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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学昭是集“五四”作家、留洋作家和解放区作家于一身的现代女作家,在这种“角色身份”转换过程中所显示出了她的人生与创作之路的“特异性”,本文以延安文艺运动为界,從心路历程、创作风格、思想主题这三个方面来透视其中的变化。
关键词:陈学昭;变化;延安文艺运动;女性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04-03
在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行列中,陈学昭的名字是不该被遗忘的。陈学昭是中国现代作家群中较有特异性的个体。她一生共创作出版小说、杂文、散文、评论等二十余部总计三百万字。陈学昭在“角色身份”转换过程中所显示的人生与创作之路的“特异性”——集“五四”作家、留洋作家和解放区作家于一身的特殊经历,完成了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有学问、有修养的闺秀作家”,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转变。为后来者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提供了一个别具意味的个案。纵观陈学昭一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她在延安文艺运动前后在各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创作心理变化
从创作心理学来看,童年经验和个人惯习,对作家的性情气质、创作风格和艺术旨趣具有天然的重要影响。而且创作心理与她的个人经历相关。陈学昭生于海宁盐官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早年丧父,她便在慈母的溺爱和长兄们的管教下成长,兄长们对于小妹限制极严,但是在母亲的帮助下,她把家里藏的古典书籍全都看过。兄长们封建式的体罚教育,瘫痪无助的母亲的眼泪,破落的家境,使她茫然不知所措。她在《我的母亲》中写到:“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直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地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份。行动既不能随便,言谈也非有三分钟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蕴藏着一个板起面孔的圣贤,含着敌意似的对抗着呢!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莺,不在做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单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生的悲凉已彻透了我的心了!”十几岁的少女,在这样的境遇下生活,估计、敏感、倔强的个性日益形成。社会的挤压,家庭的隔阂,把她推出门外,她更加渴望一种新的自由。陈学昭早期的生活经历使她的女性意识觉醒,并形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所以陈学昭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个人情感诉诸,家庭里得不到理解关怀的个人的苦闷,社会中对女性地位的忽视,都让她极度的苦闷,但是她依然对生活充满向往,向往自由的理想的社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促使她开始思考一个为谁写作的问题。陈学昭走上文坛是一种自发的偶然,早期作品总体上是自发而非自觉的,更多地张扬着个性与个体对社会人生矛盾的不理解与迷茫感伤的情绪。于是陈学昭逐渐走向一个自觉写作的状态中去。虽然这种推动力并非出于文学创作发展的自然规律,但借此机会, 她也正好将10余年来一直困扰自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情感、夫妻恩怨连同她早期细腻缠绵、迷惘感伤的创作风格, 通通塞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这个包裹中去,作一个彻底的了断。“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没有死,还要活下去,工作下去。”1943年陈学昭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她开始懊悔自己成了知识分子。 要是年青时从事农业劳动,如果那样, 生活上虽然艰苦,精神上的打击可能没有这么多和复杂! 延安文艺运动使陈学昭从个人无法自拔的的苦闷的怪圈中走出来,就像她说的:“我应该说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针为工农兵的方向是多么伟大和正确!是他,在他的座谈会讲话以后,我才找到了我新的写作的生命!”从此以后陈学昭 完全投入了革命的怀抱,以前的她同情共产党,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满于旧社会,不满于当前的环境,对于社会抱着许多空想,并且很主观的把党当做充实这种空想的对象,经过一系列的改造,他开始走近党,认识党,在心理上,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主人翁。她正是通过纺纱这种简单体力劳动完成了净化灵魂、坚定信念的过程, 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二、创作风格的变化
