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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二季度GDP数据近3年以来首次破8,市场出现了一些要求政府扩大投资以稳增长的呼声。但是另一方面,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去库存化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在稳增长和去库存之间寻求平衡,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必须要跨越的一个关卡。
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2004年以来,抑制产能过剩就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出台4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在当时发挥很大作用,但大规模投资导致很多行业形成了大量短期内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尽管近几年发改委、国资委和工信部关于抑制产能过剩的文件接二连三出台,但效果堪忧。
在我国,产能过剩并不是单纯的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短期供过于求现象,而是掺杂着政府主导投资所形成的长期资源错配。
长期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导了很多投资,大量资金投向“高投资”、“高消耗”的项目。再者,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中,部分国企有足够的动力去扩大产能以提高政绩。尤其是当经济数据出现一点下滑的苗头时,投资拉动又成首选。结果老的库存还没有完全消化掉,新的库存又纷至沓来,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顽疾。若放任不管,将会使得市场预期混乱,影响市场效率的发挥,遏制长期经济增长势头。
破解产能过剩难题,需要正确理解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变化环境。经济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未来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趋势性放缓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从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向追求增长质量的阶段过渡。而表现在产业层面,中国目前更多的需要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升级,而非简单的总量规模增长。
因此,政府在新一轮调控政策当中需要摆脱投资依赖症,尤其是在使用逆周期调控工具以支撑短期经济增长的时候需要比2008年更加谨慎。
以家电行业为例,连续四年的家电下乡已经让很多区域家电产品的普及率提升到90%以上,而未来5年这些产品的更新率几乎为零,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乡镇市场需求将大大减少。面对迅速萎缩的消费需求,政府对消费者再补贴的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另外,在政策红利刺激下,市场的虚假繁荣让很多企业加大了对生产基地的投资,但是随着前期政策红利正面效应的衰减,国内大量企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危机。多出来的产能因为闲置将占压企业的资金,而资产折旧也会抬高企业生产成本,企业毛利率自然随之下滑,这对国内很多竞争性的行业发展而言是一种长期而隐形的伤害。
为此,政府在稳增长和去库存之间寻求平衡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应当正本清源,让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真正主体,减少对微观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为企业打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提高市场竞争的透明度,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出口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
政府出台短期的“稳增长”政策,应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避免以往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政策。货币供应要以货币需求增长为目标,而不能盲目提前大规模透支货币发行,以避免经济陷入高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陷阱。政府应坚持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采取切实措施减少流通环节税收和费用。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增速都数倍于GDP增速,可为相关改革的良好支撑。
政府在一些指令性的投资刺激计划中,应当以需求定投资,以公益领域为主。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选择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应更多向中西部倾斜,以释放有效需求。对于当前战略型新兴产业项目的选择,应加大相关智能化、信息化研发投入和清洁能源输送等基建投资。这样既可以稳定当前经济增长,同时为打开国内消费市场奠定基础,也不会制造过剩的无效产能。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政府应加大相关的教育培训投入,转向创新红利,这样中国的产业及经济转型才有希望。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吕彦博对本文亦有贡献)
产能过剩的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2004年以来,抑制产能过剩就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出台4万亿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在当时发挥很大作用,但大规模投资导致很多行业形成了大量短期内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尽管近几年发改委、国资委和工信部关于抑制产能过剩的文件接二连三出台,但效果堪忧。
在我国,产能过剩并不是单纯的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短期供过于求现象,而是掺杂着政府主导投资所形成的长期资源错配。
长期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导了很多投资,大量资金投向“高投资”、“高消耗”的项目。再者,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中,部分国企有足够的动力去扩大产能以提高政绩。尤其是当经济数据出现一点下滑的苗头时,投资拉动又成首选。结果老的库存还没有完全消化掉,新的库存又纷至沓来,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顽疾。若放任不管,将会使得市场预期混乱,影响市场效率的发挥,遏制长期经济增长势头。
破解产能过剩难题,需要正确理解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变化环境。经济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未来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趋势性放缓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已经从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向追求增长质量的阶段过渡。而表现在产业层面,中国目前更多的需要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升级,而非简单的总量规模增长。
因此,政府在新一轮调控政策当中需要摆脱投资依赖症,尤其是在使用逆周期调控工具以支撑短期经济增长的时候需要比2008年更加谨慎。
以家电行业为例,连续四年的家电下乡已经让很多区域家电产品的普及率提升到90%以上,而未来5年这些产品的更新率几乎为零,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乡镇市场需求将大大减少。面对迅速萎缩的消费需求,政府对消费者再补贴的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另外,在政策红利刺激下,市场的虚假繁荣让很多企业加大了对生产基地的投资,但是随着前期政策红利正面效应的衰减,国内大量企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危机。多出来的产能因为闲置将占压企业的资金,而资产折旧也会抬高企业生产成本,企业毛利率自然随之下滑,这对国内很多竞争性的行业发展而言是一种长期而隐形的伤害。
为此,政府在稳增长和去库存之间寻求平衡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应当正本清源,让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真正主体,减少对微观经济领域的行政干预,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为企业打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提高市场竞争的透明度,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出口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同时也有助于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
政府出台短期的“稳增长”政策,应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避免以往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政策。货币供应要以货币需求增长为目标,而不能盲目提前大规模透支货币发行,以避免经济陷入高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陷阱。政府应坚持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采取切实措施减少流通环节税收和费用。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增速都数倍于GDP增速,可为相关改革的良好支撑。
政府在一些指令性的投资刺激计划中,应当以需求定投资,以公益领域为主。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选择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应更多向中西部倾斜,以释放有效需求。对于当前战略型新兴产业项目的选择,应加大相关智能化、信息化研发投入和清洁能源输送等基建投资。这样既可以稳定当前经济增长,同时为打开国内消费市场奠定基础,也不会制造过剩的无效产能。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政府应加大相关的教育培训投入,转向创新红利,这样中国的产业及经济转型才有希望。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吕彦博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