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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识蒋显斌的人都赞叹他的商业眼光:15年前,还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期间,他便与两位学长谋划办一个为学生送便当的网站。出人意料的是,这一设想的最初蓝图竟是在学校餐厅的一张餐巾纸上完成的。几年后,这个送便当的网站更名为“新浪网”。如今,它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
然而,更多的出人意料还在后面。2007年,已经是新浪网三号人物的蒋显斌,辞掉副总裁,卖掉股份,像一个“文艺青年”那样,一头扎进纪录片的世界。
蒋显斌很早就对纪录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来,大学期间,蒋显斌抱着成为工程师的理想,选择了理工科的专业。不过,在台北大学糊里糊涂念了4年,他突然惊觉,“一定要修自己喜欢的课,才不会白来这一遭”。到了大四,他故意让自己的体育课不及格,申请延期毕业,从而多一年的时间,可以尽情选修社会学、心理学的课程。
也就是在这一年,蒋显斌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名为《寻找台湾生命力》的纪录片。这部电影聚焦于社会变革中的台湾民众,也让蒋显斌“有了一种新的角度去思考脚下的土地”。
不过,他很快就出国、创业,成了新浪的“骨灰”级人物,再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蒋显斌一直不断地在几个城市间往返奔波,与各地的运营商、服务商谈合作、谈收购。在2000年互联网行业泡沫破碎,新浪台湾站分崩离析的时候,他从美国飞往台湾,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看着地上滴落的鼻血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发作,以及手术后一次长达两个月的休假,这位满脑子“利润”、“营运”的IT精英恐怕很难转战到纪录片这个“冷门”的领域。
一开始,他考虑着,只拍一部纪录片,“交个差,圆个梦”。但很快,这个生命中的小插曲却让他整个人都深深沉迷其中。
蒋显斌还记得,他所拍摄的一个拼命借钱供儿子读大学的父亲。片中的父亲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但因为扩招,儿子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甚至还没自己挣的钱多。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失望:“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人生很长,现在我知道,其实人生很短。”蒋显斌被打动了。他常常被朋友们开玩笑称为“年轻老灵魂”,这一回,他希望“用纪录片这个媒介来捕捉华人的面貌”。
刚决定转行的时候,蒋显斌回到台湾,希望重新买一张《寻找台湾生命力》的光盘,但15年过去了,片子早已绝版,四处都买不到。最后,他找到了纪录片当年的发行公司,工作人员在仓库里翻了很久,最后才找了出来。
这让他感慨良久:“一部好的纪录片,很容易就跟着一代人被大家遗忘了。所以我们不能只拍一部片子,而要拍许多部,每年10部,10年100部,为下一代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为此,他注册了CNEX基金会,每年选出10部华语纪录片提案,给予8万~10万元的资助。
这位“有眼光的商人”开始动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资源。他的朋友,麦肯锡高级合伙人陈玲珍、电视编导张钊维,成了CNEX的另外两位合伙人,他们又分头行动,说服自己所认识的企业家,为这个基金会做些投资。
一开始,这样的劝说是很困难的。如果单纯考虑投资收益,每个商人几乎都有比投资纪录片更好的选择,因此,蒋显斌只能努力解释说,这不是一个赢利性的项目,它没有太高的商业回报,却是一个“社会善举”。
“那我们干吗不直接给穷人捐钱呢?”有企业家问。
“那是一种物质上的扶贫。投资纪录片是精神扶贫,更有价值。”蒋显斌说。
基金会成立第一年,CNEX拉来了4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有10万美元,是蒋显斌自己的投资。
陈玲珍把CNEX形容为“白日梦”。“我们每天都在做着各式各样的白日梦,然后想办法让它实现。”
甚至,在2008年基金会纪录片的台北展映中,他们使用了“痴人·说梦”的标题。
很多人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比如导演杜海滨。即使他的《1428》一共获得了5万美元的赞助,最后还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大奖,可他本人却总记得,他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盗版商,向他强烈推荐“一部最近卖得很火的纪录片”,等到他拿到手一看,原来正是他自己之前的作品《伞……》。
