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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共中央任命的惟一一任中央驻藏代表；他担任西藏党政最高领导15个年头，见证了西藏从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飞跃。毛泽东说，他不仅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在举国欢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0周年的日子里，有一个人的名字总是被常常提起，他就是张经武。
1951年5月至1965年9月，张经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在“世界屋脊”整整工作了15个春秋。从力劝达赖返回西藏到平息拉萨骚乱，从发放布施扶济贫民到推进西藏民主改革，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险，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因为他，西藏人民第一次迎来了当家做主的“黄金时代”。
力劝达赖返回拉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刚刚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上签完字，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约见了张经武。
张经武1906年7月出生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沔渡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参谋长，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全国解放以后，张经武征尘未洗，就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不远千里奔赴西藏边疆，肩负起和平解放西藏的重任。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西藏的15年，竟然成为他军旅生涯最辉煌的篇章。
毛泽东约见张经武时，达赖已被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挟持到西藏边陲小镇亚东达8个月之久，准备逃往印度。毛泽东再三叮嘱张经武，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爱国一家，当前最要紧的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回到拉萨。
6月13日，张经武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离开北京，途经香港，新加坡，印度，于7月14日到达亚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印度政府收回了原先的承诺，只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作为难民对待。达赖无计可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只得住在一个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打发日子。
张经武在下榻的亚东下司马住室里，对前来迎接的西藏噶伦(西藏地方政府官名，相当于“部长”)然巴·土登贡钦提出，希望尽快见到达赖喇嘛。
次日，然巴·土登贡钦等4位噶伦来到下司马，向张经武提出了一个不能接受的相见仪式：先是达赖“升座”，百官旁侍，然后中央代表张经武进去，达赖“下座”，迎接毛泽东的亲笔信，再“升座”，随后，张经武在右边首席入座。
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做法。为顾全大局，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张经武在一些礼仪形式上作了一些让步。他曾对几位随行的同志说：“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我们～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坚持原则立场；但在宗教上，还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习惯。”
7月16日上午，张经武来到了东噶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列队迎接。随后步入达赖喇嘛寝宫，达赖下座表示迎接，并按藏族礼节，向张经武敬过了酥油茶和甜米饭。
张经武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及两份协议附件，并高兴地对达赖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
达赖不识汉文，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是由张经武的藏文翻译彭哲翻译出来作为副本供达赖看的。达赖看完，显得很高兴。随后，张经武告诉达赖喇嘛，毛泽东主席赠送的数十箱礼物由后面的人员押运，不过数日即可到达亚东。
张经武还向达赖介绍了和谈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谈了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态度十分祥和。达赖话语不多，但对张经武的讲话频频点头。
达赖说，关于协议，要看看阿沛·阿旺晋美带回的正本，再由噶厦(西藏原地方政府的藏语音译)讨论一些问题。显然，他对《协议》没有表示态度。张经武也不着急。
接着，张经武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希望达赖尽快返回拉萨，共同实施双方签订的协议。达赖说：“今日是藏历6月12日，我准备藏历18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
劝说达赖回拉萨的任务一完成，张经武如释重负，全身感到轻快多了。
8月17日，达赖回到拉萨，先行到达拉萨的张经武前往迎接。
发放布施扶济贫民
西藏群众都信仰佛教，因此，西藏寺庙之多为全国之最，全区大小寺庙2000余座，喇嘛也在10万人以上，占全区人口的十分之一。为了稳定西藏的政治局势，张经武按照西藏惯例，到拉萨噶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发放了一次布施，西藏噶厦毫无异议。
