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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耿直遭受迫害
哈斯朝禄于20世纪10年代出生在东北地区的一个蒙古族家庭，幼时家里生活十分贫困。伪满洲国成立后，创办了一所兴安盟陆军军官学校，到处招收学员。为了能混口饭吃，哈斯朝禄进入了这所学校。当时，身为流浪汉且不了解内情的他，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实际是在日本人操纵之下创办的。哈斯朝禄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说：“在这所日本人办的学校里，父亲接受了日本人的教育是不消说的。不过，父亲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1936年，哈斯朝禄从兴安盟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民族感情使他宁愿过苦日子也不愿给日本人做事。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946年，哈斯朝禄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组织上调他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
1947年，哈斯朝禄从东北军政大学第九期毕业，组织上分配他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防厅，担任军事部军政司秘书。后来，他的工作又几经调动，先后担任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公安杂志社编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文编辑部编辑。
哈斯朝禄平时少言寡语，但做事踏实，待人诚恳，性格耿直。
哈斯朝禄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与以往一样，工作特别扎实、认真、肯干。在这家出版社，能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人并不多，哈斯朝禄算是这类人才之一，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1957年，哈斯朝禄的命运发生了逆转。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因为给单位领导提了一些意见，被定为“内控右派”“内人党”。从此，他处于被“控制使用”人员之列。重要的工作不让他参与，在工作中时时刻刻受到监督，有人专门记下他的一言一行，向上级报告。在大会小会上，总是有人点名或者不点名地批判他。
耿直的哈斯朝禄自然不服，但他平时仍然积极工作，看到不良的人和事，仍然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他又招来了一些麻烦。
1958年，在某些人的诬陷和某些领导的错误决定之下，他被错误地打成“蒙修特务”，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并且被管制起来。他为此反复申诉。他在单位里申诉，单位组织人批判他。他不服，向上申诉，但申诉信被转回单位，使其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当年，他被开除公职。
1962年，有关部门决定把他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劳动管制”，并且在未得到他同意的情况下，就取消了他一家的城市户口，把遣送信、迁出证、粮食关系都办好，送到了他手里。哈斯朝禄被迫带着全家人来到位于达尔罕茂明安草原的新宝力格公社那仁格日勒（那仁格日勒，汉语的意思是“日光”）大队落户。
新宝力格公社那仁格日勒大队，也正是龙梅、玉荣一家居住的大队。哈斯朝禄与龙梅、玉荣一家不在一个生产队，并不熟悉，更不认识年纪尚小的姐妹俩。
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4年2月9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草原。替父亲放牧羊群的龙梅和玉荣姐妹俩，为保护集体羊群和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被严重冻伤。就在姐妹俩面临死亡威胁时，她们遇上了哈斯朝禄父子俩。
几天前，哈斯朝禄的老同学特木尔高力陶特意到那仁格日勒大队来看望他。两人见面后都特别高兴，有许多话要说，日夜相谈甚欢。哈斯朝禄留老同学在家里住了4天，两人仍然依依难舍。2月9日这一天，那位老同学说眼看快过春节了，要回去准备年货过团圆年。既然如此，哈斯朝禄也不便挽留，只好同意。这天，他早早地起来为老同学做早饭。饭后，他就牵着狗，带着儿子一起送老同学回家。他们当天便赶到了白云鄂博。看看时间尚早，哈斯朝禄就陪老同学在街上逛了逛，购买了一些年货，不承想，误了火车。此时，暴风雪已经袭来，并且越来越猛烈。哈斯朝禄便陪老同学在白云鄂博住了一宿。第二天，暴风雪仍然很猛。那位老同学对哈斯朝禄说：不必送我上火车了，你早点回家照看一下。原来，哈斯朝禄出门时，把羊群交给两个年幼的女儿照看。在这样大风雪天气里，他担心女儿年纪小，照顾不好羊群，便告别老同学，带着儿子，领着狗，背着年货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时是上午11点左右，西北风依然猛烈，雪花随风横扫过来，打在人的脸上像刀割一样。气温已经降至近零下40℃。
