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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WTO关税在线分析数据库和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演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进口品增加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增长。另外，进行了分行业回归，并对回归结果给予合理解释。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悖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5008102
1引言
中国加入WTO之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逐渐降低，国外商品也更容易销往中国（Agrawal和Sahoo，2003）；而从2004年年底贸易权审批制和指定经营制度的取消更使得绝大多数工业品都将出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中国国内市场要面临进口产品直接冲击的局面（郭克莎，2002）。同时，李玉红（2008）指出2000-2005年中国工业生产率保持年均增长2.5%，相对于发达国家已不算低；Brandt等（2009）研究发现1998-2006年，以工业增加值计算的中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095，以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026，普遍高于其他国家数值。那么，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增长有什么影响？不同类型的企业受到的影响差异如何？本文将分别使用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WTO关税在线分析数据库和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为上述问题的解答做出尝试性探索。
2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演进的影响机制
2.1贸易自由化下竞争效应和企业生产率
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一国降低贸易壁垒会引入更为激烈的进口竞争，国内企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要承受下降压力，这会迫使企业全力提高自身生产率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Baldwin（1992）指出进口竞争能够鼓励创新和增长，因为进口竞争的“支持增长效应（pro-growth effect）”意味着如果本国企业不加快创新步伐就会被进口商所替代，所以在面对进口竞争的过程中企业要不断进行创新，而这些创新也带来了经济增长。
2.2贸易自由化下溢出效应和企业生产率
还有一系列国外文献关注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界出现“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突出研发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干中学等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楚明钦和丁平，2013）。Grossman和Helpman（1991）指出中间产品贸易会带来技术扩散，中间品种类增加可以提高最终品生产率，进口国可以在不支付额外研发费用的情况下使用这些中间品。另外，进口国还可以使用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对其消化、吸收、模仿或者再创新生产出替代品并提升技术水平。
3模型构建和数据处理
3.1贸易自由化指标的构造和测算
本文主要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2位数行业进口渗透率衡量贸易自由化，计算公式如下：
PR_impjt=IMjtVISjt-Exjt+IMjt
IMjt和Exjt分别代表第t年2位数产业j的进口值和出口值；VISjt代表第t年产业j的工业销售值（Value of Industrial Sales），该数值通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表1给出中国工业行业进口渗透率在加入WTO前后的变化差异。
3.2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和数据处理
本文我们使用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提供的OlleyPakes（1996）一致半参数估计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数据来自三个数据库：第一个是1999-2007年间国家统计局对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工业统计报表数据库，并参考李玉红等（2008）方法删除错误和不连续数据。在国际贸易数据匹配中，我们使用另外两个数据库：WTO关税在线分析（WTOs Tariff Analysis Online）数据库和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
4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章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率，由上文OP方法计算得出；PR_impjt是2位数行业进口渗透率；ωi和ηi分别代表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μit代表随机误差项。控制变量说明：（1）dum_exit代表企业退出的虚拟变量。如果某企业i在下一年退出，则exit等于1；反之，则等于零。（2）hhi代表中国工业2位数行业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赫芬达尔指数。该指数越小说明行业竞争越激烈，该指数越大则说明行业越垄断。（3）dum_state和dum_foreign分别代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4）dum_exp ort代表出口企业虚拟变量。（5）subsidy代表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收入，由企业补贴收入和企业销售额比值的对数衡量。（6）finance代表企业融资约束，采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取对数来衡量。（7）age代表企业年龄，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的差来衡量。
5回归结果和分析
表1向我们展示了1999-2007年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1中（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进口增加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总体生产率增长。通过比较第（2）、（3）列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出口企业。我们认为原因是因为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李春顶，2010），即中国出口企业具有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指出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不高，会拉低整体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基于该分析，我们把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企业剔除之后重新进行回归，发现其系数有明显增长，达到了0.0254。另外，第（4）、（5）、（6）列回归结果显示出贸易自由化对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平均影响最大，对外资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平均影响最小，而对私营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居中。我们认为主要因为国有企业生产率初始水平相对较低，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迅速发展，特别是在2002年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前两个阶段改革——“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这为国有企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迎接外部挑战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打下了良好基础。 贸易自由化对于外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偏小是因为：外资企业本身具有来自于母国的高技术，生产率起点较高，所以贸易自由化对其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影响较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加工贸易的影响，我们在剔除了加工贸易企业数据之后发现其系数有小幅上升。
