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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道八年（1172年）底，偏安一隅的南宋迎来一个相对平稳的治世，此时已在川陕蜀道上徘徊数次的陆游结束了短暂的南郑军旅生涯，以成都府安抚使司参议官的身份，再次宦游成都。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成都。几乎同一时间，刚刚与陆游久别重逢又匆匆作别的范成大，踏上了“南宅交广”之行。
彼时，相知相交的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三年后，他们会在成都这片土地上再会。而陆游，恐怕也不会想到在成都的短短数年，会成为他人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成都的大街小巷、古寺名园、河桥水榭时常出现在他的梦中。
寻文脉流踪：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
“衣冠严汉殿，草木拱秦城，古甃苍苔滑，空庭落日明。”对于具有文人情怀的陆游来说，文翁石室是必去“打卡”的地方。
文翁是汉景帝后期来蜀地的郡守，世以教化蜀地吏民走向文明而留名千古，“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除了派青年才俊到长安求学，带动着地方文化、制度的进步，文翁最令人称道的是在成都开办了石室。
在陆游的笔下，屹立千年的石室苍然而厚重，它既承载着文翁的功绩，又目睹了各代文人的来来去去。而对于成都人来说，文翁石室不仅是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唯一一所除了战争外两千多年不曾停止办学的学校，更是涵养成都浓厚多元文脉的“大功臣”。
从戎南郑的经历，对于满腹报国之志的陆游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在成都开启的新生活，让他与四百年前同样流寓成都的杜甫产生精神共鸣。
一来到成都，陆游便四处访古。所闻：“杜少陵成都有两草堂，一在万里桥之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万里桥迹湮没不可见。”游至草堂，呈现在陆游面前的，是“清江抱孤村”“虚堂尘不扫，小径门可款”“至今壁间象，朱绶意萧散”的诗宅风光。
自唐末诗人韦庄重修草堂起，成都人便找到仰慕工部文气的实质寄托。每到春季，草堂游人如织，尤其是四月十九日浣花遨头，陆游眼见着成都“倾城皆出，锦绣夹道”，人气旺盛的宴游活动给他闲居的生活平添了不少色彩。
陸游在成都的仕途，说不上如意，就连随后到来的知己范成大也只宁愿守着一方净土，与自己在政见上有所分歧，满腔热血无处挥洒。在成都的最后几年，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追寻着杜甫的足迹，寻找精神寄托。乃至东归后，他时常想起在成都的日子。
“锦里豪华压五陵”“锦官城外青羊路，常记当年小猎回”“晓出锦江边，长桥柳带烟”“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成都的街景风物无一不构成陆游的创作素材与珍贵回忆，惬意生活与愤懑内心的矛盾奇异地交融成诗，“成都诗作”也成为他人生中夺目的一页。
品英烈忠义：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历经艰辛，辗转而到成都。到永泰元年（765年）离开四川，期间杜甫流寓川内各地，在成都停留的实际时间不过三年多，但作诗高达二百五十余首，将当时成都的一切鲜活地记录了下来，不仅影响了后世诸如陆游之类的文人，也在成都的历史文化上刻印上独属自己的痕迹。
与成都的邂逅，是惊喜的，“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对于刚经历变乱的杜甫来说，成都无疑是一个让人倍感安心的地方。随后在成都的生活，是杜甫人生中难得的舒心时光，无论是在浣花溪畔独步寻花“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的俏皮，还是游访琴台“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的闲适，杜甫的笔触清新而鲜活。但他终究是心怀家国的，在成都生活越是安逸，他越是为国心忧。
上元元年（760年）春，刚安顿好的杜甫迫不及待去拜谒武侯祠。与现在的繁华喧闹不同，唐时武侯祠还地处成都郊野，游人少至。“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明明是亮丽春光，却徒生荒凉之感。
但凡是去过武侯祠的人都会发现武侯祠其实是纪念刘备的汉昭烈庙，正如杜甫所说“先主武侯同閟宫”。实际上，君臣合庙本应以君为主，但成都人从来不以汉昭烈庙称之，就连这里的街道也叫武侯祠大街、武侯祠横街。杜甫来到这里，所感所伤亦是诸葛亮一生的抱负与际遇。“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纵是诸葛亮这般的千古人物，面对国破之困尚有心无力，自己的壮志又如何得以实现呢？
对于陆游来说，杜甫的足迹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杜甫来说，蜀汉君臣的英烈忠义又何尝不是特殊的呢？在成都的短短数年，杜甫既沉醉于成都的自然之美，也在现实与历史的映照中时刻清醒着。