许多年后，哈斯朝禄的儿子那仁满都拉回忆了当年他们遇见并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情景：
那是1964年2月10日的上午，时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我和父亲送走他的老朋友要回家，回家我们要穿过一条铁路。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铁路下面发现了一群羊。当时我和父亲过来看这些羊，生怕我们家的羊被刮到这里。结果到旁边一看，不是我们自己的羊。但是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生产队的羊，因为往西面走都是我们生产队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在羊群旁边发现了两只死羊。发现死羊以后，我父亲这个人非常负责，他要先把死羊背到扳道房寄放起来。我父亲背走第一只羊时，让我在那儿看着羊。父亲本来在发烧，身上没有力气，当他步履蹒跚地把死羊背到火车站的扳道房时，两腿发软，几乎都站不住了。当时，扳道房里正在值班的工人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姓王。父亲敲开门，向他诉说了事情的原委，说要先把死羊放在那里，以后再让生产队派人来取。那位工人一开始不同意，说值班的就他一人，马上到下班时间了。父亲好说歹说，对方总算答应了，不过他提了个要求，下班之前必须把死羊取走。
我在那儿看着羊，不大一会儿就从西面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戴着一顶帽子，帽耳朵已经被风刮开了，穿一件白茬皮袄，连皮袄的扣子都敞开着，脸已经冻得紫青紫青的。然后我问她：这是你的羊吗？这个小姑娘点点头。这时候，我父亲背完羊后返回来了，并发现了龙梅，就问她是哪个生产队的，龙梅说她是日光队的。我爸问她是谁家的姑娘，她说是吴添喜的姑娘。我爸又问：就你一个人放羊吗？龙梅说还有她的妹妹，她的妹妹在山里面。我父亲看到她，当时意识到，这个孩子已经被冻坏了，所以拉着孩子的手，甚至都不管我了，赶快把龙梅领到扳道房。
父亲把龙梅带到附近的扳道房里，并请里面的人帮着救龙梅。那几个工人马上行动起来，给龙梅脸上、手上搓雪，这是冰天雪地里救人最常用的方法。又给她脱靴子，可龙梅的靴子和脚冻在了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只好用刀子划，用剪子铰……在扳道房里面，我给龙梅喂面包、喂水，工人师傅为龙梅擦雪。当时龙梅不会讲汉语，铁道工人也不会讲蒙语，双方的沟通比较困难，我只能当翻译……父亲冲出扳道房，往邮电局赶。他把电话打到了公社，又找到了白云鄂博矿区领导。矿区很快派来了汽车，还组织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山里找到了玉荣。我的耳朵也冻伤了。救护车把我和龙梅、玉荣送到了白云鄂博矿区医院。 当年的一位铁路工人在回忆哈斯朝禄救起姐妹俩之后的情形说：当时正好矿上拉矿石的火车来了，值班员就喊调车组的人，你们下来快去西边找人去，冻坏了一个小孩。工人就去找了。铁路那边的雪都一人多深。
哈斯朝禄救人时，也面临着危险。当年的见证人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哈斯朝禄从龙梅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知道玉荣还在山里，也意识到龙梅的伤势严重，知道如不及早抢救，会有生命危险，赶紧说：“我也是那仁格日勒大队的，快跟我到扳道房里暖和暖和，我再去寻妹妹。”说着，他一手拎起年货扛在肩上，一手紧紧拉住龙梅，又招呼儿子那仁满都拉，直奔扳道房。他们远远看见一个铁路工人举着红绿信号旗，站在扳道房前对他们连连摆手。一列客车就要进站了，车头喷吐着烟雾呼啸而来。哈斯朝禄怕耽误了救龙梅，当列车离他们还有200多米远时，他紧紧挽住龙梅的胳膊，奋力拽过铁道，并用胳膊挡住被列车卷起来的雪雾。看着那一闪一闪的车轮铿锵滚动，哈斯朝禄这才意识到儿子那仁满都拉还在铁道的另一侧。
在哈斯朝禄的努力下，不久就在山上找到已经昏迷的玉荣，为后来的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哈斯朝禄待龙梅和玉荣被工人送到白云鄂博矿区医院后，便一声不响地领着儿子那仁满都拉回家了。但哈斯朝禄依然挂念着被冻伤的小姐妹。他当时戴着“反动分子”“蒙修特务”等帽子，属于“四类分子”，他的行为也没有人向上汇报，更不会有人要求表彰他。
在新“罪名”下遭受更重的打击
哈斯朝禄并不希求受到表彰，他认为救助两个被冻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因为救助了龙梅、玉荣姐妹俩，遭到了更重的打击。正如当年哈斯朝禄所在的生产队队长和会计所说的：那时哈斯朝禄属于“四类分子”，就是“坏人”。这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被人往坏了说。那时正抓阶级斗争，哈斯朝禄做了好事还被冤枉。