贸易自由化对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同样偏小是因为：虽然私营企业有更为完善的产权激励制度，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对土地、资金等稀缺生产要素的垄断，以及私营企业面临竞争不公平、人才匮乏、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都会阻碍私营企业生产率提高，也不利于私营企业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带来技术溢出等。所以，我国相关部门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帮助私营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生产率提高，这有助于他们从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有更大获益。
6总结
本文中我们分析和讨论了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演进之间的关系。我们研究发现：首先，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进口品增加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增长。其次，由于存在“生产率悖论”，进口增加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会被低估，当我们剔除出口企业中的加工贸易企业后重新进行回归，发现进口增加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大大上升。另外，中国工业行业总进口增加对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影响最大，其次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我们还对此分别给与合理解释。这些研究结果启示我们中国还要继续坚持贸易自由化，同时出台相关政策帮助私有经济和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Agrawal P. and P. Sahoo，Chinas Accession to WTO：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India[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3，38（25）：25442551.
[2]郭克莎.加入WTO对中国工业的综合性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2，（11）：3644.
[3]李玉红，王皓，郑玉歆.企业演化：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J].经济研究，2008，（6）：1224.
[4]Brandt L.， J.V. Biesebroeck and Y. F. Zhang，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N].NBER Working Paper No.15152.
[5]Helpman E.，P. Krugman.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Increasing Return，Imperfect Competition，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5：5673.
[6]Grossman G. M.，E. Helpman.Trade，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Growth[J].European Economics Review，1991，35（3）：517526.
[7]鲁晓东，连玉君.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2007[J].经济学（季刊），2012，（2）：541558.
[8]楚明钦，丁平.中间品、资本品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13，（4）：6065.
[9]Baldwin R.On the Growth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N].NBER Working Paper：4045.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悖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5008102
1引言
中国加入WTO之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逐渐降低，国外商品也更容易销往中国（Agrawal和Sahoo，2003）；而从2004年年底贸易权审批制和指定经营制度的取消更使得绝大多数工业品都将出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中国国内市场要面临进口产品直接冲击的局面（郭克莎，2002）。同时，李玉红（2008）指出2000-2005年中国工业生产率保持年均增长2.5%，相对于发达国家已不算低；Brandt等（2009）研究发现1998-2006年，以工业增加值计算的中国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095，以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026，普遍高于其他国家数值。那么，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增长有什么影响？不同类型的企业受到的影响差异如何？本文将分别使用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WTO关税在线分析数据库和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为上述问题的解答做出尝试性探索。
2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演进的影响机制
2.1贸易自由化下竞争效应和企业生产率
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一国降低贸易壁垒会引入更为激烈的进口竞争，国内企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要承受下降压力，这会迫使企业全力提高自身生产率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Baldwin（1992）指出进口竞争能够鼓励创新和增长，因为进口竞争的“支持增长效应（pro-growth effect）”意味着如果本国企业不加快创新步伐就会被进口商所替代，所以在面对进口竞争的过程中企业要不断进行创新，而这些创新也带来了经济增长。
2.2贸易自由化下溢出效应和企业生产率
还有一系列国外文献关注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界出现“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突出研发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和干中学等因素对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楚明钦和丁平，2013）。Grossman和Helpman（1991）指出中间产品贸易会带来技术扩散，中间品种类增加可以提高最终品生产率，进口国可以在不支付额外研发费用的情况下使用这些中间品。另外，进口国还可以使用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对其消化、吸收、模仿或者再创新生产出替代品并提升技术水平。
3模型构建和数据处理
3.1贸易自由化指标的构造和测算
本文主要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2位数行业进口渗透率衡量贸易自由化，计算公式如下：
PR_impjt=IMjtVISjt-Exjt+IMjt
IMjt和Exjt分别代表第t年2位数产业j的进口值和出口值；VISjt代表第t年产业j的工业销售值（Value of Industrial Sales），该数值通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表1给出中国工业行业进口渗透率在加入WTO前后的变化差异。
3.2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和数据处理
