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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每一位知道杜维善身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将他与熟悉的一个形象暗暗做对比，那便是他的父亲杜月笙。
遥远的父亲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父亲和前三位夫人住在老公馆里。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
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
大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最好，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斗争。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
江湖生涯
父亲出身贫寒，我的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他早年就成了孤儿，后来靠在水果店里帮工来谋生。我想父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靠义气。父亲的一个观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父亲与黄金荣、张啸林放在一起，把他们并称“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和张啸林我都见过。我对黄金荣印象不深，我见他时，他大概60多岁了，那时人家还是叫他黄老板，还是很威风的。父亲与黄金荣的关系后来有点复杂。黄金荣发家早，因为早期在帮会里，他辈分很高，而我父亲辈分很低。但是黄金荣到了30年代名气就不大了，父亲远远超过了他，他有点嫉妒我父亲，所以不太愿意来往。但是，表面上大家还是一团和气。
相比而言，张啸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说他是张飞。我跟张啸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小时候，张啸林的太太很喜欢我，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他，认他做干爹。
张啸林被杀那天我还有印象，但那时我才7岁，觉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张啸林死时，父亲人在重庆，他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发唁电，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张啸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伪浙江省主席，之前他也劝阻过张啸林，未果。戴笠要杀张啸林，父亲也没办法。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但一面是兄弟之情，一面是民族大义，他不好表态。
政治内外
蒋介石和父亲的关系，坦白说就是利用，因为蒋介石始终没办法控制上海，所以，他要利用父亲在上海的关系实现间接控制；而父亲是不做官的，无所谓蒋介石对他怎么样，所以，这种利用也是单方面利用。
抗战胜利后没多久，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可能是在蒋介石看来，那时他已经不需要通过我父亲来控制上海了。三哥杜维屏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有传言说蒋经国要枪毙他，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就一句话：“我有8个儿子，枪毙一个无所谓。”我相信说这话时，他还是能够感觉到世态炎凉的，但他们对杜家可能还是有所顾忌，三哥被判了6个月后放出来了。
这些年也陆陆续续有文章，讲父亲当年在上海帮助共产党的事情。比如1947年父亲收下金山为“关山门徒弟”，我想父亲对金山的共产党员身份是清楚的。“筹安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后来落魄了，就住在上海，我父亲照顾他。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杨度晚年加入了共产党。父亲跟潘汉年的关系也很好，抗战期间，他应潘汉年要求，还从外国进口1000副防毒面罩，赠送给八路军。周恩来的弟弟跟父亲关系也很密切，而且他如果到老公馆来，所有人都得回避，因为大家知道他们要谈事情。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你父亲到底是向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样问就不了解我父亲了。父亲一向两面都帮，他不会得罪人的。两党都在争取他，而他也在找寻自己生存的空间。
1949年春，国共双方都通过各自的渠道来争取他，但父亲最后还是选择了香港。我相信父亲的心里很明白，他一辈子的立场是不做官，去台湾他能做什么？大陆这边，上海解放后一个新政权怎么可能容忍帮会存在？
到了香港，他也始终不愿意对政治多发表看法，父亲还是拿帮派的观点来看政治，帮会有帮会的规矩，重承诺，绝对不允许背叛，父亲显然不能理解政治家们的游戏规则。
海上旧事
父亲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
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亲比较接近。她俩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会吵架，一生气孟小冬就回了北京，过几个月又没事了。那段时间孟小冬给我母亲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信里谈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母亲有时汇钱给她。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跟她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
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婚礼那天，孟小冬很高兴，久病的父亲也难得有了精神，以至于带病陪客。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孟小冬同我父亲结婚不是报恩，也不是无奈的选择。再加上我母亲也在当中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较容易。
1952年，我们和母亲先去台湾，孟小冬1967年也到了台湾，她自己租一个房子独住。孟小冬对我们很亲近，拿我们当自己儿女一样。我们对她也很好。每天她家里面都有人，我母亲天天去。
各自飘零
父亲在去世时曾嘱咐：将尸骨运回上海。母亲在他走后，把他的灵柩运到了台湾。开始一直没有下葬，但后来看到回故乡越来越难，最后葬在了台北汐止。转眼间已是半个世纪过去，杜家第二代只剩下几个，散落在世界各地，彼此间也很少联络。安葬回上海老家是我父亲的意愿，是很敏感的事情，不是说想迁就迁。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这件事情最好能在我这一代解决。我们这一代做不到，下一代就更渺茫，他们从小住在国外，对家族丝毫概念都没有。
