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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的某一天，我收到某家全国性金融类报纸的约稿函，大意是让我写一写回顾总结中国金融改革道路和经验教训之类的文章稿酬从优云云。十年前的2008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国金融改革30年》，作者是我的一位老同学。这两件事都使我有所触动，特别是在2008年看到“中国金融改革30年”这样的标题时，我当时的想法是：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与中国的金融改革之间存在时间差，金融改革相比于总体经济改革在时间上滞后了六年，这一点难道不是基本常识吗？
那么，为什么金融改革直至1984年即总体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六年后才刚刚开始启动呢？我分析原因大致有：
第一，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自农村始，中国当时近十亿人口最重要问题是解决温饱，而始自安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自1978年出现到在全国农村推广，中间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全国各地区的党政干部中，有迟疑不决的，有坚决抵制的，有拖延观望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多年来的政治运动已经把人整怕了，谁都怕一不小心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而在中国，一顶帽子一旦戴上就可能几十年摘不掉，所以，左也好右也好，迟疑也好拖延也好，总之是事出有因，你怨不得大家。所以1980年代最初几年，当年的党中央及主要负责同志都是在全国各地极力推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工业及城市等方面的改革刚刚被人们提出，金融改革则还没提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日程上来。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当时金融的地位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也不算太重要。1978年，全国城乡人均储蓄存款只有21元左右，当时的银行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代理国库、发行现金、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经营各类结算业务等等。在人民银行发放的贷款中，仅仅是企业的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定额流动资金贷款都采取财政拨付制。这些金融运行状况肯定会让现在学财经的年轻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年国企占统治地位的微观经济结构下，我们就是这样干过来的。到1984年前，银行的贷款领域出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由超定额流动资金扩宽到定额流动资金，由流动资金贷款拓展至固定资产技改贷款等等。因为当时中国不存在资本市场，金融机构也类型单调，所以，人们想到的改革只是银行改革，提出的问题也是银行要不要把盈利当成主要经营目标，银行要不要引入竞争等类的问题。
第二，1984年，中国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 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提出将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决定》提出“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从这句文件语言中可以看出，在当年的决策层观点中，价格改革重于一切，而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理论上说当然在必改之列，但到底什么时候改和怎么改，没有人知道答案。因为即使是中国的总体改革大家不也一样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过来的？没谁是胸有成竹， 更没有人提出过现在流行的所谓“顶层设计”。大家都一样，都在学。刘鸿儒老师在《决定》出台后因文件中金融改革语焉不详去问过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我猜可能是赵紫阳同志），这位领导同志解释说，金融改革之所以语焉不详是因为看不准，“财政像透明的茶杯，收支是透明的，一目了然，银行资金是不透明的，搞不好要出大事儿。”于是，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刘鸿儒为组长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
为什么我一直认定1984年为中国金融改革元年？我觉得，这个由国务院决定于1984年刚刚成立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就能说明一切。也就是说，在这之前，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出现过有组织有领导的系统研究，至于改革实践就更是无从谈起了。所以据此我们推算，2018年是中国金融改革34年，而十年前的2008年则是中国金融改革的24年。
鸿儒老师领导的这个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在调研和倾听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初步改革方案，该方案针对的主要问题是：（1）央行调控能力弱；（2）银行经营政企不分；（3）金融活动渠道单一；（4）银行经营大锅饭缺少动力。对策意见自然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提高央行调控能力、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发展多种信用形式、金融机构经营实现企业现代化等等。
