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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子女过着低调、平凡而务实的生活,很少走进公众的视野。作为刘少奇的幼子,刘源是刘家后人中唯一从政的。他1951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当过知青、做过铆焊工。他的从政生涯自公社副主任起步,历任副县长、县长、副市长,36岁时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进入不惑之年后,他步入军界,现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上将军衔。
刘源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并不回避。他说,尽管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但是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一些“特殊”的严格锻炼的机会。
中南海里的小“芝麻酱”
在刘源看来,人民在父亲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说起父亲,他那深深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刘源说:“我父亲曾说过,他光着屁股来到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要作为一个无产者。他做到了。我们为他没有给自己的亲属们留下任何资产倍感自豪。他给后世之人留下的是光辉的思想、高尚的品格和不朽的功绩。现在,人民群众怀念他,也正因为此。我想,能继承他的这笔巨大遗产,并发扬光大,正是他老人家唯一寄望予我们的。”“父亲对我们一直是很严的,从小就给我们定了严格的要求。比如,9岁必须学会游泳,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下乡劳动,每年逢暑假、寒假必须到农村、工厂劳动,到解放军连队锻炼。”刘源记得,有一次在北戴河,他想下海游泳,可是到海边一看,风浪很大,下不去。父亲就说:浪这么大,你敢不敢下?刘源说不敢下。这时,父亲生气了,说:现在脱了衣服,下去!刘源只好脱了衣服,穿着裤衩下去。回来后,父亲问他什么感觉。刘源说在岸上看着很害怕,下去以后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刘少奇这时笑了,说,这就对了,你要掌握水的规律,会游泳,不能一开始就害怕。
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用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是稀罕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3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地告诉了父亲。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刘源是在北京市实验二小念的小学。虽然离家并不远,但为了培养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在刘源7岁那年,刘少奇就要求他在校食宿,他的姐姐妹妹也都住校。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学校伙食状况很差,天天吃红薯干。刘源实在吃不下去,有一次星期六,他就把红薯干装在口袋里带回了家。结果,这一小块红薯干被父亲发现了,他严肃地问:这是什么东西?你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是什么意思?
原来,刘少奇以为刘源是拿着红薯干找他告状的。刘源解释说自己在学校吃不了,拿回来吃。刘少奇就说:“现在全国都非常紧张,你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千万不能浪费。你拿回来是让我看看,我知道,但是,你们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
当时,有一些叔叔阿姨很关心刘家孩子,跟刘少奇夫妇提出:“孩子们吃得太差了。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让他们回家来吃饭?”学校的校长老师也如此提出。但是,刘少奇拒绝了,说:“人民群众现在吃不饱,我们有责任,是我们没有领导好。让我的孩子们跟大家一样,也吃不饱,这样,将来他们长大的时候,就会牢牢记住。他们给人民做事的时候,绝对不能再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刘源记得,14岁以前自己都是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在他印象里,小时候似乎没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我妹妹也一样。记得有一次,阿富汗的国王和王后到中国来访问,由我父亲和母亲接待。阿富汗王后提出:我要见见你们的孩子,跟他们吃一顿饭,照张相。这种要求很难拒绝。我母亲马上回来准备,给我们这几个孩子找衣服。可是,翻来翻去找不出不带补丁的衣服。怎么去见人家国王和王后呢?最后,我是从北京市一个少先队献花队那里借的衣服。我妹妹穿的是她自己的衣服,但裤腿上有一个小补丁,我们的老阿姨绣了一朵小花给补上了。后来,我妹妹在照相的时候腿还得交叉,以便把这个挡上。当时确实找不到一身合适的没有补丁的衣服。”刘源记得,当时穿的鞋子往往张开了口子,还要凑合着多穿些时间,最高兴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刘源用的那个旧铁皮铅笔盒还是姐姐传给他的,已经用得很旧了,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橡皮筋绑着用。
1959年5月10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女儿平平和儿子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老师陶淑范、褚连山等。在认真询问了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刘少奇说:“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们的学生。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能严格要求他们。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刘少奇望了望在座的老师们,突然问道:“平平和源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老师们只顾听“首长指示”了,脑子一时还没转过弯来,都愣在那里。为了打消老师们的顾虑,刘少奇又补充了几句:“请你们说实话,他们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或者哪方面好,哪方面差。我虽然是他们的家长,可是没你们接触得多,了解得多。”
“平平和源源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努力,他们生活很俭朴,对老师也很尊重,也能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我们知道您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他们有缺点错误时,我们也敢批评,没有顾虑,从不护短。”一位老师想了一下如是说。王光美肯定了老师的这种态度:“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做父母的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溺爱和娇惯,实际上是害他们,是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们能严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们非常感谢。”
另一位老师说:“你家的这两个孩子的勤俭和朴实,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刘少奇接过这位老师的话头:“勤俭是一种美德。不要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就是将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也还要提倡勤俭节约,学校和家庭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集体主义思想。”
刘源从小拜著名美术家黄胄为师,学习中国画,11岁那年参加巴黎国际儿童画展,得了金奖,另外还得过两次三等奖。一次,他在庐山画了一幅画送给毛泽东,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元元”。毛泽东看了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说:“不是那‘圆’,是‘源泉’的‘源’。”毛泽东笑着说:“这用‘源泉’的‘源’,挺好的!”
