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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那一幕
1980年代那10年，20多岁的德平在一个集体小厂做工会干事。那时每逢年节，工会都要给困难职工发补助金。第一次参加困难职工评议会，把德平惊得不行，“车间、科室领导都认为自己的某个员工最困难，证据五花八门，什么家有80多岁瘫痪的老母了；儿女多，花销太大了；媳妇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了。互相吵，互相贬，要把补助金抢到手。”德平说。
这不算完，艰难博弈后，补贴名单敲定、公布，其后工会的门槛就会被职工踏平，这个问：凭啥没有我？那个喊：你们偏向！他们找出各种证据证明自己比谁谁更惨。德平记得，“有一师傅找的证据令人哭笑不得，他说他儿子因盗窃进去了，家里人承受不了，需要工会补助。你说说！”
那个年代如此比惨，以求得到那一二十块钱补助，皆因国家穷，人更穷，可以理解。现在人们仍旧比惨，原因就复杂多了。“你都弄不清到底是中国人骨子里愿意比惨呢，还是什么制度使人不得不比惨。”德平说，“或许是想不出好办法了，只能比惨，不比惨就得不出相对公正的结果。”
向下看齐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高校发放助学金时、国家评定贫困县时。
2016年11月，主流媒体和网上共同比较热乎的一个新闻是：云南高校贫困生上台演讲“比穷”争助学金。说的是有高校在评定助学金时，让学生上台演讲比穷，根据投票划定等级，再匹配相应的助学金。网传聊天截图显示，某班在评定过程中，“班主任执着不休”“非让把住址还有家庭状况说清楚”，“我旁边两个哭的”“又一个学生说不下去哭了”。
对此，德平不以为意，“这种事多了，以前也有报道，但没像这次这么热闹。天知道这次发的什么神经。”德平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在媒体泛泛的、不痛不痒的“损害学生自尊”的批评中，社会未见得能感同身受学生受到的伤害，“我一同学的女儿就被这么折磨过，我比你们了解。”
据德平讲，他这个同学是真穷！“说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绝不为过。”同学有佝偻病，媳妇是农村户口，还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这二人结合到一起，还生了一个女儿，其困难可想而知。靠着低保金和亲朋的资助，加上在社区公益岗挣那点儿钱，两口子好歹算把女儿供上了大学，女儿的用度花销也多起来。两口子不得不以每月800元把50多平方米的房改房租出去，借铁路边的围墙，垒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砖房凑合住。
“我跟他女儿很熟。每次孩子放假回来，我都去看她，拿点吃的花的用的。孩子真懂事，每次见我都笑盈盈的。可孩子老偷偷哭，他爸告诉我的。”德平说。有一次，同学把他叫去，拿女儿的日记给他看，“谈不上是日记，就一作业本，上面记了孩子两三天的感受，回校时落家里了。”
从孩子对这两三天的记述里，德平了解到，孩子不忍心让爸妈为她受更多苦，就在学校打零工，但钱还是不够用，不得不申请助学金。“学校都一个德行，让孩子上台讲家里怎么穷。要命的是，这所高校不知中了什么邪，申请助学金还有名额限制，最后，这丫头和一同学条件差不多，老师让他们再比一把，决出胜负，还是上台演讲，还是比谁家里穷……”
讲到这，个头近一米八的德平满脸涨红，眼里含泪，声音哽咽。
沉静了一会儿，德平说：“孩子受不了这个呀，可为了爸妈，不受也得受哇！那几页日记，好些地方都被泪打湿了，字都看不清了。”德平脱口而出几句骂人话。这要是让愤青式网友知道了，难听的话肯定更多。
德平的不解是，“你说谁愿意向下攀比呀，可学校就这么个做法，你不向下攀比行吗？就说这孩子，她不往下攀比行吗？都是被逼的呀！”
我是穷人我怕谁
德平无意中戳中了一个原因，很多人的向下攀比除了个人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等原因，也是组织化、制度化的结果。在这方面，很多县不愿摘掉贫困县帽子，甚至以进入贫困县行列为荣，就是一个鲜明的佐证。
早在1992年，为庆祝成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湖南邵阳县全城放鞭炮，竟致烟花爆竹脱销。20年后的2012年，与邵阳县相邻的新邵县步其后尘，1月末，几行大字出现在户外一大型显示屏上：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落款是：中共新邵县委、新邵人民政府宣。尽管新邵县领导作了辩解，但无论如何，向下攀比的心态，似也成了两县官民的共同文化心理。
其后的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
这两年，“庆祝成为扶贫县”的现象不见了，这有赖于中央“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但是，向下攀比的文化心理，在很多人心中沉淀下来。
2016年11月4日，湖北巴东县广播电视台在微信公众号推送了《陈行甲：精准扶贫中，自强感恩教育要跟上》一文。作者陈行甲写道，在扶贫中，有些贫困户不懂感恩，却无理取闹，“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我掐着你玩”。陳行甲要求加强对群众的自强感恩教育。
陈行甲是巴东县委书记，2015年5月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抛开“加强感恩教育”这一提法是否妥贴不提，单说陈行甲在文中罗列的那些现象，足以佐证向下攀比已不是个别现象，“我是穷人我怕谁”已经突破底线，再往下，恐怕就是“光脚的不怕穷鞋的”“我是恶人我怕谁”。
发展向上，人性向下，这需要文化反思、制度反思：社会何以如此？人何以如此？在现有文化和制度背景中，人与社会在怎样互为影响？
