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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经63票赞成、35票反对，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议员舒默、布朗，以及共和党议员格拉汉姆、斯诺威联名提交的法案，动议对从“汇率不匹配”（currency mis alignment）国家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
所谓“汇率不匹配”国家，即指在美国看来，该国的汇率实际价格与名义价格并不相符。
由于中国是美国主要的贸易逆差国、并且国会山长期认为中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因此，这项法案被认为旨在针对中国，也被称为“人民币法案”。
该法案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实际价格，从而在外贸中成为对中国商品的汇率补贴。因此征收关税，有助于保护美国的企业。该法案一旦立法通过，将主要影响到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常账户产生盈余，在饱受赤字之困的华盛顿，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成了一个重要话题。每逢财政部发布“汇率操纵国名单”，亦或总统大选、中期大选之际，它便屡次成为中美关系之间最紧绷的神经。
参议院投票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商务部均表态，反对此项法案，认为严重违反贸易规则，无助解决美国国内经济问题，严重危害中美经贸关系。
19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会见美国州长代表团时表示，在全球经济依然严峻情势下，要清醒认识到中美经济问题被“政治化”必将严重扭曲两国经济关系，双方应妥处分歧，加强合作。
在众议院，该法案尚处听证会阶段，并未通过投票。同时，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John Boehner）和大党领袖坎特（Eric Cantor）均对此法案强烈反对，认为会带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分析人士认为，“汇率不匹配”国家法案不一定能获得最终通过，但这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围绕汇率等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
迁怒人民币汇率
“其实，汇率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当中美两国一个出现巨额盈余、一个出现巨额赤字的时候，赤字国的人就觉得汇率是一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院长年研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以及世界体系的教授芬德勒（Ronald Findlay）对《财经》记者说。
在美国政客和大众舆论眼里，如果人民币进行升值，那么，美国就不会从中国购买大量产品，相反，中国可以从美国购买更多东西，因此，美国也不会有高额的赤字，中国亦不会有巨额的盈余。人民币升值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途径。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二季度，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1180亿美元。更糟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2月14日提交的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显示，2012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1.1万亿美元。
而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国GDP保持了连续数年的两位数增长速度，贸易盈余亦是屡屡再创新高。2011年8月10日，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贸易顺差达314.8亿美元，比6月份增加92.1亿美元。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接近1454亿美元。
汇率问题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核心。一方面，随着自由贸易的深入，全球劳动力水平的差异逐渐缩小，然而工资水平并没有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达到均衡；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也因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所产生的旺盛需求而持续走高，因此，跨国企业选择了全球产业分布，这就意味着，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不可逆地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11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发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回顾与展望》报告显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自2007年10.1％高点后一直回落，2010年为5.2％，2011年上半年进一步降至2.8％。“事实证明，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终坚持的方向，人民币汇率正逐渐趋于合理水平，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人民币汇率。”
