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调查了商务人士英语中介语请求言语行为，受试组为三组：北美组、汉语组和语际组,结合话语填充问卷DCT，分析三组被试请求策略差异以及请求言语行为方式特征，发现请求行为序列具有普遍性特征，语用迁移影响语际组请求语用策略，结果支持语用能力具有可教性、可学性观点。
关键词：语际语用 请求言语行为 话语标记 可学性
一、 引言
职场人士在跨文化经济活动成功有效交际不仅仅取决于交际双方的语法能力，更取决于语用能力。而语用失误更容易引起误解，会被视为粗俗无礼的表现，更容易造成交际的失败。因为请求行为在语用能力中所表现出的独特作用，研究者对请求言语行为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Blum-Kulka(1989)“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模式计划”(CCSARP)指出请求言语行为随着语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请求行为所体现的结构却具有某些相同的、普遍的语用特征。Blum-Kulka(1989)指出同一请求的命题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社会权力、社会距离和行为的强加性(rank of imposition)三种因素影响到说话人请求语用策略。请求策略分为三类:1）直接请求策略；2）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3）非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
请求言语行为的基本结构和序列具有普遍性特征，一般包括三个部分：
1) 醒示语(alerters)，包括称呼语和提醒语。
2) 辅助行为语(supportive moves)，其功能是说服听者答应说者的请求。
3) 中心行为语(head acts)，其功能是表述说话人所期望完成的听者的行为。
二、问题的提出
国内不少学者对在校学生中介语言语行为进行研究,收集学生写作和口语语篇作为分析语料，大多数被调查的中介语请求言语行为并非是在真实交际环境下发生,相关的对比分析侧重对孤立的、不真实的语境下对个别语句进行分析。而针对商务活动的研究则主要关注翻译活动中的跨文化语用失误现象，缺乏实操情境英语中介语言语行为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有必要收集真实商务情境下请求言语行为语料，把跨文化语用策略分析扩展到更高、更实用的层面上。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研究被试在语言认知方面，包括分析被试在提出请求行为的强度、请求行为的难度和提出请求的可能性三方面的反应，调查商务情境中不同语群请求行为的序列、请求策略类型使用的相对比例，分析请求模式、请求策略、社会权势和社会距离与选择请求模式的关系。
2.研究对象
受试分为三组，第一组北美组，由6名服务于2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工作的英语母语者（简称为NS-E）组成，主要收集NS-E英语基准语料；第二组汉语组为10位中国人（简称为（NS-C），主要收集汉语语料；第三组语际组为6名持有CET-6证书的大学毕业生，被试经常以英语与汉语进行工作联系和交际(简称为NNS-E)，请求语用能力是他们在工作中应该具备并且比较熟悉的一项交际能力，主要收集中介语语料。
3、语料来源及收集办法
笔者通过收集真实资料，包括面对面交谈、电话、MSN、Email、QQ、信函等形式商务交际口语和书面语料,其中涉及商业秘密内容等信息在提取原始語料之前由调查单位或被试先行删除或隐去。结合语篇补全测试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简称为DCT)提取被试在各自请求行为的语言认知和言语表现行为方面的语料。问卷的设计将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请求行为的强加性、社会地位与社会距离作为控制因素。为确保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首先请被试写出最近发生在被试身上或者他们所目睹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十个有关公务背景下发出请求的情景。问卷采用了12个情景，英语DCT供北美组和语际组使用，汉语DCT供汉语组使用。
四、研究结果表述和讨论
本研究共收集2200笔有效语料：700笔口头语料和1500笔书面语料，对所收集的三种语料中的请示言语行为做了标记和统计。
1、NS-E、NNS-E和NS-C请求言语行为基本结构和序列比较
1）英汉请求言语行为的基本结构差异
NS-E、NS-C和NNS-E请求言语行为由醒示语、辅助行为语、中心行为语三个步骤构成序列与Blum—Kulka(CCSARP)、张绍杰和王晓彤（1997）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1说明NNS-E与NS-E和NS-C的请求行为序列具有普遍性特征，可以看出中心行为语是强制成分,在请求言语行为中非常重要，但调查也发现有个别单独使用中心行为语的情况, 只出现在交际双方为亲密关系或行为的难度较低的情景，这时双方会意需要依赖语境。
2）英汉请求言语行为的醒示语差异