在當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分析和对策都是正确的。但有趣的是，当鸿儒老师于1984年12月向国务院汇报时，据说“领导认为思路可以，但实施暂时困难，因为1984年年底信贷失控，通货膨胀加剧，中央已决定1985年紧缩银根，调整经济。因而不能讨论这个金融改革方案。”（见刘鸿儒《突破》第32页），中国金融改革如果以实践为准，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另行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这是将1984年定为中国金融改革元年的标志性事件。如果像刘鸿儒老师在《突破》一书中所记叙的那样，中国第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最初成果——金改方案在1984年12月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并未得到批准，直到1985年1月再一次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并将该内容正式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198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作为另一个实践起点，那么，金融改革的起始时间似乎还要往后推迟。
为什么刘鸿儒老师领导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提交的改革方案在1984年12月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没能通过，却在内容基本未变的情况下能在1985年被“中共中央七五计划建议”采纳并于1985年10月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通过？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1998年我参加科技部的中国风险投资体系设计课题组，第一次了解了颁行全国的政策文件是部际协调的产物，而国务院起草文件的专家主要在各个部委，因为只有这些条条的专家才最了解中国国情，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也有许多专家学者，但他们同各部委的专家比起来，国情了解远远不够，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操作意义的改革政策文件，只能由各部委专家起草，也就是说，尽管鸿儒老师领导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将最初金融改革构想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没得到实施批准但在中共中央组织中共“七五计划”建议文稿时，参与金改起草的人员自然是刘鸿儒老师麾下的兵将，中国“七五计划”期间的金融改革实践路线图，还是刘鸿儒老师领导的研究小组勾画出来的。
提起“七五计划”，也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当年黄达老师承接了一个“七五社科计划”课题《中国货币供求问题研究》， 因该课题，黄老师要招收对货币供求有研究基础可以入学后成为课题组成员的学生。当年四川财院有两名硕士生，一名研究货币供给（周慕冰），一名研究货币需求（邓乐平）获曾康霖老师推荐得允于黄达老师，我就是借黄达老师招“七五”社科计划课题研究人员之际，跟着周邓二学兄混入黄老师的门下，如此这般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七五社科课题”《中国货币供求问题研究》起因于“中共七五计划建议”中有了重视金融改革内容， 七五计划建议中的金融改革内容又是刘鸿儒老师组织人研究提出的，所以思前想后，金融改革起点——金融改革研究——金融改革方案——之后衍生的课题——导师招生——我读博士生，所有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之间却似乎又存在着一种逻辑关系。中国金融改革的起点为我开启了金融学读博的起点，所以我感谢黄达老师，感谢刘鸿儒老师，也感谢中国始于1984年的金融改革。
那么，为什么金融改革直至1984年即总体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六年后才刚刚开始启动呢？我分析原因大致有：
第一，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自农村始，中国当时近十亿人口最重要问题是解决温饱，而始自安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自1978年出现到在全国农村推广，中间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全国各地区的党政干部中，有迟疑不决的，有坚决抵制的，有拖延观望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多年来的政治运动已经把人整怕了，谁都怕一不小心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而在中国，一顶帽子一旦戴上就可能几十年摘不掉，所以，左也好右也好，迟疑也好拖延也好，总之是事出有因，你怨不得大家。所以1980年代最初几年，当年的党中央及主要负责同志都是在全国各地极力推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工业及城市等方面的改革刚刚被人们提出，金融改革则还没提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日程上来。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当时金融的地位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也不算太重要。1978年，全国城乡人均储蓄存款只有21元左右，当时的银行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代理国库、发行现金、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经营各类结算业务等等。在人民银行发放的贷款中，仅仅是企业的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定额流动资金贷款都采取财政拨付制。这些金融运行状况肯定会让现在学财经的年轻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年国企占统治地位的微观经济结构下，我们就是这样干过来的。到1984年前，银行的贷款领域出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由超定额流动资金扩宽到定额流动资金，由流动资金贷款拓展至固定资产技改贷款等等。因为当时中国不存在资本市场，金融机构也类型单调，所以，人们想到的改革只是银行改革，提出的问题也是银行要不要把盈利当成主要经营目标，银行要不要引入竞争等类的问题。
