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扬州曲艺，有评话、弹词、清曲三大曲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是一份值得珍视的文化财富，也是中国曲艺的一份荣耀。
任何一门舞台艺术样式的诞生、发展、繁荣，都有它特殊的历史渊源，扬州曲艺的兴盛，则是缘于清朝康乾时期扬州经济富甲天下的优越条件。而展现扬州曲艺独特魅力的舞台，叫书场。
忆专营书场 群雄逐鹿 大师辈出
从康乾盛世至晚清再到民国时期，即使是名满东南、叱咤书坛的曲艺名家，如果书场老板不跟你签约，如果广大书迷不买你的票，你照样生存无计，一贫如洗。文化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迫使扬州评话、弹词以及后来的清曲艺人潜心于艺术的修炼与精进。因为，唯有你比别人技高一筹，出新出奇，才能赢得一份书客的追捧，争得市场的名额，获得一份生存的良机。
扬州曲艺的专营书场，在清朝康熙年间逐渐兴起。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有简略记述：“……四面团坐，中设书台，门悬书招，上三字横写为评话人姓名，下四字直写，曰开场书词。屋主（老板）与评话（艺人）单双日相替敛钱，钱至一千者为名工（当红艺人），各门街巷皆有之。”像这类专门经营书场的老板，当年的扬州街巷随处可见，外地的则拓展到兴化、泰兴、泰州、盐城、镇江、淮阴、仪征各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份统计表显示，自民国时期至60年代初，扬州曲艺演出场所近130家之多。照此推测，在清乾隆以后的繁盛时期，扬州曲艺专营书场不可胜数。
当年，扬州曲艺为什么会有如此红火的市场？除了时代的诸种因素，艺人的表演功力以及独创能力是关键因素。我们先说晚清名家、长篇扬州评话《施公案》创始者樊紫章。樊紫章少年贫苦，十六岁师从柏培章学说《水浒》，数年后登台，很快书艺胜过师父。当年，艺人说书分日晚两档，白天和晚上说不同的书目，这样可以吸引更多书客，拿到双份收入。樊紫章《水浒》过关之后，一心想说李国贤的《万年青》或者王健章的《彭公案》，均未如愿。突然一日，得到一部破旧不全的章回小说《施公案》，夜来无事，秉烛细读，却是怎么也读不下去。他从小没有机会读书，有限的识字全靠悟性自学而得。但他必须能说两部书，才能上得了晚档，《施公案》当年在扬州还从未有人登台说过全本，这个机会樊紫章不想失去。就这样他一有空闲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历经数月，终于能说七天《施公案》了。恰巧，高邮一位书场老板找到樊紫章，问他能不能说日晚两场书，他硬着头皮说能。樊紫章白天说《水浒》，晚上说《施公案》，为了省钱，夜宿寺庙，到了第七天凌晨两三点钟，一位书生模样的清瘦僧人见樊先生一直站在走廊上徘徊不停，长嘘短叹，忍不住上前探问，听后不禁朗声大笑。原来，僧人秀才出身，饱读文章，尤其欢喜《施公案》，久已烂熟于心，且特别酷爱扬州评话，这种善缘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樊紫章是说表神角，僧人是编书高手，这《施公案》一路说下去，日渐火爆，听客如潮，樊紫章的《施公案》从此名声大震。
如今，我们都习惯说戏比天大，艺比天大。其实，在当年，说书客、观众比天大，更為令人信服。一位艺人，即使有浑身的荣誉与光环，观众不买账不进你的场子，你也会被淘汰。扬州有个传统的曲艺书场热地叫教场，在那里一家挨着一家的书场，白天和晚上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从晚清至民国，不分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无论文人书生贩夫走卒，都听先生说书，不分高低贵贱。为什么？因为当年的曲艺名家，人人身怀绝艺，才学过人。据说，民国时期，作家李涵秋便是著名扬州弹词艺人张丽夫的铁杆粉丝。