NS-C汉语的醒示语比NNS-E中介语和NS-E英语的醒示语要复杂，主要表现在职务称谓语多。如：“阮经理，我去一下工厂”；“严主管，您先走！”称谓语使用复杂并且呈泛化现象，常见醒示语中有“麻烦您”、“打扰您”、“劳驾您”等，用以对上级或同级请求行为中。这和中国传统文化里排资论辈的社会制度有关。NNS-E语际组醒示语中职务称谓语的使用频率比NS-E组多但比NS-C组少。“Manager, may I come in?”(NNS-E组一位刚入职的员工敲经理室门所说)，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中介语言虽然受语言知识及使用技巧的影响，但中介语请求言语行为时受社会权势影响较大，出现了语用负迁移。
NS-E被试的英语请求话语的醒示语则比较简单，NS-E喜欢用人名直接称呼对方，这与其核心制家庭和平等的人际关系紧密联系。在特定情景下,借助语境的帮助,三组被试均有醒示语单独升格为请求行为语,单独发出请求的现象。例如加籍经理对一位心不在焉的下属直呼其名：“Mr. Lin!”，这时醒示语结合说话人的非言语行为变成行为语实现请求功能。
NS-C常使用另一类措辞强硬的醒示, 如“记着给我……”“千万要……”、“不要忘了……”等。NNS-E也常使用此类醒示语于上下级之间、同部门和不同部门同级别员工之间。NS-E醒示语则比较简单，此类语用常发生于对话双方关系往往较密切。
3）请求言语行为的辅助行为语的语用差异
对于请求言语中心行为语策略的统计显示：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尤其反映交际双方的“权势”和“平等性”，明显地影响称呼语及言语行为的实施等方面。语际组的请求言语行为多使用后置式结构，即中心行为语在辅助行为语之后；北美组则多是前置式的结构，即中心行为语在辅助行为语之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汉英两种基准语料里随着请求行为难度的增大，NS-E、NS-C、NNS-E三组被试都会使用辅助行为语这一礼貌语用策略。NS-C即使在被请求行为强加度一般的情况下也使用比较多的辅助行为语，NNS-E的英语请求言语行为的中介语比NS-E的英语请求言语行为中使用较多的辅助行为语。NS-C和NNS-E醒示语和辅助行为语的高比例使用现象明显体现出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
结果表明为完成同一请求言语行为。当双方社会地位平等（如平级同事关系）时，醒示语更加多样化，较少使用甚至不用辅助行为语，而是直接使用核心行为语。而当说话人比受话人地位低时，醒示语集中在称呼。在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变量下，同级关系或关系较随便的部门主管和上下级之间，受试者较少使用或者不用辅助行为语，对于权势比自己高的受话人（如对公司高管或关系不密切的部门主管）却用了很多的恭维、称赞，甚至套近乎的言语，这与中国爱面子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语际组和汉语组醒示语和辅助行为语的高比例使用明显体现出中国社会文化特征。
NS-C的基准汉语语料中辅助行为语大量使用，多用“附加问句”方式，如①陈述 “好吗? ”、“行吗? ”、“没问题吧”、“可以吗? ”等等;② 陈述 “您觉得如何？”、“您同意吗? ”、“你看行吗? ”、“你看怎么样? ”等等。采用附加问句方式既可减缓冒犯他人的程度,同时也给人以亲切感。此为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
NNS-E大量使用附加问句方式的辅助行为语，即使用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时使用附加问句。三组被试语料均显示醒示语、辅助行为和中心行为语三者之间存在着联系,地位可以变化。加籍经理对秘书说：“The delivery is late.”本是说明情况的辅助成分独立发出了“你应该马上催促快递公司”的请求内容,成了请求行为语。醒示语与辅助行为语上升为使役行为语带有较多的含蓄意味,三组都有采用此语用策略发出请求、帮助中心行为语发出使役的要求,并有效促成受话人做出行动反应。语料还显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醒示语与辅助行为语会被省略。特定语境下，醒示语与辅助行为语均可单独升格为请求行为语,单独实现请求语用功能。
4）社会权力、强加程度与请求言语行为策略类型的使用
DCT问卷中对社会地位和权势设计了三项变量:听话人地位低于说话人（低级别）,听话人和说话人地位相等（平级别）,听话人地位高于说话人（高级别）。
表3顯示DCT语料中，NS-E和NNS-E两组外部修饰成分的语用习惯虽然呈正相关倾向，但在修饰成分的使用频率和形式的多样性方面，NNS-E与NS-E有一定的距离。
在使用内部修饰成分，NNS-E组采用的词法缓解语的策略比NS-E少。以含糊语(hedges)为例，NS-E（27）>NNS-E（7），这点何安平、戴曼纯（2003）、王立非（2005）的结果基本一致。两组被试在外部修饰成分的语用差异可能是我国英语教学长久以来对话语标记语在交际中的重要性的忽略所导致的后果。何安平、戴曼纯（2003）发现二语学习者小词（small words）出现的位置和体现的功能与英语本族语者有明显差异，王立非（2005）的发现也支持了话语标记使用不足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口语的自然性和流畅性的假设。
五、结束语
