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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有密切关系。文章以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为研究对象，以文献分析、数据统计以及人工读审的方法对项目内容予以归纳分类，在分析近五年我国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总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该学科的发展动向予以阐述，以期勾勒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具体轮廓，为学界研究及课题申报提供借鉴与指引。
【关 键 词】 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动向
【作者单位】杨迎春，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基金项目】2018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的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究”（SJGY20180542）;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2018B002）;2019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3540943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2.008
作为当代我国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权威代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国家利用中央财政资金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目的是鼓励各类学科创新开展科研活动，促进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下简称“新闻传播学”）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23类学科大项目之一，对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开展重大理论实践研究活动，解决国家、区域、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有重大战略意义[1]。自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设立以来，新闻传播学科不断延伸发展，从最初的单一理论研究逐渐过渡到多元实践探索，并在新的社会技术、媒介环境条件下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和立体化的脉络格局。近年来，随着媒介纵深融合趋势和新兴媒体发展的加速，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也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研究动向，实时反映了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新变化和新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笔者以近五年（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立项情况为出发点，整理分类并统计了项目信息、数量、内容，并在人工读审下对其相关研究方向予以分析归纳与审视，以期对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现状予以客观反映，帮助其更好、更稳、更快地发展。
一、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双重战略意义
作为国家意志下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代表，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体现了国家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及发展的重视程度。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一方面致力于开拓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范畴，加速先进学术成果的形成、转化，另一方面以其学术创新为国家、社会及个人发展提供方法论[2]。这种双重战略意义决定了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价值地位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从学科本身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创新及完善的重要动力。我国学者白云认为，国家社科基金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具备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特征，是国家意志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动向密切关注的体现[3]。国家社科基金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及完善有以下两方面意义。首先，国家社科基金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创新研究提供了资金与平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学术创新动力，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纵深研究提供了范式指引，是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完善的强大助力。其次，当下的传媒事业发展离不开学术支持，国家社科基金以国家意志的权威引导不断促进新闻传播学科的宏观探索与微观建设，甚至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体系、模式、方法等，有效引导了学科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第二，从社会层面看，国家社科基金对加快新闻传播学科体系与其他社会科学体系的融合有重要促进作用。我国学者陆高峰表示，国家社科基金既有学术指导性，又有实践应用性，对推动新闻传播学领域开展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有良好的导向和引领作用[1]。此外，面对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国家社科基金能积极引导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趋势，使其通过学术创新树立社会主流文化标识，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及推广。
二、近五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动向
1.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总体发展态势
结合表1统计数据来看，近五年我国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数量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尽管2019年较2018年有细微波动，但整体上仍呈现增加趋势。这说明国家社科基金近年来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关注度与支持度较高。通过对比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其他大项目的数据，笔者发现，以往常占据榜首位置的经济学、马列研究等传统项目比例有所下降，新闻传播学项目的数量有明显增加，甚至超过了传统优势项目。这既表明了国家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视，又表明新闻传播学科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国家社科基金具有全局性、广泛性、深入性特征，其主要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各级党校、党政机关及相关科研部门、军队等五大系统[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价值水平不仅取决于研究团队的个人学术造诣，而且与研究者的地域单位、环境氛围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据笔者统计，在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中，首先，95%的项目主持人来自高等院校。这表明高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与强大的人才资源是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来自党政机关和科研所的项目主持人各占2%的比例。最后，来自媒体单位的项目主持人占比为1%。在这些科研系统中，高等院校的科研实力遥遥领先，所获得的科研资助也远超其他机构。笔者认为，国家社科基金应相对提高对其他科研系统的扶持力度，加快其他科研系统的自我建设与完善，促进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创新发展。
2.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主要发展動向