1980年代那10年，20多岁的德平在一个集体小厂做工会干事。那时每逢年节，工会都要给困难职工发补助金。第一次参加困难职工评议会，把德平惊得不行，“车间、科室领导都认为自己的某个员工最困难，证据五花八门，什么家有80多岁瘫痪的老母了；儿女多，花销太大了；媳妇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了。互相吵，互相贬，要把补助金抢到手。”德平说。
这不算完，艰难博弈后，补贴名单敲定、公布，其后工会的门槛就会被职工踏平，这个问：凭啥没有我？那个喊：你们偏向！他们找出各种证据证明自己比谁谁更惨。德平记得，“有一师傅找的证据令人哭笑不得，他说他儿子因盗窃进去了，家里人承受不了，需要工会补助。你说说！”
那个年代如此比惨，以求得到那一二十块钱补助，皆因国家穷，人更穷，可以理解。现在人们仍旧比惨，原因就复杂多了。“你都弄不清到底是中国人骨子里愿意比惨呢，还是什么制度使人不得不比惨。”德平说，“或许是想不出好办法了，只能比惨，不比惨就得不出相对公正的结果。”
向下看齐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高校发放助学金时、国家评定贫困县时。
2016年11月，主流媒体和网上共同比较热乎的一个新闻是：云南高校贫困生上台演讲“比穷”争助学金。说的是有高校在评定助学金时，让学生上台演讲比穷，根据投票划定等级，再匹配相应的助学金。网传聊天截图显示，某班在评定过程中，“班主任执着不休”“非让把住址还有家庭状况说清楚”，“我旁边两个哭的”“又一个学生说不下去哭了”。
对此，德平不以为意，“这种事多了，以前也有报道，但没像这次这么热闹。天知道这次发的什么神经。”德平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在媒体泛泛的、不痛不痒的“损害学生自尊”的批评中，社会未见得能感同身受学生受到的伤害，“我一同学的女儿就被这么折磨过，我比你们了解。”
据德平讲，他这个同学是真穷！“说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绝不为过。”同学有佝偻病，媳妇是农村户口，还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这二人结合到一起，还生了一个女儿，其困难可想而知。靠着低保金和亲朋的资助，加上在社区公益岗挣那点儿钱，两口子好歹算把女儿供上了大学，女儿的用度花销也多起来。两口子不得不以每月800元把50多平方米的房改房租出去，借铁路边的围墙，垒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砖房凑合住。
“我跟他女儿很熟。每次孩子放假回来，我都去看她，拿点吃的花的用的。孩子真懂事，每次见我都笑盈盈的。可孩子老偷偷哭，他爸告诉我的。”德平说。有一次，同学把他叫去，拿女儿的日记给他看，“谈不上是日记，就一作业本，上面记了孩子两三天的感受，回校时落家里了。”
从孩子对这两三天的记述里，德平了解到，孩子不忍心让爸妈为她受更多苦，就在学校打零工，但钱还是不够用，不得不申请助学金。“学校都一个德行，让孩子上台讲家里怎么穷。要命的是，这所高校不知中了什么邪，申请助学金还有名额限制，最后，这丫头和一同学条件差不多，老师让他们再比一把，决出胜负，还是上台演讲，还是比谁家里穷……”
讲到这，个头近一米八的德平满脸涨红，眼里含泪，声音哽咽。
沉静了一会儿，德平说：“孩子受不了这个呀，可为了爸妈，不受也得受哇！那几页日记，好些地方都被泪打湿了，字都看不清了。”德平脱口而出几句骂人话。这要是让愤青式网友知道了，难听的话肯定更多。
德平的不解是，“你说谁愿意向下攀比呀，可学校就这么个做法，你不向下攀比行吗？就说这孩子，她不往下攀比行吗？都是被逼的呀！”
我是穷人我怕谁
德平无意中戳中了一个原因，很多人的向下攀比除了个人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等原因，也是组织化、制度化的结果。在这方面，很多县不愿摘掉贫困县帽子，甚至以进入贫困县行列为荣，就是一个鲜明的佐证。
早在1992年，为庆祝成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湖南邵阳县全城放鞭炮，竟致烟花爆竹脱销。20年后的2012年，与邵阳县相邻的新邵县步其后尘，1月末，几行大字出现在户外一大型显示屏上：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落款是：中共新邵县委、新邵人民政府宣。尽管新邵县领导作了辩解，但无论如何，向下攀比的心态，似也成了两县官民的共同文化心理。
其后的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
这两年，“庆祝成为扶贫县”的现象不见了，这有赖于中央“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但是，向下攀比的文化心理，在很多人心中沉淀下来。
2016年11月4日，湖北巴东县广播电视台在微信公众号推送了《陈行甲：精准扶贫中，自强感恩教育要跟上》一文。作者陈行甲写道，在扶贫中，有些贫困户不懂感恩，却无理取闹，“我是穷人我怕谁”“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谁”“我掐着你玩”。陳行甲要求加强对群众的自强感恩教育。
陈行甲是巴东县委书记，2015年5月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抛开“加强感恩教育”这一提法是否妥贴不提，单说陈行甲在文中罗列的那些现象，足以佐证向下攀比已不是个别现象，“我是穷人我怕谁”已经突破底线，再往下，恐怕就是“光脚的不怕穷鞋的”“我是恶人我怕谁”。
发展向上，人性向下，这需要文化反思、制度反思：社会何以如此？人何以如此？在现有文化和制度背景中，人与社会在怎样互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