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访谈录，亦是一种对话形式。所谓对话，并非简单的口头之交，而是以“灵魂在场”的方式完成一次平等而共情式的思想交流。王红旗的新著《灵魂在场》便是以这样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处理了多种诸如作家与学者、男性与女性、东方与西方、故乡与海外等二元对立的命题。它的出版问世，不仅对对话式批评的复兴提供了最专业化的模范，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华文女性作家与文本研究的资料汇编，蕴含着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双重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王红旗 《灵魂在场》 对话 华文女作家
　　在当下倡导理论与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的学术界，“访谈录”似乎成了文学研究领域中一种“过时”的研究方式，特别是伴随着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已死”的观念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逐渐深入人心之后，文学阐释就演绎成了读者（研究者）与“文本”问的直接对话，而文学价值便是在研究者对文本的某种个体体悟中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所谓的“文学活动”指的是作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时空中把自身的感悟与思想转译成文学文本，然后运送到另一个时空的读者手中，读者通过文本的阅读进行私人化的解码。而正是在读者“解码”的这一过程中，由于印象式批评的主导，便极容易发生“感受谬见”。虽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一味将批评的重心放在读者的主观感受上，则容易将文学批评落入“由我说”“听我说”的单向批评陷阱里，从而忽略作家这一创作主体本身同样身为说话者所具备的发声权利。而王红旗所著的《灵魂在场——世界华文女作家与文本研究》（现代出版社2019年9月版，以下简称《灵魂在场》），正是一部有着“正本清源”意义的著作，它试图纠正在文学研究场域内，研究者过于强势的主导地位，而是将研究者与作家、文本三者置于平等的维度中，通过访谈的形式共同促成文学的最终“解码”。
　　纵观王红旗的学术生涯，“在场”成了其重要的学术标识之一。所谓“在场”，并非如新闻报道般机械性地记录下现场的一切，而是带着自身的经验、情感和立场直击文学现场，以面对面、心对心的对话方式提出问题，相互交流，形成思想火花的碰撞。王红旗从2000年策划、编辑《中国女性文化》学刊开始，就一直强调“读者——作品——作家三位一体的主体‘在场’”，其中的名栏“女作家访谈录”，便是对话式的“在场研究”，而新作《灵魂在场》更是在这一独特的批评形态的基础上，针对世界女性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专项“访谈录”，是“女学人依据自己的审美思想评判，对女作家文本的创作观念，情节推进与人物形象个性化的灵魂结构，创作灵感碎片的整合，以及外在人文、自然关系的影响等方面提出疑问，逐步建构一种作家研究与文本细读的对话方式”，它的问世，对对话式批评的复兴提供了最专业化的范式，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华文女性作家与文本研究的资料汇编，蕴含着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双重价值和意义。
　　对话，原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文体，早在古希腊时代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就记录了苏格拉底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对话，而在这些对话录中，我们可略窥到这位哲学家的思维方法与思想深度。因此，并不起眼的“对话”，实则是一种探究真理和知识的必要手段，也是众多先哲们所推崇和主张的教学方式，如巴赫金就十分强调对话的必然性，马丁·布伯则强调对话的平等性，而戴维·伯姆却更看重对话的创造性，在对话的过程中，两个甚至多个孤立的个体变为了交互的主体，从而在思想的碰撞下完成了观点的求同存异，这便是对话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在王红旗的《灵魂在场》一书中，着实体现出了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态的访谈录，它所包含的对话的必然性、平等性和创造性三个特征。
　　首先，身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的王红旗，对于世界华文女作家的研究，本就是她的专长，而要真正地实现“在场研究”，切入到女性华文文学的肌理，“对话”便是一种最有效的、直击靶心的研究路径。在论著中，受访的女性作家既有严歌苓、张翎、虹影、李彦、林湄、山飒等旅居欧美的“新移民”，也有戴小华、黄虹坚这样长期在东南亚及中国香港从事创作的华文女作家，更有活跃于北美地区的著名华文文学评论家陈瑞丽女士，而论及的话题也是不胜枚举，既有着在华文文学领域十分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热点议题，诸如女性经验与母性意识、婚恋与战争、文化身份与离散叙事、历史创伤与人类关怀等，也有着关于女性事业、子女教育等日常化的现实问题。访谈中，感性化的文本细读自是必不可少，而深刻而学理性的审视与反思则体现了一个成熟的研究者最重要的锋芒;同时，书中还有着对于作家本人的生命经验、文化背景、婚姻情感等传记学方面的求证，以及纵观整个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发展的述评和展望……而如此磅礴与多元的议题，全部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完成了一场奇妙的审美与思想的共鸣。