20年代陈学昭创作了很多散文,《倦旅》、《寸草心》、《烟霞伴侣》、《如梦》、《忆巴黎》等,1981重新编选出了一本散文集《海天寸心》,大致代表了她前期的主要文学创作。陈学昭前期创作以散文创作为主,精神上弘扬个性、追求独立与自由,整体风格以从容温婉、细腻缠绵而略带迷惘感伤为主。
这些作品在描写山光水色的同时,还都抒发出一种厌倦和诅咒人生的思绪,然而在这种哀愁和凄凉的情绪中,也多少显示了对未来的追求和探索,这对于当时有些受过五四的洗礼,却又找不到前途的迷惘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的,因而引起不少读者的注意。
陈学昭的作品文字清丽简洁、疏朗俊秀、富丽多姿,往往寥寥几笔就能描画出一幅活灵活现的景物,表现出自己的清绪。她善于在情景交融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当她在忧愁时,大风就“吹乱了碧池的皱纹”,雨珠就“愁吟似的低着”;当她看到日出而兴奋,感觉“凡人都有向上的雄心”时,松针便“更加纯绿了”,鸟儿也在“欢乐的翱翔”。《春》更是精致的描写了它降临大地时的“形态”,山花、飞鸟、游人和琴声,都沉浸在春天的气息中,使她思念着“不可捉摸的远方”,想撕破窗纸,份上青天。《烟霞伴侣》中更是将情感赋予了大自然,像描写黎明时分薄薄的红云,“似乎还带着未尽的睡意,懒懒的躺着”,红日却“揉着眼,跳跃着,活泼泼地出来”,将情景交融发挥到了是大自然拟人化的程度,却又写的自然流畅,毫不做作。
陈学昭细腻而老到的笔触,很难令人相信这是出自一个20多岁的年轻作家之手,的确在早期的很多散文创作中,陈学昭都在苦苦地思考着人生社会的种种矛盾,既有找不到出路的深沉苦闷也有积极向上的不断追求。
陈学昭对人生执着的探索,终于使自己逐渐消失了悲愁和绝望,接近了人民和革命,并且在抗战之后奔向解放区,开始了新生活,她写小说,也依旧写散文。总体来说她后期创作, 思想上积极认同革命主流、主动承担政治使命, 与现实生活较为贴近, 题材范围有所拓展, 但总体风格变得真诚简单、朴实无华, 同时也因创作个性的淡化失落而使叙述偏于质木无文、拉杂拖沓。
1939年出版的散文集《陕北访问记》,记录了边区的新生活,在以后出版的又一个散文集《漫走边区》,则是记述了从延安到东北这一路上的经历和见闻,写出了东北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觉醒,文笔渐趋朴素隽永,写景叙事却仍像过去那样包涵诗意,充满感情色彩。她很善于汲取群众日常生活中的言语并加以应用,使作品显得活泼而富有生活情趣,这是她坚持长期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的结果。语言的生活化、大众化是陈学昭后期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1942年以后,为了实践《讲话》的理论,陈学昭开始了小说创作,《工作是美丽的》是陈学昭重要的一篇长篇小说,虽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文学时代的烙印,但它却不是一个一味顺应主流话语、复制主流意识形态言说的僵硬的 政治化文本。作品描写了一个女性子时代变迁中思想的变化和选择。它以那个文学时代难得一见的女性个人言说的方式,为文学史留下了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小说作品,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而又可靠的知识分子心灵档案,从一个侧面映现出了20世纪中国壮阔而悲怆的历史,使读者通过这部作品,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女性解放之路的曲折与艰难,感受到女性不断突围又不断陷落的痛苦与挣扎,体味出女性在男权中心主义社会环境中,遭受侮辱、伤害、摧残与轻视时的困惑、无奈与辛酸,同时也看到了 20世纪中国女性觉醒、抗争、奋斗不息的美丽身姿。
三、思想主题的变化
陈学昭是以新女性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五四思潮下对女性的关注,认同个人主义。她的处女作是1924年元旦发表《时报》增刊上的《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此后她陆续发表了一些关注中国女性生存状况、探讨女性就业问题、提倡男女平等、呼吁女性自立自强的杂文。
陈学昭针对五四文坛一度争论过的“贤妻良母”问题,大胆地断言,中国的贤妻良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呼吁更多的女性不要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妇,而应该谋求社会历史的贡献。她首先提倡女性最要紧的是自立,自立必须要经济独立,所以进入社会谋取职业,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其次她在《现代女子的苦闷》里抨击男性主义,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对于现代女子苦闷如何除解,“只有充分地接受教育,能自立,而男子们也非得将他们根本礼教所遗的奴性连根拔起不可”,她对于中国妇女的愚昧麻木、日光短浅、茍且懒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日一心为奴的寄生生活是充满焦虑与担忧的,在她看来新女性不是新在外表上而应该新在思想上、行为上,要为中国的政治、教育、实业做出贡献。她鼓励那些要致力于事业和学问的女子应该勇敢地走她们自己所乐意走的路。初到延安时,陈学昭认为延安的妇女是真正得到解放的,但是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人人都想“在军事与政治上争取地位,特别是政治”,而很少有人愿自动参加战时救护与保育工作,因为这是 “男子瞧不起的事情”。陈学昭认为对于女性的提高和尊重要有正确的理解,并且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只停于表面,并且要改变男性几千男来固有的思想也死很必要的。她深深感觉到女性的解放任重道远。
