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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平，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建高级工程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曾荣获“国家机关女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等。2015年，是她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保护工作35周年。为此，笔者对她进行了专访，并整理成自述形式发表，以飨读者。
1967年，文革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我和北大附中（在读高一）的一批同学，报名去了内蒙古锡盟东珠乌沁旗胡热图淖尔公社三队插队。
敢驯烈马的北京姑娘
当地草原都是游牧，牧民很朴实。我们住蒙古包，生活很艰苦。但我很快学会了骑马放羊，后来还包羊群放牧。白天放羊，晚上下夜看羊。夏天草原上的蚊群特别厉害，叮得羊群直跑，牧人要不断拦住羊群，不让其乱跑。因此，睡不了一个囫囵觉。白天除了牧羊，还四处去找牛羊粪，捡回去做燃料。平日，除了放羊，还要在春天接羊羔，夏天剪羊毛、洗羊（消毒杀灭寄生虫），秋天打草、擀羊毛毡（做蒙古包围墙、铺地用）。我还学会了宰羊、赶牛车、搓马鬃绳、做皮衣等手艺。不仅能在草原上骑马飞奔，还学会了驯马。
冬季雪大就要转场到有草的地方，骑马赶畜群长途跋涉，甚至要远走数百公里到吉林的大山里，气温有时降至零下20～30摄氏度，冷得出奇。蒙古包中间生一个炉子，烤火时胸前暖和，但背后仍很冷；夜里睡觉用皮德勒（冬日穿的皮袍）裹身，上面再盖皮被蒙住脑袋，或者戴着皮帽睡觉，哈气在头发、被头或帽檐处结一圈冰霜。
1967年，刚到内蒙古的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大雪灾，我住一户牧民家，因搬家速度稍慢而脱离了东迁的大队人马，以致几乎与外界隔绝，羊群陷在雪中，冻死不少。开始时我一只一只往回抱，但羊草不够，眼看着羊活活饿死，非常痛心难过。后来几乎断粮，只能宰杀快死的弱羊吃。天寒地冻，化雪水喝，没有可能洗衣洗澡，身上长了虱子，痒得难受。无奈，夜里只能将长满虱子的衬衣晾到蒙古包外去冻，白天再拿回来将冻在一起的虱子和虱子仔用手指甲挤死。那年我脸被冻而浑然不觉，感觉面部发麻好像涂了蜡，因为没经验用手挠了，待解冻后脸上流脓流血，好在年轻好得快，没有留下伤疤。
在这些活计中，驯马最具挑战，危险性最大。有一次驯马，我驯的那匹三岁小烈马，脚踩进春天解冻的软土坑而马失前蹄，把我从马背上甩下来，马蹄尥在我的右眼眶上，一阵麻木。我虽感觉异样，但死抓住缰绳不放，不能让它跑掉（跑掉就基本驯不过来了）。当拴好那匹马后我才发现右眼沉重得睁不开，血流从如注。同蒙古包知青叫来正好从附近路过的赤脚医生，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再用纱布包扎伤口。第二天，我自己骑马去30里外的大队卫生站换药。以后伤口慢慢愈合了，但落下一块永久性伤疤作纪念。总之，那些当地男人干的活，我作为一个女知青基本都能干。
我很快和牧民打成一片，并学会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牧民们选我担任新成立的小学老师，教小孩子们念书。我从北京背回各种中小学课本和读物，骑马走牧户宣传，让牧民送孩子上学。开学了，我从语文、算术教到音乐、体育，不仅教汉语还在蒙古老师不在的时候代教蒙古语，课后还要给孩子们挑水吃，大师傅生病时还要代为做饭，生活很艰苦，但教学和生活的内容很丰富，我很快乐。
1974年，北京在草原招考大学生时，我因有教书和学习的机会，文化考试中，我的成绩好，甚至有的科目拿了满分，被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录取。
投身古建保护，
向“修旧如旧”的设计观念转变
1981年，我从轻工业部设计院调到国家文物局资料研究室工作，参加的第一个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是实测山海关长城和对关城倒塌城墙进行勘测与修复设计。在罗哲文、傅连兴等古建筑老前辈指导下，经过近三年时间顺利完成了任务，积累了第一次古城墙修复的宝贵经验。