提起毛泽东,刘源认为他比起自己严肃谨慎、不苟言笑的父亲要随和亲切得多。毛泽东特别爱逗孩子,当时住在中南海内的中央领导人的孩子都认识毛主席,也都和他逗笑过,刘源在这位“毛伯伯”面前,觉得比在父亲面前要随便自由得多。
刘源起初对自己的名字并不满意,那时他叫“源源”。他想,这是个小孩的名字,将来长大了,怎么还能这么叫?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思考了一番后,给他更名“鉴真”。父亲把这个新名字告诉刘源时,还和他交谈了许久,给他解析“鉴真”二字的涵义: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对实际情况要求实求真,要善于鉴别并勇于坚持真理……
然而,没过太久,首都文化界、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赞同这样改,改名之事就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了刘源的心里,终身受益。
刘源“可以说生于军中,长在兵营,加上胖乎乎、傻憨憨,不论从哪方面讲都笨笨的,大人们总喜欢逗着玩。今天一个叔叔刻把枪,明天另一个叔叔做柄刀,我整天冲呀杀呀满院子疯”。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后的一天,有人给刘源画了一副肩章,花里胡哨的,用别针别在肩膀上,“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正巧杨尚昆走过,细看了看,说:“跟我来。”刘源莫名其妙,欢天喜地跟着到了怀仁堂。正巧朱德、彭德怀、陈毅3位元帅和邓小平在门口说着什么,杨尚昆拉着刘源过去,说:“看看咱们未来的将军!”几位老总围着刘源,躬身眯眼细看刘源的肩章,陈毅嘟囔着:“嗯?肩章还有字呐——‘芝麻酱’!”顿时引起一片爽朗的大笑。邓小平按着刘源的脑袋,把刘源推进会议室里,更是引出哄堂欢笑。刘源回忆说:“在身经百战的将帅中间,我鼓肚昂头,可以想像,要多牛有多牛!直到杨爸爸将我拽出怀仁堂:‘去!玩儿去吧!’我简直是飘然欲仙,脚底生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芝麻酱’成了我的别称‘雅号’,甚至到3年困难时期,我窜到那个大灶食堂,大师傅还冷不丁拿出5分钱一小碟的芝麻酱免费供我解馋。这在当时,可是极其罕见、特别实惠的优待。”
13岁那年,刘源圆了军人梦。入伍期间,刘源每次回来都要向父亲汇报个人表现。“不管工作多忙,他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专心听,听我讲每天几点起床,吃什么,怎么安排一天的时间,连队的生活怎么样,每天都做什么,听得很仔细。每当他听到我有一点进步,比如得个‘五好战士’、‘特等射手’,他由衷地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陪父母挨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刘源说,一开始父亲对运动很不理解。“后来批评他,特别是派了工作组以后,毛主席又批评。他就感觉到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他讲了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说:你们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来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他那个时候的思想,但他还是力图主动理解‘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部队当兵的刘源被退回北京四中接受批判。他回忆说,我们从外面回家把运动的情况跟我父亲讲,他每次都是陷入深思中不说话。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刘源和姐姐刘平平悄悄议论着晚上要跟同学们去抄某某家的事。刘少奇听到他们的谈话,心情十分沉重,便严肃而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饭后,刘少奇从书柜里取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双儿女:“我是国家主席,我要对宪法负责。你们不能去抄家,不能去打人。很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多年合作,这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几十年的关系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我现在的处境不能出面阻拦,也拦不住你们,你们去拦你们那些同学也拦不住,但我要跟你们讲清楚,我要负责任。”父亲的话,深深地震撼了两个孩子的心灵。于是,他们不再和别人一起去抄家了。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在一次批斗会之前,刘少奇跟子女们说:“将来我死了,骨灰交给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个无产者,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你们记住,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他鼓励子女们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刘少奇默默地看着家人,想到他们因自己而受牵连,不禁有些激动:“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这年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受到残酷批斗。
疯狂的人群拥挤着,人们挥舞着“红宝书”,“打倒”声此起彼伏。刘少奇已是68岁的老人,暴徒们扭着刘少奇的双臂,坐“喷气式”,揪着刘少奇斑白的头发,逼他喊打倒其他老干部的口号。刘少奇紧闭双唇,就是不喊。造反派就对他拳打脚踢,厉声质问:“你为什么不喊口号?”刘少奇顽强地昂起被按住的头,坚定地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刘少奇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滚落,饱经风霜的脸庞因内心的愤怒而抽搐着、曲扭着。被强行拉来陪斗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受折磨,鼻青脸肿,坐在家门口的当时只有6岁的小小非常害怕,“哇”地号啕大哭。刘源见状,忙挣脱人群去照顾妹妹小小,却被造反派拦住,“你要干什么?”刘源怒目圆睁,强抑悲愤:“你没看到一个小孩子被吓哭了吗?”刘源回忆说:我跑到小小那儿,把小小搁在哨兵那儿安抚下来——那时候场面已经是一片混乱。