给拉萨喇嘛发放布施之后，张经武开始考虑一个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对西藏最下层的贫苦人民进行救济。
当时拉萨乞丐之多，按人口比例计算，在全世界城市中也要数第一。张经武所到之处，随时可见他们跪在地上，趴在路上，饥寒交迫，饮泣吞声，不断向别人伸手，哀号。
在拉萨郊区，在拉萨有名的八角街上，張经武看到的是一副更为悲惨的景象：一个个肮脏破烂的帐篷，一个个碎石片堆成的穴窟，里面蜷曲着成百上千衣不蔽体的人，还有一些人，连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夜间就露宿在寒风凄雨之中。在八角街上，有被砍去双脚的人，有被削掉膝盖骨的人，有被挖去双眼的人，有被剁去双手的人，还有在脖颈上戴着一块像方桌面一样既大又厚的枷锁和铁镣的人。这些人既是乞丐，又是服役的“犯人”。
张经武把对拉萨的贫民，乞丐发放一次布施的决定向中央作了请示，得到中央同意后，又告诉了西藏噶厦，噶厦也不敢反对。接着，张经武要噶厦报一个数字。
几天之后，噶厦把数字报来了：贫民乞丐500人，市郊老弱残废80人。这与张经武所见的那种悲惨状况很不相符，他叫工作人员准备了800人的布施证。
布施的前两天，拉萨街头谣言四起，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去领共产党的布施，领了就得入地狱。”然而，到10月24日发放布施的那天早晨，很多穿着破烂衣服，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贫民乞丐，扶老携幼纷纷来到了发放布施的广场，人群中就有张经武在八角街上看到的那些瞎子，瘸子。没多久，空荡荡的广场坐满了一大片。
布施前，张经武来到广场，登上临时搭成的台子，对前来领取布施的贫民，乞丐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给你们发布施。当然，这点钱只能暂时救济一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们的生活问题。今天西藏解放了，大家都参加生产劳动，就 一定会慢慢过上好日子。”
一千多双眼睛一齐望着讲台，广场上不断响起掌声，这是世界屋脊上罕见的掌声。听完张经武的讲话，很多人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讲话结束后，开始发放布施。大家排着队凭布施证领取银两，每人5两。队伍安静而有秩序，不少人双手捧着银两，脸上露出了笑容。
布施结束，不仅800张布施证全部发完，而且还有700多无证的人也领取了银两，成倍地超过了噶厦报来的数字。
力挽狂澜平息骚乱
1951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给后勤供给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人进藏，需要8人搞运输。从西南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运费加损耗，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
在西藏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张国华司令员提出，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根据《协议》，向解放军出售粮食。司曹鲁康娃却幸灾乐祸地说：“在昌都我们吃了败仗，可你们饿着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啊!”一些贵族也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为此，张经武三番五次派代表与噶厦进行商谈，并对司曹的刁难进行了严词驳斥。他还号召部队大规模开荒种地，节约用粮，将部队分散驻防，同时请示中央人民政府从沿海省市调粮，通过外交途径从海路运抵西藏，使部队的粮食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希望用封锁粮食的办法把解放军饿跑的企图没有得逞，便使出了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秘密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在原“外交局”二楼秘密集会，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随后又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武装骚乱。
3月31日，“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万余人，突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并在四周屋顶架起了机枪。大批胁从分子荷枪实弹，布满了拉萨街头，他们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社会制度不能改交。”要求张经武立即作出答复。拉萨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当时，张经武住宅只有一个警卫班和少数工作人员，他一面要求大家严格警戒，严令不准开第一枪，一面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最后，他决定到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力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对此，工委和军区的同志都有些担心，但如果不去，问题又难以和平解决。张经武下定了决心。
4月20日上午，拉萨上空一片晴朗，张经武率一名翻译两名保卫干部和一个警卫班，向布达拉宫出发了。张国华接到张经武出发的电话后，军区司令部作战室立即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气氛。
布达拉宫内外，藏军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经武镇定自若，他把警卫班留在布达拉宫山下，独自带着一名翻译和两名保卫干部踏上长长的石阶，走进了布达拉宫。
见到达赖，张经武向其汇报了这次骚乱的情况，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制止骚乱的方针政策，并坦率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要求达赖喇嘛立即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人员一律不加追究，避免事态扩大。
