传统往往把它比会为歌颂尧帝的德政如春风化雨，好得人民不觉其德。我倒觉得是，人民自主其生活，压根不需要所谓的“帝力”，这难道不是中国最早的安那其思想吗？
　　在香港，安那其主义者会发起或参与一种独立于政党之外的社会运动，直接跟社区、跟民众发生关系。这种运动不是为了争取某个议席、某张选票，而仅仅是基于一个个体对某事件的反应——你不用去捆绑别人，也不用去号召别人跟你一起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去，这是立足于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的政治行为。
　　这样的安那其主义是从哪里来的？除了现实的政治选择，还得益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资源和发展脉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也许是过时了，但他们对普遍公义的追求、对既定权威的不认同等，这是永不过时的。延续到后现代语境下，安那其主义跟青年亚文化——摇滚音乐、涂鸦艺术、互联网黑客文化等，结合得更紧密。这种安那其主义将安那其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并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早期的安那其主义，可能只有一个目标、一条道路，但现在不是了。当每个人都参与进来的时候，安那其主义不再是一个比喻，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世界观。
　　这不是犬儒。犬儒是接受现实，并且在现实的制约中寻找可能性，安那其则是在现实的深处，超越现实去寻找可能性。
　　那天在香港初春的田野上，我和生活馆资深的“农人”在风中聊了很久，谈及三年前的保卫菜园村运动，我突然想通了它为什么对我们的意义比所有抗争行动都大，那是因为那一次我们除了反抗，还建立了很多东西。安那其主义者也可以是这样的，在日常中建设。即使失败也是有意义的，失败带来的伤痕，就像农田上开掘的犁沟，能播下种子。
　　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