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杜月笙的书，正史野史都有。在我看来，没有一本书会写出一个真正的杜月笙，父亲当年在国共之间参与了很多机密事，但这些事情他不和我们家人讲。至于我自己，年轻时没有意识到要了解杜家历史，等现在想了解了，很多重要人物已经过世，有些事情也许永远成了谜。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46
遥远的父亲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后，她自己住，父亲和前三位夫人住在老公馆里。
抗战爆发后，父亲先离开上海，借道香港到了重庆，直到抗战胜利的前两年，母亲才带我们到重庆与父亲团聚。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了上海，先是暂住在现在的锦江饭店，我们住在另一个朋友家里，彼此还是分开的。
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也就是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所以，我与父亲始终没建立起一种亲近感。一方面父亲很忙，不可能经常和我们接触；另一方面，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
大太太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4位夫人中，母亲和孟小冬的关系最好，其他两位夫人一天到晚斗争。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
江湖生涯
父亲出身贫寒，我的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他早年就成了孤儿，后来靠在水果店里帮工来谋生。我想父亲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靠义气。父亲的一个观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现在很多人喜欢把父亲与黄金荣、张啸林放在一起，把他们并称“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和张啸林我都见过。我对黄金荣印象不深，我见他时，他大概60多岁了，那时人家还是叫他黄老板，还是很威风的。父亲与黄金荣的关系后来有点复杂。黄金荣发家早，因为早期在帮会里，他辈分很高，而我父亲辈分很低。但是黄金荣到了30年代名气就不大了，父亲远远超过了他，他有点嫉妒我父亲，所以不太愿意来往。但是，表面上大家还是一团和气。
相比而言，张啸林就是一介武夫，有人说他是张飞。我跟张啸林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小时候，张啸林的太太很喜欢我，父亲就把我过继给他，认他做干爹。
张啸林被杀那天我还有印象，但那时我才7岁，觉得干爹死了，出了一件大事。张啸林死时，父亲人在重庆，他既没有表态也没有发唁电，其实他心里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张啸林被日本人拉去做了伪浙江省主席，之前他也劝阻过张啸林，未果。戴笠要杀张啸林，父亲也没办法。我相信戴笠事先是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但一面是兄弟之情，一面是民族大义，他不好表态。
政治内外
蒋介石和父亲的关系，坦白说就是利用，因为蒋介石始终没办法控制上海，所以，他要利用父亲在上海的关系实现间接控制；而父亲是不做官的，无所谓蒋介石对他怎么样，所以，这种利用也是单方面利用。
抗战胜利后没多久，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可能是在蒋介石看来，那时他已经不需要通过我父亲来控制上海了。三哥杜维屏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有传言说蒋经国要枪毙他，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就一句话：“我有8个儿子，枪毙一个无所谓。”我相信说这话时，他还是能够感觉到世态炎凉的，但他们对杜家可能还是有所顾忌，三哥被判了6个月后放出来了。
这些年也陆陆续续有文章，讲父亲当年在上海帮助共产党的事情。比如1947年父亲收下金山为“关山门徒弟”，我想父亲对金山的共产党员身份是清楚的。“筹安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后来落魄了，就住在上海，我父亲照顾他。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杨度晚年加入了共产党。父亲跟潘汉年的关系也很好，抗战期间，他应潘汉年要求，还从外国进口1000副防毒面罩，赠送给八路军。周恩来的弟弟跟父亲关系也很密切，而且他如果到老公馆来，所有人都得回避，因为大家知道他们要谈事情。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你父亲到底是向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样问就不了解我父亲了。父亲一向两面都帮，他不会得罪人的。两党都在争取他，而他也在找寻自己生存的空间。
1949年春，国共双方都通过各自的渠道来争取他，但父亲最后还是选择了香港。我相信父亲的心里很明白，他一辈子的立场是不做官，去台湾他能做什么？大陆这边，上海解放后一个新政权怎么可能容忍帮会存在？
到了香港，他也始终不愿意对政治多发表看法，父亲还是拿帮派的观点来看政治，帮会有帮会的规矩，重承诺，绝对不允许背叛，父亲显然不能理解政治家们的游戏规则。
海上旧事
父亲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
因为都是京剧演员，孟小冬很早就和我母亲比较接近。她俩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会吵架，一生气孟小冬就回了北京，过几个月又没事了。那段时间孟小冬给我母亲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信里谈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母亲有时汇钱给她。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跟她交流起来就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
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婚礼那天，孟小冬很高兴，久病的父亲也难得有了精神，以至于带病陪客。这段婚姻无所谓谁成全谁，他们之间是有感情的，孟小冬同我父亲结婚不是报恩，也不是无奈的选择。再加上我母亲也在当中撮合，所以走在一起比较容易。
1952年，我们和母亲先去台湾，孟小冬1967年也到了台湾，她自己租一个房子独住。孟小冬对我们很亲近，拿我们当自己儿女一样。我们对她也很好。每天她家里面都有人，我母亲天天去。
各自飘零
父亲在去世时曾嘱咐：将尸骨运回上海。母亲在他走后，把他的灵柩运到了台湾。开始一直没有下葬，但后来看到回故乡越来越难，最后葬在了台北汐止。转眼间已是半个世纪过去，杜家第二代只剩下几个，散落在世界各地，彼此间也很少联络。安葬回上海老家是我父亲的意愿，是很敏感的事情，不是说想迁就迁。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这件事情最好能在我这一代解决。我们这一代做不到，下一代就更渺茫，他们从小住在国外，对家族丝毫概念都没有。
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杜月笙的书，正史野史都有。在我看来，没有一本书会写出一个真正的杜月笙，父亲当年在国共之间参与了很多机密事，但这些事情他不和我们家人讲。至于我自己，年轻时没有意识到要了解杜家历史，等现在想了解了，很多重要人物已经过世，有些事情也许永远成了谜。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