只要张丽夫在书场登台演唱，李涵秋就风雨无阻，每场必按时恭候于台下。李涵秋曾经这样对朋友说过：如果张丽夫提笔写文章，我一定洗墨搁笔，不敢与之争胜。张丽夫授艺有句名言“宁在台下劳累死，不教台上不如人”。书场，是艺人最神圣的舞台。书客增一个人，少一个人，一句赞赏的话，一句批评的话，都牵动着艺人的一颗心，因为观众才是评判他们艺术水平高低的真正权威。“台上不如人”，台下就会没有人，艺人的天也就塌了。在文化市场决定着曲艺演员兴衰存亡的年代，他们倾尽心血，就是为了台上比谁强。譬如扬州评话的典型故事“五虎”大战康国华，便发生在教场这一块狭小的天地内。书坛五虎将，即说《八窍珠》的朱德春，说《西游记》的戴善章，说《绿牡丹》的郎照明，说《水浒》的王少堂，说《施公案》的樊紫章，联手PK德高望重的说《三国》的名家前辈康国华。结果，教场一时人山人海，家家书场爆满，双方都成了赢家。
当年，扬州曲艺，高手林立，大师辈出，杰作迭现，誉满东南。而事实上，回望当年，每一位曲艺大家的功成名就，都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晚清名家龚午亭在扬州同一个书场说《清风闸》，一年间说几次，次次听客满座，其原因就在于龚午亭超人的求变求新的意识与付出。朱黄的《龚午亭传》中说“故闻者终身倾倒而不厌”。民国年间著名艺人康又华在南京义顺茶馆说《三国》，七百多人的大场子，没有扩音设备，康又华两个多小时的书由头说到尾，坐在最后一排的人听得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如此卓越的表演功力，在扬州曲艺的鼎盛时期，并不罕见。书客是天，书客的喜爱与迷恋，是艺人们一生为之上下求探的原动力。吴国良，是李国辉为创始者的李门《三国》“八骏”之一，他的父亲开茶馆兼营书场，吴国良自幼年起便有了耳濡目染的优越条件，十六岁师从一代宗师李国辉，为其“关山门”徒弟。李国辉又领他去拜任（德成）门《三国》的大师级传人蓝玉春学艺，从而使得吴国良的中、后两部《三国》，兼收并蓄，独具特色，吴国良凭借超强的记忆力与悟性学成了《前三国》，这样，能说全《三国》的吴国良历经数十年的磨砺与精进，终成一派。一部书，在一个书场内不动身，他能说一年之久。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乱时期，即使当红艺人，顶级名家，也不可能有富足荣华的生活。1944年底，吴国良独自赴海安的书场说年档书，日场晚场，贫病交加，除夕万家团聚之夜，死于异乡书场旁的寓所。当年，以七十三岁告终的吴国良，心中依然只有书场，只有书客。 说码头 风雨寒暑 无悔春秋
惠兆龙，扬州评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第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扬州评话王派《水浒》传人，他是著名评话艺术家王少堂的关门弟子，后来又拜马凤章、张正卿学说《水浒》。惠兆龙说张正卿是“单干艺人”，真正意义上靠“跑码头”养活自己的艺人。而惠兆龙跟着张正卿跑码头独立演日场，是在兴化的“百花书场”。说的是《卢俊义》十回中的内容，自“段景柱盗马”始连续说了半个月，每天有六七十名听客，都说这个小先生说得蛮好。这一年，惠兆龙十八岁，进扬州市曲艺团已有三年。《我的路》是惠兆龙先生于2011年因病早逝后，弟子及有关方面为他编印的一部日记集，其中记录了他从艺半个世纪的心路艺程。我们从惠先生日记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初，码头艺人的收入尚可养家糊口。老艺术家们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书台上奉献终身的精神，令人感动不已。惠兆龙的师父马凤章，擅说《宋江》《石秀》《卢俊义》三个十回和《后水浒》，待在同一个书场，能连续说两百多天，是各个大码头的响档级名人。