刘少奇和王光美被殴打着,被推搡着,渐渐近了。刘源看见母亲突然挣脱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扑上去抓住父亲的双手。父亲也紧紧握住母亲的双手,不顾造反派的拳打脚踢,相互凝视着,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能够互相看到对方、传递心声的日子越来越少了。造反派凶神恶煞般掰开了他们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拉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哪怕是多一会儿也好啊!这是生离死别啊!
刘源不愿回忆这些。他说: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像和理解,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尽管过去了40多年,但是对他来说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一段时期,我负责给父亲端饭。有一次,我父亲吃完饭,我给他洗毛巾,他走到我身边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有人在旁边监视,我只好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我父亲站了大概有1分多钟,又问了一遍:你妈妈在哪儿?我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说着指指后墙。我母亲被关在后院。当时我想,我不说,还能见到你,我要说了可能就见不到你了。我没有明白地告诉他母亲在什么地方。我要知道后来事情发展成那样,我应该告诉他”。
这一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少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头。刘少奇独自一人被关押在福禄居前院,并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经不在福禄居了。
刘源不理解:作为国家主席的父亲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阶下囚”?因为受牵连,兄妹几个最困难的时候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刘源曾偷偷地跑到医院去卖血,但因为没有证明,医院不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江青一伙蓄意炮制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从而酿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但是,早就被单独关押的刘少奇根本不知道强加给他的这一系列莫须有的所谓“罪名”,更不知道他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然而,为党奋斗了终生、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奋斗了终生的刘少奇,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刘少奇以沉默来反抗对他的种种诬蔑和恶毒攻击。在心力交瘁之下,刘少奇这位已经70岁高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不能活动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省开封市,秘密监禁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同和裕银号”旧址的小屋内。由于长途转运,加之长期以来医疗条件跟不上,到开封后医疗条件更差,林彪、江青一伙又拒绝调拨必需药物,刘少奇病情进一步加重并迅速恶化。10月24日、31日,11月10日,3次病危。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在到达开封后的第27天,刘少奇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逝世。
刘少奇逝世后,遗体当夜即被火化,骨灰被秘密存放在开封。在火葬申请单上,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冒用了“刘源”的名字,死者姓名则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刘少奇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刘卫黄”。
1978年底,王光美获释。刘源回忆道,即使母亲从监狱里出来,他们一家当时也没有想到父亲案子的平反问题。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环境还不到时候,“而且也不大可能”。
王光美出狱不久,就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刚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家里表示感谢。陈云立即接待了他们。刘源回忆说:“说实在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就中央纪委放我母亲出来这个批示,向他表示感谢,但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父亲的平反问题。”刘源记得,陈云说,少奇同志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如果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与这个案子牵连的其他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3日至14日,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等陪同下,王光美率子女前往河南,迎取刘少奇的骨灰。
关押刘少奇的房间还按当时原物原样陈设着。王光美携子女进入小屋,当他们看到房里的状况,以及刘少奇最后用过的简陋器物的时候,睹物思人,再也控制不住心情的激荡而潸然泪下。孩子们扑倒在床上,抱着刘少奇用过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王光美强抑心中的悲愤,大声地劝慰:“孩子们,坚强些!”