访廉官循吏：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时间来到近代，20世纪初，年逾四十的陈东垣终于从日本留学归来，故土成都已是一番新面貌。吸纳了当时先进西方文化的他，进入推翻清朝四川政权的四川军政府任成都西城警察分局局长。
1913年，四川军政府决定拆除满城，并陆续修建了若干街道，无数街巷地名消失，又以新的名称取而代之。百姓们担心，大拆大修之中，极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借着这次拆建的机会，当时不少军政两界的贪官污吏侵占建筑材料，大捞了一笔。但陈东垣偏偏是一股清流，坚守自己的原则绝不同流合污，不扰民，不盘剥，不谋私。
他的职位不高，但百姓们自发出资，在其住所附近建立了德政碑，镌刻“西城大丘”四个字，将他比作东汉大丘县著名的清官陈实，并把伫立着这块碑的街道叫做东垣街。成都直接以人名为地名的地方不多，尽管东垣街如今也消失在历史变迁中，并入了字库街，那块德政碑最终也被毁去，但陈东垣的为民之心却永久镌刻在成都的记忆中。
在成都人的眼里，一个人的身份、职位、成就对于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但只要能为成都有所贡献，那便值得纪念，即使是一个在世人眼中偏见颇多的太监。在陈东垣前五百年，就有这么一个如陈东垣一样为成都百姓做实事的康太监。
据传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的第十一子朱椿受封为蜀王，太监康泰宁先行来成都修蜀王府以待朱椿就藩。康泰宁到了成都，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着手建造王府，而是先将因元末战乱而堵塞的沟渠疏通。此举耗资巨大，待到王府落成，开支远远超出预计。 朱元璋以为康泰宁私吞建府公款，对贪污深恶痛绝的他没有多想就将康泰宁处死。后来，得益于康泰宁颇有先见之明地疏通河道，成都才在遭遇特大洪災时损失不大，蜀王朱椿深有感慨，采用募集的办法，在原来的古营盘街为他修建了祠堂。百姓同样感激康泰宁的贡献，亲切地称此祠堂为康公庙，该街道也被叫做康公庙街，直到民国时才更名为康庄街。
“影响了并正在影响当地人民生活地理景观的是文化记忆库。”这些在成都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们，无论是心怀家国还是一意为民，他们足迹所到之处都将来时的轨迹，与去往的方向沟通了起来，构成了成都独特的历史记忆，并以地名的形式呈现在现在的人们眼前，诗意地述说着千百年来的成都故事。
对话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
廉政瞭望：成都许多地名与三国、尤其是蜀汉有关，为何能延续至今？您认为现代人可以从三国文化中传承哪些东西？
袁庭栋：现在成都有许多地名都与三国中蜀汉的故事有关，诸如武侯祠大街、衣冠庙、洗面桥、小关庙街、桓侯巷等等。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国故事”大部分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三国演义》传达出来的一种精神。
三国中，蜀汉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王朝，放现在来看，经济不行、军事也不行，但中国人崇尚精神。大了讲，《三国演义》写作时代的民族精神很强烈，蜀国一心恢复汉室的精神是时人推崇的。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比如他的智慧，培养人才的能力，还有“远小人，近贤臣”等理念都是很对的;另外派兵收复都江堰，促进农耕、发展蜀锦等措施也有积极影响。
廉政瞭望：成都历史上的清官您最推崇谁？
袁庭栋：现在成都人可能99%都不知道一个叫陈东垣的人，但如果你要问我成都历史上的清廉官员，他绝对是最值得讲的，也是最值得我们成都人尊崇的。
廉政瞭望：为什么您最推崇陈东垣，他有什么故事呢？
袁庭栋：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官，一方面他留学日本吸纳了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在职位上，他是成都西城警察分局局长。
在拆除满城、新修街道的过程中，当时不少军政两界的贪官污吏侵占建筑材料，大捞了一笔。但陈东垣是一股清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扰民，不盘剥，不谋私，受到了附近老百姓的爱戴。他们自发出资，在陈东垣住所附近建立了德政碑。立德政碑在以前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尤其是为尚在世间的官员所立。在我印象中，近代四川似乎只有陈东垣一名官员有这个荣誉，可惜这块碑大约在1958年被毁掉，至今没有重建也很遗憾。
廉政瞭望：您曾说您最喜欢的地名是望江楼，请问是为什么呢？
