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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是作者通过阅读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通过一个公共资源治理失败的案例，联系我国实际探讨了农村公共资源的治理之道，以期避免资源浪费，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
关键词：公共资源；制度；治理之道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132-01
一、概述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从哈丁“公地地悲剧”（1968）、Dawes等人的“囚徒理论”（1973，1975）和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1965）等理论模型出发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入手，通过考察了托拜尔和瑞士等拥有社群土地的村庄、日本有大量公共土地的村庄自主治理的成功案例以及土耳其和加利福利亚等地失败案例，提炼出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资源管理的方法，阐述了运用非国家（集权式）或非市场（私有化）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形成自主组织理论，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二、一个例子：公共池塘的低效
阅读本书的案例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有些村落对公共资源的管理高效而低成本，有些却低效甚至陷入瘫痪？甚至于在同一村落对某项公共资源的治理很成功，而同一群人对另一项公共资源的治理却低效呢？
在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的一个村庄，村东头一个大池塘面积约五亩，每年产鱼四百斤左右。如果技术适当，像这种最普通的增氧受限、不能冲水的池塘每亩也能产鱼350斤左右，该村这么大的池塘应该能捕鱼1500斤，可现在才400斤！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而产鱼为何如此少？除了缺乏一定的技术，主要原因是“集体困境”-常年偷偷捕鱼的人不在少数。村民就算知道了有人偷鱼也不会去向队长报告，因为“得罪人”的成本很高，而且偷盗者侵犯的是集体利益，分摊到自己头上的利益损失很小。可是一旦一些偷盗者偷鱼成功，其他村民也会针锋相对地去偷，因为他们会觉得如果他们不那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吃亏 ，结果所有的农民都会这么想，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他们总是会有“其他偷盗者‘偷盗’得更多”的想法，于是行为更加变本加厉。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偷鱼—不举报—偷的更多—鱼更少—更没人管……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理性的农民之间并没有有效合作已达到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政府和农民也没有效配合和分工，以致基本没有摆脱“公地悲剧”。
在农村，池塘是典型的公共之物，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尽管名义上池塘属于全体村民，但由于“心理上的遥远感”，“公物”变成“他物”，没有人愿意去举报偷鱼人，更不愿意花费精力去提高池塘的产量。安徽乃至全国这样的村庄都很多，因为治理困境浪费了宝贵的资源。那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公共资源才能使农民的福利最大化？
三、我的思考：农村公共资源的治理之道
奥斯特罗姆经过广泛调查调查发现现实并不总是陷入困境，还是存在着一些治理之道。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以及奥斯特罗姆的理论经验，我也认真思考了农村治理困境的解决办法。
（一）提高乡村政府的管理。在农村，由于没有市场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一般经验是只能依靠政府，而农民对政府是敬畏的，期望也最高。哈丁在提出著名的“公地悲剧”一案后又说，“在一个杂乱的世界上，如果想要避免毁灭，人民就必须对外在于他们个人心灵的制力，用霍布斯的术语来说就是‘利维坦’，表示臣服”(Hardin，1978)。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是政府是万能的，他信息准确、监督力强、制裁可靠、行政费用为零等，其通过自身的力量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是现实生活中政府远远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农村，本身官员素质就不高，一般就高中文化，缺乏专业技能和有效的管理手段，有时候还要兼顾自家利益。
所以我认为提高乡村政府的管理能力依然是提高农村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几年施行的“大学生村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全国还有很多的农村没有大学生去落脚，很多有用的资源在无知中被浪费。
（二）引进市场机制。因为私有化也只适合一些可以分割利用的资源，例如月形村的森林都是一小片的划分为私人所有。像池塘、道路、水库这些公共资源只有当做一个整体才有意义，也就没有办法通过“缩小局人”的方式进行管理。这一类公共资源可以引进市场机制，通过拍卖的方式将池塘的所有权拍卖给某个“出价最高”的局人。这里的出价包括该局人的相关技能，拥有池塘后分给其他局人的利益。
（三）组建农村合作组织。在“哈丁的牧场”里，牧人们都在各自的房间揣摩其他牧人的策略，难道他们不能面对面地协商一下吗?怎样让局人通过协商而选择合作，奥斯特罗姆在这一方面做出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她认为 ：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 ，进行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奥斯特罗姆所推崇的这样一种公共事物管理方式，对自治组织的要求较高，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群体相对较小，也较稳定”。该村两百来人，刚好符合其人数在50人到15000人之间的要求，而且中国乡村的村落规模几乎都在这范围内。其次，“利益的相似性”。一般农村都以血缘关系居住，生活水平类似，符合要求。第三，“大多数占用者有互惠的共识，并相信这种共识能作为初始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大多数村民本性淳朴，易于沟通，有互惠共识。所以组建农村合作组织是我国最值得推广的一种方式。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2]吴淼,吴毅.村民自治在乡土社会的遭遇[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左停,王立全.贫困地区村庄治理中农民参与的“矛盾”映像[J].调研廿界.2009,7．
