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每年9月，总不免想到这两句优雅的古文——虽说阴阳并不同历。 但9月确实应是优雅的。因为炎热、躁动的夏季已过去，寂寞了两个月的校园，又重开弦诵之声。凉爽的秋风，宜于冗静、周详的思考——执政党商定国是的“三中全会”搁在这样的季节来开，应当也有这‘一考虑。
　　自然，之前的春与夏，是难得优雅的。尤其今年——非典疫情、频发矿难、淮河大水、全球高温、就业危机、征地纠纷……俨然一幅浸渍在烦恼、焦虑气氛中的图卷。 而秋意如期潜来。 把灼痛、疲劳的视线暂时闭上吧，在秋风中深呼吸一下——因为，苦痛有时，欣悦有时；而且，恰恰因为有这么多苦痛，我们才更要在心里培植强大的宁静、耐心与信念，抚平伤痛，而不是为它所扰。 这个秋天，有些问题，也许值得我们静下心，细细寻思。 第一个问题，现代化究竟何指?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 近20年，是国人对“现代化”三字寄以无限希望和崇拜约20年。然而，现代化实质究竟为何?它仅仅意味着“生活妁极大改善，物质的极大繁荣”吗?现代化需要怎样的指标——仅仅一个“GDP”够吗?“增长”两个字真能包罗一切? 城市和高速公路的急剧扩张，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是否就意味着现代化?而失地、无业农人的悲哀、怨怼，是否注定不过是现代化大车轮之后，无关痛痒的涸辙之呻?
　　今天6月底，温家宝总理在香港礼宾府有番肺腑之言，他认为当下中国“经济这条腿长长丁，但社会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一个人，一个国家，两条腿一长一短，走起路来就会站不稳，站不住。”对于一个国家长远的未来而言，“增长至上论”是靠不住的——总理显然有慨于此。
　　诸多观察家也指出，中国在“倾斜的现代化”里呆得太久了。而国民财富总量的高速增长，并不代表国民福利的整体提升，财富过度集中，甚至可能为阶层断裂、生态破坏、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显然，现代化要的不仅是增长，更要和谐。一个国家，如果多数地方教育和卫生事业潦倒破败，则大城市的繁荣胜景也就难说有多少可惊羡之处。 第二个问题，“法治社会”究竟意味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实现“法治社会”? “全面现代化”、“全面小康”，“好的市场经济”，公认只有在法治框架之下才有可能。这20年，也是国人对“法治”寄以巨大企盼的20年。但法令的滋长丛生，并不等于善治的推进实现。
　　有识者指出，能否有力约束政府，才是区别“以法治国”(rule by law)与“法治”(rule of law)的试金石。法治首当其冲的功能，就是约束政府，其次才是约束经济人——法律多如牛毛，不等于法治：相反，假如为政者利用权力捆绑经济人，窒息社会活力，以遂己私，这恰恰造成“坏的市场经济”。不少发展中国家流弊深重，“拉美病”和“印度病”皆此之谓。
　　而“法治社会”的实现，靠的是什么?靠的乃是真代表“公共利益”的声音——这就需要倾听、整合、提炼各方声音的平台，不使整体利益被小团体所独占、劫夺。故而，真正的“良法”不仅出于政府与法律部门的“美意”，更应出于全体公民的综合利益诉求——说到底，“法治”不是赐予的，而应由多元力量来共同推动。
　　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第三个问题这广大的国土上，需要怎样的公民，共同推动国人20年来、准确说是一个世纪以来殷殷期待的“现代化”和“法治”?
　　这应当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上个世纪初，鲁迅先生就曾用至优美的文笔，遍询曰：“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而当今的有识之士，则用简捷的“公民教育”四字概括了鲁迅先生的意图。
　　应当说，这里的“公民教育”，断非顺从“粗陋的现代化”和“以法治国”需要的教育——因为真正的公民绝不是技术知识和法律条文所能训练与培养出来的。鲁迅先生说得好，唯有“至诚”和“温煦”之声，才能唤出善美刚健的公民。英哲罗素在1915年亦论述了相近观点：“一个真正善于施教的人，要使青年生长和发展完全，一定是十分透彻地充满了敬人的态度。”罗素还批评“那些主张铸出生铁般制度的人，所缺少的正是对人的尊敬”。
　　“一切使人成为伟大的，都是要从要得到好东西的尝试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同以为坏的东西作斗争而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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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牛活，就是创造性的冲动占最大的地位，而占有性的冲动占最小的地位。”
　　罗素这些话，有助于我们思考三个问题间的关系——“现代化”和“法治社会”的推进，有赖于公民声音的逐渐清晰；而“现代化”、“法治社会”的实现标准，就在于是否给“公民教育”提供了有活力和秩序的平台一而健全的公民、充满创造性的公民，他们的成长才是一切“增长”和每种“秩序”的目标。
　　从“偏执的现代化”，走向“全面的现代化”，从“政府的法治”，走向“公意的法治”，从“工具化的人”，走向“自觉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这里有文明成长的脉络，这样的时代，才会产生我们真正信赖的优雅。
　　秋风起，秋月明。让我们返回宁静，返回思想，探取真的清凉，真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