1964年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长篇通讯。由于交通不便，报纸被送到那仁格日勒大队时，已经是几天之后的事了。哈斯朝禄是被“管制分子”，没有优先看报纸的权利，别人看过后丢弃的报纸才轮上他看。因此，他是在很多天后才读到这篇报道的。这篇通讯把发现和救助龙梅、玉荣的人，说成是铁路工人王某，对于王某的“救人事迹”用了大段文字进行夸张宣传。哈斯朝禄读后很茫然：明明是自己救了龙梅，怎么变成了是扳道工发现、救助的？但是，哈斯朝禄对此没有在意，也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明。1964年，《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也发表了赞颂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的报告文学。文章在赞颂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同时，在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情节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实甚至是歪曲报道，这令哈斯朝禄十分不解。
不久，一些新闻媒体在宣传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的同时，不仅把救人壮举安在了经哈斯朝禄恳求才施以援手的某些人身上，加以宣传，而且把哈斯朝禄说成是“偷羊贼”“破坏分子”“杀人未遂者”“反动牧主”。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话剧团赶排出话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其中“偷羊贼”“反动牧主”影射的便是哈斯朝禄。
1975年，中国舞剧团编演了舞剧《草原儿女》。经过艺术加工，“草原英雄小姐妹”变成了“草原英雄小兄妹”。剧情是：小兄妹特木耳和斯琴看见原反动牧主巴彦正在毒打大队羊群，斯琴挺身夺过鞭子，挥鞭出牧，然而巴彦跟踪而来割断圈绳，小兄妹在雪夜追羊，保护羊群。
在诬蔑哈斯朝禄的同时，当年在哈斯朝禄恳求下才参与救人的一些人却被授予“民族团结光辉榜样”的称号，有关部门号召人们学习他们“在抢救蒙古族少年儿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和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不久，在内蒙古自治区隆重召开的庆功大会上，还给他们披红戴花。
对于上级对某些人的大力表彰，哈斯朝禄虽然不理解，也没有说什么。但他想不通的是，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自己说成“破坏分子”“偷羊贼”“反动牧主”“杀人未遂者”。他开始向上级写信申诉。哈斯朝禄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说：我父亲当时正在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是被“管制分子”……父亲因为这事心情很不好，他并不是想要受到什么表扬，只是想让世人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年代，这竟然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
在一些人眼中，戴着“蒙修特务”等帽子的哈斯朝禄怎么会是救人英雄？肯定是“偷羊贼”。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戴着“蒙修特务”等帽子的哈斯朝禄的处境更加艰难。哈斯朝禄被红卫兵拉出去反复批斗，甚至被在万人大会上批斗。其后，哈斯朝禄又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被关进当地监狱。1968年，他又被转送到库伦旗监狱。
那时，龙梅、玉荣年纪还小，也理解不了某些人的动机。在极左的环境中，也不容她们说出事实真相。但她们内心对这种歪曲事实诬陷好人的做法十分不满。时隔多年之后，玉荣说过这样的话：
1964年2月9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出事的那天，我才9岁。当好心的人在雪地里救出我的时候，我已经冻得休克了，什么也不知道。姐姐虽比我大两岁，她当时也说不清都是哪些好心的伯伯和叔叔们参加了营救。当我从上海接好假肢恢复健康后，父亲每逢过年过节时，总要带上我们姊妹几个，或骑马或坐车，不远数十里去看望哈斯朝禄大伯一家人。从大人的举杯共饮的亲切交谈中，才知道哈大伯和那仁满都拉是首先发现和营救我们的恩人。对于这件事，我姐姐在几年前接受中央电视台《电影传奇》栏目组采访的时候说过：“1964年出事的那天，我和妹妹在白云鄂博车站附近的暴风雪中苦挨着的时候，先是遇见了一个小娃娃。后来，这个小娃娃的爸爸走过来，先救了我，然后救了妹妹玉荣。”
龙梅说的那个小娃娃就是那仁满都拉，小娃娃的爸爸就是哈斯朝禄。
对于哈斯朝禄被冤枉一事，玉荣说：