刘源说,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时,觉得沉甸甸的,那一刹那感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到自己的灵魂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得到升华。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之际,刘源等20多位当年的北京知青,于2008年国庆期间,回到他们40年前插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进行回访。在白坊村,刘源一行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与老乡共叙旧情,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刘源说,40年前,他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来到山阴县白坊村,是胸怀博大的白坊人民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关怀和帮助;是勤劳淳朴的白坊村民教会了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劳动知识和技能,从白坊村农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善良。此次回到第二故乡,更是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到了朔州在全省、全国的优势地位,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时间拨回到了1968年12月24日清晨,北京火车站。那时,许多年轻人,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踏上火车,奔赴陌生的农村,开始了一段未知的人生旅程。
当时的刘源无家可归,父母被分别囚禁,兄弟姐妹全被赶出了中南海,天各一方。于是,刘源也夹杂在人群之中,麻木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刘源记得,当时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家长们,有人痛哭流涕,有人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挎包。那天,只有妹妹亭亭一人为他送行。刘源一头扎进拥挤的车厢里躲了起来,不敢见,也不想见妹妹。哭成泪人儿的妹妹在如海的送行人堆里寻找着,一个个窗口查看着,呼喊着。
火车启动了,刘源才挤到车门口,隔着玻璃门与妹妹瞬间相视,只听妹妹喊了一声“源源哥!”就一晃而过。刘源回忆说:“当时,我胸中既没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没对走进充满艰难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
火车进入山西后,一批批学生陆续下车,赶往各自的知青点。刘源他们下车的山阴站是那趟旅程的倒数第二站,下车后的礼遇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人们夹道欢迎,锣鼓喧天。很快,刘源等27位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山阴县白坊村劳动锻炼。刘源被安排单独住在一间破草房里。
不久,九大召开,会议虚构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为此,刘源就开始承受新一轮的“革命行动”。别的同学是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他则是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一天,在夜里举行的批斗会上,他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钳,“腾”地跳到门口,发疯般喊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要不想让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我捅一个!”同学们一个个都愣住了。
然而,人间自有真情在。在山西农村,刘源更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朴素真诚、博大慈爱的胸怀,他们并不对刘源表示歧视,相反给他以保护,给他以珍贵的温情。“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开始融化”。
白天,刘源像农民一样辛勤劳作;晚上,他挑灯夜读。他帮农民算账,给他们扎针号脉,他给贫穷单调的农村生活留下一片笑声……
直至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刘源因病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走的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老人、大嫂和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他这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回到魂牵梦绕的北京后,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当普通工人。刚进厂不久,又适逢“四五”天安门事件,刘源自然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对象。工人们心照不宣地把他保护起来,他的师傅、老工人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工人们热情地教他生产技术和工艺管理,传授各种知识规程,还经常拉他到家里撮一顿。拉拉家常,发发牢骚,彼此的信任与融洽再次温暖了他的心。(待续)
刘源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并不回避。他说,尽管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上的东西,但是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一些“特殊”的严格锻炼的机会。
中南海里的小“芝麻酱”
在刘源看来,人民在父亲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说起父亲,他那深深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刘源说:“我父亲曾说过,他光着屁股来到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要作为一个无产者。他做到了。我们为他没有给自己的亲属们留下任何资产倍感自豪。他给后世之人留下的是光辉的思想、高尚的品格和不朽的功绩。现在,人民群众怀念他,也正因为此。我想,能继承他的这笔巨大遗产,并发扬光大,正是他老人家唯一寄望予我们的。”“父亲对我们一直是很严的,从小就给我们定了严格的要求。比如,9岁必须学会游泳,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下乡劳动,每年逢暑假、寒假必须到农村、工厂劳动,到解放军连队锻炼。”刘源记得,有一次在北戴河,他想下海游泳,可是到海边一看,风浪很大,下不去。父亲就说:浪这么大,你敢不敢下?刘源说不敢下。这时,父亲生气了,说:现在脱了衣服,下去!刘源只好脱了衣服,穿着裤衩下去。回来后,父亲问他什么感觉。刘源说在岸上看着很害怕,下去以后好像没有那么可怕了。刘少奇这时笑了,说,这就对了,你要掌握水的规律,会游泳,不能一开始就害怕。