本研究虽然只涉及中国境内商务环境中职业英语中介语的请求言语行为，对英汉文化方面的描述与比较宽泛，调查进一步证实了没有一种语言或文化比另外一种语言或文化更礼貌。中国境内跨国商务人士实操中有与英语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直接接触的经历，他们的语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研究调查的在校学生要高。跨文化商务交际具体语境中表达请求时，不必局限单一语言手段以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交际者可充分利用一切策略手段，如词汇、语法结构、句型的选择、语篇的安排、语调的处理以取得相应的交际目的。有意识地运用交际策略以及根据交际的场合和交际对象的身份，在风格、措辞、口气上作相应的调整。
日常英语教学应采取以培养语用意识为核心的目标语学习与习得,直接引入语用知识。外语教学应将策略能力的地位提高到交际能力的一部分的高度，教师应意识到话语标记语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认识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本质。英语语言形式知识点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与汉语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进行对比，从提高语用意识入手培养学生语用能力,将跨文化语用原则纳入ESP教学内容。
参考文献：
［1］ Blum-Kulka, S. Learning to say what you mean in a second language: A study of the speech act performance of learners of Hebrew as a second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1982 ,(3) .
［2］Blum-Kulka, S. Interpreting and performing speech acts in a second language: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Hebrew and English. In N. Wolfson and J.Eliot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3.
［3］Ervin-Tripp. Is Sybil there?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nglish Directives［J］.Language in Society’ 1976.
［4］Kasper, G. Pragmatic transfer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2,(8).
［5］Kasper, G.
关键词：语际语用 请求言语行为 话语标记 可学性
一、 引言
职场人士在跨文化经济活动成功有效交际不仅仅取决于交际双方的语法能力，更取决于语用能力。而语用失误更容易引起误解，会被视为粗俗无礼的表现，更容易造成交际的失败。因为请求行为在语用能力中所表现出的独特作用，研究者对请求言语行为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Blum-Kulka(1989)“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模式计划”(CCSARP)指出请求言语行为随着语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请求行为所体现的结构却具有某些相同的、普遍的语用特征。Blum-Kulka(1989)指出同一请求的命题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社会权力、社会距离和行为的强加性(rank of imposition)三种因素影响到说话人请求语用策略。请求策略分为三类:1）直接请求策略；2）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3）非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
请求言语行为的基本结构和序列具有普遍性特征，一般包括三个部分：
1) 醒示语(alerters)，包括称呼语和提醒语。
2) 辅助行为语(supportive moves)，其功能是说服听者答应说者的请求。
3) 中心行为语(head acts)，其功能是表述说话人所期望完成的听者的行为。
二、问题的提出
国内不少学者对在校学生中介语言语行为进行研究,收集学生写作和口语语篇作为分析语料，大多数被调查的中介语请求言语行为并非是在真实交际环境下发生,相关的对比分析侧重对孤立的、不真实的语境下对个别语句进行分析。而针对商务活动的研究则主要关注翻译活动中的跨文化语用失误现象，缺乏实操情境英语中介语言语行为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有必要收集真实商务情境下请求言语行为语料，把跨文化语用策略分析扩展到更高、更实用的层面上。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研究被试在语言认知方面，包括分析被试在提出请求行为的强度、请求行为的难度和提出请求的可能性三方面的反应，调查商务情境中不同语群请求行为的序列、请求策略类型使用的相对比例，分析请求模式、请求策略、社会权势和社会距离与选择请求模式的关系。