小时候不懂事，长大以后，特别是到了工作岗位，每逢新闻记者来访，我总是实话实说，不仅讲述第一个发现和抢救我的恩人是哈斯朝禄和那仁满都拉父子，而且还几次把记者领到哈大伯家去，又拍照，又写稿，但就是没有见报……最使我们和观众不满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动画片，那些编导不该为配合阶级斗争赶时尚，把大事小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我们放羊遇上暴风雪本来就是天灾，可那部动画片却偏偏加上什么“反动牧主”去搞破坏，还扬言要杀死我们，哪有这种事。影片中含沙射影把救命恩人哈斯朝禄说成“偷羊贼”，知情人一看就明白是咋回事。为宣传我们放羊没有冻死，硬把好人写成坏人，我们也不同意把真人真事胡编乱造。 女儿因公牺牲也没有改变他的命运
一转眼，哈斯朝禄的女儿也长大了。生长在“四类分子”家庭，处处遭人白眼，并且生长在艰难困苦之中的两个女儿，很小就特别懂事。他的小女儿初中毕业后，到锡林郭勒草原建设兵团劳动。1972年，锡林郭勒草原建设兵团发生草原大火，哈斯朝禄的小女儿奋勇当先，扑救草原大火，不幸被大火困住，英勇牺牲。
女儿的英勇牺牲，让哈斯朝禄十分悲痛。上级组织为了表彰他的女儿，给哈斯朝禄送来了立功喜报。
见到哈斯朝禄女儿的立功喜报，有关部门考虑，怎么也不能让因公牺牲女儿的父亲再蹲监狱了。经过研究、请示，最后决定提前释放哈斯朝禄。
获释后的哈斯朝禄并没有恢复正常身份，仍然戴着“蒙修特务”“偷羊贼”等几顶帽子，仍然属于被监管对象。他们一家人又辗转回到了原来的达茂旗那仁格日勒大队。善良的达茂旗那仁格日勒人民没有忘记哈斯朝禄，人们都知道是他营救了那两个孩子。在他一家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牧民们白天不敢公开送吃的给他们，就在晚上赶着毛驴车把面和炒米送到他家，每次都是十斤十斤地送。
哈斯朝禄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偷羊贼”“破坏分子”，自己从没有“要杀害草原英雄小姐妹”，曾写下了长达119页的事实陈述材料。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曾多次到上级部门申诉。但是，他的陈述材料如石沉大海。
1979年，组织上为哈斯朝禄摘掉了“蒙修特务”等帽子，并为他恢复了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他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自然也被摘掉了。可是，哈斯朝禄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英雄壮举仍未被承认。
胡耀邦的批示为其平反带来了转机
1979年哈斯朝禄回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时，身体状况非常差。他实在跑不动也写不动了。这时，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开始替父申诉。
1979年4月，那仁满都拉根据父亲写的材料，整理出一封长信，寄给《人民日报》，希望能公开发表。这封信受到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视。但是，当时公开发表这封长信的时机还未成熟，他们便将这封长信以《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内参上。此外，哈斯朝禄的大女儿也多次替父向上级部门申诉。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看到这些材料后，对此事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调查核实。后来，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牵头成立了调查组，找到了当年所有的当事人。
草原英雄小姐妹挺身而出，为哈斯朝禄证明。
龙梅说：“哈斯朝禄叔叔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当时他做了好事没被宣传，反而受了那么多年的冤枉和委屈，是当时的历史造成的……我们应该证明这段历史。”
玉荣说：“当年是哈斯朝禄大爷救了我们。虽然我和哈斯朝禄大爷是一个大队的，但是距离挺远，互相不认识。当时大爷就问我姐姐：你是谁家的孩子？什么时候出来的？姐姐说是昨天。大爷说都一天一夜了，然后让我姐姐坐到扳道房，那里有几名工人上班，当时姐姐可能昏过去了，就拿雪搓她的手，她慢慢苏醒过来后，说山沟里还有个妹妹。我们当时一句汉话都不会说，在场的工人都是通过大爷的翻译，知道还有个妹妹，年龄更小，然后大爷就让几个工人把妹妹找回来，又到白云矿区，又往公社打电话报告这个事情。他们找我的时候，我知道来了几个人，把我抱上，接着我就不省人事了。”
龙梅、玉荣的证明，对于哈斯朝禄洗刷冤屈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5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正式确认哈斯朝禄父子是首先发现并参与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并作出结论：“哈斯朝禄是第一个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并建议通过一定手段消除对其的影响，给予一定奖励。”哈斯朝禄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行为在21年后终获有关部门认定。