马凤章的码头话尤其精彩出色，模仿各种人物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曲艺演员，无论辈分多高，书艺多好，都习惯于以码头为家，以四乡八镇的书客为亲人，无论炎夏酷暑，寒冬冰雪，岁岁年年任飘泊，年年岁岁在异乡。后来，惠兆龙带徒时，曾经跟弟子说过这样的话：艺人的码头生活太苦，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孤单、寂寞、枯燥、无味。”除了下午进书场有机会说话，剩余的时间，没有一个人陪你說一句话。当然，这是惠先生对他初入门的徒弟的一种告诫：如果你过不了码头生活这一关，迟早是会坚持不下去的。坚守曲艺传统，坚守码头演出，坚守在寂寞中禅悟精进，坚守在清贫中服务民众，这是老一辈曲艺演员留给后来者最为宝贵的财富。1982年，三十七岁的惠兆龙以《陈毅拜客》获全国曲艺汇演创作、表演一等奖，由此在中国曲艺界获得“活陈毅”的美誉。但在现实中，他依然扎根在码头书场，东台、盐城、大丰、无锡、如皋、兴化、上海、镇江、淮安、高邮、宝应、江都、泰兴、泰州、六合……，在惠兆龙《我的路》日记里，记满了奔赴四面八方演出的书场和日期。他已经是名扬全国的知名表演艺术家，但他同时也是与最普通的基层书客相互依存的朴实艺人。
1987年10月1日，惠兆龙赴海安演出他的现代书代表作《大闹怀仁堂》。惠先生浓眉虎眼、天庭饱满、方面大耳，加之耗费大量心血学会了四川方言，他一登台，一开口，书客立刻就能感受到“活陈毅”的神奇风采。这一天演出，五百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掌声喝彩声连绵起伏，经久不息，作为一名书坛赤子，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更幸福的时光呢。这一晚，惠先生激动不已，他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倾诉了深藏的内心独白。他说：海安的业务“不佳”，开支很大，“不得不赶做包场”。什么叫包场？应该是约定一些学校，说一个多小时的书，拿一点报酬。他说：“有一场是在雨里讲的，学生都打着伞听，竟无人走开。”惠先生于是感动道：“我当然要用双倍的力气，真是拼命干哪！”拼命干，还有另一层意思。先生说：我“在书坛奋斗了二十六个春秋，后十年经过艰苦的拼搏，总算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可经济并未翻身。至今一贫如洗，无分文存款，尚有少量欠债。我不去‘拼’又有什么办法呢？……”。回望1972年6月，惠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在镇江文化宫剧场演出，“原定七天，延期三十二天，加三个日场，门票几乎不够卖，盛况空前”。到了1981年，码头演出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惠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元旦，在东台安丰镇演出。剧场最多只有二百来人，业务更为清淡了。宿舍四面透风，水缸里的水几乎冻实了。我坚持着，忍受着。”一位评话知名艺人对于码头会场演出的执着与坚守，不只是在平时，2月，惠兆龙先生是这样记录的：“4日（农历除夕），去高邮临泽镇文化站演出。车上乘客不多，都是赶回家过年的，只有我奔赴异乡……”
书场，随着年代的更替在不断的萎缩，而唯一不变的，是艺术家们执着于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书迷的深厚情感。
1987年9月，惠兆龙赴京参加由中国曲协举办的评书评话座谈会。他在日记里说，关于曲艺的未来发展，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要“走出书场，扔掉桌椅，占领大舞台……”一派认为要“继承传统，坚守书场阵地……培养接班人。”惠兆龙坚持的是后一种观念。