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用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这是稀罕物,刘少奇的几个孩子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了3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秘书留下一台,送给卫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
一天,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发现了这台收音机,觉得奇怪,便问:“这是从哪里来的?”孩子们如实地告诉了父亲。
刘少奇从孩子房间出来,就把那位秘书叫去。问明情况后,他面色严肃地说:“你们怎能随便向人家要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于是,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
刘源是在北京市实验二小念的小学。虽然离家并不远,但为了培养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在刘源7岁那年,刘少奇就要求他在校食宿,他的姐姐妹妹也都住校。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学校伙食状况很差,天天吃红薯干。刘源实在吃不下去,有一次星期六,他就把红薯干装在口袋里带回了家。结果,这一小块红薯干被父亲发现了,他严肃地问:这是什么东西?你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是什么意思?
原来,刘少奇以为刘源是拿着红薯干找他告状的。刘源解释说自己在学校吃不了,拿回来吃。刘少奇就说:“现在全国都非常紧张,你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千万不能浪费。你拿回来是让我看看,我知道,但是,你们能吃到这个已经不错了。”
当时,有一些叔叔阿姨很关心刘家孩子,跟刘少奇夫妇提出:“孩子们吃得太差了。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让他们回家来吃饭?”学校的校长老师也如此提出。但是,刘少奇拒绝了,说:“人民群众现在吃不饱,我们有责任,是我们没有领导好。让我的孩子们跟大家一样,也吃不饱,这样,将来他们长大的时候,就会牢牢记住。他们给人民做事的时候,绝对不能再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刘源记得,14岁以前自己都是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在他印象里,小时候似乎没穿过不带补丁的衣服。“我妹妹也一样。记得有一次,阿富汗的国王和王后到中国来访问,由我父亲和母亲接待。阿富汗王后提出:我要见见你们的孩子,跟他们吃一顿饭,照张相。这种要求很难拒绝。我母亲马上回来准备,给我们这几个孩子找衣服。可是,翻来翻去找不出不带补丁的衣服。怎么去见人家国王和王后呢?最后,我是从北京市一个少先队献花队那里借的衣服。我妹妹穿的是她自己的衣服,但裤腿上有一个小补丁,我们的老阿姨绣了一朵小花给补上了。后来,我妹妹在照相的时候腿还得交叉,以便把这个挡上。当时确实找不到一身合适的没有补丁的衣服。”刘源记得,当时穿的鞋子往往张开了口子,还要凑合着多穿些时间,最高兴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刘源用的那个旧铁皮铅笔盒还是姐姐传给他的,已经用得很旧了,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橡皮筋绑着用。
1959年5月10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家里,接待了女儿平平和儿子源源就读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老师陶淑范、褚连山等。在认真询问了老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刘少奇说:“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们的学生。有句老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希望能严格要求他们。你们不严,我就不高兴。”刘少奇望了望在座的老师们,突然问道:“平平和源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老师们只顾听“首长指示”了,脑子一时还没转过弯来,都愣在那里。为了打消老师们的顾虑,刘少奇又补充了几句:“请你们说实话,他们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或者哪方面好,哪方面差。我虽然是他们的家长,可是没你们接触得多,了解得多。”
“平平和源源在学校里学习都很努力,他们生活很俭朴,对老师也很尊重,也能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我们知道您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他们有缺点错误时,我们也敢批评,没有顾虑,从不护短。”一位老师想了一下如是说。王光美肯定了老师的这种态度:“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做父母的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溺爱和娇惯,实际上是害他们,是对他们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们能严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们非常感谢。”
另一位老师说:“你家的这两个孩子的勤俭和朴实,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刘少奇接过这位老师的话头:“勤俭是一种美德。不要说现在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就是将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也还要提倡勤俭节约,学校和家庭要从小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集体主义思想。”
刘源从小拜著名美术家黄胄为师,学习中国画,11岁那年参加巴黎国际儿童画展,得了金奖,另外还得过两次三等奖。一次,他在庐山画了一幅画送给毛泽东,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元元”。毛泽东看了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刘源赶忙说:“不是那‘圆’,是‘源泉’的‘源’。”毛泽东笑着说:“这用‘源泉’的‘源’,挺好的!”
