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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能否取胜最终要看观众用钱投票的结果，第一步就是抢银幕。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大制作的电影之间不可避免正面PK，而小成本电影却只能出奇制胜。
对于全国35条院线的排片负责人来说，2009～2010年的贺岁档尤其忙碌。片源太多，档期又实在太近，在观众目不暇接的同时，需要根据大家的喜好快速应战调整排片。档期如同擂台，无论电影制片方在外围如何宣传造势，最终都要站在影院这个弱肉强食的终极PK台上，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较量一把，而血淋淋竞争背后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电影产业链的利益分配结构。
每部电影的横空出世都会经过“制片－发行－放映”三个基本环节，制片方与发行方商议档期后，影片通过发行来到各个院线，院线负责为下属的影院进行排片，而影院则作为收账的终端环节。1994年电影体制改革之后，尤其是近几年，片方分成的上限有所提高，目前每张电影票分账情况为：约57％留给院线与影院，43％交给发行公司，发行公司再去与制片方进行分账(发行公司一般拿到S％～15％)。而作为终端环节的影院，用上座率高的电影取代观众寥寥无几的电影是争取收入的惟一方式，即使每年增加近200块银幕，万达院线也不敢掉以轻心，制片被称作“第一生产力”。
而反过来，放映环节对片方来说是最终审判。上述分账比例对于影片投资人意味着，票房要达到投资的26倍左右，才可能从该放映阶段收回投资，当然收回成本不仅在这个阶段，但这是最基本的观众对电影的投票阶段。因此制片完成后，制片发行方要做的很简单——抢银幕。
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初的档期，就是一出抢银幕的好戏。先是《刺陵》和《风云2》为了避开《十月围城》提前了档期，这两部网友评价有点“雷人”的电影，没想到被更“雷”的《三枪拍案惊奇》(下称“《三枪》”)腰斩，原定过亿的票房，最后五六千万就草草收场。而评价最高的台拍片《十月围城》，却遭遇前狼后虎的袭击，前面被《三枪》制片人张伟平“让利院线3％”的策略打了个开局不利，后面被体量更为庞大的《阿凡达》咬掉至少4000多万元的份额，尽管赢得2.9亿元票房，却离至少3.9亿元的盈亏平衡线还差近亿元。虽然该片海外版权以及衍生电视剧等能收回投入，但这无疑又一次给陈可辛这位文人色彩浓厚的香港电影人上了现实一课。
其实陈可辛进入内地电影市场不过5年，但他已积累了两次印象深刻的教训。2005年《如果·爱》同档期遇到大片《无极》，票房大败，陈可辛认识到了在内地做电影，投资方强势和做“大片”的必要性，所以有了2008年中影投资的《投名状》。2008年，票房一路走高的《投名状》被冯小刚的《集结号》半路截杀，后期票房腰斩，陈可辛再次顿悟：做一个真正成功的中国导演，要学会做主旋律的功课。所以有了2009年的《十月围城》。不知道《十月围城》的失利又让陈可辛学到了什么?
档期的把控能力其实和电影制作水平关系不大，因为再烂的影片也能通过独占档期获得高票房，再好的电影也能因为档期不利票房惨败。档期受到诸多细节的影响，就像一场博弈，考验你的往往是你对其他对手的预判能力。回顾档期竞争的案例，经常会得出无数个“如果”来：如果陈可辛敢于把自己监制的《十月围城》砍掉15分钟，也许就不会让张伟平在一上映就抓住短处；如果陈可辛在电影设计之初没有花大钱建那条仿1905年香港中环的街道，可能也会更容易收回投资；如果不那么自信，排片再提前一周，或许受《阿凡达》的冲击可以减小很多。事后回顾，
“如果”可以非常多，但当时只能在信息非常不充分的条件下做决断，这就是做电影的复杂性。
而比陈可辛遭遇强劲对手PK更糟的是，被扔进一堆大片中生死难料的小成本电影，如何找到机会?北京春秋院线影视文化传播公司(下称“春秋院线”)总经理吕建民在这个贺岁档告诉我们，要出奇制胜。春秋院线在2009年末推出的电影《午夜出租车》投资不过30075元，却在《阿凡达》上映前赚了1,600万元票房。这部小成本电影能够在大片林立的档期生存在下来，简直是个奇迹。