关键词：公共资源；制度；治理之道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132-01
一、概述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从哈丁“公地地悲剧”（1968）、Dawes等人的“囚徒理论”（1973，1975）和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1965）等理论模型出发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入手，通过考察了托拜尔和瑞士等拥有社群土地的村庄、日本有大量公共土地的村庄自主治理的成功案例以及土耳其和加利福利亚等地失败案例，提炼出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资源管理的方法，阐述了运用非国家（集权式）或非市场（私有化）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形成自主组织理论，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二、一个例子：公共池塘的低效
阅读本书的案例时，我就在想，为什么有些村落对公共资源的管理高效而低成本，有些却低效甚至陷入瘫痪？甚至于在同一村落对某项公共资源的治理很成功，而同一群人对另一项公共资源的治理却低效呢？
在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的一个村庄，村东头一个大池塘面积约五亩，每年产鱼四百斤左右。如果技术适当，像这种最普通的增氧受限、不能冲水的池塘每亩也能产鱼350斤左右，该村这么大的池塘应该能捕鱼1500斤，可现在才400斤！资源的浪费是惊人的。而产鱼为何如此少？除了缺乏一定的技术，主要原因是“集体困境”-常年偷偷捕鱼的人不在少数。村民就算知道了有人偷鱼也不会去向队长报告，因为“得罪人”的成本很高，而且偷盗者侵犯的是集体利益，分摊到自己头上的利益损失很小。可是一旦一些偷盗者偷鱼成功，其他村民也会针锋相对地去偷，因为他们会觉得如果他们不那样做的话，他们就会吃亏 ，结果所有的农民都会这么想，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他们总是会有“其他偷盗者‘偷盗’得更多”的想法，于是行为更加变本加厉。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偷鱼—不举报—偷的更多—鱼更少—更没人管……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理性的农民之间并没有有效合作已达到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政府和农民也没有效配合和分工，以致基本没有摆脱“公地悲剧”。
在农村，池塘是典型的公共之物，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尽管名义上池塘属于全体村民，但由于“心理上的遥远感”，“公物”变成“他物”，没有人愿意去举报偷鱼人，更不愿意花费精力去提高池塘的产量。安徽乃至全国这样的村庄都很多，因为治理困境浪费了宝贵的资源。那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公共资源才能使农民的福利最大化？
三、我的思考：农村公共资源的治理之道
奥斯特罗姆经过广泛调查调查发现现实并不总是陷入困境，还是存在着一些治理之道。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以及奥斯特罗姆的理论经验，我也认真思考了农村治理困境的解决办法。
（一）提高乡村政府的管理。在农村，由于没有市场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管理，一般经验是只能依靠政府，而农民对政府是敬畏的，期望也最高。哈丁在提出著名的“公地悲剧”一案后又说，“在一个杂乱的世界上，如果想要避免毁灭，人民就必须对外在于他们个人心灵的制力，用霍布斯的术语来说就是‘利维坦’，表示臣服”(Hardin，1978)。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是政府是万能的，他信息准确、监督力强、制裁可靠、行政费用为零等，其通过自身的力量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可是现实生活中政府远远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农村，本身官员素质就不高，一般就高中文化，缺乏专业技能和有效的管理手段，有时候还要兼顾自家利益。
所以我认为提高乡村政府的管理能力依然是提高农村公共资源利用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几年施行的“大学生村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目前全国还有很多的农村没有大学生去落脚，很多有用的资源在无知中被浪费。
（二）引进市场机制。因为私有化也只适合一些可以分割利用的资源，例如月形村的森林都是一小片的划分为私人所有。像池塘、道路、水库这些公共资源只有当做一个整体才有意义，也就没有办法通过“缩小局人”的方式进行管理。这一类公共资源可以引进市场机制，通过拍卖的方式将池塘的所有权拍卖给某个“出价最高”的局人。这里的出价包括该局人的相关技能，拥有池塘后分给其他局人的利益。
（三）组建农村合作组织。在“哈丁的牧场”里，牧人们都在各自的房间揣摩其他牧人的策略，难道他们不能面对面地协商一下吗?怎样让局人通过协商而选择合作，奥斯特罗姆在这一方面做出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她认为 ：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 ，进行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奥斯特罗姆所推崇的这样一种公共事物管理方式，对自治组织的要求较高，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群体相对较小，也较稳定”。该村两百来人，刚好符合其人数在50人到15000人之间的要求，而且中国乡村的村落规模几乎都在这范围内。其次，“利益的相似性”。一般农村都以血缘关系居住，生活水平类似，符合要求。第三，“大多数占用者有互惠的共识，并相信这种共识能作为初始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大多数村民本性淳朴，易于沟通，有互惠共识。所以组建农村合作组织是我国最值得推广的一种方式。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2]吴淼,吴毅.村民自治在乡土社会的遭遇[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左停,王立全.贫困地区村庄治理中农民参与的“矛盾”映像[J].调研廿界.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