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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建高级工程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曾荣获“国家机关女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等。2015年,是她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保护工作35周年。为此,笔者对她进行了专访,并整理成自述形式发表,以飨读者。
1967年,文革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我和北大附中(在读高一)的一批同学,报名去了内蒙古锡盟东珠乌沁旗胡热图淖尔公社三队插队。
敢驯烈马的北京姑娘
当地草原都是游牧,牧民很朴实。我们住蒙古包,生活很艰苦。但我很快学会了骑马放羊,后来还包羊群放牧。白天放羊,晚上下夜看羊。夏天草原上的蚊群特别厉害,叮得羊群直跑,牧人要不断拦住羊群,不让其乱跑。因此,睡不了一个囫囵觉。白天除了牧羊,还四处去找牛羊粪,捡回去做燃料。平日,除了放羊,还要在春天接羊羔,夏天剪羊毛、洗羊(消毒杀灭寄生虫),秋天打草、擀羊毛毡(做蒙古包围墙、铺地用)。我还学会了宰羊、赶牛车、搓马鬃绳、做皮衣等手艺。不仅能在草原上骑马飞奔,还学会了驯马。
冬季雪大就要转场到有草的地方,骑马赶畜群长途跋涉,甚至要远走数百公里到吉林的大山里,气温有时降至零下20~30摄氏度,冷得出奇。蒙古包中间生一个炉子,烤火时胸前暖和,但背后仍很冷;夜里睡觉用皮德勒(冬日穿的皮袍)裹身,上面再盖皮被蒙住脑袋,或者戴着皮帽睡觉,哈气在头发、被头或帽檐处结一圈冰霜。
1967年,刚到内蒙古的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大雪灾,我住一户牧民家,因搬家速度稍慢而脱离了东迁的大队人马,以致几乎与外界隔绝,羊群陷在雪中,冻死不少。开始时我一只一只往回抱,但羊草不够,眼看着羊活活饿死,非常痛心难过。后来几乎断粮,只能宰杀快死的弱羊吃。天寒地冻,化雪水喝,没有可能洗衣洗澡,身上长了虱子,痒得难受。无奈,夜里只能将长满虱子的衬衣晾到蒙古包外去冻,白天再拿回来将冻在一起的虱子和虱子仔用手指甲挤死。那年我脸被冻而浑然不觉,感觉面部发麻好像涂了蜡,因为没经验用手挠了,待解冻后脸上流脓流血,好在年轻好得快,没有留下伤疤。
在这些活计中,驯马最具挑战,危险性最大。有一次驯马,我驯的那匹三岁小烈马,脚踩进春天解冻的软土坑而马失前蹄,把我从马背上甩下来,马蹄尥在我的右眼眶上,一阵麻木。我虽感觉异样,但死抓住缰绳不放,不能让它跑掉(跑掉就基本驯不过来了)。当拴好那匹马后我才发现右眼沉重得睁不开,血流从如注。同蒙古包知青叫来正好从附近路过的赤脚医生,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再用纱布包扎伤口。第二天,我自己骑马去30里外的大队卫生站换药。以后伤口慢慢愈合了,但落下一块永久性伤疤作纪念。总之,那些当地男人干的活,我作为一个女知青基本都能干。
我很快和牧民打成一片,并学会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牧民们选我担任新成立的小学老师,教小孩子们念书。我从北京背回各种中小学课本和读物,骑马走牧户宣传,让牧民送孩子上学。开学了,我从语文、算术教到音乐、体育,不仅教汉语还在蒙古老师不在的时候代教蒙古语,课后还要给孩子们挑水吃,大师傅生病时还要代为做饭,生活很艰苦,但教学和生活的内容很丰富,我很快乐。
1974年,北京在草原招考大学生时,我因有教书和学习的机会,文化考试中,我的成绩好,甚至有的科目拿了满分,被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录取。
投身古建保护,
向“修旧如旧”的设计观念转变
1981年,我从轻工业部设计院调到国家文物局资料研究室工作,参加的第一个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是实测山海关长城和对关城倒塌城墙进行勘测与修复设计。在罗哲文、傅连兴等古建筑老前辈指导下,经过近三年时间顺利完成了任务,积累了第一次古城墙修复的宝贵经验。
1985年,我调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做古建筑保护维修专业工作。当年参与保护修复十三陵昭陵的陵恩门修复设计。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木结构古建修复设计项目。古建室主任祁英涛是该项目负责人,他高度重视不改变文物原状、“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原则。为清楚了解陵恩门的历史,他让我去国家历史档案馆详细调查明清皇家档案。虽然明代档案不存,但在清代皇家奏销档中有很详细的工程更换构件的记录。例如,哪个部位的部件拆下何种木料,更换为何种木料,规格尺寸、用工用银等都一一记录在案。我和一个同事每天去档案馆,埋头翻阅堆积如山的皇家档案,通过三个月的查询,终于从中了解到乾隆年间几次大修十三陵,将原来明代建筑遗址中部分金丝楠木换走用于清宫建设,还将明代建的五间陵恩门由大改小,变成清式三间硬山房等。祁工对我们查到的档案很满意,并要求我们再去现存明代长陵的陵恩门进行实地测绘。