和《午夜出租车》投资规模相当的大多数电影，可能上映不了几场就草草收场了，投资更大一些如《大有前途》和《我的唐朝兄弟》就是这种结局。上映前，吕建民也是照例去院线拉拉关系，陪着笑脸却碰了一鼻子灰，对方说排不了他的片子，因为那个档期挤满了“狼”，当时院线经理这样给吕建民计算：正常影城8个厅，《十月围城》起码4～5个厅，《三枪》2～3个厅，《风云2》1.5个厅，《刺陵》1.5厅，8个厅还部不够分，给吕建民只能排白天4点前夜里1点后了。“当利我就傻了，口袋里还带了点钱，打算请对方唱歌消遣，听到这种消息，我直接走人了。”吕建民回忆道。
最后吕建民还是说服了一些二三级城市院线的朋友，给了他几个厅，万分犹豫地按照原定12月22日的时间放映，还在呼和浩特搞了个点映。这个时间点，他也是精确算过的，那天是个星期二的半价日，来影院的顾客多，如果口碑不坏，到圣诞节和后面两天的周末就能赢，所以他一直担心第一天的口碑，呼和浩特的观众热情让他放了心，但朋友说，他在点映时上台前脸是“绿”的，因为他不确定接下来会看到观众的什么反应。
之后，《午夜出租车》在《阿凡达》上映之前抢下元旦档，那两天每天都是300～400万元的票房，并最终定格在1,600万元总票房。吕建民没有想到会在弱肉强食的市场中取得成功。贺岁档期间，电视与平面媒体几乎已经被各个大片的宣传覆盖，地铁等媒体的要价甚至超过影片成本，150万元的宣传发行费，减去56个拷贝的费用，剩下的资金让他左右为难。为了进行低成本宣传，吕建民选择离出租车司机最近的广播媒体做录音版预告片，而在作为战场的影院，考虑到影片中只有陈小春一个明星，他放弃了大头像海报，而将大的立脚放在大厅，并到义乌买了些小魔鬼的头灯作为购票礼品，还为午夜坐出租车来看电影的观众提供打折优惠。
《午夜出租车》赚到了钱，吕建民今年要拍一部索马里海盗的纪录片，中等投资、大片效果，他说：“我们摄制组在索马里刚下飞机，就听说原计划前来接待我们的索马里安全部长，前一天晚上被炸死了，这片子到时候一定超乎你想象!”吕建民的电影之路似乎总伴随这种噩耗和磨难，不过他性格里有种“小强”精神，在这个圈里混迹12年，越活越精神。
对于全国35条院线的排片负责人来说，2009～2010年的贺岁档尤其忙碌。片源太多，档期又实在太近，在观众目不暇接的同时，需要根据大家的喜好快速应战调整排片。档期如同擂台，无论电影制片方在外围如何宣传造势，最终都要站在影院这个弱肉强食的终极PK台上，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较量一把，而血淋淋竞争背后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电影产业链的利益分配结构。
每部电影的横空出世都会经过“制片－发行－放映”三个基本环节，制片方与发行方商议档期后，影片通过发行来到各个院线，院线负责为下属的影院进行排片，而影院则作为收账的终端环节。1994年电影体制改革之后，尤其是近几年，片方分成的上限有所提高，目前每张电影票分账情况为：约57％留给院线与影院，43％交给发行公司，发行公司再去与制片方进行分账(发行公司一般拿到S％～15％)。而作为终端环节的影院，用上座率高的电影取代观众寥寥无几的电影是争取收入的惟一方式，即使每年增加近200块银幕，万达院线也不敢掉以轻心，制片被称作“第一生产力”。
而反过来，放映环节对片方来说是最终审判。上述分账比例对于影片投资人意味着，票房要达到投资的26倍左右，才可能从该放映阶段收回投资，当然收回成本不仅在这个阶段，但这是最基本的观众对电影的投票阶段。因此制片完成后，制片发行方要做的很简单——抢银幕。
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初的档期，就是一出抢银幕的好戏。先是《刺陵》和《风云2》为了避开《十月围城》提前了档期，这两部网友评价有点“雷人”的电影，没想到被更“雷”的《三枪拍案惊奇》(下称“《三枪》”)腰斩，原定过亿的票房，最后五六千万就草草收场。而评价最高的台拍片《十月围城》，却遭遇前狼后虎的袭击，前面被《三枪》制片人张伟平“让利院线3％”的策略打了个开局不利，后面被体量更为庞大的《阿凡达》咬掉至少4000多万元的份额，尽管赢得2.9亿元票房，却离至少3.9亿元的盈亏平衡线还差近亿元。虽然该片海外版权以及衍生电视剧等能收回投入，但这无疑又一次给陈可辛这位文人色彩浓厚的香港电影人上了现实一课。
其实陈可辛进入内地电影市场不过5年，但他已积累了两次印象深刻的教训。2005年《如果·爱》同档期遇到大片《无极》，票房大败，陈可辛认识到了在内地做电影，投资方强势和做“大片”的必要性，所以有了2008年中影投资的《投名状》。2008年，票房一路走高的《投名状》被冯小刚的《集结号》半路截杀，后期票房腰斩，陈可辛再次顿悟：做一个真正成功的中国导演，要学会做主旋律的功课。所以有了2009年的《十月围城》。不知道《十月围城》的失利又让陈可辛学到了什么?