“问题在于，考虑到华盛顿现在的政治气氛，没有议员敢对自己的选区承认，这些工作岗位不会再回来了。”国会山消息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本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失业率在9.1％居高不下，如何创造就业成了美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虽然美国经济增长逐渐由制造业转向以金融、医疗为主导的服务业，并且试图提高高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但是，美国高等教育率仅占成年人口的18％，远远低于西欧国家，劳动力市场构成和国民财富创造之间出现严重错配。因此，如果承认自由贸易给美国造成了高失业率，无疑是对美国过去经济政策的否认。
曾经供职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现为投资咨询机构ACGA副主席兼高级研究分析师的巴福德（Brandon Barford）对《财经》记者说：“与中国公司相比，由于较高的环境保护要求、工资水平以及劳工标准，美国的公司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对此，国会的政治家和选民可以接受，因为这些是由美国自身的政策所导致的。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是，美国公司因为外国政府的政策而处于劣势，特别是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汇率被低估，使得中国产品要比美国产品更加便宜。”
更糟糕的是，中美两国赤字与盈余之间的矛盾，并不仅限于贸易领域。“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决定一国经常账户损益的根本原因，是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地谈进出口的问题。”芬德勒对《财经》记者表示。
长期以来，美国占全国总收入5％－7％的投资与3％－4％的低储蓄率之间的差额，由国际资本市场的借贷来弥补，其中的一项重要构成便是储蓄大于投资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债。然而，由于中国迅速崛起的生产力水平与较低消费能力之差所构成的高储蓄，亦拉低了全球利率价格。
在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前，大量廉价的资本被美国金融机构错误地投入房地产部门。而房地产泡沫的迅速破灭，给美国普通家庭带来的灾难，则进一步被公众和政治家理解为是受中国贸易盈余所害。因此，在全球一体化下的发达国家蓝领工人失业、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所面临的债务上限，以及金融危机后去杠杆化所带来的美国经济低迷面前，人民币汇率就成为众矢之的，也比以往更加受人关注。
众议院的算盘
“人民币法案”一经参议院通过，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们就立刻跳出来反驳，认为它对美国经济的弊大于利。
众议院议长博纳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会招来中国的报复性行为，并且引发两国的贸易战；而大党领袖坎特更是把这个烫手山芋再次抛给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他表示，除非白宫作一个明确姿态，否则众议院不会考虑该法案。
“目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首选，是不去接这个参议院的法案；其次是把这个议题维持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听证会阶段。”曾经供职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巴福德对《财经》记者说。
根据美国立法机构在立法程序上的请愿书原则（discharge petition），如果一项议案获得超过218名众议院议员的签名，那么议长必须设定投票议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
虽然“人民币法案”获得了众议院大多数民主党议员的签名，但是考虑到在共和党为大党的众议院，当议长以及大党领袖都对该项法案表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这份议案难以获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毕竟谁都不敢贸然挑战本党领袖的权威。
“但是，如果接下来的政治压力不断增加，使得众议院不得不去投票的话，很有可能是共和党的领袖们起草他们自己的法案，一个不那么强硬的法案。”巴福德对《财经》记者说。
此外，与共和党接触密切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看起来在参议院投票时，有16名共和党议员和几乎全部的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并不是因为他们支持该议案，而是没有理由不去投。
考虑到参议院中有不少议员将在2012年面临重新选举，他们正是看准众议院不会通过这项议案，因而采取了零售式竞选政治策略（retail politics）：既然这项议案不被通过，也就不会产生事实的影响，如果他们投支持票也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回到所在选区还能继续得到选民的支持。即便这项法案被通过，他们也能因此获得更多的助选经费。
而对于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他们如果在这个阶段越激进，就越能获得党内初选的胜利。”布鲁金斯协会中国中心主席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对《财经》记者表示，“等初选过后，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缓和，毕竟他们需要最大程度地争取中间选民。”
特别是目前呼声极高的共和党大佬、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其父亲老罗姆尼（George Romney）生前曾是美国汽车公司的主席兼总裁，并且也曾是密歇根州州长，而该州在过去很多年的总统大选中都是民主党的天下。因此，此时极力支持“人民币法案”的举动对于罗姆尼来说，能够极大帮助其获得密歇根州的选票。一旦密歇根州落入罗姆尼之手，对民主党的奥巴马来说，便是致命打击，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对等地从共和党根基极深的选区囊中取物。
熟悉罗姆尼的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罗姆尼在美国商界有着极高的威望，等过了大选年，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也不会再对人民币问题抱着如此强硬的态度，就像当年的克林顿一样。
贸易摩擦将增大