1942年5月,作为非党员的她被邀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切身感受了知识分子必须工农化的政治气息。8月,当她已名存实亡的婚姻解除时, 李富春等为她排除社会上对她的流言蜚语,周恩来、邓颖超给她生活上、事业上以关心和帮助。这种个人的关怀给了当时心力交瘁、前程迷茫的陈学昭以雪中送炭的温暖感,她把这种关怀同自己原有的政治取向、性别话语交融于革命之中, 她抛弃了女性自由知识分子观察世界的慧眼,以前那敏锐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消退,再没有从性别的角度对边区潜在的性别问题付诸笔端,而是以一种阶级的角度严厉对自己的家庭问题做严厉的自我批判,忘记了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即使革命圣地延安也存在 革命队伍中男女权力分配严重。
于是后期作品陈学昭更多的是对主流意识的实践,在《讲话》后的作品,不仅思想观点与工农大众保持一致,而且苦乐的情感、爱憎的标准也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真正做到了喜大众之所喜。那种潜形于社会深处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分析方法,在陈学昭脑海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党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思想。她在写《工作是美丽的》的时候产生了疑虑,是否自己应该写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因为这与当时的文学环境不符,但是在周恩来邓颖超的鼓励下,她才开始创作,她根据自己的经历自传性的写了一个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革命战火冶炼下的成长过程,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案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一切都应该服从于政治,这是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一个趋向,陈学昭以前所提到关于女性的问题,在此时已经无法出现在人们的关注范围,这也是战时的特殊性。
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洗礼,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们已完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文学观,这种抛弃个人主义、克服旧我的过程中不是没有经历过思想情感上的痛苦, 但是他们真诚地相信为了真理自己理应如此。所以,获得新我后的幸福远远大于克服旧我的痛苦的,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精神蜕变过程。陈学昭在回忆当年的整风运动时,内心总是充满了怀念与感激之情:“参加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的整风学习,对我是一次大改造,我将永远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给予我的教育。”陈学昭用最热情的诗歌表达自己的心声:党的教育/ 集体的教育/ 提高了我们大家对当前任务的认识/ 洗刷又洗刷着不正确的思想, 意识。/她坚信边区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生命属于它/ 我们要拿头颅热血来保卫它! 此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陈学昭已确实由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女性转变成为了一个完全无产阶级化了的革命战士。
参考文献:
[1]丁茂远.陈学昭研究专集[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2]陈学昭.天涯归客[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3]陈学昭.海天寸心[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陈学昭.边区是我们的家[N].解放日报,1943-08-03
[5]夏江宁.试论陈学昭赴延安前后创作风格的变化[J].嘉兴学院学报,2006,(4).
[6]周锦涛.抗战时期延安女性知识分子及其革命化——以陈学昭为例[J].学术论坛,2005,(1).