提起毛泽东,刘源认为他比起自己严肃谨慎、不苟言笑的父亲要随和亲切得多。毛泽东特别爱逗孩子,当时住在中南海内的中央领导人的孩子都认识毛主席,也都和他逗笑过,刘源在这位“毛伯伯”面前,觉得比在父亲面前要随便自由得多。
刘源起初对自己的名字并不满意,那时他叫“源源”。他想,这是个小孩的名字,将来长大了,怎么还能这么叫?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父亲被说动了,思考了一番后,给他更名“鉴真”。父亲把这个新名字告诉刘源时,还和他交谈了许久,给他解析“鉴真”二字的涵义: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是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要人云亦云,对实际情况要求实求真,要善于鉴别并勇于坚持真理……
然而,没过太久,首都文化界、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赞同这样改,改名之事就被搁置了下来,但父亲那谆谆教诲,却烙在了刘源的心里,终身受益。
刘源“可以说生于军中,长在兵营,加上胖乎乎、傻憨憨,不论从哪方面讲都笨笨的,大人们总喜欢逗着玩。今天一个叔叔刻把枪,明天另一个叔叔做柄刀,我整天冲呀杀呀满院子疯”。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后的一天,有人给刘源画了一副肩章,花里胡哨的,用别针别在肩膀上,“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正巧杨尚昆走过,细看了看,说:“跟我来。”刘源莫名其妙,欢天喜地跟着到了怀仁堂。正巧朱德、彭德怀、陈毅3位元帅和邓小平在门口说着什么,杨尚昆拉着刘源过去,说:“看看咱们未来的将军!”几位老总围着刘源,躬身眯眼细看刘源的肩章,陈毅嘟囔着:“嗯?肩章还有字呐——‘芝麻酱’!”顿时引起一片爽朗的大笑。邓小平按着刘源的脑袋,把刘源推进会议室里,更是引出哄堂欢笑。刘源回忆说:“在身经百战的将帅中间,我鼓肚昂头,可以想像,要多牛有多牛!直到杨爸爸将我拽出怀仁堂:‘去!玩儿去吧!’我简直是飘然欲仙,脚底生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芝麻酱’成了我的别称‘雅号’,甚至到3年困难时期,我窜到那个大灶食堂,大师傅还冷不丁拿出5分钱一小碟的芝麻酱免费供我解馋。这在当时,可是极其罕见、特别实惠的优待。”
13岁那年,刘源圆了军人梦。入伍期间,刘源每次回来都要向父亲汇报个人表现。“不管工作多忙,他都放下手头的工作,专心听,听我讲每天几点起床,吃什么,怎么安排一天的时间,连队的生活怎么样,每天都做什么,听得很仔细。每当他听到我有一点进步,比如得个‘五好战士’、‘特等射手’,他由衷地高兴。”
“文化大革命”中陪父母挨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刘源说,一开始父亲对运动很不理解。“后来批评他,特别是派了工作组以后,毛主席又批评。他就感觉到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他讲了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说:你们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来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他那个时候的思想,但他还是力图主动理解‘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部队当兵的刘源被退回北京四中接受批判。他回忆说,我们从外面回家把运动的情况跟我父亲讲,他每次都是陷入深思中不说话。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刘源和姐姐刘平平悄悄议论着晚上要跟同学们去抄某某家的事。刘少奇听到他们的谈话,心情十分沉重,便严肃而坚定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饭后,刘少奇从书柜里取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双儿女:“我是国家主席,我要对宪法负责。你们不能去抄家,不能去打人。很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多年合作,这是我们党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几十年的关系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我现在的处境不能出面阻拦,也拦不住你们,你们去拦你们那些同学也拦不住,但我要跟你们讲清楚,我要负责任。”父亲的话,深深地震撼了两个孩子的心灵。于是,他们不再和别人一起去抄家了。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院墙上张贴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
在一次批斗会之前,刘少奇跟子女们说:“将来我死了,骨灰交给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里,我生是一个无产者,死了也是一个无产者。你们记住,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他鼓励子女们说:“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经受住委屈,在实际劳动中接受锻炼,人民对我不理解,对你们也可能有些过火的行动,你们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国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与群众有对抗情绪。”刘少奇默默地看着家人,想到他们因自己而受牵连,不禁有些激动:“我多次跟你们说过,对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还要说一句,人民的误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这年8月5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分别在中南海受到残酷批斗。
疯狂的人群拥挤着,人们挥舞着“红宝书”,“打倒”声此起彼伏。刘少奇已是68岁的老人,暴徒们扭着刘少奇的双臂,坐“喷气式”,揪着刘少奇斑白的头发,逼他喊打倒其他老干部的口号。刘少奇紧闭双唇,就是不喊。造反派就对他拳打脚踢,厉声质问:“你为什么不喊口号?”刘少奇顽强地昂起被按住的头,坚定地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刘少奇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豆大的汗珠不断地滚落,饱经风霜的脸庞因内心的愤怒而抽搐着、曲扭着。被强行拉来陪斗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受折磨,鼻青脸肿,坐在家门口的当时只有6岁的小小非常害怕,“哇”地号啕大哭。刘源见状,忙挣脱人群去照顾妹妹小小,却被造反派拦住,“你要干什么?”刘源怒目圆睁,强抑悲愤:“你没看到一个小孩子被吓哭了吗?”刘源回忆说:我跑到小小那儿,把小小搁在哨兵那儿安抚下来——那时候场面已经是一片混乱。