袁庭栋：这个原因有好几点。浅层次来讲，望江楼是纪念薛涛的，它曾经是成都最高的建筑，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名字。你要是现在去望江楼上看，可以发现望江楼本来也不叫望江楼，那匾上的三个字是“崇丽阁”，这与成都人把汉昭烈庙叫成武侯祠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不认识字，为什么叫望江楼而不是崇丽阁，那是因为它在成都人心目中是用来望江的，当年交通不发达，成都人要走向世界大多是在这里坐船，这里是成都最大的水码头，也是成都人迎来送往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以前，妻子送丈夫、父母盼儿子都是站在这楼上望着江面的船影来来去去。
彼时，相知相交的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三年后，他们会在成都这片土地上再会。而陆游，恐怕也不会想到在成都的短短数年，会成为他人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成都的大街小巷、古寺名园、河桥水榭时常出现在他的梦中。
寻文脉流踪：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
“衣冠严汉殿，草木拱秦城，古甃苍苔滑，空庭落日明。”对于具有文人情怀的陆游来说，文翁石室是必去“打卡”的地方。
文翁是汉景帝后期来蜀地的郡守，世以教化蜀地吏民走向文明而留名千古，“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除了派青年才俊到长安求学，带动着地方文化、制度的进步，文翁最令人称道的是在成都开办了石室。
在陆游的笔下，屹立千年的石室苍然而厚重，它既承载着文翁的功绩，又目睹了各代文人的来来去去。而对于成都人来说，文翁石室不仅是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唯一一所除了战争外两千多年不曾停止办学的学校，更是涵养成都浓厚多元文脉的“大功臣”。
从戎南郑的经历，对于满腹报国之志的陆游无疑具有特殊意义。在成都开启的新生活，让他与四百年前同样流寓成都的杜甫产生精神共鸣。
一来到成都，陆游便四处访古。所闻：“杜少陵成都有两草堂，一在万里桥之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万里桥迹湮没不可见。”游至草堂，呈现在陆游面前的，是“清江抱孤村”“虚堂尘不扫，小径门可款”“至今壁间象，朱绶意萧散”的诗宅风光。
自唐末诗人韦庄重修草堂起，成都人便找到仰慕工部文气的实质寄托。每到春季，草堂游人如织，尤其是四月十九日浣花遨头，陆游眼见着成都“倾城皆出，锦绣夹道”，人气旺盛的宴游活动给他闲居的生活平添了不少色彩。
陸游在成都的仕途，说不上如意，就连随后到来的知己范成大也只宁愿守着一方净土，与自己在政见上有所分歧，满腔热血无处挥洒。在成都的最后几年，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追寻着杜甫的足迹，寻找精神寄托。乃至东归后，他时常想起在成都的日子。
“锦里豪华压五陵”“锦官城外青羊路，常记当年小猎回”“晓出锦江边，长桥柳带烟”“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成都的街景风物无一不构成陆游的创作素材与珍贵回忆，惬意生活与愤懑内心的矛盾奇异地交融成诗，“成都诗作”也成为他人生中夺目的一页。
品英烈忠义：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历经艰辛，辗转而到成都。到永泰元年（765年）离开四川，期间杜甫流寓川内各地，在成都停留的实际时间不过三年多，但作诗高达二百五十余首，将当时成都的一切鲜活地记录了下来，不仅影响了后世诸如陆游之类的文人，也在成都的历史文化上刻印上独属自己的痕迹。
与成都的邂逅，是惊喜的，“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对于刚经历变乱的杜甫来说，成都无疑是一个让人倍感安心的地方。随后在成都的生活，是杜甫人生中难得的舒心时光，无论是在浣花溪畔独步寻花“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的俏皮，还是游访琴台“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的闲适，杜甫的笔触清新而鲜活。但他终究是心怀家国的，在成都生活越是安逸，他越是为国心忧。
上元元年（760年）春，刚安顿好的杜甫迫不及待去拜谒武侯祠。与现在的繁华喧闹不同，唐时武侯祠还地处成都郊野，游人少至。“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明明是亮丽春光，却徒生荒凉之感。
但凡是去过武侯祠的人都会发现武侯祠其实是纪念刘备的汉昭烈庙，正如杜甫所说“先主武侯同閟宫”。实际上，君臣合庙本应以君为主，但成都人从来不以汉昭烈庙称之，就连这里的街道也叫武侯祠大街、武侯祠横街。杜甫来到这里，所感所伤亦是诸葛亮一生的抱负与际遇。“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纵是诸葛亮这般的千古人物，面对国破之困尚有心无力，自己的壮志又如何得以实现呢？
对于陆游来说，杜甫的足迹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杜甫来说，蜀汉君臣的英烈忠义又何尝不是特殊的呢？在成都的短短数年，杜甫既沉醉于成都的自然之美，也在现实与历史的映照中时刻清醒着。
访廉官循吏：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
