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家学渊源对少年李嘉诚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李嘉诚的许多优秀品德就是在这深厚的家学中得到了培养。李嘉诚的曾祖父李鹏万，是清朝甄选的文官八贡之一。李嘉诚的祖父李晓帆是清末的秀才，也属鸿儒饱学之士。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自幼聪颖好学，15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金山中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校第一名，由于家境贫寒无力继续求学，只得秉承家训，走上了治学执教之路。
　　知识决定命运
　　李嘉诚三岁就能咏《三字经》《千家诗》等诗文，正是幼童时代的启蒙读物，使李嘉诚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李嘉诚五岁入小学念书，“之乎者也”的读书声与观海寺的诵经声交相混杂，回荡在街头巷尾。年幼的李嘉诚并不满足于先生教授的诗文，极强的求知欲带领他展开了更为广泛的阅读，尤其对那些千古流传的爱国诗篇，他更是沉醉其间，这在李嘉诚年少的心里，深深埋下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根基。李氏家族的古宅，有一间珍藏图书的藏书阁，李嘉诚每天放学回家，便泡在这间藏书阁里，孜孜不倦地阅读诗文，由此他被表兄弟们称为“书虫”。年少的李嘉诚读书非常刻苦自觉，经常点灯夜读。李嘉诚在这样的求学、求知的氛围中，读完了小学，也完成了对他一生都有深刻影响的少年时代的国学知识的汲取，为李嘉诚后来的发展与辉煌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14岁的李嘉诚因生活所迫，来到茶楼打工，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回到家后，他还要就着油灯苦读到深夜。由于学习太用心，他经常会忘记时间，以至于想到要睡觉的时候，已到了上班的时间。他的同事们闲暇之余聚在一起打麻将，李嘉诚却捧着一本《辞海》在啃，时间长了，厚厚的一本《辞海》被翻得发了黑。到中南公司做学徒后，白天做工晚上的时间全由自己掌握。这时，李嘉诚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完中学课程。尽管李嘉诚有十分强烈的求知欲望，但却为没有教材而发愁。因为工资微薄，既要维持家用还要供养弟妹上学，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买教材，他只能买旧教材。当李嘉诚回首这段往事时这样说：“先父去世时，我不到15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学业。那时我太想读书了，可家里是那样的穷，我只能买旧书自学。我的小智慧是环境逼出来的。我花一点点钱，就可买来半新的旧教材，学完了又卖给旧书店，再买新的旧教材。就这样，我既学到知识，又省了钱，一举两得。”
　　李嘉诚在香港生活，要融入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必须要解决广州话和英语这两个语言问题。李云经要求儿子“学做香港人”，一来可以立足香港社会，二来可以直接从事国际交流。倘若将来有出人头地之日，还可以身登龙门，跻身香港的上流社会。李嘉诚把学广州话当做一件大事来对待。他拜表妹表弟为师，勤学不辍，苦练不止，很快就学会一口流利的广州话。李嘉诚学英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他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他怕影响家人的休息，独自跑到屋外的路灯下读英语。天刚亮，他又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不是在朗读就是在背诵英文。即便在茶楼打工、中南公司当学徒，在每天10多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后，李嘉诚仍从不间断的坚持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功夫不负苦心人，李嘉诚凭着刻苦学习的毅力，几年后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就是到晚年，年逾古稀的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还说：“我每天晚上都要看英文电视，温习英语。”
　　在李嘉诚日后几十年的商海搏击中，广州话和英语都使他在生意上得心应手而受益匪浅。在香港，华人中流行广州话，不懂广州话可以说寸步难行。英语更是给李嘉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财富。在长江塑胶厂创业之初，李嘉诚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直接与外商接洽，从而赢得了至关重要的致使塑胶厂起飞的订单。他曾这样形容过自己“人家求学，我是在抢学问。”他认为，善于“抢学问”，就是在抢财富，抢未来。
　　李嘉诚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知识改变命运。”他坚信：“今天的商场要以知识取胜，只有通过勤奋的学习才能通往人生新天地。”这都是李嘉诚积几十年从商历程的肺腑之言和经验之谈。从清贫困苦的学徒少年到“塑胶花大王”，他一生勤奋学习，博览群书，靠知识引导前行，敢于不断尝试新的未曾涉猎的领域，并屡有丰厚的斩获。他的每一次战略抉择，既能适应产业、行业趋势的变迁，又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学者评价李嘉诚说“他是跃进到现代化的永无止境的变动之中的人”。
　　在李嘉诚创建“长江塑胶厂”的头几年，香港当地的塑胶及玩具厂已有300多家，长江塑胶厂只不过是其中一家，虽然经营状况良好，但缺乏特色。显而易见，这样的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工厂的生存处境是艰难的。李嘉诚意识到，只有寻求巨大的突破，才能使长江塑胶厂从同行业中脱颖而出，获得飞速的发展。
　　李嘉诚时刻敏锐地关注着塑胶行业的任何一个动向。终于，李嘉诚在阅读英文版《塑胶》杂志时，发现一则有关意大利的一家公司，用塑胶原料设计制造的塑胶花即将销往欧美市场的消息。李嘉诚当即做出判断：塑胶花的面市，必将引发塑胶市场的革命性变化。于是，他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窘境下，只身一人飞赴意大利求师学艺。在意大利的这段日子，李嘉诚靠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好学求索的智慧和精明能干的胆识，非同寻常的学到了塑胶花生产技艺，不久便满载而归。从此，香港迎来了一个塑胶花的黄金时代，也使李嘉诚荣获蜚声香港的“塑胶花大王”的美誉，为李嘉诚打造未来的商业王国攫取了第一桶金。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