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首先是国际格局之变，进而影响到国际秩序和规则之变。
　　现行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人类从两次大战中吸取教训，试图通过建设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确立某种预期相对稳定并可体现公平正义的秩序。尽管一些国家在二战结束仅两年后就重犯了原有的错误，陷入长期的冷战对抗之中，但国际社会追求合理、稳定秩序的努力并未中止。在两极对抗的夹缝中，很多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开始尝试自身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国际社会主权国家的数量，而且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参与度也不断提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强国就已经不能享有绝对权力，历史上列强利用优势对弱小国家简单压服、强迫、约束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可以说，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在冷战时期就已经开始孕育。这个进程在两极格局结束后进一步膨化、发展。因此，今天所说的“大变局”并不是哪个国家的追求，而是国际秩序变化、人类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力量对比新态势的反映。
　　在这样的变化调整过程中，呈现出两种认知、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自由主义为思想理念、凭借全球化生产方式推动的所谓“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改造”。西方国家（不仅是政府，还包括财团、工业巨头、新兴产业、文化群体等各界）自诩为冷战胜利的“成功者”，竭力推动用西方的理念和西方的经验改造、主导世界。另一种则是争取在调整中嵌入更多非西方的元素，要求非西方国家能享有更多的权利，要求确认非西方的治理在各国实践中的合法性、正当性，要求在国际体系中实施平等原则和共建原则。这两种认知产生了激烈的思想、理论、政策冲突，并导致了对立情绪越来越浓厚、对立政策越来越明显，从而加剧了国际大变局的不确定性和非合作性。无序、失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严重问题。
　　人们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中国早就主张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表示要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强调不是要“另起炉灶”。这两年我们的基本立场进一步明确，那就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说明，中国对国际“大变局”指出的方向是一个并行不悖、同期推进的任务：维护和改革。

　　有了原则、方向和任务的“中国主张”虽然明确了，但要把这些付诸实践、争取大多数国家认同、使之成为可行性强的“中国方案”，则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国际秩序和规则涉及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各方面，从主权国家到具体的人，涵盖的问题非常多，很复杂。对于维护和改革的任务来说，仅有一些原则性表态和概要性表述是远远不够的。比如，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机制。我们一直说既有国际体制考虑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够。这体现在哪些方面？改什么？怎么改？再比如，现行国际法基本上是以西方法律为基础的，要不要改？改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权益与经济实力直接相关，应该怎么办？还有现行国际机制的权威性和执行力问题等。此外还有联大的决议、安理会的决议有多少是通过了但得不到落实的？该怎么办？中国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改革方案？
　　指导现代国际关系的理念也需要与时俱进，更多体现“中国主张”“中国价值”。冷战后世界各地多次发生人道主义危机，也催生了“保护的责任”等概念，并且反映到联合国安理会对地区热点问题的审议中。在实践中，西方国家出于私利借机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引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担忧和不满。谴责西方这种滥用国际授权的霸权主义行径是斗争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还是希望国际社会在类似卢旺达事件的问题上有态度、有行动。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推动解决这种信任缺失的根源问题，尝试寻找维护主权与践行国际治理之间的平衡，厘清外国干涉和体现国际关切的界限。
　　大国争斗是乱局的主要推手，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国际秩序在大国合作缺失的情况下还能不能维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为维护大国合作、避免大国冲突做出自己的努力。维护和改革国际秩序这个任务，没有大国协调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們在反对以冷战对抗同盟和所谓“价值观同盟”挟持国际体系的同时，也要在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健康方面展现建设性态度和政策，携手应对问题要比相互指责有意义得多。
　　中国是“百年大变局”的重要动因，我们自己也致力于成为维护和改革世界秩序的“引导者”。过去，一些具体问题对我们不是“显性”的，现在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了，那就不可能绕过去。总体上说来，我们对西方伪多边主义、霸权主义、冷战思维的批判和反对的态度很明确，但如何落实、践行维护和改革这一任务的建设性措施和步骤则不够具体和明晰。从理念到实践还缺乏完整、系统的构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中国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更要让世界知道我们会做什么、打算怎么做。这已是非常现实的课题，要加强研究，把原则性的口号和提法转换成可行且为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方案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