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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日知会
湖北早期的反清革命团体与辛亥武昌起义的爆发，都是在相互关联或传承下自然形成的一大革命体系，自始至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点。如果把湖北众多的反清革命团体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它的树根就是革命先驱吴禄贞1903年发起的武昌花园山聚会。在聚会活动中，他们提出了反清革命必须运动军队的“抬营主义”，这一当时独具慧眼的指导思想，为后来有组织有计划并成功地发动辛亥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革命思想的深入宣传，于1906年2月由刘静庵等组织成立的武昌日知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反清革命大树的主干。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成立于武昌的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其名称源于基督教会的一个书报阅览室。那是1901年，基督教美国圣公会（Thc 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黄吉亭牧师，在武昌府街（今青龙巷）的圣救世主堂大院内，兴办了一个以宣传基督教与开启民智的报刊阅览室，他给这个阅览室取名叫“日知会”，寓有“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
1903年间，新军中的黎元洪部下书记官刘静庵，常来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日知会”阅览书报，并与此时的该堂牧师胡兰亭成为好友。1904年，科学补习所解散后，刘静庵离开新军被胡兰亭聘为“日知会”阅览室司理（即阅览室主任管理员）。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刘静庵以革命书报为媒介，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秘密形成一个以“日知会”阅览室为活动中心的反清革命群体。
武昌日知会的反清革命活动，自始至终与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息息相关，当时圣公会的鲁兹主教是个美国人，全名叫洛根·赫伯特·鲁兹（L.H.Roots），他是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来华后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吴德施。1896年11月，二十六岁的吴德施被美国圣公会差派来到武昌，担任了武昌高家巷圣约瑟堂的会长（即管堂牧师），从此，开始了他在武汉长达四十二年的传教生涯。由于吴德施知识渊博，工作勤奋，受到了教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1904年11月被顺利提升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
吴德施继任主教后，按他的职务与差会的要求，他应该在中国的革新与倒退、维新与守旧两种势力的反复较量中保持“中立”，以有利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但是，吴德施本人却是一个民主革新意识浓郁的传教士，在他的领导下，圣公会和武昌“文华书院”（基督教圣公会在湖北开办的著名学府）中本已十分活跃的革新风气就更加兴盛起来。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在这里传播，一些觉醒者在这里聚集，从而酝酿产生了湖北最早的一批反专制、求民主的革命团体，催生了大批反清的革命仁人志士。在吴德施主教的同情和支持下，刘静庵具体领导的武昌日知会，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和最具影响的反清革命团体。
1906年2月，“日知会”阅览室由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迁移到了武昌高家巷的圣约瑟堂内（今崇福山街39号）。新成立的正式反清革命团体为什么还称为“日知会”呢？原来在筹划过程中，有人提议要取新名，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以教会的日知会阅览室为依托和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已有几年，有教会背景可带来诸多方便，现在如另起新名就有可能脱离教会，从而会严重影响社会知名度与凝聚力，那样不利于更好开展工作。再说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还可以假托教会内部的书报阅览室作为保护伞，因此，继续沿用“日知会”名称遂一致通过。