关键词:陈学昭;变化;延安文艺运动;女性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04-03
在20世纪中国女性作家行列中,陈学昭的名字是不该被遗忘的。陈学昭是中国现代作家群中较有特异性的个体。她一生共创作出版小说、杂文、散文、评论等二十余部总计三百万字。陈学昭在“角色身份”转换过程中所显示的人生与创作之路的“特异性”——集“五四”作家、留洋作家和解放区作家于一身的特殊经历,完成了自己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有学问、有修养的闺秀作家”,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转变。为后来者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提供了一个别具意味的个案。纵观陈学昭一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她在延安文艺运动前后在各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创作心理变化
从创作心理学来看,童年经验和个人惯习,对作家的性情气质、创作风格和艺术旨趣具有天然的重要影响。而且创作心理与她的个人经历相关。陈学昭生于海宁盐官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早年丧父,她便在慈母的溺爱和长兄们的管教下成长,兄长们对于小妹限制极严,但是在母亲的帮助下,她把家里藏的古典书籍全都看过。兄长们封建式的体罚教育,瘫痪无助的母亲的眼泪,破落的家境,使她茫然不知所措。她在《我的母亲》中写到:“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直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地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份。行动既不能随便,言谈也非有三分钟的思考不行!大概彼此的心腹中都蕴藏着一个板起面孔的圣贤,含着敌意似的对抗着呢!从此我不能不装起大人,好像风雨里的夜莺,不在做愉快的歌唱。我成了一个单板的、缄默的,寡言的人。生的悲凉已彻透了我的心了!”十几岁的少女,在这样的境遇下生活,估计、敏感、倔强的个性日益形成。社会的挤压,家庭的隔阂,把她推出门外,她更加渴望一种新的自由。陈学昭早期的生活经历使她的女性意识觉醒,并形成了独立自强的性格。所以陈学昭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个人情感诉诸,家庭里得不到理解关怀的个人的苦闷,社会中对女性地位的忽视,都让她极度的苦闷,但是她依然对生活充满向往,向往自由的理想的社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促使她开始思考一个为谁写作的问题。陈学昭走上文坛是一种自发的偶然,早期作品总体上是自发而非自觉的,更多地张扬着个性与个体对社会人生矛盾的不理解与迷茫感伤的情绪。于是陈学昭逐渐走向一个自觉写作的状态中去。虽然这种推动力并非出于文学创作发展的自然规律,但借此机会, 她也正好将10余年来一直困扰自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情感、夫妻恩怨连同她早期细腻缠绵、迷惘感伤的创作风格, 通通塞入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这个包裹中去,作一个彻底的了断。“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没有死,还要活下去,工作下去。”1943年陈学昭还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她开始懊悔自己成了知识分子。 要是年青时从事农业劳动,如果那样, 生活上虽然艰苦,精神上的打击可能没有这么多和复杂! 延安文艺运动使陈学昭从个人无法自拔的的苦闷的怪圈中走出来,就像她说的:“我应该说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针为工农兵的方向是多么伟大和正确!是他,在他的座谈会讲话以后,我才找到了我新的写作的生命!”从此以后陈学昭 完全投入了革命的怀抱,以前的她同情共产党,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满于旧社会,不满于当前的环境,对于社会抱着许多空想,并且很主观的把党当做充实这种空想的对象,经过一系列的改造,他开始走近党,认识党,在心理上,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主人翁。她正是通过纺纱这种简单体力劳动完成了净化灵魂、坚定信念的过程, 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
二、创作风格的变化
20年代陈学昭创作了很多散文,《倦旅》、《寸草心》、《烟霞伴侣》、《如梦》、《忆巴黎》等,1981重新编选出了一本散文集《海天寸心》,大致代表了她前期的主要文学创作。陈学昭前期创作以散文创作为主,精神上弘扬个性、追求独立与自由,整体风格以从容温婉、细腻缠绵而略带迷惘感伤为主。