哈斯朝禄于20世纪10年代出生在东北地区的一个蒙古族家庭，幼时家里生活十分贫困。伪满洲国成立后，创办了一所兴安盟陆军军官学校，到处招收学员。为了能混口饭吃，哈斯朝禄进入了这所学校。当时，身为流浪汉且不了解内情的他，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实际是在日本人操纵之下创办的。哈斯朝禄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说：“在这所日本人办的学校里，父亲接受了日本人的教育是不消说的。不过，父亲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1936年，哈斯朝禄从兴安盟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民族感情使他宁愿过苦日子也不愿给日本人做事。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946年，哈斯朝禄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组织上调他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
1947年，哈斯朝禄从东北军政大学第九期毕业，组织上分配他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内防厅，担任军事部军政司秘书。后来，他的工作又几经调动，先后担任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公安杂志社编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蒙文编辑部编辑。
哈斯朝禄平时少言寡语，但做事踏实，待人诚恳，性格耿直。
哈斯朝禄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时，与以往一样，工作特别扎实、认真、肯干。在这家出版社，能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人并不多，哈斯朝禄算是这类人才之一，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1957年，哈斯朝禄的命运发生了逆转。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因为给单位领导提了一些意见，被定为“内控右派”“内人党”。从此，他处于被“控制使用”人员之列。重要的工作不让他参与，在工作中时时刻刻受到监督，有人专门记下他的一言一行，向上级报告。在大会小会上，总是有人点名或者不点名地批判他。
耿直的哈斯朝禄自然不服，但他平时仍然积极工作，看到不良的人和事，仍然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他又招来了一些麻烦。
1958年，在某些人的诬陷和某些领导的错误决定之下，他被错误地打成“蒙修特务”，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并且被管制起来。他为此反复申诉。他在单位里申诉，单位组织人批判他。他不服，向上申诉，但申诉信被转回单位，使其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当年，他被开除公职。
1962年，有关部门决定把他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劳动管制”，并且在未得到他同意的情况下，就取消了他一家的城市户口，把遣送信、迁出证、粮食关系都办好，送到了他手里。哈斯朝禄被迫带着全家人来到位于达尔罕茂明安草原的新宝力格公社那仁格日勒（那仁格日勒，汉语的意思是“日光”）大队落户。
新宝力格公社那仁格日勒大队，也正是龙梅、玉荣一家居住的大队。哈斯朝禄与龙梅、玉荣一家不在一个生产队，并不熟悉，更不认识年纪尚小的姐妹俩。
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
1964年2月9日，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草原。替父亲放牧羊群的龙梅和玉荣姐妹俩，为保护集体羊群和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被严重冻伤。就在姐妹俩面临死亡威胁时，她们遇上了哈斯朝禄父子俩。
几天前，哈斯朝禄的老同学特木尔高力陶特意到那仁格日勒大队来看望他。两人见面后都特别高兴，有许多话要说，日夜相谈甚欢。哈斯朝禄留老同学在家里住了4天，两人仍然依依难舍。2月9日这一天，那位老同学说眼看快过春节了，要回去准备年货过团圆年。既然如此，哈斯朝禄也不便挽留，只好同意。这天，他早早地起来为老同学做早饭。饭后，他就牵着狗，带着儿子一起送老同学回家。他们当天便赶到了白云鄂博。看看时间尚早，哈斯朝禄就陪老同学在街上逛了逛，购买了一些年货，不承想，误了火车。此时，暴风雪已经袭来，并且越来越猛烈。哈斯朝禄便陪老同学在白云鄂博住了一宿。第二天，暴风雪仍然很猛。那位老同学对哈斯朝禄说：不必送我上火车了，你早点回家照看一下。原来，哈斯朝禄出门时，把羊群交给两个年幼的女儿照看。在这样大风雪天气里，他担心女儿年纪小，照顾不好羊群，便告别老同学，带着儿子，领着狗，背着年货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时是上午11点左右，西北风依然猛烈，雪花随风横扫过来，打在人的脸上像刀割一样。气温已经降至近零下40℃。