本文我们使用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提供的OlleyPakes（1996）一致半参数估计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数据来自三个数据库：第一个是1999-2007年间国家统计局对全部国有企业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工业统计报表数据库，并参考李玉红等（2008）方法删除错误和不连续数据。在国际贸易数据匹配中，我们使用另外两个数据库：WTO关税在线分析（WTOs Tariff Analysis Online）数据库和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
4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章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率，由上文OP方法计算得出；PR_impjt是2位数行业进口渗透率；ωi和ηi分别代表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μit代表随机误差项。控制变量说明：（1）dum_exit代表企业退出的虚拟变量。如果某企业i在下一年退出，则exit等于1；反之，则等于零。（2）hhi代表中国工业2位数行业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赫芬达尔指数。该指数越小说明行业竞争越激烈，该指数越大则说明行业越垄断。（3）dum_state和dum_foreign分别代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虚拟变量。（4）dum_exp ort代表出口企业虚拟变量。（5）subsidy代表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收入，由企业补贴收入和企业销售额比值的对数衡量。（6）finance代表企业融资约束，采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取对数来衡量。（7）age代表企业年龄，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的差来衡量。
5回归结果和分析
表1向我们展示了1999-2007年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1中（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进口增加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总体生产率增长。通过比较第（2）、（3）列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出口企业。我们认为原因是因为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李春顶，2010），即中国出口企业具有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指出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不高，会拉低整体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基于该分析，我们把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企业剔除之后重新进行回归，发现其系数有明显增长，达到了0.0254。另外，第（4）、（5）、（6）列回归结果显示出贸易自由化对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平均影响最大，对外资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平均影响最小，而对私营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居中。我们认为主要因为国有企业生产率初始水平相对较低，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迅速发展，特别是在2002年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前两个阶段改革——“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这为国有企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迎接外部挑战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打下了良好基础。 贸易自由化对于外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偏小是因为：外资企业本身具有来自于母国的高技术，生产率起点较高，所以贸易自由化对其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影响较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加工贸易的影响，我们在剔除了加工贸易企业数据之后发现其系数有小幅上升。
贸易自由化对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同样偏小是因为：虽然私营企业有更为完善的产权激励制度，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对土地、资金等稀缺生产要素的垄断，以及私营企业面临竞争不公平、人才匮乏、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都会阻碍私营企业生产率提高，也不利于私营企业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带来技术溢出等。所以，我国相关部门需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法规帮助私营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生产率提高，这有助于他们从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有更大获益。
6总结
本文中我们分析和讨论了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演进之间的关系。我们研究发现：首先，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进口品增加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增长。其次，由于存在“生产率悖论”，进口增加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会被低估，当我们剔除出口企业中的加工贸易企业后重新进行回归，发现进口增加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大大上升。另外，中国工业行业总进口增加对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影响最大，其次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我们还对此分别给与合理解释。这些研究结果启示我们中国还要继续坚持贸易自由化，同时出台相关政策帮助私有经济和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Agrawal P. and P. Sahoo，Chinas Accession to WTO：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India[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3，38（25）：25442551.
[2]郭克莎.加入WTO对中国工业的综合性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2，（11）：3644.
[3]李玉红，王皓，郑玉歆.企业演化：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J].经济研究，2008，（6）：1224.
[4]Brandt L.， J.V. Biesebroeck and Y. F. Zhang，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N].NBER Working Paper No.15152.
[5]Helpman E.，P. Krugman.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Increasing Return，Imperfect Competition，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5：5673.
[6]Grossman G. M.，E. Helpman.Trade，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Growth[J].European Economics Review，1991，35（3）：517526.
[7]鲁晓东，连玉君.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2007[J].经济学（季刊），2012，（2）：541558.
[8]楚明钦，丁平.中间品、资本品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13，（4）：6065.
[9]Baldwin R.On the Growth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N].NBER Working Paper：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