第二，1984年，中国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历史性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 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提出将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决定》提出“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从这句文件语言中可以看出，在当年的决策层观点中，价格改革重于一切，而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理论上说当然在必改之列，但到底什么时候改和怎么改，没有人知道答案。因为即使是中国的总体改革大家不也一样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过来的？没谁是胸有成竹， 更没有人提出过现在流行的所谓“顶层设计”。大家都一样，都在学。刘鸿儒老师在《决定》出台后因文件中金融改革语焉不详去问过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我猜可能是赵紫阳同志），这位领导同志解释说，金融改革之所以语焉不详是因为看不准，“财政像透明的茶杯，收支是透明的，一目了然，银行资金是不透明的，搞不好要出大事儿。”于是，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刘鸿儒为组长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
为什么我一直认定1984年为中国金融改革元年？我觉得，这个由国务院决定于1984年刚刚成立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就能说明一切。也就是说，在这之前，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出现过有组织有领导的系统研究，至于改革实践就更是无从谈起了。所以据此我们推算，2018年是中国金融改革34年，而十年前的2008年则是中国金融改革的24年。
鸿儒老师领导的这个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在调研和倾听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初步改革方案，该方案针对的主要问题是：（1）央行调控能力弱；（2）银行经营政企不分；（3）金融活动渠道单一；（4）银行经营大锅饭缺少动力。对策意见自然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提高央行调控能力、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发展多种信用形式、金融机构经营实现企业现代化等等。
在當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分析和对策都是正确的。但有趣的是，当鸿儒老师于1984年12月向国务院汇报时，据说“领导认为思路可以，但实施暂时困难，因为1984年年底信贷失控，通货膨胀加剧，中央已决定1985年紧缩银根，调整经济。因而不能讨论这个金融改革方案。”（见刘鸿儒《突破》第32页），中国金融改革如果以实践为准，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另行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这是将1984年定为中国金融改革元年的标志性事件。如果像刘鸿儒老师在《突破》一书中所记叙的那样，中国第一个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最初成果——金改方案在1984年12月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并未得到批准，直到1985年1月再一次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并将该内容正式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198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作为另一个实践起点，那么，金融改革的起始时间似乎还要往后推迟。
为什么刘鸿儒老师领导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提交的改革方案在1984年12月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没能通过，却在内容基本未变的情况下能在1985年被“中共中央七五计划建议”采纳并于1985年10月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通过？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1998年我参加科技部的中国风险投资体系设计课题组，第一次了解了颁行全国的政策文件是部际协调的产物，而国务院起草文件的专家主要在各个部委，因为只有这些条条的专家才最了解中国国情，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也有许多专家学者，但他们同各部委的专家比起来，国情了解远远不够，因此对于那些具有操作意义的改革政策文件，只能由各部委专家起草，也就是说，尽管鸿儒老师领导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将最初金融改革构想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时没得到实施批准但在中共中央组织中共“七五计划”建议文稿时，参与金改起草的人员自然是刘鸿儒老师麾下的兵将，中国“七五计划”期间的金融改革实践路线图，还是刘鸿儒老师领导的研究小组勾画出来的。
提起“七五计划”，也勾起了我的许多记忆。当年黄达老师承接了一个“七五社科计划”课题《中国货币供求问题研究》， 因该课题，黄老师要招收对货币供求有研究基础可以入学后成为课题组成员的学生。当年四川财院有两名硕士生，一名研究货币供给（周慕冰），一名研究货币需求（邓乐平）获曾康霖老师推荐得允于黄达老师，我就是借黄达老师招“七五”社科计划课题研究人员之际，跟着周邓二学兄混入黄老师的门下，如此这般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七五社科课题”《中国货币供求问题研究》起因于“中共七五计划建议”中有了重视金融改革内容， 七五计划建议中的金融改革内容又是刘鸿儒老师组织人研究提出的，所以思前想后，金融改革起点——金融改革研究——金融改革方案——之后衍生的课题——导师招生——我读博士生，所有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之间却似乎又存在着一种逻辑关系。中国金融改革的起点为我开启了金融学读博的起点，所以我感谢黄达老师，感谢刘鸿儒老师，也感谢中国始于1984年的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