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研究主题较为广泛，整体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但笔者深入研究发现，信息化时代的媒介融合、新兴媒体研究成为大趋势，传统媒体研究热度有所衰退。国家社科基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动向。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发展不断提速，传媒在新媒体赋权和技术赋能的双动力下也呈现与往日不同的研究动向和建设布局。因此，笔者在数据分析与归纳的基础上，利用人工读审的方法将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研究热点及主题趋势予以分类，试图总结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主要研究动向，如表2、图1所示。 （1）新兴媒体与媒介融合
新兴媒体与媒介融合在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中占比最高，约为38.81%，包含“新媒体”“媒介融合”“自媒体”“社交媒体”“网络”等系列高频词汇，涉及媒介与技术、新闻传播与出版、传媒文化事业等各领域。出现这种研究动向的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近年来，随着我国传媒业的不断发展，新兴媒体的出现与媒介技术的加持激发了学界的研究动力，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和5G等媒介技术的融合创新促进了一大批新媒介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媒介环境发生骤变，引起学界的重视。其次，国家政策与社会主要发展趋势也影响着研究动向。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推进了媒介融合的进程。2019年，推动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成为核心传媒政策。
（2）文化传播与对外传播
文化传播与对外传播是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中占比数量第二的研究动向，占比约为30.43%。文化传播与对外传播包含“对外传播”“出版”“国际传播”等高频词汇，涉及国家形象宣传与推广、文化对外传播与出版、国际化和海外传播等方面内容，比如，2015年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对外传播思想研究”，2016年的“海外华文传媒促进‘一带一路’信息互联互通的机制创新研究”，2017年的“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新秩序及转型研究”，2018年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年的“基于国家形象构建的主旋律影视剧海外传播研究”等项目。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是必然趋势，中国的新闻传播体系也逐渐致力于提升中国传媒影响力，为中国话语权建设奠定基礎。
（3）传媒事业与受众引导
受众与舆论引导是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中占比第三的研究动向，占比约为23.27%，包含“传媒”“文化事业”“受众”“舆论”等高频词，涉及传媒文化事业发展、新闻传播效果、媒介功能、网络舆论引导和公共事件等方面内容，比如，2015年的“两岸共同舆论场的构建研究”，2016年的“国外互联网治理的理念、模式及借鉴研究”，2017年的“新媒体技术与网络民族主义研究”，2018年的“‘一带一路’重大涉华突发事件传播话语‘噪音’研究”，2019年的“网络社群中网民价值观引导研究”等。在社交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受众作为参与舆论活动的主体之一，对舆论影响巨大。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加强舆论引导，引导受众理性、有序地参与网络舆情活动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其他
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也日益呈现小切口、跨学科和多元化的研究动向，具体表现为媒体文化、传播环境等研究，比如，2015年的“新媒体环境下的城市传播研究”，2016年的“新媒体视觉文化传播研究”，2017年的“媒介信息对司法公正判断影响的认知传播学研究”，2018年的“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媒体工作者的职业发展研究”，2019年的“网络社群文化的品牌消费引领研究”等项目。这些小而细的研究动向说明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体系与边界正在不断延伸与拓展，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定向、定性研究思维，而是有机结合现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新理念，从理论研究向实践应用过渡，以更加全面、实际的学术姿态面向社会、面向时代、面向未来。
三、近五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格局的审视
1.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学科建设联合互动
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学科建设联合互动是现阶段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必然趋势。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示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新闻传播学名列其中。2017年5月，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在清华大学成立。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颁布并实施。2019年，推动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成为核心传媒政策。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引导下的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呈现联合互动的趋势。首先，传媒领域的教研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与学界关注的问题，传统高校虽然拥有学术氛围和人才资源等优势，但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导致科研进程缓慢。因此，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逐渐倾向于采取以高等院校为核心主体，以科研所、党政机关及媒体协作的联合模式[5]。其次，当下的媒介环境与信息技术瞬息万变，自媒体、社交网络和大数据等多模态内容的介入让新闻传播活动呈现交叉融合态势，只有跨媒介、全局性、立体化和宽领域的学科思维才能让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
2.从理论性、历史性研究逐渐过渡到实践性、应用性研究
就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课题指南与研究动向看，理论性、历史性研究内容逐渐减少，实践性、应用性研究内容大幅增加。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呈现全局化、去中心化的新面貌，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范畴愈发广泛，西部、农村、少数民族等研究比例上升，从边缘化向去中心化方向发展。比如，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标题中“西部”“农村”“少数民族”等关键词所占比例大幅增长。第二，传统的新闻传播学议题比重逐渐下降，新型媒介研究成为与时俱进的研究标识。新闻史、广告、媒介经营和媒介伦理等学科在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出现频率逐渐降低，传统议题受到互联网冲击而呈现先进性、实践性等新特征。第三，实践研究成为研究重点。近五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课题指南及主题内容频繁出现“战略实践”“媒体能力建设”等关键词，这些内容占据总项目数量的半壁江山。结合媒介环境及技术看，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极大地激发了媒介创造力，较之传统的理论、历史研究，实践性、应用性研究更容易出现新成果，并对社会发展建设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陆高峰. 国家社科新闻传播类项目的引导示范作用[J]. 青年记者，2019（18）：94.
[2]王大可，李本乾. “十二五”期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计量考察[J]. 新闻界，2016（21）：21-25+32.
[3]廖圣清，等.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议题、方法与理论（1998—2017）[J]. 新闻大学，2019（11）：73-95+124.
[4]刘君. 积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提高贵州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对15年来贵州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的分析与思考[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10-117.
