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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30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央军委确定33位军事家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名列其中》。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审议,增补在新中国成立前为革命牺牲的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3人为军事家。这样,被称为军事家的共计36人。这其中没有刘少奇。“他已享有很多最高评价了,没有军事家头衔对他毫无损伤,这也不影响很多人认定他无疑是军事家。”刘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一方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父亲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但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领导者,父亲与周恩来等人谋划:表面上解散,缴出破枪、梭镖和棍棒,实则秘密转移这部分宝贵的武装力量,将3000名纠察队精锐连同较好的枪械装备,输送到叶挺与贺龙的部队里,由陈赓等带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不久之后的南昌起义注入生力军。对此,人们称刘少奇‘卷旗不缴枪’。这就将工农武装的雏形,变为南昌起义之前我党所掌握的正式武装力量,成为人民军队的前身之一。”刘源说。
聂荣臻晚年曾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后来,(南昌)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成立中原局,指导长江以北地区(豫、鄂、皖、苏)党的工作,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
1940年3月,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调集5000余兵力,向津浦(天津到南京浦口)铁路以西、驻安徽省定远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中原局及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发起进攻。刘少奇挂帅,急令罗炳辉率领在津浦铁路以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星夜赶到路西支援。这场战斗共歼灭敌军2500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这时,罗炳辉第五支队大本营半塔集只有2000人留守,出现空当。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乘机调集1万多人,向半塔集发动围攻,使我方情势危急。刘少奇等一面要求留守部队收缩兵力固守待援,一面令第五支队主力急速回师路东,并就近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借兵。陈毅派叶飞率苏北新四军挺进纵队向西驰援,形成里应外合、三路夹击韩德勤的局面,使其主力部队遭到重创。韩德勤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只能仓皇溃逃。半塔集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 1940年7月,陈毅、粟裕奉命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向北挺进,在长江北岸的泰兴县黄桥镇建立根据地。9月30日,韩德勤又集中3万多兵力进攻黄桥。此时的苏皖地区云集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等来自不同系统的多支部队。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指示各部队:“对华中我兵力布置……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刘少奇化名)之命令实行之。”面对韩德勤的再次进攻,刘少奇一面指示陈毅“独立打破重围,求得以速决为原则”,一面电令黄克诚率皖东北地区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全力南下东进以速决行动,求得一鼓而消灭韩之主力”。韩德勤再次面临人民军队的多路出击。10月上旬,黄克诚部突破韩军防线后占领盐城。陈毅、粟裕也粉碎了韩军进攻,歼敌1万余人。黄桥决战取得完胜,八路军、新四军胜利会师。
“正当中原党政军民大发展时,父亲多次向中央建议,并直接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发电报、写信,提议将新四军军部由皖南迁至华中,因为新四军在皖南受国民党军编制所限,没有根据地,只能发展到万把人规模。而江北有的是地盘空间,有的是民众支持,就是急缺老部队。况且,军部长久滞留江南,也很危险。”刘源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军突袭,大部分牺牲。“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通令撤销新四军的当天,父亲就向党中央提议重建新四军。”刘源说。1月25日,新军部成立大会在盐城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陈毅在大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他有20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达到目的地。”
1944年9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召开,酝酿成立毛泽东提出的“解放军联合会”。刘少奇在会上提出:“除解放区联合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已经不适用了。”10月7日,讨论组织河南军区问题时,刘少奇又提出:河南军区受延安指挥,以河南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这是最早提出解放軍和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问题。
1945年7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刘少奇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此时,日本败局已定,日军所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未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父亲认为:如果东北为我所占,与华北连片,背靠苏、蒙、朝,进可攻退可守,我解放区可摆脱长期被敌包围之局面;相反,如果国民党占领东北,拥有全国半数的雄厚工业基础,与南面国民党军夹击我解放区,再插进平津、晋绥、关中、豫中等地,形成分割包围我解放区态势。显然,占东北大利,不占东北则大弊。”刘源说。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他上午送别了毛泽东,下午就到中央党校为首批出发赴东北工作的干部送行。他说:“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
刘少奇与重庆的毛、周互电频繁,在东北的部署上意见高度一致。“父亲还召开政治局会议改变战略方针,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改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这可以说是父亲军事生涯中的一大亮点!”刘源说。
抢占东北的大戏可谓争分夺秒。刘少奇先后将1/3的政治局成员、40%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派往东北;从全军抽调100个团的干部,收编改造几十万伪满军警;将10万八路军、3万新四军部队速调东北;10万新四军调入山东;华中及江南10多万部队梯次向北收缩。他还提出“纠缠扭打战法”,下令相关地区部队对国民党军进行围追堵截、游击骚扰,迟滞他们北上。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配备了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7万人,通过海运赶到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共产党军队大举进攻。“父亲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农村包围城市,放手发动群众,一手抓土改,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练兵,整训15万野战军、20万地方武装,广泛建立根据地,党政军企、全面发展。”刘源说,“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这几个月时间里,抢先部署了中国政治版图上强弱胜负的阵势,被毛泽东、周恩来形容为‘乾坤翻转,日月同光’。”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仍担任军委副主席,直至1954年9月中央军委不再设置此职。刘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刘少奇在组建和装备中国的防空兵、空军、海军等国防事务上也曾主持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人民军队发展壮大,革命战争胜利进程和国防建设突飞猛进,成效卓著。“父亲一生披肝沥胆,乘势顺民,披荆斩棘,卫黄保华。这些功绩将永昭史册。”