许多年后，哈斯朝禄的儿子那仁满都拉回忆了当年他们遇见并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情景：
那是1964年2月10日的上午，时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间，我和父亲送走他的老朋友要回家，回家我们要穿过一条铁路。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铁路下面发现了一群羊。当时我和父亲过来看这些羊，生怕我们家的羊被刮到这里。结果到旁边一看，不是我们自己的羊。但是我们意识到这是我们生产队的羊，因为往西面走都是我们生产队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在羊群旁边发现了两只死羊。发现死羊以后，我父亲这个人非常负责，他要先把死羊背到扳道房寄放起来。我父亲背走第一只羊时，让我在那儿看着羊。父亲本来在发烧，身上没有力气，当他步履蹒跚地把死羊背到火车站的扳道房时，两腿发软，几乎都站不住了。当时，扳道房里正在值班的工人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姓王。父亲敲开门，向他诉说了事情的原委，说要先把死羊放在那里，以后再让生产队派人来取。那位工人一开始不同意，说值班的就他一人，马上到下班时间了。父亲好说歹说，对方总算答应了，不过他提了个要求，下班之前必须把死羊取走。
我在那儿看着羊，不大一会儿就从西面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戴着一顶帽子，帽耳朵已经被风刮开了，穿一件白茬皮袄，连皮袄的扣子都敞开着，脸已经冻得紫青紫青的。然后我问她：这是你的羊吗？这个小姑娘点点头。这时候，我父亲背完羊后返回来了，并发现了龙梅，就问她是哪个生产队的，龙梅说她是日光队的。我爸问她是谁家的姑娘，她说是吴添喜的姑娘。我爸又问：就你一个人放羊吗？龙梅说还有她的妹妹，她的妹妹在山里面。我父亲看到她，当时意识到，这个孩子已经被冻坏了，所以拉着孩子的手，甚至都不管我了，赶快把龙梅领到扳道房。
父亲把龙梅带到附近的扳道房里，并请里面的人帮着救龙梅。那几个工人马上行动起来，给龙梅脸上、手上搓雪，这是冰天雪地里救人最常用的方法。又给她脱靴子，可龙梅的靴子和脚冻在了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只好用刀子划，用剪子铰……在扳道房里面，我给龙梅喂面包、喂水，工人师傅为龙梅擦雪。当时龙梅不会讲汉语，铁道工人也不会讲蒙语，双方的沟通比较困难，我只能当翻译……父亲冲出扳道房，往邮电局赶。他把电话打到了公社，又找到了白云鄂博矿区领导。矿区很快派来了汽车，还组织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山里找到了玉荣。我的耳朵也冻伤了。救护车把我和龙梅、玉荣送到了白云鄂博矿区医院。 当年的一位铁路工人在回忆哈斯朝禄救起姐妹俩之后的情形说：当时正好矿上拉矿石的火车来了，值班员就喊调车组的人，你们下来快去西边找人去，冻坏了一个小孩。工人就去找了。铁路那边的雪都一人多深。
哈斯朝禄救人时，也面临着危险。当年的见证人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哈斯朝禄从龙梅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知道玉荣还在山里，也意识到龙梅的伤势严重，知道如不及早抢救，会有生命危险，赶紧说：“我也是那仁格日勒大队的，快跟我到扳道房里暖和暖和，我再去寻妹妹。”说着，他一手拎起年货扛在肩上，一手紧紧拉住龙梅，又招呼儿子那仁满都拉，直奔扳道房。他们远远看见一个铁路工人举着红绿信号旗，站在扳道房前对他们连连摆手。一列客车就要进站了，车头喷吐着烟雾呼啸而来。哈斯朝禄怕耽误了救龙梅，当列车离他们还有200多米远时，他紧紧挽住龙梅的胳膊，奋力拽过铁道，并用胳膊挡住被列车卷起来的雪雾。看着那一闪一闪的车轮铿锵滚动，哈斯朝禄这才意识到儿子那仁满都拉还在铁道的另一侧。
在哈斯朝禄的努力下，不久就在山上找到已经昏迷的玉荣，为后来的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哈斯朝禄待龙梅和玉荣被工人送到白云鄂博矿区医院后，便一声不响地领着儿子那仁满都拉回家了。但哈斯朝禄依然挂念着被冻伤的小姐妹。他当时戴着“反动分子”“蒙修特务”等帽子，属于“四类分子”，他的行为也没有人向上汇报，更不会有人要求表彰他。
在新“罪名”下遭受更重的打击
哈斯朝禄并不希求受到表彰，他认为救助两个被冻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因为救助了龙梅、玉荣姐妹俩，遭到了更重的打击。正如当年哈斯朝禄所在的生产队队长和会计所说的：那时哈斯朝禄属于“四类分子”，就是“坏人”。这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被人往坏了说。那时正抓阶级斗争，哈斯朝禄做了好事还被冤枉。