[5]杨石华.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基于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J]. 新闻界，2019（11）： 80-88+99.
【关 键 词】 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动向
【作者单位】杨迎春，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基金项目】2018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下的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究”（SJGY20180542）;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2018B002）;2019黑龙江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13540943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2.008
作为当代我国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权威代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国家利用中央财政资金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目的是鼓励各类学科创新开展科研活动，促进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下简称“新闻传播学”）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23类学科大项目之一，对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开展重大理论实践研究活动，解决国家、区域、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有重大战略意义[1]。自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设立以来，新闻传播学科不断延伸发展，从最初的单一理论研究逐渐过渡到多元实践探索，并在新的社会技术、媒介环境条件下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和立体化的脉络格局。近年来，随着媒介纵深融合趋势和新兴媒体发展的加速，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也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研究动向，实时反映了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新变化和新趋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笔者以近五年（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立项情况为出发点，整理分类并统计了项目信息、数量、内容，并在人工读审下对其相关研究方向予以分析归纳与审视，以期对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现状予以客观反映，帮助其更好、更稳、更快地发展。
一、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双重战略意义
作为国家意志下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代表，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体现了国家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及发展的重视程度。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一方面致力于开拓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范畴，加速先进学术成果的形成、转化，另一方面以其学术创新为国家、社会及个人发展提供方法论[2]。这种双重战略意义决定了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价值地位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从学科本身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创新及完善的重要动力。我国学者白云认为，国家社科基金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具备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特征，是国家意志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态势、研究动向密切关注的体现[3]。国家社科基金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及完善有以下两方面意义。首先，国家社科基金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创新研究提供了资金与平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学术创新动力，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纵深研究提供了范式指引，是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完善的强大助力。其次，当下的传媒事业发展离不开学术支持，国家社科基金以国家意志的权威引导不断促进新闻传播学科的宏观探索与微观建设，甚至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体系、模式、方法等，有效引导了学科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第二，从社会层面看，国家社科基金对加快新闻传播学科体系与其他社会科学体系的融合有重要促进作用。我国学者陆高峰表示，国家社科基金既有学术指导性，又有实践应用性，对推动新闻传播学领域开展关于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有良好的导向和引领作用[1]。此外，面对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国家社科基金能积极引导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趋势，使其通过学术创新树立社会主流文化标识，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及推广。
二、近五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动向
1.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总体发展态势
结合表1统计数据来看，近五年我国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数量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尽管2019年较2018年有细微波动，但整体上仍呈现增加趋势。这说明国家社科基金近年来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关注度与支持度较高。通过对比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其他大项目的数据，笔者发现，以往常占据榜首位置的经济学、马列研究等传统项目比例有所下降，新闻传播学项目的数量有明显增加，甚至超过了传统优势项目。这既表明了国家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视，又表明新闻传播学科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国家社科基金具有全局性、广泛性、深入性特征，其主要面向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各级党校、党政机关及相关科研部门、军队等五大系统[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价值水平不仅取决于研究团队的个人学术造诣，而且与研究者的地域单位、环境氛围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据笔者统计，在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中，首先，95%的项目主持人来自高等院校。这表明高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与强大的人才资源是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来自党政机关和科研所的项目主持人各占2%的比例。最后，来自媒体单位的项目主持人占比为1%。在这些科研系统中，高等院校的科研实力遥遥领先，所获得的科研资助也远超其他机构。笔者认为，国家社科基金应相对提高对其他科研系统的扶持力度，加快其他科研系统的自我建设与完善，促进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创新发展。
2.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主要发展動向