“一方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父亲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但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领导者,父亲与周恩来等人谋划:表面上解散,缴出破枪、梭镖和棍棒,实则秘密转移这部分宝贵的武装力量,将3000名纠察队精锐连同较好的枪械装备,输送到叶挺与贺龙的部队里,由陈赓等带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不久之后的南昌起义注入生力军。对此,人们称刘少奇‘卷旗不缴枪’。这就将工农武装的雏形,变为南昌起义之前我党所掌握的正式武装力量,成为人民军队的前身之一。”刘源说。
聂荣臻晚年曾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后来,(南昌)起义提前,未及通知,少奇没赶上。但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
“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成立中原局,指导长江以北地区(豫、鄂、皖、苏)党的工作,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
1940年3月,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调集5000余兵力,向津浦(天津到南京浦口)铁路以西、驻安徽省定远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中原局及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发起进攻。刘少奇挂帅,急令罗炳辉率领在津浦铁路以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和苏皖支队,星夜赶到路西支援。这场战斗共歼灭敌军2500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这时,罗炳辉第五支队大本营半塔集只有2000人留守,出现空当。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乘机调集1万多人,向半塔集发动围攻,使我方情势危急。刘少奇等一面要求留守部队收缩兵力固守待援,一面令第五支队主力急速回师路东,并就近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借兵。陈毅派叶飞率苏北新四军挺进纵队向西驰援,形成里应外合、三路夹击韩德勤的局面,使其主力部队遭到重创。韩德勤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只能仓皇溃逃。半塔集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 1940年7月,陈毅、粟裕奉命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向北挺进,在长江北岸的泰兴县黄桥镇建立根据地。9月30日,韩德勤又集中3万多兵力进攻黄桥。此时的苏皖地区云集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等来自不同系统的多支部队。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指示各部队:“对华中我兵力布置……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刘少奇化名)之命令实行之。”面对韩德勤的再次进攻,刘少奇一面指示陈毅“独立打破重围,求得以速决为原则”,一面电令黄克诚率皖东北地区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全力南下东进以速决行动,求得一鼓而消灭韩之主力”。韩德勤再次面临人民军队的多路出击。10月上旬,黄克诚部突破韩军防线后占领盐城。陈毅、粟裕也粉碎了韩军进攻,歼敌1万余人。黄桥决战取得完胜,八路军、新四军胜利会师。
“正当中原党政军民大发展时,父亲多次向中央建议,并直接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发电报、写信,提议将新四军军部由皖南迁至华中,因为新四军在皖南受国民党军编制所限,没有根据地,只能发展到万把人规模。而江北有的是地盘空间,有的是民众支持,就是急缺老部队。况且,军部长久滞留江南,也很危险。”刘源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军突袭,大部分牺牲。“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通令撤销新四军的当天,父亲就向党中央提议重建新四军。”刘源说。1月25日,新军部成立大会在盐城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陈毅在大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他有20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达到目的地。”
“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
1944年9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召开,酝酿成立毛泽东提出的“解放军联合会”。刘少奇在会上提出:“除解放区联合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已经不适用了。”10月7日,讨论组织河南军区问题时,刘少奇又提出:河南军区受延安指挥,以河南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这是最早提出解放軍和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问题。
1945年7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刘少奇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此时,日本败局已定,日军所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未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父亲认为:如果东北为我所占,与华北连片,背靠苏、蒙、朝,进可攻退可守,我解放区可摆脱长期被敌包围之局面;相反,如果国民党占领东北,拥有全国半数的雄厚工业基础,与南面国民党军夹击我解放区,再插进平津、晋绥、关中、豫中等地,形成分割包围我解放区态势。显然,占东北大利,不占东北则大弊。”刘源说。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他上午送别了毛泽东,下午就到中央党校为首批出发赴东北工作的干部送行。他说:“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
刘少奇与重庆的毛、周互电频繁,在东北的部署上意见高度一致。“父亲还召开政治局会议改变战略方针,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改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这可以说是父亲军事生涯中的一大亮点!”刘源说。
抢占东北的大戏可谓争分夺秒。刘少奇先后将1/3的政治局成员、40%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派往东北;从全军抽调100个团的干部,收编改造几十万伪满军警;将10万八路军、3万新四军部队速调东北;10万新四军调入山东;华中及江南10多万部队梯次向北收缩。他还提出“纠缠扭打战法”,下令相关地区部队对国民党军进行围追堵截、游击骚扰,迟滞他们北上。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配备了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7万人,通过海运赶到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共产党军队大举进攻。“父亲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农村包围城市,放手发动群众,一手抓土改,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练兵,整训15万野战军、20万地方武装,广泛建立根据地,党政军企、全面发展。”刘源说,“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这几个月时间里,抢先部署了中国政治版图上强弱胜负的阵势,被毛泽东、周恩来形容为‘乾坤翻转,日月同光’。”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仍担任军委副主席,直至1954年9月中央军委不再设置此职。刘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刘少奇在组建和装备中国的防空兵、空军、海军等国防事务上也曾主持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人民军队发展壮大,革命战争胜利进程和国防建设突飞猛进,成效卓著。“父亲一生披肝沥胆,乘势顺民,披荆斩棘,卫黄保华。这些功绩将永昭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