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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并不会解决国内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意味着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巨大的内部需求，无论基于哪一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特别是国内在近十几年以快速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解释了其中很大一部分。
从经济的全球视角看，国内廉价劳动力背景下的制造业以及欧美国家鼓励消费的经济模式，共同决定了十几年来国际经济中“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格局。仅从国内经济增长来看，有两个因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人口红利和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要框架的国际贸易秩序，前者可归结于丰富的生产要素禀赋，而后者强调了制度之于经济的作用。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人口红利的潜力被充分挖掘，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入沿海城市，从事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工作，中国经济也在工厂兴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等刺激下飞速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人口源源不断向城市工业转移的过程中，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同时带来了庞大的投资需求。
但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出现持续性下滑，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3年度的7.7%。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债务问题是国内经济下滑的导火索，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经济循环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中国经济本身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也开始相继暴露出来，过分倚重投资使得国内经济对债务问题变得越发敏感，同时消费不足的问题意味着经济转型面临艰难挑战。
下降的经济增速、国内债务总量的上升以及城市房价爆发似的上涨，都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空前关注。“城镇化”也正是在这个恰当的时候跳入人们的视野，被政府以及一些学者委以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任，引导人们开始修正略带悲观的经济预期。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频繁地提及城镇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也只有52.57%，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假定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便意味着每年会有超过一千多万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这意味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需求以及其他可持续的消费性需求，且这个过程可以持续近20年。
在众多学者以及媒体对城镇化的渲染之下，我们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过去我们所强调的国内经济结构的种种不平衡仿佛突然之间不再是问题，对国内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怀疑也仅是悲观者的论调，而这一切变化都源自“城镇化”这个概念。
问题是，当我们把希望都寄托于城镇化，且地方政府开始集体性地对村庄、旧城镇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我们是否对经济强加了太多主观意愿？再者，我们究竟对城镇化本身了解多少？
在好的制度框架之下，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结果，当我们过多地在经济增长出现问题后开始寄希望于某个经济增长点时，我们真正该反思的正是经济运行体系本身，而不是持续地去寻找经济增长之源。相应的，城镇化应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发结果，从长期看，对经济增长过多的干预也很难起到作用，同时往往会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系统性风险。当然，我国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自发过程，但我们能对城镇化做的最好的事情也仅是在制度上去除城镇化的障碍，剩下的事情应该交给市场。在户籍制度的羁绊不再突出，土地流转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下，依靠经济个体的自发选择、自由交易才能形成城镇化最优的、可持续的路径。
城镇化并不会解决国内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城镇化意味着大规模的投资需求，也正是基于此，其被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但靠投资为主的经济结构很难持续，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测算，2012年我国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降到了2.7%的新低水平，而被大肆宣扬的“城镇化”向开发商以及地方政府释放了极为乐观的经济信号，一旦地方政府开始主导整个城镇化大规模建设，而城镇化速度不达预期的话，便意味着大量的重复建设以及难以收回的投资。
即使是对国内城镇化存在的空间，学者的分歧也非常大。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人数为2.62亿人，这也是城镇化的潜力所在。但国内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质疑，其中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甚至给出了1.2亿—1.7亿农业劳动力人口的估计，如果再考虑到农业劳动人口的老龄化现象，则城镇化的潜力更是大打折扣。
（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城镇化意味着大规模的投资需求，也正是基于此，其被提高到空前的高度……
从经济的全球视角看，国内廉价劳动力背景下的制造业以及欧美国家鼓励消费的经济模式，共同决定了十几年来国际经济中“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的格局。仅从国内经济增长来看，有两个因素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人口红利和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主要框架的国际贸易秩序，前者可归结于丰富的生产要素禀赋，而后者强调了制度之于经济的作用。
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人口红利的潜力被充分挖掘，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入沿海城市，从事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工作，中国经济也在工厂兴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等刺激下飞速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人口源源不断向城市工业转移的过程中，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同时带来了庞大的投资需求。
但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出现持续性下滑，GDP增速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3年度的7.7%。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债务问题是国内经济下滑的导火索，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中国制造，欧美消费”经济循环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中国经济本身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也开始相继暴露出来，过分倚重投资使得国内经济对债务问题变得越发敏感，同时消费不足的问题意味着经济转型面临艰难挑战。
下降的经济增速、国内债务总量的上升以及城市房价爆发似的上涨，都使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空前关注。“城镇化”也正是在这个恰当的时候跳入人们的视野，被政府以及一些学者委以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任，引导人们开始修正略带悲观的经济预期。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频繁地提及城镇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2012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也只有52.57%，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假定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便意味着每年会有超过一千多万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这意味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需求以及其他可持续的消费性需求，且这个过程可以持续近20年。
在众多学者以及媒体对城镇化的渲染之下，我们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过去我们所强调的国内经济结构的种种不平衡仿佛突然之间不再是问题，对国内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怀疑也仅是悲观者的论调，而这一切变化都源自“城镇化”这个概念。
问题是，当我们把希望都寄托于城镇化，且地方政府开始集体性地对村庄、旧城镇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我们是否对经济强加了太多主观意愿？再者，我们究竟对城镇化本身了解多少？
在好的制度框架之下，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结果，当我们过多地在经济增长出现问题后开始寄希望于某个经济增长点时，我们真正该反思的正是经济运行体系本身，而不是持续地去寻找经济增长之源。相应的，城镇化应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发结果，从长期看，对经济增长过多的干预也很难起到作用，同时往往会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系统性风险。当然，我国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自发过程，但我们能对城镇化做的最好的事情也仅是在制度上去除城镇化的障碍，剩下的事情应该交给市场。在户籍制度的羁绊不再突出，土地流转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下，依靠经济个体的自发选择、自由交易才能形成城镇化最优的、可持续的路径。
城镇化并不会解决国内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城镇化意味着大规模的投资需求，也正是基于此，其被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但靠投资为主的经济结构很难持续，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测算，2012年我国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降到了2.7%的新低水平，而被大肆宣扬的“城镇化”向开发商以及地方政府释放了极为乐观的经济信号，一旦地方政府开始主导整个城镇化大规模建设，而城镇化速度不达预期的话，便意味着大量的重复建设以及难以收回的投资。
即使是对国内城镇化存在的空间，学者的分歧也非常大。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人数为2.62亿人，这也是城镇化的潜力所在。但国内许多学者都提出了质疑，其中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甚至给出了1.2亿—1.7亿农业劳动力人口的估计，如果再考虑到农业劳动人口的老龄化现象，则城镇化的潜力更是大打折扣。
（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城镇化意味着大规模的投资需求，也正是基于此，其被提高到空前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