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看过一个名叫艾米莉的女人重审汽车驾照的故事。审照办公室的一名女工作人员问艾米莉的职业。艾米莉犹豫了，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我的意思是……”女工作人员解释说，“你有工作？还是……”
　　 “我当然有工作了，”艾米莉打断她说，“我是一位母亲。”
　　 “我们不把母亲作为职业来填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填：家庭主妇。”那位职员加重语气说。
　　 我本来已经忘记艾米莉的故事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只不过，我是在我们自己的市镇厅里。接待我的是市镇厅的一名女职员。她是那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职业女性的人，镇定，能干。
　　 “你的职业是什么？”她探詢地问。
　　 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那样回答，但那些话就像泡泡一样从我的嘴里吐出来了。“我是儿童发展和人类关系研究协会的一名研究员。”
　　 听了我的回答，女职员愣了一下，钢笔停在半空中，抬起头看我的样子好像是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似的。我又慢慢地将那个头衔重说了一遍，特地将最有意义的几个字加重了语气。然后，我看着那个头衔在官方调查表上变成了又粗又黑的钢笔字。
　　 “我是否可以问一下，”女职员来了兴趣，直截了当地问道，“你具体研究什么呢？”
　　 我沉着冷静，不让声音里流露出半点儿惊慌的音质，回答道，“我所做的是一项长久的研究计划（哪位母亲不是如此呢）。在实验室里，在野外（正常情况下，我会说是在室内和户外）为老板工作（老板即是我的家人），我已经有了四个研究对象（全是女儿）。当然，这是人文科学中最不可缺少的工作。我经常每天工作14个小时（24小时似乎更确切）。但这份工作比大多数职业都更具挑战性，得到的回报也比薪水所带来的更多。”女职员填完表格，亲自送我出门，对我说话的语气明显尊敬多了。
　　 当我开车驶进我们家的车道时，我被自己的冠冕堂皇的新职业鼓舞得精神饱满。我的实验对象——13岁、7岁和3岁的女儿们前来迎接我。我还能听到楼上另一位新研究对象——一个6个月大的小宝宝正在含糊不清、咿咿呀呀地呢喃着。我得意极了。我在官方的记录里留下了对于人类而言比“只是一位母亲”更卓著、更不可缺少的职业头衔。
　　 母亲，多么了不起的职业啊。
　　 王慎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