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中国儒家传统学术研究存在义理和考据的差别,经济学也有所谓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区分。恰如考据服务义理,实证是理论的技术支撑。然而,由于人们认知上的局限性,理论往往仅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正确性,特是在转型时期,原有的“真理”都可能面临颠覆。具体就货币理论与政策而言,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着诸如产出、技术、资本形成等实体经济因素的变化,结合以市场、法律、规则等制度因素的演进,无论是论与实证都必然面临方法论框架上的重构。货币经济学公认的一次重大创新是1967年Sidrauski在《美经济评论》发表的《货币经济中的理性选择和增长模式》,把货币引入所谓代表性主体(rcprcsentative gent)的效用函数,由此形成以最优货币政策分析终结了自Keynes(1936)的《通论》开始到Tobin(1965)的货与经济增长》(载《计量经济学》)为止的把货币需求作为外生因素的均衡分析方法。但是,Sidrauski及其后的货币理论与政策通常把货币供给仍然作为外部给定因素,这意味着地区差别、银行差别和企业信用差别被抽象掉。显然,这至少不符合中国的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操作的基本事实。总结若干年来中国货币理论面现实问题,我们可以提出非对称货币政策假说,其要素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