时间来到近代，20世纪初，年逾四十的陈东垣终于从日本留学归来，故土成都已是一番新面貌。吸纳了当时先进西方文化的他，进入推翻清朝四川政权的四川军政府任成都西城警察分局局长。
1913年，四川军政府决定拆除满城，并陆续修建了若干街道，无数街巷地名消失，又以新的名称取而代之。百姓们担心，大拆大修之中，极容易滋生腐败行为。借着这次拆建的机会，当时不少军政两界的贪官污吏侵占建筑材料，大捞了一笔。但陈东垣偏偏是一股清流，坚守自己的原则绝不同流合污，不扰民，不盘剥，不谋私。
他的职位不高，但百姓们自发出资，在其住所附近建立了德政碑，镌刻“西城大丘”四个字，将他比作东汉大丘县著名的清官陈实，并把伫立着这块碑的街道叫做东垣街。成都直接以人名为地名的地方不多，尽管东垣街如今也消失在历史变迁中，并入了字库街，那块德政碑最终也被毁去，但陈东垣的为民之心却永久镌刻在成都的记忆中。
在成都人的眼里，一个人的身份、职位、成就对于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但只要能为成都有所贡献，那便值得纪念，即使是一个在世人眼中偏见颇多的太监。在陈东垣前五百年，就有这么一个如陈东垣一样为成都百姓做实事的康太监。
据传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的第十一子朱椿受封为蜀王，太监康泰宁先行来成都修蜀王府以待朱椿就藩。康泰宁到了成都，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着手建造王府，而是先将因元末战乱而堵塞的沟渠疏通。此举耗资巨大，待到王府落成，开支远远超出预计。 朱元璋以为康泰宁私吞建府公款，对贪污深恶痛绝的他没有多想就将康泰宁处死。后来，得益于康泰宁颇有先见之明地疏通河道，成都才在遭遇特大洪災时损失不大，蜀王朱椿深有感慨，采用募集的办法，在原来的古营盘街为他修建了祠堂。百姓同样感激康泰宁的贡献，亲切地称此祠堂为康公庙，该街道也被叫做康公庙街，直到民国时才更名为康庄街。
“影响了并正在影响当地人民生活地理景观的是文化记忆库。”这些在成都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们，无论是心怀家国还是一意为民，他们足迹所到之处都将来时的轨迹，与去往的方向沟通了起来，构成了成都独特的历史记忆，并以地名的形式呈现在现在的人们眼前，诗意地述说着千百年来的成都故事。
对话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
廉政瞭望：成都许多地名与三国、尤其是蜀汉有关，为何能延续至今？您认为现代人可以从三国文化中传承哪些东西？
袁庭栋：现在成都有许多地名都与三国中蜀汉的故事有关，诸如武侯祠大街、衣冠庙、洗面桥、小关庙街、桓侯巷等等。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现在所说的“三国故事”大部分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三国演义》传达出来的一种精神。
三国中，蜀汉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王朝，放现在来看，经济不行、军事也不行，但中国人崇尚精神。大了讲，《三国演义》写作时代的民族精神很强烈，蜀国一心恢复汉室的精神是时人推崇的。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比如他的智慧，培养人才的能力，还有“远小人，近贤臣”等理念都是很对的;另外派兵收复都江堰，促进农耕、发展蜀锦等措施也有积极影响。
廉政瞭望：成都历史上的清官您最推崇谁？
袁庭栋：现在成都人可能99%都不知道一个叫陈东垣的人，但如果你要问我成都历史上的清廉官员，他绝对是最值得讲的，也是最值得我们成都人尊崇的。
廉政瞭望：为什么您最推崇陈东垣，他有什么故事呢？
袁庭栋：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官，一方面他留学日本吸纳了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在职位上，他是成都西城警察分局局长。
在拆除满城、新修街道的过程中，当时不少军政两界的贪官污吏侵占建筑材料，大捞了一笔。但陈东垣是一股清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扰民，不盘剥，不谋私，受到了附近老百姓的爱戴。他们自发出资，在陈东垣住所附近建立了德政碑。立德政碑在以前是非常隆重的一件事，尤其是为尚在世间的官员所立。在我印象中，近代四川似乎只有陈东垣一名官员有这个荣誉，可惜这块碑大约在1958年被毁掉，至今没有重建也很遗憾。
廉政瞭望：您曾说您最喜欢的地名是望江楼，请问是为什么呢？
袁庭栋：这个原因有好几点。浅层次来讲，望江楼是纪念薛涛的，它曾经是成都最高的建筑，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名字。你要是现在去望江楼上看，可以发现望江楼本来也不叫望江楼，那匾上的三个字是“崇丽阁”，这与成都人把汉昭烈庙叫成武侯祠是一样的。我们不是不认识字，为什么叫望江楼而不是崇丽阁，那是因为它在成都人心目中是用来望江的，当年交通不发达，成都人要走向世界大多是在这里坐船，这里是成都最大的水码头，也是成都人迎来送往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以前，妻子送丈夫、父母盼儿子都是站在这楼上望着江面的船影来来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