随着武昌日知会的声势迅速传播，许多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并入日知会并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等。当时武昌各军营和学校均派有本单位日知会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武昌日知会还发展到省内许多县城以及江苏、安徽、辽宁等省府，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曹亚伯、范腾霄等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成为了两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
1906年5月，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Oxil）在日本受孙中山的委托，专程来到武昌日知会所在地的圣约瑟堂操场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从法国革命讲到了中国的革命前途。因当时国内的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重点又在海外，故他在演说中指出：“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
另外，在辛亥武昌起义的将士中，有许多是来自原武昌日知会的会员，他们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发动起义的孙武和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等。
武昌日知会“丙午之狱”
1906年12月4日，江西萍乡、湖南醴陵起义全面爆发，孙中山在日本派朱子龙、胡瑛、梁钟汉、谭人凤、宁调元五人回国。谭人凤、宁调元二人在九江上岸直接去了起义地区；朱子龙、胡瑛、梁钟汉三人则遵孙中山之嘱，到武昌日知会与刘静庵、梁耀汉商议联络武汉同志响应。甫抵武汉，胡瑛暂住汉口名利栈，朱子龙、梁钟汉则住在汉阳青莲寺，他们分别通知日知会骨干刘静庵、冯特民、任重远、何子植、季雨霖、周耀东、黄警亚等同志，去汉阳伯牙台进行秘密商议。在这期间，时任清军督队官（类似现在的副营长）的季雨霖，利用正在武昌皇殿（今辛亥首义烈士祠）募集新兵的机会，开展联络其他营队以响应萍乡、醴陵起义。
策应准备正在进行之际，却被接近日知会革命同志的骗子郭尧阶侦知，他便以此向清政府湖北巡警道冯启钧告密求赏，并诬指刘静庵即清廷亟欲捕获的湖南会首刘家运（张之洞悬赏缉拿的十五人之一）。冯启钧大喜，即在汉口苗家码头伪设一处留学生招待所，农历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7年1月7日），朱子龙被骗至该所逮捕。当晚，军警又在汉阳青莲寺逮捕了梁钟汉；在汉口名利栈逮捕了胡瑛；季雨霖、李亚东二人亦在军营中被捕。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7年1月13日），军警在黄陂县胡兰亭牧师的三姐家中逮捕了在此藏匿的刘静庵。随后，冯启钧又派军警去沔阳仙桃逮捕了张难先；去黄冈团风逮捕了吴贡三和殷子衡。只有梁耀汉，虽在汉川家中遭军警包围，但在亲友的掩护下化装逃脱。
萍醴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张之洞悬赏通缉黄庆武（黄兴字廑午，“庆武”为“廑午”之误）、刘家运等十五人，武昌日知会的刘静庵并非清廷所通缉的刘家运，但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贪功冒赏，硬把刘静庵说成是刘家运。刘静庵等被捕的九人在“审讯时备受严刑，皆逼供刘静庵即会首刘家运，终无一人承认”。后来清政府在湖南捕获了刘家运（1908年的《南方报》指出：“鄂省官场，近接湘电，称萍醴匪首刘家运在常德牛家塘地方缉获，去岁所捕刘静庵，指为刘家运，显系邀功冒赏。”），但湖北当局仍将刘静庵关押，并屡加重刑，而他在狱中始终表现出了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于是，刘静庵被难友们赞誉为“铁汉”，被同志们赞誉为“革命完人”，被教友们赞誉为“活着的耶稣”。
未几，武汉三镇纷传要将这九人全部问斩，而且还拟定了缉捕余日章、张纯一、胡兰亭、黄吉亭等日知会著名人士的第二批黑名单，美国圣公会在湖北的华籍传道人和广大信徒，以及军学界的日知会会员等，此时是人人自危。在这危急关头，圣公会与吴德施主教立场鲜明“谓刘静庵既为圣公会信徒，革命乃改良治政之不二法门，何得诬为匪首？官场既诬刘静庵为匪首，则妨害了圣公会之名誉。”（引自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前编》）
吴德施主教遂致函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要求出示罪证，否则立即放人。同时，他还一边电告北京的美国公使，促请其务必疏解；一边又向美国政府报告，请求国务院转电美驻北京公使前往清廷外务部交涉。此时，恰逢基督教世界青年会总干事穆德（John R.Mott）博士在去日本开会途中因事路过湖北，于是吴德施赶紧请他的这位好友马上去北京，协助美国公使乐克希（W.W.Rockhill）一道开展营救。同时，吴禄贞、程家柽等革命同志亦利用各自的渠道，向清庆王、肃王上条陈，建议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廷一方面迫于美国的外交压力，一方面出于缓和满汉矛盾的考虑，乃于1907年2月7日电令湖广总督“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办理”，免除了已捕九人的死刑。随后，湖北巡警道第二批缉捕日知会会员的计划也就没有再提了。