如今，扬州曲艺的书场依然存在，而且设施条件越来越好，书客一律免费进场。这是当今文化繁荣给百姓带来的福祉。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惠兆龙日记中记载的，三十年前曲艺演出，“千人剧场，排队抢票”的盛况。
任何一门舞台艺术样式的诞生、发展、繁荣，都有它特殊的历史渊源，扬州曲艺的兴盛，则是缘于清朝康乾时期扬州经济富甲天下的优越条件。而展现扬州曲艺独特魅力的舞台，叫书场。
忆专营书场 群雄逐鹿 大师辈出
从康乾盛世至晚清再到民国时期，即使是名满东南、叱咤书坛的曲艺名家，如果书场老板不跟你签约，如果广大书迷不买你的票，你照样生存无计，一贫如洗。文化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迫使扬州评话、弹词以及后来的清曲艺人潜心于艺术的修炼与精进。因为，唯有你比别人技高一筹，出新出奇，才能赢得一份书客的追捧，争得市场的名额，获得一份生存的良机。
扬州曲艺的专营书场，在清朝康熙年间逐渐兴起。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有简略记述：“……四面团坐，中设书台，门悬书招，上三字横写为评话人姓名，下四字直写，曰开场书词。屋主（老板）与评话（艺人）单双日相替敛钱，钱至一千者为名工（当红艺人），各门街巷皆有之。”像这类专门经营书场的老板，当年的扬州街巷随处可见，外地的则拓展到兴化、泰兴、泰州、盐城、镇江、淮阴、仪征各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份统计表显示，自民国时期至60年代初，扬州曲艺演出场所近130家之多。照此推测，在清乾隆以后的繁盛时期，扬州曲艺专营书场不可胜数。
当年，扬州曲艺为什么会有如此红火的市场？除了时代的诸种因素，艺人的表演功力以及独创能力是关键因素。我们先说晚清名家、长篇扬州评话《施公案》创始者樊紫章。樊紫章少年贫苦，十六岁师从柏培章学说《水浒》，数年后登台，很快书艺胜过师父。当年，艺人说书分日晚两档，白天和晚上说不同的书目，这样可以吸引更多书客，拿到双份收入。樊紫章《水浒》过关之后，一心想说李国贤的《万年青》或者王健章的《彭公案》，均未如愿。突然一日，得到一部破旧不全的章回小说《施公案》，夜来无事，秉烛细读，却是怎么也读不下去。他从小没有机会读书，有限的识字全靠悟性自学而得。但他必须能说两部书，才能上得了晚档，《施公案》当年在扬州还从未有人登台说过全本，这个机会樊紫章不想失去。就这样他一有空闲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历经数月，终于能说七天《施公案》了。恰巧，高邮一位书场老板找到樊紫章，问他能不能说日晚两场书，他硬着头皮说能。樊紫章白天说《水浒》，晚上说《施公案》，为了省钱，夜宿寺庙，到了第七天凌晨两三点钟，一位书生模样的清瘦僧人见樊先生一直站在走廊上徘徊不停，长嘘短叹，忍不住上前探问，听后不禁朗声大笑。原来，僧人秀才出身，饱读文章，尤其欢喜《施公案》，久已烂熟于心，且特别酷爱扬州评话，这种善缘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樊紫章是说表神角，僧人是编书高手，这《施公案》一路说下去，日渐火爆，听客如潮，樊紫章的《施公案》从此名声大震。
如今，我们都习惯说戏比天大，艺比天大。其实，在当年，说书客、观众比天大，更為令人信服。一位艺人，即使有浑身的荣誉与光环，观众不买账不进你的场子，你也会被淘汰。扬州有个传统的曲艺书场热地叫教场，在那里一家挨着一家的书场，白天和晚上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从晚清至民国，不分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无论文人书生贩夫走卒，都听先生说书，不分高低贵贱。为什么？因为当年的曲艺名家，人人身怀绝艺，才学过人。据说，民国时期，作家李涵秋便是著名扬州弹词艺人张丽夫的铁杆粉丝。只要张丽夫在书场登台演唱，李涵秋就风雨无阻，每场必按时恭候于台下。李涵秋曾经这样对朋友说过：如果张丽夫提笔写文章，我一定洗墨搁笔，不敢与之争胜。