祁工是古建筑保护维修业界资深老前辈,他有40余年的古建修复实践经验,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总是亲临古建筑现场,亲自参加和指导我们测绘、记录、保护维修设计与施工指导,并与丰富经验的古建筑工匠师傅反复讨论方案、研究工法,非常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我跟着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紧张施工的日子里,我经常跑工地,与从故宫来的承担施工项目的老木匠师傅戴季秋等人,切磋建筑构造和构件制作工艺等,我从戴师傅那里也学到很多知识。有一次,戴师傅提出我计算的角梁长度不正确,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在现场画出1:1的构件平、立面大样图后,终于明白,我只考虑了角梁在图纸上的平面二维尺寸,而没考虑它在实际位置上的立体关系,欠缺了第三维方向考虑,尺寸显然出现了错误。实践出真知,我深感自己在古建筑行业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从头学起。
修复陵恩门是我从现代建筑设计观念,向古建修复设计转变的第一步。通过修复工作,我深感我国文物古建筑的博大精深,其木结构采用榫构连接的巧妙构造,却能抵御强大的地震力,在唐山、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都出现过“墙倒屋不塌”的木构古建筑实例,实践证明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我国木构建筑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还深深影响着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中国古建筑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价值和信息,其中的趣味无穷。但令人惋惜的是,许多懂规矩、知传统、有经验,曾为保护修复古建呕心沥血的高工和老匠师多已辞世,古建维修队伍已然后继乏人!
1967年,文革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我和北大附中(在读高一)的一批同学,报名去了内蒙古锡盟东珠乌沁旗胡热图淖尔公社三队插队。
敢驯烈马的北京姑娘
当地草原都是游牧,牧民很朴实。我们住蒙古包,生活很艰苦。但我很快学会了骑马放羊,后来还包羊群放牧。白天放羊,晚上下夜看羊。夏天草原上的蚊群特别厉害,叮得羊群直跑,牧人要不断拦住羊群,不让其乱跑。因此,睡不了一个囫囵觉。白天除了牧羊,还四处去找牛羊粪,捡回去做燃料。平日,除了放羊,还要在春天接羊羔,夏天剪羊毛、洗羊(消毒杀灭寄生虫),秋天打草、擀羊毛毡(做蒙古包围墙、铺地用)。我还学会了宰羊、赶牛车、搓马鬃绳、做皮衣等手艺。不仅能在草原上骑马飞奔,还学会了驯马。
冬季雪大就要转场到有草的地方,骑马赶畜群长途跋涉,甚至要远走数百公里到吉林的大山里,气温有时降至零下20~30摄氏度,冷得出奇。蒙古包中间生一个炉子,烤火时胸前暖和,但背后仍很冷;夜里睡觉用皮德勒(冬日穿的皮袍)裹身,上面再盖皮被蒙住脑袋,或者戴着皮帽睡觉,哈气在头发、被头或帽檐处结一圈冰霜。
1967年,刚到内蒙古的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大雪灾,我住一户牧民家,因搬家速度稍慢而脱离了东迁的大队人马,以致几乎与外界隔绝,羊群陷在雪中,冻死不少。开始时我一只一只往回抱,但羊草不够,眼看着羊活活饿死,非常痛心难过。后来几乎断粮,只能宰杀快死的弱羊吃。天寒地冻,化雪水喝,没有可能洗衣洗澡,身上长了虱子,痒得难受。无奈,夜里只能将长满虱子的衬衣晾到蒙古包外去冻,白天再拿回来将冻在一起的虱子和虱子仔用手指甲挤死。那年我脸被冻而浑然不觉,感觉面部发麻好像涂了蜡,因为没经验用手挠了,待解冻后脸上流脓流血,好在年轻好得快,没有留下伤疤。
在这些活计中,驯马最具挑战,危险性最大。有一次驯马,我驯的那匹三岁小烈马,脚踩进春天解冻的软土坑而马失前蹄,把我从马背上甩下来,马蹄尥在我的右眼眶上,一阵麻木。我虽感觉异样,但死抓住缰绳不放,不能让它跑掉(跑掉就基本驯不过来了)。当拴好那匹马后我才发现右眼沉重得睁不开,血流从如注。同蒙古包知青叫来正好从附近路过的赤脚医生,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再用纱布包扎伤口。第二天,我自己骑马去30里外的大队卫生站换药。以后伤口慢慢愈合了,但落下一块永久性伤疤作纪念。总之,那些当地男人干的活,我作为一个女知青基本都能干。