2.研究对象
受试分为三组，第一组北美组，由6名服务于2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工作的英语母语者（简称为NS-E）组成，主要收集NS-E英语基准语料；第二组汉语组为10位中国人（简称为（NS-C），主要收集汉语语料；第三组语际组为6名持有CET-6证书的大学毕业生，被试经常以英语与汉语进行工作联系和交际(简称为NNS-E)，请求语用能力是他们在工作中应该具备并且比较熟悉的一项交际能力，主要收集中介语语料。
3、语料来源及收集办法
笔者通过收集真实资料，包括面对面交谈、电话、MSN、Email、QQ、信函等形式商务交际口语和书面语料,其中涉及商业秘密内容等信息在提取原始語料之前由调查单位或被试先行删除或隐去。结合语篇补全测试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简称为DCT)提取被试在各自请求行为的语言认知和言语表现行为方面的语料。问卷的设计将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请求行为的强加性、社会地位与社会距离作为控制因素。为确保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首先请被试写出最近发生在被试身上或者他们所目睹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十个有关公务背景下发出请求的情景。问卷采用了12个情景，英语DCT供北美组和语际组使用，汉语DCT供汉语组使用。
四、研究结果表述和讨论
本研究共收集2200笔有效语料：700笔口头语料和1500笔书面语料，对所收集的三种语料中的请示言语行为做了标记和统计。
1、NS-E、NNS-E和NS-C请求言语行为基本结构和序列比较
1）英汉请求言语行为的基本结构差异
NS-E、NS-C和NNS-E请求言语行为由醒示语、辅助行为语、中心行为语三个步骤构成序列与Blum—Kulka(CCSARP)、张绍杰和王晓彤（1997）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1说明NNS-E与NS-E和NS-C的请求行为序列具有普遍性特征，可以看出中心行为语是强制成分,在请求言语行为中非常重要，但调查也发现有个别单独使用中心行为语的情况, 只出现在交际双方为亲密关系或行为的难度较低的情景，这时双方会意需要依赖语境。
2）英汉请求言语行为的醒示语差异
NS-C汉语的醒示语比NNS-E中介语和NS-E英语的醒示语要复杂，主要表现在职务称谓语多。如：“阮经理，我去一下工厂”；“严主管，您先走！”称谓语使用复杂并且呈泛化现象，常见醒示语中有“麻烦您”、“打扰您”、“劳驾您”等，用以对上级或同级请求行为中。这和中国传统文化里排资论辈的社会制度有关。NNS-E语际组醒示语中职务称谓语的使用频率比NS-E组多但比NS-C组少。“Manager, may I come in?”(NNS-E组一位刚入职的员工敲经理室门所说)，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中介语言虽然受语言知识及使用技巧的影响，但中介语请求言语行为时受社会权势影响较大，出现了语用负迁移。
NS-E被试的英语请求话语的醒示语则比较简单，NS-E喜欢用人名直接称呼对方，这与其核心制家庭和平等的人际关系紧密联系。在特定情景下,借助语境的帮助,三组被试均有醒示语单独升格为请求行为语,单独发出请求的现象。例如加籍经理对一位心不在焉的下属直呼其名：“Mr. Lin!”，这时醒示语结合说话人的非言语行为变成行为语实现请求功能。
NS-C常使用另一类措辞强硬的醒示, 如“记着给我……”“千万要……”、“不要忘了……”等。NNS-E也常使用此类醒示语于上下级之间、同部门和不同部门同级别员工之间。NS-E醒示语则比较简单，此类语用常发生于对话双方关系往往较密切。
3）请求言语行为的辅助行为语的语用差异
对于请求言语中心行为语策略的统计显示：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尤其反映交际双方的“权势”和“平等性”，明显地影响称呼语及言语行为的实施等方面。语际组的请求言语行为多使用后置式结构，即中心行为语在辅助行为语之后；北美组则多是前置式的结构，即中心行为语在辅助行为语之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汉英两种基准语料里随着请求行为难度的增大，NS-E、NS-C、NNS-E三组被试都会使用辅助行为语这一礼貌语用策略。NS-C即使在被请求行为强加度一般的情况下也使用比较多的辅助行为语，NNS-E的英语请求言语行为的中介语比NS-E的英语请求言语行为中使用较多的辅助行为语。NS-C和NNS-E醒示语和辅助行为语的高比例使用现象明显体现出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
结果表明为完成同一请求言语行为。当双方社会地位平等（如平级同事关系）时，醒示语更加多样化，较少使用甚至不用辅助行为语，而是直接使用核心行为语。而当说话人比受话人地位低时，醒示语集中在称呼。在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变量下，同级关系或关系较随便的部门主管和上下级之间，受试者较少使用或者不用辅助行为语，对于权势比自己高的受话人（如对公司高管或关系不密切的部门主管）却用了很多的恭维、称赞，甚至套近乎的言语，这与中国爱面子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语际组和汉语组醒示语和辅助行为语的高比例使用明显体现出中国社会文化特征。