1985年，我调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做古建筑保护维修专业工作。当年参与保护修复十三陵昭陵的陵恩门修复设计。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木结构古建修复设计项目。古建室主任祁英涛是该项目负责人，他高度重视不改变文物原状、“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原则。为清楚了解陵恩门的历史，他让我去国家历史档案馆详细调查明清皇家档案。虽然明代档案不存，但在清代皇家奏销档中有很详细的工程更换构件的记录。例如，哪个部位的部件拆下何种木料，更换为何种木料，规格尺寸、用工用银等都一一记录在案。我和一个同事每天去档案馆，埋头翻阅堆积如山的皇家档案，通过三个月的查询，终于从中了解到乾隆年间几次大修十三陵，将原来明代建筑遗址中部分金丝楠木换走用于清宫建设，还将明代建的五间陵恩门由大改小，变成清式三间硬山房等。祁工对我们查到的档案很满意，并要求我们再去现存明代长陵的陵恩门进行实地测绘。
祁工是古建筑保护维修业界资深老前辈，他有40余年的古建修复实践经验，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总是亲临古建筑现场，亲自参加和指导我们测绘、记录、保护维修设计与施工指导，并与丰富经验的古建筑工匠师傅反复讨论方案、研究工法，非常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我跟着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紧张施工的日子里，我经常跑工地，与从故宫来的承担施工项目的老木匠师傅戴季秋等人，切磋建筑构造和构件制作工艺等，我从戴师傅那里也学到很多知识。有一次，戴师傅提出我计算的角梁长度不正确，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在现场画出1：1的构件平、立面大样图后，终于明白，我只考虑了角梁在图纸上的平面二维尺寸，而没考虑它在实际位置上的立体关系，欠缺了第三维方向考虑，尺寸显然出现了错误。实践出真知，我深感自己在古建筑行业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从头学起。
修复陵恩门是我从现代建筑设计观念，向古建修复设计转变的第一步。通过修复工作，我深感我国文物古建筑的博大精深，其木结构采用榫构连接的巧妙构造，却能抵御强大的地震力，在唐山、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都出现过“墙倒屋不塌”的木构古建筑实例，实践证明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我国木构建筑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还深深影响着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中国古建筑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价值和信息，其中的趣味无穷。但令人惋惜的是，许多懂规矩、知传统、有经验，曾为保护修复古建呕心沥血的高工和老匠师多已辞世，古建维修队伍已然后继乏人！
1967年，文革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我和北大附中（在读高一）的一批同学，报名去了内蒙古锡盟东珠乌沁旗胡热图淖尔公社三队插队。
敢驯烈马的北京姑娘
当地草原都是游牧，牧民很朴实。我们住蒙古包，生活很艰苦。但我很快学会了骑马放羊，后来还包羊群放牧。白天放羊，晚上下夜看羊。夏天草原上的蚊群特别厉害，叮得羊群直跑，牧人要不断拦住羊群，不让其乱跑。因此，睡不了一个囫囵觉。白天除了牧羊，还四处去找牛羊粪，捡回去做燃料。平日，除了放羊，还要在春天接羊羔，夏天剪羊毛、洗羊（消毒杀灭寄生虫），秋天打草、擀羊毛毡（做蒙古包围墙、铺地用）。我还学会了宰羊、赶牛车、搓马鬃绳、做皮衣等手艺。不仅能在草原上骑马飞奔，还学会了驯马。
冬季雪大就要转场到有草的地方，骑马赶畜群长途跋涉，甚至要远走数百公里到吉林的大山里，气温有时降至零下20～30摄氏度，冷得出奇。蒙古包中间生一个炉子，烤火时胸前暖和，但背后仍很冷；夜里睡觉用皮德勒（冬日穿的皮袍）裹身，上面再盖皮被蒙住脑袋，或者戴着皮帽睡觉，哈气在头发、被头或帽檐处结一圈冰霜。
1967年，刚到内蒙古的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大雪灾，我住一户牧民家，因搬家速度稍慢而脱离了东迁的大队人马，以致几乎与外界隔绝，羊群陷在雪中，冻死不少。开始时我一只一只往回抱，但羊草不够，眼看着羊活活饿死，非常痛心难过。后来几乎断粮，只能宰杀快死的弱羊吃。天寒地冻，化雪水喝，没有可能洗衣洗澡，身上长了虱子，痒得难受。无奈，夜里只能将长满虱子的衬衣晾到蒙古包外去冻，白天再拿回来将冻在一起的虱子和虱子仔用手指甲挤死。那年我脸被冻而浑然不觉，感觉面部发麻好像涂了蜡，因为没经验用手挠了，待解冻后脸上流脓流血，好在年轻好得快，没有留下伤疤。