张丽夫授艺有句名言“宁在台下劳累死，不教台上不如人”。书场，是艺人最神圣的舞台。书客增一个人，少一个人，一句赞赏的话，一句批评的话，都牵动着艺人的一颗心，因为观众才是评判他们艺术水平高低的真正权威。“台上不如人”，台下就会没有人，艺人的天也就塌了。在文化市场决定着曲艺演员兴衰存亡的年代，他们倾尽心血，就是为了台上比谁强。譬如扬州评话的典型故事“五虎”大战康国华，便发生在教场这一块狭小的天地内。书坛五虎将，即说《八窍珠》的朱德春，说《西游记》的戴善章，说《绿牡丹》的郎照明，说《水浒》的王少堂，说《施公案》的樊紫章，联手PK德高望重的说《三国》的名家前辈康国华。结果，教场一时人山人海，家家书场爆满，双方都成了赢家。
当年，扬州曲艺，高手林立，大师辈出，杰作迭现，誉满东南。而事实上，回望当年，每一位曲艺大家的功成名就，都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晚清名家龚午亭在扬州同一个书场说《清风闸》，一年间说几次，次次听客满座，其原因就在于龚午亭超人的求变求新的意识与付出。朱黄的《龚午亭传》中说“故闻者终身倾倒而不厌”。民国年间著名艺人康又华在南京义顺茶馆说《三国》，七百多人的大场子，没有扩音设备，康又华两个多小时的书由头说到尾，坐在最后一排的人听得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如此卓越的表演功力，在扬州曲艺的鼎盛时期，并不罕见。书客是天，书客的喜爱与迷恋，是艺人们一生为之上下求探的原动力。吴国良，是李国辉为创始者的李门《三国》“八骏”之一，他的父亲开茶馆兼营书场，吴国良自幼年起便有了耳濡目染的优越条件，十六岁师从一代宗师李国辉，为其“关山门”徒弟。李国辉又领他去拜任（德成）门《三国》的大师级传人蓝玉春学艺，从而使得吴国良的中、后两部《三国》，兼收并蓄，独具特色，吴国良凭借超强的记忆力与悟性学成了《前三国》，这样，能说全《三国》的吴国良历经数十年的磨砺与精进，终成一派。一部书，在一个书场内不动身，他能说一年之久。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乱时期，即使当红艺人，顶级名家，也不可能有富足荣华的生活。1944年底，吴国良独自赴海安的书场说年档书，日场晚场，贫病交加，除夕万家团聚之夜，死于异乡书场旁的寓所。当年，以七十三岁告终的吴国良，心中依然只有书场，只有书客。 说码头 风雨寒暑 无悔春秋
惠兆龙，扬州评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第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扬州评话王派《水浒》传人，他是著名评话艺术家王少堂的关门弟子，后来又拜马凤章、张正卿学说《水浒》。惠兆龙说张正卿是“单干艺人”，真正意义上靠“跑码头”养活自己的艺人。而惠兆龙跟着张正卿跑码头独立演日场，是在兴化的“百花书场”。说的是《卢俊义》十回中的内容，自“段景柱盗马”始连续说了半个月，每天有六七十名听客，都说这个小先生说得蛮好。这一年，惠兆龙十八岁，进扬州市曲艺团已有三年。《我的路》是惠兆龙先生于2011年因病早逝后，弟子及有关方面为他编印的一部日记集，其中记录了他从艺半个世纪的心路艺程。我们从惠先生日记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初，码头艺人的收入尚可养家糊口。老艺术家们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书台上奉献终身的精神，令人感动不已。惠兆龙的师父马凤章，擅说《宋江》《石秀》《卢俊义》三个十回和《后水浒》，待在同一个书场，能连续说两百多天，是各个大码头的响档级名人。马凤章的码头话尤其精彩出色，模仿各种人物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曲艺演员，无论辈分多高，书艺多好，都习惯于以码头为家，以四乡八镇的书客为亲人，无论炎夏酷暑，寒冬冰雪，岁岁年年任飘泊，年年岁岁在异乡。