达赖当场答应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说：“两位司曹和解放军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样，裂痕无法粘台，目前很难和解。为了西藏的安定，我同意代表的意见，叫他们辞去司曹职务，保留其官衔和薪俸。”
4月26日(藏历水龙年三月二日)，噶厦政府根据达赖喇嘛命令，发出了《宣布撤销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后台两“司曹”职务的布告》，随后又发出命令，取缔了“人民会议”。
这场斗争过去了数十年，曾在西藏工作的很多老同志每每回忆起当时扣人心弦的情景，都会对张经武不避艰险，无私无畏和坚定果断的精神产生出深深的敬佩。
让穷人的孩子上学
西藏一直没有现代化教育，只有极少数贵族子弟私塾。国民党统治时期，勉强在拉萨办起了一所小学，可10年之间仅培养了12名学生，便中途夭折，可见要在西藏办一所学校是何等艰难。
1952年2月，张经武两次召开工委会议，专题讨论创办拉萨小学问题，并和噶厦协商，成立了办学筹备委员会，14名委员中，有10名是藏族上层人士。此后，筹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校舍，教材，教师，校长，课程等事宜，一些藏族委员提出能否设立“讲经课”和学生毕业后能否当喇嘛的问题。为此，张经武请示中央，中央复电说：“西藏办学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反映再作决定，学生毕业是否当喇嘛，应根据本人自愿决定，教材内容，本地课本只供参考，编审后要征求噶厦同意。”
3月中旬，张经武再次主持工委会议，他说：“西藏办学只能慢慢来，主要靠中央出钱，不要搞地方政府筹款和贵族捐助，”接着又召开筹委委员会议，听取上层人士意见。在讨论教材时，张经武说：“目前还谈不上正规，讲一般常识就可以，重点要讲西藏的形势和我党的民族政策，讲《十七条协议》、国旗，国徽和阿沛在北京的讲话，要讲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通过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再回家向父母，兄弟宣传。”
几经周折，8月15日，拉萨小学终于正式开学，600余名学生中，有10余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张经武亲临学校参加开学典礼，当听完校长赤江·洛桑益西(达赖的副经师)的汇报后，张经武当即指示说：“凡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贫苦学生，除和一般学生一樣实行免费外，他们的衣、食，住和生活用品，一律由国家负担。”随后，张经武参观了孤儿们的寝室，他摸着普巴、索朗等孤儿的头说“你们没有家，学校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没有父母，老师就是你们的父母，他们会照顾你们。”
此后，西藏各地都先后办起了小学。1957年，西藏又建起第一所中学——拉萨中学。1959年后，西藏师范学校和西藏民族学院也相继成立。
在办学过程中，张经武还根据青年的特点，于1953年元月批准成立了拉萨青年文化联谊会，组织青年开展政治学习和各种文体活动。接着，这些藏族青年又分期分批到祖国各地参观学习。才旦卓玛就是第一批到内地参观的藏族青年之一，她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随后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成为西藏第一代优秀歌唱家。还有不少优秀青年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央团校学习，成长为西藏的各级领导干部。
开启西藏民主改革
1952年那场骚乱平息之后，西藏局势化险为夷，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1955年7月，毛泽东任命张经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但要他继续主抓西藏工作，继续留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和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当时美国媒体惊呼：“一个具有类似于白宫办公厅主任身份的人，掌管着大陆中国的西藏政策。”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迅速被人民解放军平息。5月，张经武回到拉 萨，领导西藏的民主改革。
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同于内地，遇到的问题很多很多，比如划分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叛乱界限问题，牧区政策问题等等。张经武多次召开工委会议，学习传达毛主席的几次讲话精神，并结合西藏实际，制定了《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决定以拉萨，山南，塔工等地区为民主改革试点。
西藏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张经武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要考虑全盘工作，还要经常下到农村、牧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政策。
寺庙工作是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一些地方发生了拆寺庙，打佛像的行为，群众有意见。张经武找来部分干部开会，他说：“寺庙工作要慎重，千万不能着急，绝不能在一次运动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搞三反，首先是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把政教分离。对寺庙的政策一是不拆庙子，二是不打佛像，留下的寺庙由寺庙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一个寺庙只要还有一个喇嘛，寺庙就要留下，可让群众监督，一方面劳动，一方面念经。”
在林芝县，张经武发现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赎买政策不理解，他们说，农奴主的耕地和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不应该给钱赎买。张经武给他们作了耐心解释：“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的耕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后交大家分配，这样做，可以减少一些人反对和破坏改革，能够团结更多的人，这样有利于民主改革工作，更有利于打击、孤立反动分子。这样做，国家花钱不多，也不会妨碍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