美国财政部14日发表声明，推迟原定于15日发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这份报告旨在为国会判定其贸易伙伴是否为“汇率操纵国”，从而进行贸易惩罚。“这是一种政治姿态，推迟意味着奥巴马会将此作为筹码来进行博弈。”中信银行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刘维明告诉《财经》记者，“但汇率法案最终通过的可能性不大。”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将可能全面引发中美“贸易大战”，届时由于立法的约束，奥巴马政府将在贸易问题上失去周旋的“筹码”。而若没有中国的配合，其在任期内欲使美国出口增加1倍的目标恐将难以实现。
“另外，国会如果通过法案，中国可以按照WTO条款提出抗议，它的手段违反了WTO原则，这就牵涉到两国争议要如何解决。”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Baker&McKenzie）香港办事处合伙人徐景德表示。
根据WTO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除非有证据证明美国在贸易中确实受到了损害而并非只是为了本国利益。其次，所提供证据的合理性判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引起损害的真正原因是否可以被该证据证明。
“鉴于此，奥巴马政府可能不会贸然通过汇率法案，但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中美贸易的摩擦和争端将会升级，以‘反垄断’‘不公平贸易’‘反倾销’等名目向WTO提出诉讼将会增多。而迫于大选压力，美国政府对争端的态度也将更加强硬。”刘维明说。
而与以往小范围内和个别行业诉讼不同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在更大范围、更重要的行业出现，即使考虑到美国进口商会对政府进行游说等因素，这些冲突的规模也会比以往扩大很多。
“对于企业来说，最明显的争端产生在供货合同上。关税和法律变化等不可抗力通常情况下不能作为抗辩或者不履约的理由。合同签订后，一旦关税突然增加，就会发生违约风险，违约就面临着仲裁。”徐景德表示。
另外，由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提高关税的前提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通过增税逼迫制造业企业回归，以期盼增加国内就业机会。
然而，由于美国国内生产成本过高，加之其他新兴市场的替代作用，即使“中国制造”被排挤，也极少有制造业乐于移回美国本土，加之对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最近已经有中资企业开始在巴西和墨西哥等地设立离岸公司，从而规避可能面对的风险。
需要多边机制
根据野村证券最新报告，9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速度由8月的30.9％下降到20.9％，占总进口额26％的加工贸易类进口（进口零配件组装后再出口），增速由8月的15.1％放缓至6.9％，野村证券预计，由于外部需求的减弱，这一趋势将会在接下来的数月中持续。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增长乏力，长期而言，有资金撤离新兴市场的可能。此时，让人民币双向波动实际上是最佳时机。”刘维明表示，“但我们不能受美国压力而升值，要按照自己的步调走，否则将会陷入被动的恶性循环。”
负责国际贸易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桑切斯（Francisco Sanchez）18日在香港表示，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并不完全关于人民币汇率，而是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获得政府采购的机会等更多问题。这体现了一些美国公司在与中国贸易时产生的挫败感。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上台，便将目光转向出口来刺激本国经济。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发难，成为其惯用手段。
2009年1月，美国财长盖特纳便在国会听证会上以正式书面形式公开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之后在多种场合，美国一直未放弃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以期转嫁中美贸易不平衡在其国内引发的批评和质疑。
然而，随着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1.6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被释放，美元对其贸易伙伴的货币持续贬值，但是，美国经济并未因此而逐步恢复。
多位市场人士也表示，从金融学角度可以轻易论证，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间并没有强烈相关性。而中美贸易失衡应从各自内部经济结构寻找原因，美国长期低储蓄率导致其经济靠外债维持，“但比19世纪美国从英国借钱用来修建铁路、发电站、创造新产业等投资行为，21世纪美国的借贷，并没有用在促进生产力的方面。”芬德勒表示。
另外，美国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限制某些产品的出口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这些显然不是汇率可以解决的。
上世纪80年代广岛协议之后，美日贸易持续逆差，美国政府寄希望于从汇率上改变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迫于压力，日元兑美元在短期内大幅急速升值。自1985年到1995年十年间美元兑日元从260下跌到80左右，日元相对美元升值近70％。
然而事实上，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因此缩小反而逐年加大。更糟糕的是，日元急速的升值对日本内部经济形成结构性破坏，使其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现在一直陷入长期的通缩和低迷。
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10月6日在德意志银行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有助于国际贸易、跨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更加合理配置的国际货币制度，也需要以此来建立信心和保持稳定。这也是解决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稳定性风险的途径。单边解决问题的机制起不了任何作用。”