这些作品在描写山光水色的同时,还都抒发出一种厌倦和诅咒人生的思绪,然而在这种哀愁和凄凉的情绪中,也多少显示了对未来的追求和探索,这对于当时有些受过五四的洗礼,却又找不到前途的迷惘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的,因而引起不少读者的注意。
陈学昭的作品文字清丽简洁、疏朗俊秀、富丽多姿,往往寥寥几笔就能描画出一幅活灵活现的景物,表现出自己的清绪。她善于在情景交融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当她在忧愁时,大风就“吹乱了碧池的皱纹”,雨珠就“愁吟似的低着”;当她看到日出而兴奋,感觉“凡人都有向上的雄心”时,松针便“更加纯绿了”,鸟儿也在“欢乐的翱翔”。《春》更是精致的描写了它降临大地时的“形态”,山花、飞鸟、游人和琴声,都沉浸在春天的气息中,使她思念着“不可捉摸的远方”,想撕破窗纸,份上青天。《烟霞伴侣》中更是将情感赋予了大自然,像描写黎明时分薄薄的红云,“似乎还带着未尽的睡意,懒懒的躺着”,红日却“揉着眼,跳跃着,活泼泼地出来”,将情景交融发挥到了是大自然拟人化的程度,却又写的自然流畅,毫不做作。
陈学昭细腻而老到的笔触,很难令人相信这是出自一个20多岁的年轻作家之手,的确在早期的很多散文创作中,陈学昭都在苦苦地思考着人生社会的种种矛盾,既有找不到出路的深沉苦闷也有积极向上的不断追求。
陈学昭对人生执着的探索,终于使自己逐渐消失了悲愁和绝望,接近了人民和革命,并且在抗战之后奔向解放区,开始了新生活,她写小说,也依旧写散文。总体来说她后期创作, 思想上积极认同革命主流、主动承担政治使命, 与现实生活较为贴近, 题材范围有所拓展, 但总体风格变得真诚简单、朴实无华, 同时也因创作个性的淡化失落而使叙述偏于质木无文、拉杂拖沓。
1939年出版的散文集《陕北访问记》,记录了边区的新生活,在以后出版的又一个散文集《漫走边区》,则是记述了从延安到东北这一路上的经历和见闻,写出了东北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觉醒,文笔渐趋朴素隽永,写景叙事却仍像过去那样包涵诗意,充满感情色彩。她很善于汲取群众日常生活中的言语并加以应用,使作品显得活泼而富有生活情趣,这是她坚持长期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的结果。语言的生活化、大众化是陈学昭后期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1942年以后,为了实践《讲话》的理论,陈学昭开始了小说创作,《工作是美丽的》是陈学昭重要的一篇长篇小说,虽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文学时代的烙印,但它却不是一个一味顺应主流话语、复制主流意识形态言说的僵硬的 政治化文本。作品描写了一个女性子时代变迁中思想的变化和选择。它以那个文学时代难得一见的女性个人言说的方式,为文学史留下了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小说作品,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而又可靠的知识分子心灵档案,从一个侧面映现出了20世纪中国壮阔而悲怆的历史,使读者通过这部作品,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女性解放之路的曲折与艰难,感受到女性不断突围又不断陷落的痛苦与挣扎,体味出女性在男权中心主义社会环境中,遭受侮辱、伤害、摧残与轻视时的困惑、无奈与辛酸,同时也看到了 20世纪中国女性觉醒、抗争、奋斗不息的美丽身姿。
三、思想主题的变化
陈学昭是以新女性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五四思潮下对女性的关注,认同个人主义。她的处女作是1924年元旦发表《时报》增刊上的《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此后她陆续发表了一些关注中国女性生存状况、探讨女性就业问题、提倡男女平等、呼吁女性自立自强的杂文。
陈学昭针对五四文坛一度争论过的“贤妻良母”问题,大胆地断言,中国的贤妻良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呼吁更多的女性不要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妇,而应该谋求社会历史的贡献。她首先提倡女性最要紧的是自立,自立必须要经济独立,所以进入社会谋取职业,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其次她在《现代女子的苦闷》里抨击男性主义,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对于现代女子苦闷如何除解,“只有充分地接受教育,能自立,而男子们也非得将他们根本礼教所遗的奴性连根拔起不可”,她对于中国妇女的愚昧麻木、日光短浅、茍且懒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日一心为奴的寄生生活是充满焦虑与担忧的,在她看来新女性不是新在外表上而应该新在思想上、行为上,要为中国的政治、教育、实业做出贡献。她鼓励那些要致力于事业和学问的女子应该勇敢地走她们自己所乐意走的路。初到延安时,陈学昭认为延安的妇女是真正得到解放的,但是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人人都想“在军事与政治上争取地位,特别是政治”,而很少有人愿自动参加战时救护与保育工作,因为这是 “男子瞧不起的事情”。陈学昭认为对于女性的提高和尊重要有正确的理解,并且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只停于表面,并且要改变男性几千男来固有的思想也死很必要的。她深深感觉到女性的解放任重道远。