档期的把控能力其实和电影制作水平关系不大，因为再烂的影片也能通过独占档期获得高票房，再好的电影也能因为档期不利票房惨败。档期受到诸多细节的影响，就像一场博弈，考验你的往往是你对其他对手的预判能力。回顾档期竞争的案例，经常会得出无数个“如果”来：如果陈可辛敢于把自己监制的《十月围城》砍掉15分钟，也许就不会让张伟平在一上映就抓住短处；如果陈可辛在电影设计之初没有花大钱建那条仿1905年香港中环的街道，可能也会更容易收回投资；如果不那么自信，排片再提前一周，或许受《阿凡达》的冲击可以减小很多。事后回顾，
“如果”可以非常多，但当时只能在信息非常不充分的条件下做决断，这就是做电影的复杂性。
而比陈可辛遭遇强劲对手PK更糟的是，被扔进一堆大片中生死难料的小成本电影，如何找到机会?北京春秋院线影视文化传播公司(下称“春秋院线”)总经理吕建民在这个贺岁档告诉我们，要出奇制胜。春秋院线在2009年末推出的电影《午夜出租车》投资不过30075元，却在《阿凡达》上映前赚了1,600万元票房。这部小成本电影能够在大片林立的档期生存在下来，简直是个奇迹。
和《午夜出租车》投资规模相当的大多数电影，可能上映不了几场就草草收场了，投资更大一些如《大有前途》和《我的唐朝兄弟》就是这种结局。上映前，吕建民也是照例去院线拉拉关系，陪着笑脸却碰了一鼻子灰，对方说排不了他的片子，因为那个档期挤满了“狼”，当时院线经理这样给吕建民计算：正常影城8个厅，《十月围城》起码4～5个厅，《三枪》2～3个厅，《风云2》1.5个厅，《刺陵》1.5厅，8个厅还部不够分，给吕建民只能排白天4点前夜里1点后了。“当利我就傻了，口袋里还带了点钱，打算请对方唱歌消遣，听到这种消息，我直接走人了。”吕建民回忆道。
最后吕建民还是说服了一些二三级城市院线的朋友，给了他几个厅，万分犹豫地按照原定12月22日的时间放映，还在呼和浩特搞了个点映。这个时间点，他也是精确算过的，那天是个星期二的半价日，来影院的顾客多，如果口碑不坏，到圣诞节和后面两天的周末就能赢，所以他一直担心第一天的口碑，呼和浩特的观众热情让他放了心，但朋友说，他在点映时上台前脸是“绿”的，因为他不确定接下来会看到观众的什么反应。
之后，《午夜出租车》在《阿凡达》上映之前抢下元旦档，那两天每天都是300～400万元的票房，并最终定格在1,600万元总票房。吕建民没有想到会在弱肉强食的市场中取得成功。贺岁档期间，电视与平面媒体几乎已经被各个大片的宣传覆盖，地铁等媒体的要价甚至超过影片成本，150万元的宣传发行费，减去56个拷贝的费用，剩下的资金让他左右为难。为了进行低成本宣传，吕建民选择离出租车司机最近的广播媒体做录音版预告片，而在作为战场的影院，考虑到影片中只有陈小春一个明星，他放弃了大头像海报，而将大的立脚放在大厅，并到义乌买了些小魔鬼的头灯作为购票礼品，还为午夜坐出租车来看电影的观众提供打折优惠。
《午夜出租车》赚到了钱，吕建民今年要拍一部索马里海盗的纪录片，中等投资、大片效果，他说：“我们摄制组在索马里刚下飞机，就听说原计划前来接待我们的索马里安全部长，前一天晚上被炸死了，这片子到时候一定超乎你想象!”吕建民的电影之路似乎总伴随这种噩耗和磨难，不过他性格里有种“小强”精神，在这个圈里混迹12年，越活越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