拉米还于18日在成都重点呼吁欧美采取措施推动世界贸易平衡，世贸组织将履行义务防止在目前全球经济困难背景下有所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
所谓“汇率不匹配”国家，即指在美国看来，该国的汇率实际价格与名义价格并不相符。
由于中国是美国主要的贸易逆差国、并且国会山长期认为中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因此，这项法案被认为旨在针对中国，也被称为“人民币法案”。
该法案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实际价格，从而在外贸中成为对中国商品的汇率补贴。因此征收关税，有助于保护美国的企业。该法案一旦立法通过，将主要影响到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常账户产生盈余，在饱受赤字之困的华盛顿，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成了一个重要话题。每逢财政部发布“汇率操纵国名单”，亦或总统大选、中期大选之际，它便屡次成为中美关系之间最紧绷的神经。
参议院投票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商务部均表态，反对此项法案，认为严重违反贸易规则，无助解决美国国内经济问题，严重危害中美经贸关系。
19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会见美国州长代表团时表示，在全球经济依然严峻情势下，要清醒认识到中美经济问题被“政治化”必将严重扭曲两国经济关系，双方应妥处分歧，加强合作。
在众议院，该法案尚处听证会阶段，并未通过投票。同时，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John Boehner）和大党领袖坎特（Eric Cantor）均对此法案强烈反对，认为会带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分析人士认为，“汇率不匹配”国家法案不一定能获得最终通过，但这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围绕汇率等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
迁怒人民币汇率
“其实，汇率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当中美两国一个出现巨额盈余、一个出现巨额赤字的时候，赤字国的人就觉得汇率是一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院长年研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以及世界体系的教授芬德勒（Ronald Findlay）对《财经》记者说。
在美国政客和大众舆论眼里，如果人民币进行升值，那么，美国就不会从中国购买大量产品，相反，中国可以从美国购买更多东西，因此，美国也不会有高额的赤字，中国亦不会有巨额的盈余。人民币升值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途径。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二季度，美国经常账户赤字高达1180亿美元。更糟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2月14日提交的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显示，2012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1.1万亿美元。
而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国GDP保持了连续数年的两位数增长速度，贸易盈余亦是屡屡再创新高。2011年8月10日，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贸易顺差达314.8亿美元，比6月份增加92.1亿美元。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接近1454亿美元。
汇率问题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核心。一方面，随着自由贸易的深入，全球劳动力水平的差异逐渐缩小，然而工资水平并没有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达到均衡；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也因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所产生的旺盛需求而持续走高，因此，跨国企业选择了全球产业分布，这就意味着，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不可逆地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11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发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回顾与展望》报告显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自2007年10.1％高点后一直回落，2010年为5.2％，2011年上半年进一步降至2.8％。“事实证明，市场化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始终坚持的方向，人民币汇率正逐渐趋于合理水平，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人民币汇率。”
“问题在于，考虑到华盛顿现在的政治气氛，没有议员敢对自己的选区承认，这些工作岗位不会再回来了。”国会山消息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本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失业率在9.1％居高不下，如何创造就业成了美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虽然美国经济增长逐渐由制造业转向以金融、医疗为主导的服务业，并且试图提高高端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但是，美国高等教育率仅占成年人口的18％，远远低于西欧国家，劳动力市场构成和国民财富创造之间出现严重错配。因此，如果承认自由贸易给美国造成了高失业率，无疑是对美国过去经济政策的否认。
