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2010年IBM提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以来，新型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未来城市、数字孪生城市等新理念频出，智慧城市理论框架日益完善。建设智慧城市目的在于为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提供高效服务，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耗巨资打造的智慧城市饱受社会质疑。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初期，人流、物流、信息流剧增，却无有针对性的疫情管控业务系统可用，许多工作混乱而低效。
　　关键词：智慧;城市;表现
　　在春节过后，一批应用系统上线，让抗疫工作者和市民体验到方便快捷，这是智慧城市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美好生活感受，也直接体现了智慧城市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反应的滞后性。经此一役，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实践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说重政务信息化轻社会管理，多源城市数据难以实现汇聚融合，有些地区智慧城市建设沦为政绩工程等。我们所谓的成果距离真正的数字化、智能化、自反应还有很大差距。
　　那么是否可以直言智慧城市建设是失败的呢？不然，各地对智慧城市的认知水平、规划建设水平不一，但总体上看，智慧城市建设水平高的城市具有更强的疫情防控能力。统计“2019智慧中国年会”评选的智慧化水平前10的城市（深圳、杭州、北京、上海等）疫情数据，千人感染人数为0.0162，低于全国（不含重灾区武汉）平均数0.0223。这主要得益于2月份后各类定制化系统紧急上线运行，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数据采集和融合分析的工具，大幅提高了工作精准度和效率。
　　只有把智慧城市建设提前思考清楚了，落到实处了，有了一定的顶层设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保障作为支撑，才具备这样的应急反应能力，这种能力真实反映了智慧城市建设的底蕴。比如雄安新区，自2月初就着手打造新区智慧防控平台，有力地支撑了大规模复工复产。在受新发地疫情影响前，一直保持着“0感染”的成绩，其背后是政府对建设智能雄安的长期思考设计以及运用智慧城市技术服务于社会管理的自觉意识。智慧城市建设对疫情管控工作的贡献，不全面的举例还有以下。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为开展智慧管控提供系统开发环境、存储传输、数据交换、算力、可视化平台等底座支持，压缩了战“疫”系统开发交付周期。较为成功的城市大脑项目，实现了部分的态势综合、分析挖掘、共享交换、指挥调度功能，成为疫情协同治理的基石，如海南省社管平台指挥中心成为省防控指挥中心，海淀区依托城市大脑项目快速上线疫情防控四大系统;社区是城市的最小单元，智慧社区平台实现了网格内人员等基础信息的动态采集，为政府提供下探到底的数据支持，在疫情网格化管理中发挥了基础作用;运用城市大数据技术融合政府、运营商、行业数据，可实现人群流动管控、疫情溯源、疫情态势分析。如中国电科整合卫健委、交通运输、民航等部门数据，形成的“密切接触者数据库”，可以精准判断密切接触者。如果结合运营商掌握的轨迹数据，手机APP记录的GPS信息，可以对密接人群进行更加精确全面的圈定。
　　以这场战“疫”为契机，回头审视10年间智慧城市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简单归类就是体制机制、设计、建设、运营、管理的不足。比如说“人云亦云”随大流，或者政績工程心理，搞大干快上运动式建设，侧重展示效果，过程必然走偏。很多地方智慧城市建设出发点局限于政务系统，没有下沉到城市治理和社区管理需求，城市数据采集以静态数据为主，达不到数字孪生对信息传递的时空性要求，建成的最多可称为数字政府或初级的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普遍性问题是重技术建设轻运营管理，对于建设成果，用户重视程度、理解深度、使用水平不一，不能有效释放系统价值。运营管理主体缺位，不能挖掘运营价值反哺投入，缺乏持续的优化迭代，则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很容易变为一锤子买卖，随着建设成果逐渐与业务需求脱节，最终演变为僵尸系统。
　　智慧城市是个复杂巨系统，要以体系化思想统筹全局，规划好一个中心N个基础平台等四梁八柱，分系统建设一盘棋考虑避免数据烟囱的出现。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打造城市数字孪生能力，随着5G、IoT、Big Date、AI、BIM等技术普及，在技术和需求的双轮驱动下，要求智慧城市具备更优秀的时空刻画能力和反应精准度。也要认清智慧城市建设是个持续的过程，没有管理运营机制，建设成果不能继承演化就会缺乏生命力，则有必要挖掘城市数据资产价值和智能公共设施运营价值，来覆盖系统迭代升级成本。
　　同时，疫情初期的混乱低效，启发我们要把数字化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必要部分，统一数据采集标准、系统互联互通标准，与城市大脑集成，实现特殊时期的信息共享交换、物资分发、指挥调度功能。
　　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智慧城市技术服务于城市管理的巨大潜力，社会各方从没有如此的聚焦于一种服务，城市数据从没有如此广泛的被整合利用，呈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效果。面对老大难问题，各地政府也要反思，对于智慧城市建设，想好了吗？建好了吗？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