乃东县结巴乡桑嘎村共产党员次仁拉姆把全村10户最穷的朗生(奴隶)组织起来，成立了朗生互助组，经过两年努力，这些朗生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经武到这里视察时，一位朗生紧紧握着张经武的手说：“共产党胜过我们的生身父母，父母被迫送我们去当朗生，共产党帮助我们翻了身，我们深深感谢共产党。”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张经武心中。事后，《西藏日报》记者到这里采访，把文章送给张经武审阅。张经武不仅在文章前写上了“工委批示”，还给文章起了一个有震撼力的标题——《百万农奴的榜样》。
有一次，张经武收到几位西藏政协委员的来信，反映他们那里借组织政协委员学习为名，强迫他们交代与外国的关系，把上层人士座谈会变成了斗争会。张经武查明情况后，立即进行了严肃批评：“你们这样搞，把党的声誉搞坏了，以后谁还听你的，这样搞，怎么去分化、瓦解，孤立敌人，争取团结更多的朋友?”并责成他们作出检讨，立即纠正。
张经武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西藏全区民主改革很快显出成效。196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5.8亿多斤，牲畜量发展到1800万头，与1958年相比，分别增长88％和54％。公路里程达到15000公里，90％的县通了汽车；厂矿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70多个，中小学发展到826所，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93个，全区少数民族干部也发展到16000余人。全区群众都把这个时期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然而，此时的张经武因长期在高原工作，患上了心脏病，已经接到调回内地工作的指示。
當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过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西藏社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跨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从封建奴隶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就在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参加完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张经武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告别了西藏。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回京不到两年的张经武在“文革”中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遭到逮捕。1971年10月27日，张经武含冤去世。
1976年，张经武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8月27日，张经武追悼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胡耀邦致悼词。悼词中，胡耀邦特别对张经武在西藏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举国欢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解放50周年的日子里，有一个人的名字总是被常常提起，他就是张经武。
1951年5月至1965年9月，张经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在“世界屋脊”整整工作了15个春秋。从力劝达赖返回西藏到平息拉萨骚乱，从发放布施扶济贫民到推进西藏民主改革，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险，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因为他，西藏人民第一次迎来了当家做主的“黄金时代”。
力劝达赖返回拉萨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刚刚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上签完字，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丰泽园约见了张经武。
张经武1906年7月出生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沔渡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参谋长，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全国解放以后，张经武征尘未洗，就遵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不远千里奔赴西藏边疆，肩负起和平解放西藏的重任。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西藏的15年，竟然成为他军旅生涯最辉煌的篇章。
毛泽东约见张经武时，达赖已被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挟持到西藏边陲小镇亚东达8个月之久，准备逃往印度。毛泽东再三叮嘱张经武，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爱国一家，当前最要紧的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回到拉萨。
6月13日，张经武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桑颇·登增顿珠离开北京，途经香港，新加坡，印度，于7月14日到达亚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印度政府收回了原先的承诺，只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作为难民对待。达赖无计可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只得住在一个叫“东噶”的寺庙里，念经打发日子。