“纪录片还是没有市场。”杜海滨说,“除非我们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
蒋显斌却对纪录片的前景相当乐观。除了每年维持基金会的运转,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式,使纪录片能够真正持之以恒地运转下去。现在,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
从2009年6月起,CNEX资助张经纬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音乐人生》在香港百老汇院线播放,引起了热烈反响,直到现在都没有下线。
现在,这部小成本的纪录片已经有超过100万港元的赢利。“这在纪录片领域简直是个奇迹!”蒋显斌说。
讲这句话时,他兴奋的表情让人很难想象,在“转行”之前,他所负责的新浪无线曾经占据了新浪网超过60%的收入,一个季度的营运收入甚至超过了2亿元。
“我不会觉得失落,我们刚做网络的时候,营业额也没有那么高。”蒋显斌说,“现在我相信,纪录片就像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水下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巨大宝藏。”
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有时却像个大男生,带着点小文艺的腔调。他喜欢公仔,觉得这些小玩偶带着种“高贵野蛮人”的气质;他喜欢诚品书店优雅的感觉,每次回台北都一定要去诚品书店待一段时间才会觉得“很安心”。
他喜欢写毛笔字,睡前看看王羲之的字帖,甚至会有“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他在谈话中会提到《论语》,提到佛教,他给CNEX设计的口号是:“给下一代的太平盛世备忘录。”
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外公蒋彦士,曾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等职。蒋显斌更是从小被教育:“做人做事,要有民族心。”
两个月前,这位曾经的“IT精英”站上了金马奖的舞台。在2009年度的评选中,作为华人地区最著名的电影奖项之一,金马奖把最佳纪录片的奖项颁发给了蒋显斌所监制的纪录片《音乐人生》。
短发、戴着黑框眼镜的蒋显斌接过奖杯,没有太多表情。蒋显斌说:“我希望纪录片能够有一个很繁荣的景象,当然,现在的情况距离繁荣还有一段距离。”
平日里,蒋显斌的多数时间在CNEX的办公室里度过。这个办公室由北京东南四环一个巨大的仓库改建而成,有咖啡厅、小型沙龙,还有一个私人电影院。
他说,整个办公室,他最喜欢二层自己搭建的阳台。站在那里,“偶尔会冒出站立在梦想之上的感觉”。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2.3
然而,更多的出人意料还在后面。2007年,已经是新浪网三号人物的蒋显斌,辞掉副总裁,卖掉股份,像一个“文艺青年”那样,一头扎进纪录片的世界。
蒋显斌很早就对纪录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来,大学期间,蒋显斌抱着成为工程师的理想,选择了理工科的专业。不过,在台北大学糊里糊涂念了4年,他突然惊觉,“一定要修自己喜欢的课,才不会白来这一遭”。到了大四,他故意让自己的体育课不及格,申请延期毕业,从而多一年的时间,可以尽情选修社会学、心理学的课程。
也就是在这一年,蒋显斌在电视上看到了一部名为《寻找台湾生命力》的纪录片。这部电影聚焦于社会变革中的台湾民众,也让蒋显斌“有了一种新的角度去思考脚下的土地”。
不过,他很快就出国、创业,成了新浪的“骨灰”级人物,再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蒋显斌一直不断地在几个城市间往返奔波,与各地的运营商、服务商谈合作、谈收购。在2000年互联网行业泡沫破碎,新浪台湾站分崩离析的时候,他从美国飞往台湾,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看着地上滴落的鼻血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心脏病发作,以及手术后一次长达两个月的休假,这位满脑子“利润”、“营运”的IT精英恐怕很难转战到纪录片这个“冷门”的领域。
一开始,他考虑着,只拍一部纪录片,“交个差,圆个梦”。但很快,这个生命中的小插曲却让他整个人都深深沉迷其中。
蒋显斌还记得,他所拍摄的一个拼命借钱供儿子读大学的父亲。片中的父亲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但因为扩招,儿子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甚至还没自己挣的钱多。面对镜头,这位父亲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失望:“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人生很长,现在我知道,其实人生很短。”蒋显斌被打动了。他常常被朋友们开玩笑称为“年轻老灵魂”,这一回,他希望“用纪录片这个媒介来捕捉华人的面貌”。