曾经供职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现为投资咨询机构ACGA副主席兼高级研究分析师的巴福德（Brandon Barford）对《财经》记者说：“与中国公司相比，由于较高的环境保护要求、工资水平以及劳工标准，美国的公司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对此，国会的政治家和选民可以接受，因为这些是由美国自身的政策所导致的。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是，美国公司因为外国政府的政策而处于劣势，特别是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汇率被低估，使得中国产品要比美国产品更加便宜。”
更糟糕的是，中美两国赤字与盈余之间的矛盾，并不仅限于贸易领域。“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决定一国经常账户损益的根本原因，是宏观经济中的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地谈进出口的问题。”芬德勒对《财经》记者表示。
长期以来，美国占全国总收入5％－7％的投资与3％－4％的低储蓄率之间的差额，由国际资本市场的借贷来弥补，其中的一项重要构成便是储蓄大于投资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债。然而，由于中国迅速崛起的生产力水平与较低消费能力之差所构成的高储蓄，亦拉低了全球利率价格。
在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前，大量廉价的资本被美国金融机构错误地投入房地产部门。而房地产泡沫的迅速破灭，给美国普通家庭带来的灾难，则进一步被公众和政治家理解为是受中国贸易盈余所害。因此，在全球一体化下的发达国家蓝领工人失业、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所面临的债务上限，以及金融危机后去杠杆化所带来的美国经济低迷面前，人民币汇率就成为众矢之的，也比以往更加受人关注。
众议院的算盘
“人民币法案”一经参议院通过，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们就立刻跳出来反驳，认为它对美国经济的弊大于利。
众议院议长博纳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会招来中国的报复性行为，并且引发两国的贸易战；而大党领袖坎特更是把这个烫手山芋再次抛给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他表示，除非白宫作一个明确姿态，否则众议院不会考虑该法案。
“目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首选，是不去接这个参议院的法案；其次是把这个议题维持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听证会阶段。”曾经供职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巴福德对《财经》记者说。
根据美国立法机构在立法程序上的请愿书原则（discharge petition），如果一项议案获得超过218名众议院议员的签名，那么议长必须设定投票议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
虽然“人民币法案”获得了众议院大多数民主党议员的签名，但是考虑到在共和党为大党的众议院，当议长以及大党领袖都对该项法案表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这份议案难以获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毕竟谁都不敢贸然挑战本党领袖的权威。
“但是，如果接下来的政治压力不断增加，使得众议院不得不去投票的话，很有可能是共和党的领袖们起草他们自己的法案，一个不那么强硬的法案。”巴福德对《财经》记者说。
此外，与共和党接触密切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看起来在参议院投票时，有16名共和党议员和几乎全部的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并不是因为他们支持该议案，而是没有理由不去投。
考虑到参议院中有不少议员将在2012年面临重新选举，他们正是看准众议院不会通过这项议案，因而采取了零售式竞选政治策略（retail politics）：既然这项议案不被通过，也就不会产生事实的影响，如果他们投支持票也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回到所在选区还能继续得到选民的支持。即便这项法案被通过，他们也能因此获得更多的助选经费。
而对于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他们如果在这个阶段越激进，就越能获得党内初选的胜利。”布鲁金斯协会中国中心主席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对《财经》记者表示，“等初选过后，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缓和，毕竟他们需要最大程度地争取中间选民。”
特别是目前呼声极高的共和党大佬、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其父亲老罗姆尼（George Romney）生前曾是美国汽车公司的主席兼总裁，并且也曾是密歇根州州长，而该州在过去很多年的总统大选中都是民主党的天下。因此，此时极力支持“人民币法案”的举动对于罗姆尼来说，能够极大帮助其获得密歇根州的选票。一旦密歇根州落入罗姆尼之手，对民主党的奥巴马来说，便是致命打击，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对等地从共和党根基极深的选区囊中取物。
熟悉罗姆尼的人对《财经》记者表示，罗姆尼在美国商界有着极高的威望，等过了大选年，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也不会再对人民币问题抱着如此强硬的态度，就像当年的克林顿一样。
贸易摩擦将增大