但此案却久拖不决，直拖到宣统己酉（1909年）夏，清廷才分别宣判：刘静庵和胡瑛永远监禁；吴贡三解回黄冈县原籍监禁十五年；殷子衡监禁十年；李亚东监禁五年；梁钟汉解回汉川县原籍监禁三年。在此宣判前，朱子龙已病死狱中，张难先、季雨霖因病被保释出狱。
在日知会“丙午之狱”被捕的九人中，数刘静庵、朱子龙、殷子衡三人所受的酷刑最为惨烈。朱子龙居狱中，值殷子衡大病，朱为之照料汤药。殷病方愈，朱又患血痢不止，虽经殷仔细护理，仍无起色，延至1907年5月6日不幸死于狱中。弥留之际，朱子龙握着殷子衡的手，念了自作的四句绝命词：“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诵毕，泪如雨下，他对殷说：“此不过为后世留半点血痕而已。”（引自殷子衡著《狱中记》）言毕咯血数口而殁，年仅三十二岁。
丙午萍醴起义，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见梁钟汉说：“闻梁耀汉于军学界社会团体均有联系，宜大力帮助，并与刘静庵同志等商筹响应。”（梁耀汉是梁钟汉的亲弟弟，作为当哥哥的梁钟汉曾资助梁耀汉创立反清革命团体群学社和明新公学。）梁钟汉毅然服从孙中山的命令，抛弃学校毕业考试，与朱子龙、胡瑛回鄂。梁钟汉在汉阳青莲寺寓所被捕后，承审官问他：“你不怕死么？”梁答：“笑话，岂有怕死的革命党！”（1906年7月，梁钟汉在日本由黄兴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因日知会一案久拖不决，他暂押武昌候审所，后被清廷判徒刑三年，押回汉川原籍执行。
辛亥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晚间，梁钟汉的妻子张荫兰、七弟梁辉汉和黄警亚、童文轩等同志集合队伍迎他出狱，县中官绅亦列队欢迎。
在日知会活动期间，吴贡三初视其为普通阅览室，后知为革命机关，便立令吴崑、殷子衡二人前往联系，互通声息。吴贡三所主持的“鸠译书舍”即成为日知会的印刷机构，他把从日知会带回来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加以翻印，日知会也翻印他编的《孔孟心肝》、《作新民》等小册子，张纯一所作的革命军歌最初即附印在《孔孟心肝》之后页。
吴贡三被捕后，经审讯，不屈。他在狱中关押了三年才被判徒刑十五年，罪名是“刷印逆书兼编纂”。他上有老父，下有两幼女，被囚后生计十分困难。他在黄州狱中又曾得重病，虽经亲友、学生、族人多次联名请求减刑和保释，均遭批驳。直到辛亥武昌起义，吴贡三才被乡亲们欢迎出狱。
胡瑛被捕后，因他名气很大，所以官方特别关注，但又苦于无证据，为此对他施以酷刑。胡瑛拒绝招供，曾写绝命词：“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竞白黄；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长；我自乘风归去也，众生前路苦茫茫。”
日知会丙午一案，因国内外营救，拖延至宣统己酉（1909年）夏才宣判，胡瑛被判处永远监禁。辛亥武昌起义次日，胡瑛由著名反清革命团体文学社的同志欢迎出狱。
萍醴起义失败后，张难先从沔阳仙桃来到省城武昌，他看到日知会机关正被围抄，友人劝他立刻走避，免被清吏捕获。当他返回仙桃时，骗子郭尧阶已引清军警尾至，将他逮捕押解省城。说来也巧，张难先被押在巡警道候审时，适逢郭尧阶从门前经过，张怒火冲天，跑上前将郭痛殴。他后来听说，郭自从被他打了后，又是吐血又是精神失常，不久即死。张难先认为这是他平生中的一大快事。
刘静庵被捕后，清吏立即组织会审，参与审讯的大小官员达十三人之多，盛陈刑杖，故示威严。他们先用甜言诱供，继而百般恐吓，终至使用毒刑，鞭刘至一千四百下，肉尽见骨。
刘静庵先押在省城武昌的湖北臬司狱，后转湖北模范监狱。他在狱中仍然利用机会，联络旧友以中华铁血军的名义开展活动，指导革命同志努力奋斗。他还尽可能把难友团结到自己周围，甚至连狱卒也争取为友。他多次受酷刑，多次患重病，狱中生活，极端痛苦。他的《移新监》一诗写道：“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六月雪霜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中原有士兆民病，上帝无言百鬼狞。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刘静庵真不愧是革命洪炉中炼出来的精金，他在恶劣的牢狱生活条件下，始终坚持读书学习，真正做到对己学不厌，对人诲不倦。他的治学内容，从现存的读书笔记来看，有经学、史学，有音韵训诂之学，有宋明义理之学。他的治学态度谨严，尽管是读书笔记，也丝毫不苟。其书法遒劲，亦令人仰慕。
至于他的律己功夫，更是人所难能。潘寄贞说他坐如铜铸，行如满傤船，虽病甚，不昼寝；虽紧急，仍从容；暴烈之容，不见于面，叱咤之声，不出于口；人喜亦喜，人忧亦忧。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无洲界，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富贵，无贫贱，无强弱，无尊亦无卑，人人各尽天职。他曾对人说：“予持耶稣之心，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缧絏，心在天堂。”（引自胡兰亭著《刘静庵》）狱中五年，他是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和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的期待中度过的。但终因环境恶劣，伤病摧残，竟于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的五月十六日（即1911年6月12日）在狱中赍志而殁！难友以至狱卒扶尸痛哭，基督教中西牧师同至狱中收殓。他的母亲赶至狱中，看到他骨瘦如柴、须发尽白的遗体，竟不能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儿子！刘静庵一生未娶，终年三十七岁。