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场域内，以学者或批评家为尊，作家与之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在《灵魂在场》一书中，由于是女学人与女作家之间以对话的形式所展开的讨论，它较之于以学者或批评家为中心的印象式批评，更突显了作家自身的声音。因此，这部专著的第二个特征便体现了一种学术的平等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采访者的女学人与身为被采访者的女作家之间，代表着两种不同声音的交汇和融合，可以感受到双方在语言层面、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上的碰撞，以及碰撞之后最难能可贵的精神“合翼”。所谓精神“合翼”，在笔者看来，其实就是一种共情与共识，比如，王红旗对于女性主义的见解，始终坚持的是一种迥异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两性和谐的中国女性主义观，她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是‘为女性’，中国女性主义则是为‘人类’，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以女性人本之爱意识，建构一种人类生态的性别关怀，在承认性别差异存在的多元化思考中探寻平等与和谐。”因此，“两性和谐”“两性互补”才是女性主义应该追求的终极目的与理想。在书中与不同作家的对话中，她多次主动谈及这种不同于主流的“女性主义性别观”。但难能可贵的是，却也同样获得了许多受访者的一致认同，比如严歌苓就明确表示“没有谁是第二性，男人女人都是第一性”，这本身就是一种两性平等的凸显，它消除了男女二元对立式的性别结构关系，而虹影也特别强调自己是“超性别写作”。她认为“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性别歧视意味，这与王红旗的观点在某种层面上也是不谋而合的，她们都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去审视当下的性别秩序和性别文化，出发点是“人性”而非刻意强调“女性”。再如与张翎的访谈录里，王红旗畅谈了自己在阅读完小说《阵痛》与《劳燕》之后的感想，并点评到“当一个女作家以女性为经验主体，关注灾难、疼痛、创伤时，就从性别视角出发已达到了超越性别的境地。因为，性别抒写并不是仅仅为女性争取权利，而是要重建一个性别平等、消除一切歧视的人类社会新秩序”，这样的解释不仅提升了性别抒写在处理宏大历史问题的可能性，同时也再一次呼应了自己两性和谐的性别观，即“和平共同体之爱”的昭示。这种共识，笔者以为，必然是通过对话和交往的形式，寻求作家和批评家的沟通与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对等关系，同时也拓宽了女学人、女作家和读者三方的眼界与思维。
　　最后，在论著中还着实凸显了一种学术的创造性意义。由于王红旗所研究的对象是世界华文女作家，所以，东方女性经验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是，她所关注到的却并非仅仅只有冲突，更多的是发现了中国的历史经验为世界文明所做出的独特奉献。在与旅法作家山飒的访谈中，谈及她的小说《女帝》，作为一代女皇的武则天，后人对她的评说自是褒贬不一，但山飒却认为“武则天这个女性形象，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她的政治行为是女性型的”，这一观点，笔者以为，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女性一旦想要实践个人价值，就必须要成为比男人还要强势的人，即遵从男权社会里的生存与成功逻辑，而武则天则具备了两种性别特质，一方面她遵循男性的逻辑登基为帝，获得成功;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她本质是第二性的，有着独特的女性经验，所以在执政期间不断维护庶族、平民、女性的权益。所以王红旗指出：“武则天是一个真正的超越了性别、国别的女性领袖形象”，她所实施的女性政治，“汲取了远古‘母神时代’丰富的人类关怀‘母乳’。这不仅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母性的、平等的包容与关爱，而且会为开创未来人类新文明的民主和谐、多元共生，走向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理性政治’文化资源”。可以说，这种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发现，也正是在一种平等而共情的对话过程中才得以生成。
　　总之，《灵魂在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态的访谈录，王红旗的“学术在场”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倾听者或访问者去机械化地介入作家与文本之间，她所有的发问和体悟全部都是在“人性之爱”“万物和平”与“两性和谐”的地基下完成的高屋建瓴，饱含着人类最原始的自觉意识。也正是基于这样具有远见的立场，她才可以正确地看待作家笔下所存在的种种冲突与博弈（男与女、东方与西方、故乡与他乡、和平与战争……），正如她在与陈瑞琳的对话中所说：“如果不经历文化冲撞，如平静的港湾式的，也就不会触及灵魂深处，创作生命力不会激情勃发。”而文学研究亦是如此，如若不曾介入文学现场，同样难以触及灵魂深处，但如若不根植于自身的信仰，不具備超人类的人性关怀底色，灵魂的触碰也不过只是个体的对垒，却难以实现精神的合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