我很快和牧民打成一片,并学会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牧民们选我担任新成立的小学老师,教小孩子们念书。我从北京背回各种中小学课本和读物,骑马走牧户宣传,让牧民送孩子上学。开学了,我从语文、算术教到音乐、体育,不仅教汉语还在蒙古老师不在的时候代教蒙古语,课后还要给孩子们挑水吃,大师傅生病时还要代为做饭,生活很艰苦,但教学和生活的内容很丰富,我很快乐。
1974年,北京在草原招考大学生时,我因有教书和学习的机会,文化考试中,我的成绩好,甚至有的科目拿了满分,被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录取。
投身古建保护,
向“修旧如旧”的设计观念转变
1981年,我从轻工业部设计院调到国家文物局资料研究室工作,参加的第一个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是实测山海关长城和对关城倒塌城墙进行勘测与修复设计。在罗哲文、傅连兴等古建筑老前辈指导下,经过近三年时间顺利完成了任务,积累了第一次古城墙修复的宝贵经验。
1985年,我调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做古建筑保护维修专业工作。当年参与保护修复十三陵昭陵的陵恩门修复设计。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木结构古建修复设计项目。古建室主任祁英涛是该项目负责人,他高度重视不改变文物原状、“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原则。为清楚了解陵恩门的历史,他让我去国家历史档案馆详细调查明清皇家档案。虽然明代档案不存,但在清代皇家奏销档中有很详细的工程更换构件的记录。例如,哪个部位的部件拆下何种木料,更换为何种木料,规格尺寸、用工用银等都一一记录在案。我和一个同事每天去档案馆,埋头翻阅堆积如山的皇家档案,通过三个月的查询,终于从中了解到乾隆年间几次大修十三陵,将原来明代建筑遗址中部分金丝楠木换走用于清宫建设,还将明代建的五间陵恩门由大改小,变成清式三间硬山房等。祁工对我们查到的档案很满意,并要求我们再去现存明代长陵的陵恩门进行实地测绘。
祁工是古建筑保护维修业界资深老前辈,他有40余年的古建修复实践经验,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总是亲临古建筑现场,亲自参加和指导我们测绘、记录、保护维修设计与施工指导,并与丰富经验的古建筑工匠师傅反复讨论方案、研究工法,非常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我跟着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紧张施工的日子里,我经常跑工地,与从故宫来的承担施工项目的老木匠师傅戴季秋等人,切磋建筑构造和构件制作工艺等,我从戴师傅那里也学到很多知识。有一次,戴师傅提出我计算的角梁长度不正确,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在现场画出1:1的构件平、立面大样图后,终于明白,我只考虑了角梁在图纸上的平面二维尺寸,而没考虑它在实际位置上的立体关系,欠缺了第三维方向考虑,尺寸显然出现了错误。实践出真知,我深感自己在古建筑行业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从头学起。
修复陵恩门是我从现代建筑设计观念,向古建修复设计转变的第一步。通过修复工作,我深感我国文物古建筑的博大精深,其木结构采用榫构连接的巧妙构造,却能抵御强大的地震力,在唐山、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都出现过“墙倒屋不塌”的木构古建筑实例,实践证明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我国木构建筑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还深深影响着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中国古建筑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价值和信息,其中的趣味无穷。但令人惋惜的是,许多懂规矩、知传统、有经验,曾为保护修复古建呕心沥血的高工和老匠师多已辞世,古建维修队伍已然后继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