1964年3月1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长篇通讯。由于交通不便，报纸被送到那仁格日勒大队时，已经是几天之后的事了。哈斯朝禄是被“管制分子”，没有优先看报纸的权利，别人看过后丢弃的报纸才轮上他看。因此，他是在很多天后才读到这篇报道的。这篇通讯把发现和救助龙梅、玉荣的人，说成是铁路工人王某，对于王某的“救人事迹”用了大段文字进行夸张宣传。哈斯朝禄读后很茫然：明明是自己救了龙梅，怎么变成了是扳道工发现、救助的？但是，哈斯朝禄对此没有在意，也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明。1964年，《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也发表了赞颂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的报告文学。文章在赞颂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同时，在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情节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实甚至是歪曲报道，这令哈斯朝禄十分不解。
不久，一些新闻媒体在宣传草原英雄小姐妹事迹的同时，不仅把救人壮举安在了经哈斯朝禄恳求才施以援手的某些人身上，加以宣传，而且把哈斯朝禄说成是“偷羊贼”“破坏分子”“杀人未遂者”“反动牧主”。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话剧团赶排出话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其中“偷羊贼”“反动牧主”影射的便是哈斯朝禄。
1975年，中国舞剧团编演了舞剧《草原儿女》。经过艺术加工，“草原英雄小姐妹”变成了“草原英雄小兄妹”。剧情是：小兄妹特木耳和斯琴看见原反动牧主巴彦正在毒打大队羊群，斯琴挺身夺过鞭子，挥鞭出牧，然而巴彦跟踪而来割断圈绳，小兄妹在雪夜追羊，保护羊群。
在诬蔑哈斯朝禄的同时，当年在哈斯朝禄恳求下才参与救人的一些人却被授予“民族团结光辉榜样”的称号，有关部门号召人们学习他们“在抢救蒙古族少年儿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阶级友爱和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不久，在内蒙古自治区隆重召开的庆功大会上，还给他们披红戴花。
对于上级对某些人的大力表彰，哈斯朝禄虽然不理解，也没有说什么。但他想不通的是，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自己说成“破坏分子”“偷羊贼”“反动牧主”“杀人未遂者”。他开始向上级写信申诉。哈斯朝禄的儿子那仁满都拉说：我父亲当时正在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是被“管制分子”……父亲因为这事心情很不好，他并不是想要受到什么表扬，只是想让世人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年代，这竟然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
在一些人眼中，戴着“蒙修特务”等帽子的哈斯朝禄怎么会是救人英雄？肯定是“偷羊贼”。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戴着“蒙修特务”等帽子的哈斯朝禄的处境更加艰难。哈斯朝禄被红卫兵拉出去反复批斗，甚至被在万人大会上批斗。其后，哈斯朝禄又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被关进当地监狱。1968年，他又被转送到库伦旗监狱。
那时，龙梅、玉荣年纪还小，也理解不了某些人的动机。在极左的环境中，也不容她们说出事实真相。但她们内心对这种歪曲事实诬陷好人的做法十分不满。时隔多年之后，玉荣说过这样的话：
1964年2月9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出事的那天，我才9岁。当好心的人在雪地里救出我的时候，我已经冻得休克了，什么也不知道。姐姐虽比我大两岁，她当时也说不清都是哪些好心的伯伯和叔叔们参加了营救。当我从上海接好假肢恢复健康后，父亲每逢过年过节时，总要带上我们姊妹几个，或骑马或坐车，不远数十里去看望哈斯朝禄大伯一家人。从大人的举杯共饮的亲切交谈中，才知道哈大伯和那仁满都拉是首先发现和营救我们的恩人。对于这件事，我姐姐在几年前接受中央电视台《电影传奇》栏目组采访的时候说过：“1964年出事的那天，我和妹妹在白云鄂博车站附近的暴风雪中苦挨着的时候，先是遇见了一个小娃娃。后来，这个小娃娃的爸爸走过来，先救了我，然后救了妹妹玉荣。”
龙梅说的那个小娃娃就是那仁满都拉，小娃娃的爸爸就是哈斯朝禄。
对于哈斯朝禄被冤枉一事，玉荣说：