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研究主题较为广泛，整体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但笔者深入研究发现，信息化时代的媒介融合、新兴媒体研究成为大趋势，传统媒体研究热度有所衰退。国家社科基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动向。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发展不断提速，传媒在新媒体赋权和技术赋能的双动力下也呈现与往日不同的研究动向和建设布局。因此，笔者在数据分析与归纳的基础上，利用人工读审的方法将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研究热点及主题趋势予以分类，试图总结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主要研究动向，如表2、图1所示。 （1）新兴媒体与媒介融合
新兴媒体与媒介融合在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中占比最高，约为38.81%，包含“新媒体”“媒介融合”“自媒体”“社交媒体”“网络”等系列高频词汇，涉及媒介与技术、新闻传播与出版、传媒文化事业等各领域。出现这种研究动向的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近年来，随着我国传媒业的不断发展，新兴媒体的出现与媒介技术的加持激发了学界的研究动力，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和5G等媒介技术的融合创新促进了一大批新媒介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媒介环境发生骤变，引起学界的重视。其次，国家政策与社会主要发展趋势也影响着研究动向。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推进了媒介融合的进程。2019年，推动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成为核心传媒政策。
（2）文化传播与对外传播
文化传播与对外传播是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中占比数量第二的研究动向，占比约为30.43%。文化传播与对外传播包含“对外传播”“出版”“国际传播”等高频词汇，涉及国家形象宣传与推广、文化对外传播与出版、国际化和海外传播等方面内容，比如，2015年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对外传播思想研究”，2016年的“海外华文传媒促进‘一带一路’信息互联互通的机制创新研究”，2017年的“自媒体时代中国政治传播新秩序及转型研究”，2018年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年的“基于国家形象构建的主旋律影视剧海外传播研究”等项目。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是必然趋势，中国的新闻传播体系也逐渐致力于提升中国传媒影响力，为中国话语权建设奠定基礎。
（3）传媒事业与受众引导
受众与舆论引导是2015—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中占比第三的研究动向，占比约为23.27%，包含“传媒”“文化事业”“受众”“舆论”等高频词，涉及传媒文化事业发展、新闻传播效果、媒介功能、网络舆论引导和公共事件等方面内容，比如，2015年的“两岸共同舆论场的构建研究”，2016年的“国外互联网治理的理念、模式及借鉴研究”，2017年的“新媒体技术与网络民族主义研究”，2018年的“‘一带一路’重大涉华突发事件传播话语‘噪音’研究”，2019年的“网络社群中网民价值观引导研究”等。在社交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受众作为参与舆论活动的主体之一，对舆论影响巨大。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加强舆论引导，引导受众理性、有序地参与网络舆情活动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其他
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也日益呈现小切口、跨学科和多元化的研究动向，具体表现为媒体文化、传播环境等研究，比如，2015年的“新媒体环境下的城市传播研究”，2016年的“新媒体视觉文化传播研究”，2017年的“媒介信息对司法公正判断影响的认知传播学研究”，2018年的“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媒体工作者的职业发展研究”，2019年的“网络社群文化的品牌消费引领研究”等项目。这些小而细的研究动向说明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体系与边界正在不断延伸与拓展，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定向、定性研究思维，而是有机结合现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新理念，从理论研究向实践应用过渡，以更加全面、实际的学术姿态面向社会、面向时代、面向未来。
三、近五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格局的审视
1.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学科建设联合互动
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学科建设联合互动是现阶段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必然趋势。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示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新闻传播学名列其中。2017年5月，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在清华大学成立。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颁布并实施。2019年，推动媒介融合向纵深发展成为核心传媒政策。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引导下的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呈现联合互动的趋势。首先，传媒领域的教研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与学界关注的问题，传统高校虽然拥有学术氛围和人才资源等优势，但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导致科研进程缓慢。因此，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逐渐倾向于采取以高等院校为核心主体，以科研所、党政机关及媒体协作的联合模式[5]。其次，当下的媒介环境与信息技术瞬息万变，自媒体、社交网络和大数据等多模态内容的介入让新闻传播活动呈现交叉融合态势，只有跨媒介、全局性、立体化和宽领域的学科思维才能让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
2.从理论性、历史性研究逐渐过渡到实践性、应用性研究
就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课题指南与研究动向看，理论性、历史性研究内容逐渐减少，实践性、应用性研究内容大幅增加。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呈现全局化、去中心化的新面貌，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范畴愈发广泛，西部、农村、少数民族等研究比例上升，从边缘化向去中心化方向发展。比如，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标题中“西部”“农村”“少数民族”等关键词所占比例大幅增长。第二，传统的新闻传播学议题比重逐渐下降，新型媒介研究成为与时俱进的研究标识。新闻史、广告、媒介经营和媒介伦理等学科在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出现频率逐渐降低，传统议题受到互联网冲击而呈现先进性、实践性等新特征。第三，实践研究成为研究重点。近五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项目的课题指南及主题内容频繁出现“战略实践”“媒体能力建设”等关键词，这些内容占据总项目数量的半壁江山。结合媒介环境及技术看，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极大地激发了媒介创造力，较之传统的理论、历史研究，实践性、应用性研究更容易出现新成果，并对社会发展建设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陆高峰. 国家社科新闻传播类项目的引导示范作用[J]. 青年记者，2019（18）：94.
[2]王大可，李本乾. “十二五”期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的计量考察[J]. 新闻界，2016（21）：21-25+32.
[3]廖圣清，等.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议题、方法与理论（1998—2017）[J]. 新闻大学，2019（11）：73-95+124.
[4]刘君. 积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提高贵州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对15年来贵州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情况的分析与思考[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10-117.
[5]杨石华.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基于全球的学术变迁理论[J]. 新闻界，2019（11）： 80-8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