尚存的遗物
1938年7月，梁钟汉、殷子衡、张难先、欧阳瑞骅等早年的日知会骨干，联袂敬立“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于日知会原址，同时还配套兴建了碑亭和石牌坊。由于历史的原因，该碑亭和石牌坊已被拆毁，所幸断损的“武昌日知会纪念碑”原物，还入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武昌日知会纪念碑内容详实，气度非凡，瞻仰拜诵，血脉贲张。今将这鲜为人知的碑文抄录于后，既是对武昌日知会“丙午之狱”一百周年的最好纪念，也是禀告先烈，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武昌日知会纪念碑”全文如下：
辛亥武昌义旗一举而天下景从，请社以屋，此诚当日忧时志杰揭橥革命、呼号奔走之效也。抑知植其基者，实为日知会。晚清之际，朝政败坏，外侮纷垂。甲午战后，继以庚子之乱，国人因受大惩创，犹旁皇不知所以救济之策。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先生虞之，由上海返汉，与中美同道筹商，就武昌府街圣公会设一阅书报处，购各种新闻杂志及新书，任人入览，以瀹进知识，颜曰“日知会”，时光绪辛丑年也。先是，孙总理鼓吹革命，其说由海外达于内地，武昌军人学生起而承其流。初组织科学补习所于多宝寺街，为革命运动。寻大吏侦知，披解散，俱怅怅若无所依，思再相结合。适补习所同志刘静庵先生，佐圣公会胡兰亭、刘藩侯两会长处理日知会事。静庵性沉毅纯洁，负责任，对阅书报者，乘间灌输革命大旨。凡《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均于兹布出。不久，会址迁高家巷。圣公会又商办东游预备科及江汉公学，广事号召。至是，昔之补习所所员多廪集于此，其他来者亦众。综计著籍者万人，如曹亚伯、余剑侪、季雨霖、梁瀛洲、朱松坪、冯特民、李亚东、吴贡三、李长龄、成邦杰、何季达、徐竹坪、梁钟汉、殷子恒、张难先等，其最著也。丙午夏，东京同盟会会员吴崑，偕法国民党欧几罗氏至会讲演，当道震恐，派人侦缉。迄秋，萍醴事起，孙总理令朱松坪、胡瑛、梁钟汉等回国襄助。在鄂事泄，捕松坪、胡瑛、钟汉及刘静庵、张难先、李亚东、季雨霖、吴贡三、殷子恒九人下狱。圣公会主教吴德施，会长孟良佐、黄吉亭营救甚力。顾吾党不以此稍挫其志，立会集社，赓续不绝；浸淫漫衍，推而弥广，其蒂愈固；逮辛亥八月，乃蒇全功。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盖日知会为圣公会创立，圣公会奉行基督教，其教义以博爱救世为旨，构一天国，勉人之向善，意量赅遍宇宙，罔有封畛，犯难前进，糜顶不辞。耶稣生时，方丁犹太民族衰弱，为罗马摧残暴恣，爰倡导革命，求复平等自由。故传教虽久远，而革命性仍保持未失。吾党愤清廷之淫虐，汉族呻吟其下，日濒于危亡，期为一旅之剪除，与耶稣革命之志相符。圣公会即本教旨，缵基督之绪，设日知会，进而为吾党援。此足证基督教之伟大，主持圣公会者之贤明，勇于赴义也。今回溯往事逾三十年，曩之聚处一室，被诚沥鬲商讨大计者，皆如浮云四散，或则墓木已朽，其幸存者亦多零落尘莽，憔悴白首。社会人士于日知会几不能举其名，若询以过去之历史与吾党之关系，盖茫然无以应。此时不有记载，则将来更淹没无闻矣，岂不剧可慨哉！今特铨次其迹，勒诸贞石，以昭日知会风谊之美，而兼志吾党之不忘，永资观感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十日，日知会丙午党狱同人梁钟汉、殷子恒、张难先及前同盟会会员吴崑等敬立。
沔阳欧阳瑞骅撰文沔阳张难先书丹
湖北早期的反清革命团体与辛亥武昌起义的爆发，都是在相互关联或传承下自然形成的一大革命体系，自始至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点。如果把湖北众多的反清革命团体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它的树根就是革命先驱吴禄贞1903年发起的武昌花园山聚会。在聚会活动中，他们提出了反清革命必须运动军队的“抬营主义”，这一当时独具慧眼的指导思想，为后来有组织有计划并成功地发动辛亥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革命思想的深入宣传，于1906年2月由刘静庵等组织成立的武昌日知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反清革命大树的主干。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成立于武昌的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其名称源于基督教会的一个书报阅览室。那是1901年，基督教美国圣公会（Thc 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黄吉亭牧师，在武昌府街（今青龙巷）的圣救世主堂大院内，兴办了一个以宣传基督教与开启民智的报刊阅览室，他给这个阅览室取名叫“日知会”，寓有“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