小时候不懂事，长大以后，特别是到了工作岗位，每逢新闻记者来访，我总是实话实说，不仅讲述第一个发现和抢救我的恩人是哈斯朝禄和那仁满都拉父子，而且还几次把记者领到哈大伯家去，又拍照，又写稿，但就是没有见报……最使我们和观众不满的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动画片，那些编导不该为配合阶级斗争赶时尚，把大事小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我们放羊遇上暴风雪本来就是天灾，可那部动画片却偏偏加上什么“反动牧主”去搞破坏，还扬言要杀死我们，哪有这种事。影片中含沙射影把救命恩人哈斯朝禄说成“偷羊贼”，知情人一看就明白是咋回事。为宣传我们放羊没有冻死，硬把好人写成坏人，我们也不同意把真人真事胡编乱造。 女儿因公牺牲也没有改变他的命运
一转眼，哈斯朝禄的女儿也长大了。生长在“四类分子”家庭，处处遭人白眼，并且生长在艰难困苦之中的两个女儿，很小就特别懂事。他的小女儿初中毕业后，到锡林郭勒草原建设兵团劳动。1972年，锡林郭勒草原建设兵团发生草原大火，哈斯朝禄的小女儿奋勇当先，扑救草原大火，不幸被大火困住，英勇牺牲。
女儿的英勇牺牲，让哈斯朝禄十分悲痛。上级组织为了表彰他的女儿，给哈斯朝禄送来了立功喜报。
见到哈斯朝禄女儿的立功喜报，有关部门考虑，怎么也不能让因公牺牲女儿的父亲再蹲监狱了。经过研究、请示，最后决定提前释放哈斯朝禄。
获释后的哈斯朝禄并没有恢复正常身份，仍然戴着“蒙修特务”“偷羊贼”等几顶帽子，仍然属于被监管对象。他们一家人又辗转回到了原来的达茂旗那仁格日勒大队。善良的达茂旗那仁格日勒人民没有忘记哈斯朝禄，人们都知道是他营救了那两个孩子。在他一家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牧民们白天不敢公开送吃的给他们，就在晚上赶着毛驴车把面和炒米送到他家，每次都是十斤十斤地送。
哈斯朝禄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偷羊贼”“破坏分子”，自己从没有“要杀害草原英雄小姐妹”，曾写下了长达119页的事实陈述材料。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曾多次到上级部门申诉。但是，他的陈述材料如石沉大海。
1979年，组织上为哈斯朝禄摘掉了“蒙修特务”等帽子，并为他恢复了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他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自然也被摘掉了。可是，哈斯朝禄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英雄壮举仍未被承认。
胡耀邦的批示为其平反带来了转机
1979年哈斯朝禄回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时，身体状况非常差。他实在跑不动也写不动了。这时，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开始替父申诉。
1979年4月，那仁满都拉根据父亲写的材料，整理出一封长信，寄给《人民日报》，希望能公开发表。这封信受到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视。但是，当时公开发表这封长信的时机还未成熟，他们便将这封长信以《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内参上。此外，哈斯朝禄的大女儿也多次替父向上级部门申诉。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看到这些材料后，对此事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调查核实。后来，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牵头成立了调查组，找到了当年所有的当事人。
草原英雄小姐妹挺身而出，为哈斯朝禄证明。
龙梅说：“哈斯朝禄叔叔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当时他做了好事没被宣传，反而受了那么多年的冤枉和委屈，是当时的历史造成的……我们应该证明这段历史。”
玉荣说：“当年是哈斯朝禄大爷救了我们。虽然我和哈斯朝禄大爷是一个大队的，但是距离挺远，互相不认识。当时大爷就问我姐姐：你是谁家的孩子？什么时候出来的？姐姐说是昨天。大爷说都一天一夜了，然后让我姐姐坐到扳道房，那里有几名工人上班，当时姐姐可能昏过去了，就拿雪搓她的手，她慢慢苏醒过来后，说山沟里还有个妹妹。我们当时一句汉话都不会说，在场的工人都是通过大爷的翻译，知道还有个妹妹，年龄更小，然后大爷就让几个工人把妹妹找回来，又到白云矿区，又往公社打电话报告这个事情。他们找我的时候，我知道来了几个人，把我抱上，接着我就不省人事了。”
龙梅、玉荣的证明，对于哈斯朝禄洗刷冤屈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5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正式确认哈斯朝禄父子是首先发现并参与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并作出结论：“哈斯朝禄是第一个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并建议通过一定手段消除对其的影响，给予一定奖励。”哈斯朝禄救助草原英雄小姐妹的行为在21年后终获有关部门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