张经武在下榻的亚东下司马住室里，对前来迎接的西藏噶伦(西藏地方政府官名，相当于“部长”)然巴·土登贡钦提出，希望尽快见到达赖喇嘛。
次日，然巴·土登贡钦等4位噶伦来到下司马，向张经武提出了一个不能接受的相见仪式：先是达赖“升座”，百官旁侍，然后中央代表张经武进去，达赖“下座”，迎接毛泽东的亲笔信，再“升座”，随后，张经武在右边首席入座。
几经争论，对方才放弃“升座”的做法。为顾全大局，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张经武在一些礼仪形式上作了一些让步。他曾对几位随行的同志说：“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我们～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要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坚持原则立场；但在宗教上，还是要注意尊重西藏地方的宗教习惯。”
7月16日上午，张经武来到了东噶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列队迎接。随后步入达赖喇嘛寝宫，达赖下座表示迎接，并按藏族礼节，向张经武敬过了酥油茶和甜米饭。
张经武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及两份协议附件，并高兴地对达赖说：“您亲自派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对您这种爱国态度，毛主席非常赞赏。”
达赖不识汉文，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是由张经武的藏文翻译彭哲翻译出来作为副本供达赖看的。达赖看完，显得很高兴。随后，张经武告诉达赖喇嘛，毛泽东主席赠送的数十箱礼物由后面的人员押运，不过数日即可到达亚东。
张经武还向达赖介绍了和谈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谈了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态度十分祥和。达赖话语不多，但对张经武的讲话频频点头。
达赖说，关于协议，要看看阿沛·阿旺晋美带回的正本，再由噶厦(西藏原地方政府的藏语音译)讨论一些问题。显然，他对《协议》没有表示态度。张经武也不着急。
接着，张经武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希望达赖尽快返回拉萨，共同实施双方签订的协议。达赖说：“今日是藏历6月12日，我准备藏历18日离开亚东，返回拉萨。”
劝说达赖回拉萨的任务一完成，张经武如释重负，全身感到轻快多了。
8月17日，达赖回到拉萨，先行到达拉萨的张经武前往迎接。
发放布施扶济贫民
西藏群众都信仰佛教，因此，西藏寺庙之多为全国之最，全区大小寺庙2000余座，喇嘛也在10万人以上，占全区人口的十分之一。为了稳定西藏的政治局势，张经武按照西藏惯例，到拉萨噶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和大小昭寺发放了一次布施，西藏噶厦毫无异议。
给拉萨喇嘛发放布施之后，张经武开始考虑一个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对西藏最下层的贫苦人民进行救济。
当时拉萨乞丐之多，按人口比例计算，在全世界城市中也要数第一。张经武所到之处，随时可见他们跪在地上，趴在路上，饥寒交迫，饮泣吞声，不断向别人伸手，哀号。
在拉萨郊区，在拉萨有名的八角街上，張经武看到的是一副更为悲惨的景象：一个个肮脏破烂的帐篷，一个个碎石片堆成的穴窟，里面蜷曲着成百上千衣不蔽体的人，还有一些人，连这样的栖身之地都没有，夜间就露宿在寒风凄雨之中。在八角街上，有被砍去双脚的人，有被削掉膝盖骨的人，有被挖去双眼的人，有被剁去双手的人，还有在脖颈上戴着一块像方桌面一样既大又厚的枷锁和铁镣的人。这些人既是乞丐，又是服役的“犯人”。
张经武把对拉萨的贫民，乞丐发放一次布施的决定向中央作了请示，得到中央同意后，又告诉了西藏噶厦，噶厦也不敢反对。接着，张经武要噶厦报一个数字。
几天之后，噶厦把数字报来了：贫民乞丐500人，市郊老弱残废80人。这与张经武所见的那种悲惨状况很不相符，他叫工作人员准备了800人的布施证。
布施的前两天，拉萨街头谣言四起，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阴谋，不要去领共产党的布施，领了就得入地狱。”然而，到10月24日发放布施的那天早晨，很多穿着破烂衣服，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贫民乞丐，扶老携幼纷纷来到了发放布施的广场，人群中就有张经武在八角街上看到的那些瞎子，瘸子。没多久，空荡荡的广场坐满了一大片。
布施前，张经武来到广场，登上临时搭成的台子，对前来领取布施的贫民，乞丐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今天，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毛主席给你们发布施。当然，这点钱只能暂时救济一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们的生活问题。今天西藏解放了，大家都参加生产劳动，就 一定会慢慢过上好日子。”
一千多双眼睛一齐望着讲台，广场上不断响起掌声，这是世界屋脊上罕见的掌声。听完张经武的讲话，很多人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讲话结束后，开始发放布施。大家排着队凭布施证领取银两，每人5两。队伍安静而有秩序，不少人双手捧着银两，脸上露出了笑容。
布施结束，不仅800张布施证全部发完，而且还有700多无证的人也领取了银两，成倍地超过了噶厦报来的数字。
力挽狂澜平息骚乱
1951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给后勤供给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人进藏，需要8人搞运输。从西南雅安雇牦牛，从西北用骆驼运粮到拉萨，一年只能往返一趟，运费加损耗，一斤粮食比一斤银子还贵。