刚决定转行的时候,蒋显斌回到台湾,希望重新买一张《寻找台湾生命力》的光盘,但15年过去了,片子早已绝版,四处都买不到。最后,他找到了纪录片当年的发行公司,工作人员在仓库里翻了很久,最后才找了出来。
这让他感慨良久:“一部好的纪录片,很容易就跟着一代人被大家遗忘了。所以我们不能只拍一部片子,而要拍许多部,每年10部,10年100部,为下一代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为此,他注册了CNEX基金会,每年选出10部华语纪录片提案,给予8万~10万元的资助。
这位“有眼光的商人”开始动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所有资源。他的朋友,麦肯锡高级合伙人陈玲珍、电视编导张钊维,成了CNEX的另外两位合伙人,他们又分头行动,说服自己所认识的企业家,为这个基金会做些投资。
一开始,这样的劝说是很困难的。如果单纯考虑投资收益,每个商人几乎都有比投资纪录片更好的选择,因此,蒋显斌只能努力解释说,这不是一个赢利性的项目,它没有太高的商业回报,却是一个“社会善举”。
“那我们干吗不直接给穷人捐钱呢?”有企业家问。
“那是一种物质上的扶贫。投资纪录片是精神扶贫,更有价值。”蒋显斌说。
基金会成立第一年,CNEX拉来了40万美元的赞助,其中有10万美元,是蒋显斌自己的投资。
陈玲珍把CNEX形容为“白日梦”。“我们每天都在做着各式各样的白日梦,然后想办法让它实现。”
甚至,在2008年基金会纪录片的台北展映中,他们使用了“痴人·说梦”的标题。
很多人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赚钱的行业,比如导演杜海滨。即使他的《1428》一共获得了5万美元的赞助,最后还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大奖,可他本人却总记得,他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盗版商,向他强烈推荐“一部最近卖得很火的纪录片”,等到他拿到手一看,原来正是他自己之前的作品《伞……》。
“纪录片还是没有市场。”杜海滨说,“除非我们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
蒋显斌却对纪录片的前景相当乐观。除了每年维持基金会的运转,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模式,使纪录片能够真正持之以恒地运转下去。现在,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
从2009年6月起,CNEX资助张经纬导演拍摄的纪录片《音乐人生》在香港百老汇院线播放,引起了热烈反响,直到现在都没有下线。
现在,这部小成本的纪录片已经有超过100万港元的赢利。“这在纪录片领域简直是个奇迹!”蒋显斌说。
讲这句话时,他兴奋的表情让人很难想象,在“转行”之前,他所负责的新浪无线曾经占据了新浪网超过60%的收入,一个季度的营运收入甚至超过了2亿元。
“我不会觉得失落,我们刚做网络的时候,营业额也没有那么高。”蒋显斌说,“现在我相信,纪录片就像一个巨大的冰山,在水下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巨大宝藏。”
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有时却像个大男生,带着点小文艺的腔调。他喜欢公仔,觉得这些小玩偶带着种“高贵野蛮人”的气质;他喜欢诚品书店优雅的感觉,每次回台北都一定要去诚品书店待一段时间才会觉得“很安心”。
他喜欢写毛笔字,睡前看看王羲之的字帖,甚至会有“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他在谈话中会提到《论语》,提到佛教,他给CNEX设计的口号是:“给下一代的太平盛世备忘录。”
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外公蒋彦士,曾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等职。蒋显斌更是从小被教育:“做人做事,要有民族心。”
两个月前,这位曾经的“IT精英”站上了金马奖的舞台。在2009年度的评选中,作为华人地区最著名的电影奖项之一,金马奖把最佳纪录片的奖项颁发给了蒋显斌所监制的纪录片《音乐人生》。
短发、戴着黑框眼镜的蒋显斌接过奖杯,没有太多表情。蒋显斌说:“我希望纪录片能够有一个很繁荣的景象,当然,现在的情况距离繁荣还有一段距离。”
平日里,蒋显斌的多数时间在CNEX的办公室里度过。这个办公室由北京东南四环一个巨大的仓库改建而成,有咖啡厅、小型沙龙,还有一个私人电影院。
他说,整个办公室,他最喜欢二层自己搭建的阳台。站在那里,“偶尔会冒出站立在梦想之上的感觉”。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