美国财政部14日发表声明，推迟原定于15日发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这份报告旨在为国会判定其贸易伙伴是否为“汇率操纵国”，从而进行贸易惩罚。“这是一种政治姿态，推迟意味着奥巴马会将此作为筹码来进行博弈。”中信银行国际金融市场专家刘维明告诉《财经》记者，“但汇率法案最终通过的可能性不大。”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将可能全面引发中美“贸易大战”，届时由于立法的约束，奥巴马政府将在贸易问题上失去周旋的“筹码”。而若没有中国的配合，其在任期内欲使美国出口增加1倍的目标恐将难以实现。
“另外，国会如果通过法案，中国可以按照WTO条款提出抗议，它的手段违反了WTO原则，这就牵涉到两国争议要如何解决。”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Baker&McKenzie）香港办事处合伙人徐景德表示。
根据WTO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除非有证据证明美国在贸易中确实受到了损害而并非只是为了本国利益。其次，所提供证据的合理性判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引起损害的真正原因是否可以被该证据证明。
“鉴于此，奥巴马政府可能不会贸然通过汇率法案，但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中美贸易的摩擦和争端将会升级，以‘反垄断’‘不公平贸易’‘反倾销’等名目向WTO提出诉讼将会增多。而迫于大选压力，美国政府对争端的态度也将更加强硬。”刘维明说。
而与以往小范围内和个别行业诉讼不同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在更大范围、更重要的行业出现，即使考虑到美国进口商会对政府进行游说等因素，这些冲突的规模也会比以往扩大很多。
“对于企业来说，最明显的争端产生在供货合同上。关税和法律变化等不可抗力通常情况下不能作为抗辩或者不履约的理由。合同签订后，一旦关税突然增加，就会发生违约风险，违约就面临着仲裁。”徐景德表示。
另外，由于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提高关税的前提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通过增税逼迫制造业企业回归，以期盼增加国内就业机会。
然而，由于美国国内生产成本过高，加之其他新兴市场的替代作用，即使“中国制造”被排挤，也极少有制造业乐于移回美国本土，加之对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最近已经有中资企业开始在巴西和墨西哥等地设立离岸公司，从而规避可能面对的风险。
需要多边机制
根据野村证券最新报告，9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速度由8月的30.9％下降到20.9％，占总进口额26％的加工贸易类进口（进口零配件组装后再出口），增速由8月的15.1％放缓至6.9％，野村证券预计，由于外部需求的减弱，这一趋势将会在接下来的数月中持续。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增长乏力，长期而言，有资金撤离新兴市场的可能。此时，让人民币双向波动实际上是最佳时机。”刘维明表示，“但我们不能受美国压力而升值，要按照自己的步调走，否则将会陷入被动的恶性循环。”
负责国际贸易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弗朗西斯科·桑切斯（Francisco Sanchez）18日在香港表示，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并不完全关于人民币汇率，而是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获得政府采购的机会等更多问题。这体现了一些美国公司在与中国贸易时产生的挫败感。
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上台，便将目光转向出口来刺激本国经济。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发难，成为其惯用手段。
2009年1月，美国财长盖特纳便在国会听证会上以正式书面形式公开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之后在多种场合，美国一直未放弃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以期转嫁中美贸易不平衡在其国内引发的批评和质疑。
然而，随着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1.6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被释放，美元对其贸易伙伴的货币持续贬值，但是，美国经济并未因此而逐步恢复。
多位市场人士也表示，从金融学角度可以轻易论证，人民币汇率和中美贸易间并没有强烈相关性。而中美贸易失衡应从各自内部经济结构寻找原因，美国长期低储蓄率导致其经济靠外债维持，“但比19世纪美国从英国借钱用来修建铁路、发电站、创造新产业等投资行为，21世纪美国的借贷，并没有用在促进生产力的方面。”芬德勒表示。
另外，美国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限制某些产品的出口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这些显然不是汇率可以解决的。
上世纪80年代广岛协议之后，美日贸易持续逆差，美国政府寄希望于从汇率上改变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迫于压力，日元兑美元在短期内大幅急速升值。自1985年到1995年十年间美元兑日元从260下跌到80左右，日元相对美元升值近70％。
然而事实上，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因此缩小反而逐年加大。更糟糕的是，日元急速的升值对日本内部经济形成结构性破坏，使其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现在一直陷入长期的通缩和低迷。
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10月6日在德意志银行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有助于国际贸易、跨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更加合理配置的国际货币制度，也需要以此来建立信心和保持稳定。这也是解决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稳定性风险的途径。单边解决问题的机制起不了任何作用。”
拉米还于18日在成都重点呼吁欧美采取措施推动世界贸易平衡，世贸组织将履行义务防止在目前全球经济困难背景下有所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