刘少奇和王光美被殴打着,被推搡着,渐渐近了。刘源看见母亲突然挣脱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扑上去抓住父亲的双手。父亲也紧紧握住母亲的双手,不顾造反派的拳打脚踢,相互凝视着,因为他们知道,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能够互相看到对方、传递心声的日子越来越少了。造反派凶神恶煞般掰开了他们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王光美又奋力挣脱,拉住刘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哪怕是多一会儿也好啊!这是生离死别啊!
刘源不愿回忆这些。他说: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能想像和理解,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在这种场合生死诀别是什么心情。尽管过去了40多年,但是对他来说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我父母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面。有一段时期,我负责给父亲端饭。有一次,我父亲吃完饭,我给他洗毛巾,他走到我身边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有人在旁边监视,我只好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我父亲站了大概有1分多钟,又问了一遍:你妈妈在哪儿?我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说着指指后墙。我母亲被关在后院。当时我想,我不说,还能见到你,我要说了可能就见不到你了。我没有明白地告诉他母亲在什么地方。我要知道后来事情发展成那样,我应该告诉他”。
这一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转押秦城监狱。刘少奇的子女也被赶出家门,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头。刘少奇独自一人被关押在福禄居前院,并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经不在福禄居了。
刘源不理解:作为国家主席的父亲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阶下囚”?因为受牵连,兄妹几个最困难的时候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刘源曾偷偷地跑到医院去卖血,但因为没有证明,医院不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江青一伙蓄意炮制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从而酿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但是,早就被单独关押的刘少奇根本不知道强加给他的这一系列莫须有的所谓“罪名”,更不知道他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然而,为党奋斗了终生、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奋斗了终生的刘少奇,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刘少奇以沉默来反抗对他的种种诬蔑和恶毒攻击。在心力交瘁之下,刘少奇这位已经70岁高龄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不能活动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省开封市,秘密监禁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同和裕银号”旧址的小屋内。由于长途转运,加之长期以来医疗条件跟不上,到开封后医疗条件更差,林彪、江青一伙又拒绝调拨必需药物,刘少奇病情进一步加重并迅速恶化。10月24日、31日,11月10日,3次病危。
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在到达开封后的第27天,刘少奇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逝世。
刘少奇逝世后,遗体当夜即被火化,骨灰被秘密存放在开封。在火葬申请单上,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冒用了“刘源”的名字,死者姓名则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刘少奇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刘卫黄”。
1978年底,王光美获释。刘源回忆道,即使母亲从监狱里出来,他们一家当时也没有想到父亲案子的平反问题。因为当时那个政治环境还不到时候,“而且也不大可能”。
王光美出狱不久,就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刘平平,来到刚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家里表示感谢。陈云立即接待了他们。刘源回忆说:“说实在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就中央纪委放我母亲出来这个批示,向他表示感谢,但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父亲的平反问题。”刘源记得,陈云说,少奇同志这个案子是全党最大的冤假错案,如果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与这个案子牵连的其他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3日至14日,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刘澜涛等陪同下,王光美率子女前往河南,迎取刘少奇的骨灰。
关押刘少奇的房间还按当时原物原样陈设着。王光美携子女进入小屋,当他们看到房里的状况,以及刘少奇最后用过的简陋器物的时候,睹物思人,再也控制不住心情的激荡而潸然泪下。孩子们扑倒在床上,抱着刘少奇用过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王光美强抑心中的悲愤,大声地劝慰:“孩子们,坚强些!”