后来，惠兆龙带徒时，曾经跟弟子说过这样的话：艺人的码头生活太苦，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孤单、寂寞、枯燥、无味。”除了下午进书场有机会说话，剩余的时间，没有一个人陪你說一句话。当然，这是惠先生对他初入门的徒弟的一种告诫：如果你过不了码头生活这一关，迟早是会坚持不下去的。坚守曲艺传统，坚守码头演出，坚守在寂寞中禅悟精进，坚守在清贫中服务民众，这是老一辈曲艺演员留给后来者最为宝贵的财富。1982年，三十七岁的惠兆龙以《陈毅拜客》获全国曲艺汇演创作、表演一等奖，由此在中国曲艺界获得“活陈毅”的美誉。但在现实中，他依然扎根在码头书场，东台、盐城、大丰、无锡、如皋、兴化、上海、镇江、淮安、高邮、宝应、江都、泰兴、泰州、六合……，在惠兆龙《我的路》日记里，记满了奔赴四面八方演出的书场和日期。他已经是名扬全国的知名表演艺术家，但他同时也是与最普通的基层书客相互依存的朴实艺人。
1987年10月1日，惠兆龙赴海安演出他的现代书代表作《大闹怀仁堂》。惠先生浓眉虎眼、天庭饱满、方面大耳，加之耗费大量心血学会了四川方言，他一登台，一开口，书客立刻就能感受到“活陈毅”的神奇风采。这一天演出，五百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掌声喝彩声连绵起伏，经久不息，作为一名书坛赤子，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更幸福的时光呢。这一晚，惠先生激动不已，他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倾诉了深藏的内心独白。他说：海安的业务“不佳”，开支很大，“不得不赶做包场”。什么叫包场？应该是约定一些学校，说一个多小时的书，拿一点报酬。他说：“有一场是在雨里讲的，学生都打着伞听，竟无人走开。”惠先生于是感动道：“我当然要用双倍的力气，真是拼命干哪！”拼命干，还有另一层意思。先生说：我“在书坛奋斗了二十六个春秋，后十年经过艰苦的拼搏，总算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可经济并未翻身。至今一贫如洗，无分文存款，尚有少量欠债。我不去‘拼’又有什么办法呢？……”。回望1972年6月，惠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在镇江文化宫剧场演出，“原定七天，延期三十二天，加三个日场，门票几乎不够卖，盛况空前”。到了1981年，码头演出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惠先生在日记里写道：“元旦，在东台安丰镇演出。剧场最多只有二百来人，业务更为清淡了。宿舍四面透风，水缸里的水几乎冻实了。我坚持着，忍受着。”一位评话知名艺人对于码头会场演出的执着与坚守，不只是在平时，2月，惠兆龙先生是这样记录的：“4日（农历除夕），去高邮临泽镇文化站演出。车上乘客不多，都是赶回家过年的，只有我奔赴异乡……”
书场，随着年代的更替在不断的萎缩，而唯一不变的，是艺术家们执着于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书迷的深厚情感。
1987年9月，惠兆龙赴京参加由中国曲协举办的评书评话座谈会。他在日记里说，关于曲艺的未来发展，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要“走出书场，扔掉桌椅，占领大舞台……”一派认为要“继承传统，坚守书场阵地……培养接班人。”惠兆龙坚持的是后一种观念。
如今，扬州曲艺的书场依然存在，而且设施条件越来越好，书客一律免费进场。这是当今文化繁荣给百姓带来的福祉。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惠兆龙日记中记载的，三十年前曲艺演出，“千人剧场，排队抢票”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