在西藏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张国华司令员提出，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根据《协议》，向解放军出售粮食。司曹鲁康娃却幸灾乐祸地说：“在昌都我们吃了败仗，可你们饿着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啊!”一些贵族也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为此，张经武三番五次派代表与噶厦进行商谈，并对司曹的刁难进行了严词驳斥。他还号召部队大规模开荒种地，节约用粮，将部队分散驻防，同时请示中央人民政府从沿海省市调粮，通过外交途径从海路运抵西藏，使部队的粮食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希望用封锁粮食的办法把解放军饿跑的企图没有得逞，便使出了新的花招。1952年1月13日，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秘密召集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在原“外交局”二楼秘密集会，决定“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随后又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发动武装骚乱。
3月31日，“人民会议”以请愿为名，纠集万余人，突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桑都仓，并在四周屋顶架起了机枪。大批胁从分子荷枪实弹，布满了拉萨街头，他们疯狂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社会制度不能改交。”要求张经武立即作出答复。拉萨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当时，张经武住宅只有一个警卫班和少数工作人员，他一面要求大家严格警戒，严令不准开第一枪，一面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事态扩大。最后，他决定到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喇嘛，力争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对此，工委和军区的同志都有些担心，但如果不去，问题又难以和平解决。张经武下定了决心。
4月20日上午，拉萨上空一片晴朗，张经武率一名翻译两名保卫干部和一个警卫班，向布达拉宫出发了。张国华接到张经武出发的电话后，军区司令部作战室立即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气氛。
布达拉宫内外，藏军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经武镇定自若，他把警卫班留在布达拉宫山下，独自带着一名翻译和两名保卫干部踏上长长的石阶，走进了布达拉宫。
见到达赖，张经武向其汇报了这次骚乱的情况，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制止骚乱的方针政策，并坦率表明了中央的态度，要求达赖喇嘛立即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解散“人民会议”，对其他人员一律不加追究，避免事态扩大。
达赖当场答应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他说：“两位司曹和解放军的矛盾，如同破裂的瓷碗一样，裂痕无法粘台，目前很难和解。为了西藏的安定，我同意代表的意见，叫他们辞去司曹职务，保留其官衔和薪俸。”
4月26日(藏历水龙年三月二日)，噶厦政府根据达赖喇嘛命令，发出了《宣布撤销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后台两“司曹”职务的布告》，随后又发出命令，取缔了“人民会议”。
这场斗争过去了数十年，曾在西藏工作的很多老同志每每回忆起当时扣人心弦的情景，都会对张经武不避艰险，无私无畏和坚定果断的精神产生出深深的敬佩。
让穷人的孩子上学
西藏一直没有现代化教育，只有极少数贵族子弟私塾。国民党统治时期，勉强在拉萨办起了一所小学，可10年之间仅培养了12名学生，便中途夭折，可见要在西藏办一所学校是何等艰难。
1952年2月，张经武两次召开工委会议，专题讨论创办拉萨小学问题，并和噶厦协商，成立了办学筹备委员会，14名委员中，有10名是藏族上层人士。此后，筹委会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校舍，教材，教师，校长，课程等事宜，一些藏族委员提出能否设立“讲经课”和学生毕业后能否当喇嘛的问题。为此，张经武请示中央，中央复电说：“西藏办学一定要广泛听取上层反映再作决定，学生毕业是否当喇嘛，应根据本人自愿决定，教材内容，本地课本只供参考，编审后要征求噶厦同意。”
3月中旬，张经武再次主持工委会议，他说：“西藏办学只能慢慢来，主要靠中央出钱，不要搞地方政府筹款和贵族捐助，”接着又召开筹委委员会议，听取上层人士意见。在讨论教材时，张经武说：“目前还谈不上正规，讲一般常识就可以，重点要讲西藏的形势和我党的民族政策，讲《十七条协议》、国旗，国徽和阿沛在北京的讲话，要讲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通过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再回家向父母，兄弟宣传。”
几经周折，8月15日，拉萨小学终于正式开学，600余名学生中，有10余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张经武亲临学校参加开学典礼，当听完校长赤江·洛桑益西(达赖的副经师)的汇报后，张经武当即指示说：“凡无家可归的孤儿和贫苦学生，除和一般学生一樣实行免费外，他们的衣、食，住和生活用品，一律由国家负担。”随后，张经武参观了孤儿们的寝室，他摸着普巴、索朗等孤儿的头说“你们没有家，学校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没有父母，老师就是你们的父母，他们会照顾你们。”
此后，西藏各地都先后办起了小学。1957年，西藏又建起第一所中学——拉萨中学。1959年后，西藏师范学校和西藏民族学院也相继成立。
在办学过程中，张经武还根据青年的特点，于1953年元月批准成立了拉萨青年文化联谊会，组织青年开展政治学习和各种文体活动。接着，这些藏族青年又分期分批到祖国各地参观学习。才旦卓玛就是第一批到内地参观的藏族青年之一，她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天赋，随后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成为西藏第一代优秀歌唱家。还有不少优秀青年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央团校学习，成长为西藏的各级领导干部。
开启西藏民主改革