在这些活计中，驯马最具挑战，危险性最大。有一次驯马，我驯的那匹三岁小烈马，脚踩进春天解冻的软土坑而马失前蹄，把我从马背上甩下来，马蹄尥在我的右眼眶上，一阵麻木。我虽感觉异样，但死抓住缰绳不放，不能让它跑掉（跑掉就基本驯不过来了）。当拴好那匹马后我才发现右眼沉重得睁不开，血流从如注。同蒙古包知青叫来正好从附近路过的赤脚医生，用酒精对伤口进行消毒，再用纱布包扎伤口。第二天，我自己骑马去30里外的大队卫生站换药。以后伤口慢慢愈合了，但落下一块永久性伤疤作纪念。总之，那些当地男人干的活，我作为一个女知青基本都能干。
我很快和牧民打成一片，并学会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牧民们选我担任新成立的小学老师，教小孩子们念书。我从北京背回各种中小学课本和读物，骑马走牧户宣传，让牧民送孩子上学。开学了，我从语文、算术教到音乐、体育，不仅教汉语还在蒙古老师不在的时候代教蒙古语，课后还要给孩子们挑水吃，大师傅生病时还要代为做饭，生活很艰苦，但教学和生活的内容很丰富，我很快乐。
1974年，北京在草原招考大学生时，我因有教书和学习的机会，文化考试中，我的成绩好，甚至有的科目拿了满分，被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录取。
投身古建保护，
向“修旧如旧”的设计观念转变
1981年，我从轻工业部设计院调到国家文物局资料研究室工作，参加的第一个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是实测山海关长城和对关城倒塌城墙进行勘测与修复设计。在罗哲文、傅连兴等古建筑老前辈指导下，经过近三年时间顺利完成了任务，积累了第一次古城墙修复的宝贵经验。
1985年，我调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做古建筑保护维修专业工作。当年参与保护修复十三陵昭陵的陵恩门修复设计。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木结构古建修复设计项目。古建室主任祁英涛是该项目负责人，他高度重视不改变文物原状、“修旧如旧”的文物保护原则。为清楚了解陵恩门的历史，他让我去国家历史档案馆详细调查明清皇家档案。虽然明代档案不存，但在清代皇家奏销档中有很详细的工程更换构件的记录。例如，哪个部位的部件拆下何种木料，更换为何种木料，规格尺寸、用工用银等都一一记录在案。我和一个同事每天去档案馆，埋头翻阅堆积如山的皇家档案，通过三个月的查询，终于从中了解到乾隆年间几次大修十三陵，将原来明代建筑遗址中部分金丝楠木换走用于清宫建设，还将明代建的五间陵恩门由大改小，变成清式三间硬山房等。祁工对我们查到的档案很满意，并要求我们再去现存明代长陵的陵恩门进行实地测绘。
祁工是古建筑保护维修业界资深老前辈，他有40余年的古建修复实践经验，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总是亲临古建筑现场，亲自参加和指导我们测绘、记录、保护维修设计与施工指导，并与丰富经验的古建筑工匠师傅反复讨论方案、研究工法，非常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我跟着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紧张施工的日子里，我经常跑工地，与从故宫来的承担施工项目的老木匠师傅戴季秋等人，切磋建筑构造和构件制作工艺等，我从戴师傅那里也学到很多知识。有一次，戴师傅提出我计算的角梁长度不正确，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在现场画出1：1的构件平、立面大样图后，终于明白，我只考虑了角梁在图纸上的平面二维尺寸，而没考虑它在实际位置上的立体关系，欠缺了第三维方向考虑，尺寸显然出现了错误。实践出真知，我深感自己在古建筑行业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从头学起。
修复陵恩门是我从现代建筑设计观念，向古建修复设计转变的第一步。通过修复工作，我深感我国文物古建筑的博大精深，其木结构采用榫构连接的巧妙构造，却能抵御强大的地震力，在唐山、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都出现过“墙倒屋不塌”的木构古建筑实例，实践证明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我国木构建筑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还深深影响着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中国古建筑承载着极为丰富的历史价值和信息，其中的趣味无穷。但令人惋惜的是，许多懂规矩、知传统、有经验，曾为保护修复古建呕心沥血的高工和老匠师多已辞世，古建维修队伍已然后继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