1942年5月,作为非党员的她被邀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切身感受了知识分子必须工农化的政治气息。8月,当她已名存实亡的婚姻解除时, 李富春等为她排除社会上对她的流言蜚语,周恩来、邓颖超给她生活上、事业上以关心和帮助。这种个人的关怀给了当时心力交瘁、前程迷茫的陈学昭以雪中送炭的温暖感,她把这种关怀同自己原有的政治取向、性别话语交融于革命之中, 她抛弃了女性自由知识分子观察世界的慧眼,以前那敏锐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消退,再没有从性别的角度对边区潜在的性别问题付诸笔端,而是以一种阶级的角度严厉对自己的家庭问题做严厉的自我批判,忘记了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即使革命圣地延安也存在 革命队伍中男女权力分配严重。
于是后期作品陈学昭更多的是对主流意识的实践,在《讲话》后的作品,不仅思想观点与工农大众保持一致,而且苦乐的情感、爱憎的标准也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真正做到了喜大众之所喜。那种潜形于社会深处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分析方法,在陈学昭脑海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党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思想。她在写《工作是美丽的》的时候产生了疑虑,是否自己应该写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因为这与当时的文学环境不符,但是在周恩来邓颖超的鼓励下,她才开始创作,她根据自己的经历自传性的写了一个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革命战火冶炼下的成长过程,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案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一切都应该服从于政治,这是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一个趋向,陈学昭以前所提到关于女性的问题,在此时已经无法出现在人们的关注范围,这也是战时的特殊性。
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洗礼,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们已完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文学观,这种抛弃个人主义、克服旧我的过程中不是没有经历过思想情感上的痛苦, 但是他们真诚地相信为了真理自己理应如此。所以,获得新我后的幸福远远大于克服旧我的痛苦的,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精神蜕变过程。陈学昭在回忆当年的整风运动时,内心总是充满了怀念与感激之情:“参加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的整风学习,对我是一次大改造,我将永远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给予我的教育。”陈学昭用最热情的诗歌表达自己的心声:党的教育/ 集体的教育/ 提高了我们大家对当前任务的认识/ 洗刷又洗刷着不正确的思想, 意识。/她坚信边区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生命属于它/ 我们要拿头颅热血来保卫它! 此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陈学昭已确实由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女性转变成为了一个完全无产阶级化了的革命战士。
参考文献:
[1]丁茂远.陈学昭研究专集[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2]陈学昭.天涯归客[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3]陈学昭.海天寸心[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陈学昭.边区是我们的家[N].解放日报,1943-08-03
[5]夏江宁.试论陈学昭赴延安前后创作风格的变化[J].嘉兴学院学报,2006,(4).
[6]周锦涛.抗战时期延安女性知识分子及其革命化——以陈学昭为例[J].学术论坛,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