1952年那场骚乱平息之后，西藏局势化险为夷，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1955年7月，毛泽东任命张经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但要他继续主抓西藏工作，继续留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和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当时美国媒体惊呼：“一个具有类似于白宫办公厅主任身份的人，掌管着大陆中国的西藏政策。”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迅速被人民解放军平息。5月，张经武回到拉 萨，领导西藏的民主改革。
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同于内地，遇到的问题很多很多，比如划分阶级问题，宗教问题，叛乱界限问题，牧区政策问题等等。张经武多次召开工委会议，学习传达毛主席的几次讲话精神，并结合西藏实际，制定了《关于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决定以拉萨，山南，塔工等地区为民主改革试点。
西藏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张经武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要考虑全盘工作，还要经常下到农村、牧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政策。
寺庙工作是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一些地方发生了拆寺庙，打佛像的行为，群众有意见。张经武找来部分干部开会，他说：“寺庙工作要慎重，千万不能着急，绝不能在一次运动中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搞三反，首先是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把政教分离。对寺庙的政策一是不拆庙子，二是不打佛像，留下的寺庙由寺庙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一个寺庙只要还有一个喇嘛，寺庙就要留下，可让群众监督，一方面劳动，一方面念经。”
在林芝县，张经武发现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赎买政策不理解，他们说，农奴主的耕地和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不应该给钱赎买。张经武给他们作了耐心解释：“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领主的耕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后交大家分配，这样做，可以减少一些人反对和破坏改革，能够团结更多的人，这样有利于民主改革工作，更有利于打击、孤立反动分子。这样做，国家花钱不多，也不会妨碍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
乃东县结巴乡桑嘎村共产党员次仁拉姆把全村10户最穷的朗生(奴隶)组织起来，成立了朗生互助组，经过两年努力，这些朗生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经武到这里视察时，一位朗生紧紧握着张经武的手说：“共产党胜过我们的生身父母，父母被迫送我们去当朗生，共产党帮助我们翻了身，我们深深感谢共产党。”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张经武心中。事后，《西藏日报》记者到这里采访，把文章送给张经武审阅。张经武不仅在文章前写上了“工委批示”，还给文章起了一个有震撼力的标题——《百万农奴的榜样》。
有一次，张经武收到几位西藏政协委员的来信，反映他们那里借组织政协委员学习为名，强迫他们交代与外国的关系，把上层人士座谈会变成了斗争会。张经武查明情况后，立即进行了严肃批评：“你们这样搞，把党的声誉搞坏了，以后谁还听你的，这样搞，怎么去分化、瓦解，孤立敌人，争取团结更多的朋友?”并责成他们作出检讨，立即纠正。
张经武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西藏全区民主改革很快显出成效。196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5.8亿多斤，牲畜量发展到1800万头，与1958年相比，分别增长88％和54％。公路里程达到15000公里，90％的县通了汽车；厂矿企业从无到有，发展到70多个，中小学发展到826所，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93个，全区少数民族干部也发展到16000余人。全区群众都把这个时期称为西藏的“黄金时代”。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然而，此时的张经武因长期在高原工作，患上了心脏病，已经接到调回内地工作的指示。
當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过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西藏社会，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跨过了几个世纪的历程，从封建奴隶社会，经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飞跃，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就在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参加完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张经武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告别了西藏。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回京不到两年的张经武在“文革”中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遭到逮捕。1971年10月27日，张经武含冤去世。
1976年，张经武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8月27日，张经武追悼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胡耀邦致悼词。悼词中，胡耀邦特别对张经武在西藏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