刘源说,抱着父亲的骨灰盒时,觉得沉甸甸的,那一刹那感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到自己的灵魂在与父亲的对话中得到升华。
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1万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之际,刘源等20多位当年的北京知青,于2008年国庆期间,回到他们40年前插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进行回访。在白坊村,刘源一行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与老乡共叙旧情,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刘源说,40年前,他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来到山阴县白坊村,是胸怀博大的白坊人民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关怀和帮助;是勤劳淳朴的白坊村民教会了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劳动知识和技能,从白坊村农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善良。此次回到第二故乡,更是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到了朔州在全省、全国的优势地位,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时间拨回到了1968年12月24日清晨,北京火车站。那时,许多年轻人,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踏上火车,奔赴陌生的农村,开始了一段未知的人生旅程。
当时的刘源无家可归,父母被分别囚禁,兄弟姐妹全被赶出了中南海,天各一方。于是,刘源也夹杂在人群之中,麻木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刘源记得,当时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家长们,有人痛哭流涕,有人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挎包。那天,只有妹妹亭亭一人为他送行。刘源一头扎进拥挤的车厢里躲了起来,不敢见,也不想见妹妹。哭成泪人儿的妹妹在如海的送行人堆里寻找着,一个个窗口查看着,呼喊着。
火车启动了,刘源才挤到车门口,隔着玻璃门与妹妹瞬间相视,只听妹妹喊了一声“源源哥!”就一晃而过。刘源回忆说:“当时,我胸中既没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没对走进充满艰难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
火车进入山西后,一批批学生陆续下车,赶往各自的知青点。刘源他们下车的山阴站是那趟旅程的倒数第二站,下车后的礼遇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人们夹道欢迎,锣鼓喧天。很快,刘源等27位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山阴县白坊村劳动锻炼。刘源被安排单独住在一间破草房里。
不久,九大召开,会议虚构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为此,刘源就开始承受新一轮的“革命行动”。别的同学是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他则是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终于,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一天,在夜里举行的批斗会上,他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钳,“腾”地跳到门口,发疯般喊道:“你们还有完没完?要不想让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我捅一个!”同学们一个个都愣住了。
然而,人间自有真情在。在山西农村,刘源更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朴素真诚、博大慈爱的胸怀,他们并不对刘源表示歧视,相反给他以保护,给他以珍贵的温情。“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开始融化”。
白天,刘源像农民一样辛勤劳作;晚上,他挑灯夜读。他帮农民算账,给他们扎针号脉,他给贫穷单调的农村生活留下一片笑声……
直至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刘源因病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走的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老人、大嫂和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他这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回到魂牵梦绕的北京后,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当普通工人。刚进厂不久,又适逢“四五”天安门事件,刘源自然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对象。工人们心照不宣地把他保护起来,他的师傅、老工人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工人们热情地教他生产技术和工艺管理,传授各种知识规程,还经常拉他到家里撮一顿。拉拉家常,发发牢骚,彼此的信任与融洽再次温暖了他的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