NS-C的基准汉语语料中辅助行为语大量使用，多用“附加问句”方式，如①陈述 “好吗? ”、“行吗? ”、“没问题吧”、“可以吗? ”等等;② 陈述 “您觉得如何？”、“您同意吗? ”、“你看行吗? ”、“你看怎么样? ”等等。采用附加问句方式既可减缓冒犯他人的程度,同时也给人以亲切感。此为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
NNS-E大量使用附加问句方式的辅助行为语，即使用规约性间接请求策略时使用附加问句。三组被试语料均显示醒示语、辅助行为和中心行为语三者之间存在着联系,地位可以变化。加籍经理对秘书说：“The delivery is late.”本是说明情况的辅助成分独立发出了“你应该马上催促快递公司”的请求内容,成了请求行为语。醒示语与辅助行为语上升为使役行为语带有较多的含蓄意味,三组都有采用此语用策略发出请求、帮助中心行为语发出使役的要求,并有效促成受话人做出行动反应。语料还显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醒示语与辅助行为语会被省略。特定语境下，醒示语与辅助行为语均可单独升格为请求行为语,单独实现请求语用功能。
4）社会权力、强加程度与请求言语行为策略类型的使用
DCT问卷中对社会地位和权势设计了三项变量:听话人地位低于说话人（低级别）,听话人和说话人地位相等（平级别）,听话人地位高于说话人（高级别）。
表3顯示DCT语料中，NS-E和NNS-E两组外部修饰成分的语用习惯虽然呈正相关倾向，但在修饰成分的使用频率和形式的多样性方面，NNS-E与NS-E有一定的距离。
在使用内部修饰成分，NNS-E组采用的词法缓解语的策略比NS-E少。以含糊语(hedges)为例，NS-E（27）>NNS-E（7），这点何安平、戴曼纯（2003）、王立非（2005）的结果基本一致。两组被试在外部修饰成分的语用差异可能是我国英语教学长久以来对话语标记语在交际中的重要性的忽略所导致的后果。何安平、戴曼纯（2003）发现二语学习者小词（small words）出现的位置和体现的功能与英语本族语者有明显差异，王立非（2005）的发现也支持了话语标记使用不足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口语的自然性和流畅性的假设。
五、结束语
本研究虽然只涉及中国境内商务环境中职业英语中介语的请求言语行为，对英汉文化方面的描述与比较宽泛，调查进一步证实了没有一种语言或文化比另外一种语言或文化更礼貌。中国境内跨国商务人士实操中有与英语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直接接触的经历，他们的语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研究调查的在校学生要高。跨文化商务交际具体语境中表达请求时，不必局限单一语言手段以取得最佳的交际效果，交际者可充分利用一切策略手段，如词汇、语法结构、句型的选择、语篇的安排、语调的处理以取得相应的交际目的。有意识地运用交际策略以及根据交际的场合和交际对象的身份，在风格、措辞、口气上作相应的调整。
日常英语教学应采取以培养语用意识为核心的目标语学习与习得,直接引入语用知识。外语教学应将策略能力的地位提高到交际能力的一部分的高度，教师应意识到话语标记语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认识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本质。英语语言形式知识点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与汉语在语音、词汇、句法、语篇进行对比，从提高语用意识入手培养学生语用能力,将跨文化语用原则纳入ESP教学内容。
参考文献：
［1］ Blum-Kulka, S. Learning to say what you mean in a second language: A study of the speech act performance of learners of Hebrew as a second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1982 ,(3) .
［2］Blum-Kulka, S. Interpreting and performing speech acts in a second language: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Hebrew and English. In N. Wolfson and J.Eliot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3.
［3］Ervin-Tripp. Is Sybil there?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English Directives［J］.Language in Society’ 1976.
［4］Kasper, G. Pragmatic transfer ［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2,(8).
［5］Kasper,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