1903年间，新军中的黎元洪部下书记官刘静庵，常来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日知会”阅览书报，并与此时的该堂牧师胡兰亭成为好友。1904年，科学补习所解散后，刘静庵离开新军被胡兰亭聘为“日知会”阅览室司理（即阅览室主任管理员）。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刘静庵以革命书报为媒介，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秘密形成一个以“日知会”阅览室为活动中心的反清革命群体。
武昌日知会的反清革命活动，自始至终与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息息相关，当时圣公会的鲁兹主教是个美国人，全名叫洛根·赫伯特·鲁兹（L.H.Roots），他是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来华后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吴德施。1896年11月，二十六岁的吴德施被美国圣公会差派来到武昌，担任了武昌高家巷圣约瑟堂的会长（即管堂牧师），从此，开始了他在武汉长达四十二年的传教生涯。由于吴德施知识渊博，工作勤奋，受到了教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1904年11月被顺利提升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
吴德施继任主教后，按他的职务与差会的要求，他应该在中国的革新与倒退、维新与守旧两种势力的反复较量中保持“中立”，以有利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但是，吴德施本人却是一个民主革新意识浓郁的传教士，在他的领导下，圣公会和武昌“文华书院”（基督教圣公会在湖北开办的著名学府）中本已十分活跃的革新风气就更加兴盛起来。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在这里传播，一些觉醒者在这里聚集，从而酝酿产生了湖北最早的一批反专制、求民主的革命团体，催生了大批反清的革命仁人志士。在吴德施主教的同情和支持下，刘静庵具体领导的武昌日知会，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和最具影响的反清革命团体。
1906年2月，“日知会”阅览室由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迁移到了武昌高家巷的圣约瑟堂内（今崇福山街39号）。新成立的正式反清革命团体为什么还称为“日知会”呢？原来在筹划过程中，有人提议要取新名，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以教会的日知会阅览室为依托和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已有几年，有教会背景可带来诸多方便，现在如另起新名就有可能脱离教会，从而会严重影响社会知名度与凝聚力，那样不利于更好开展工作。再说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还可以假托教会内部的书报阅览室作为保护伞，因此，继续沿用“日知会”名称遂一致通过。
随着武昌日知会的声势迅速传播，许多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并入日知会并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等。当时武昌各军营和学校均派有本单位日知会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武昌日知会还发展到省内许多县城以及江苏、安徽、辽宁等省府，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曹亚伯、范腾霄等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成为了两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
1906年5月，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Oxil）在日本受孙中山的委托，专程来到武昌日知会所在地的圣约瑟堂操场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从法国革命讲到了中国的革命前途。因当时国内的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重点又在海外，故他在演说中指出：“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
另外，在辛亥武昌起义的将士中，有许多是来自原武昌日知会的会员，他们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发动起义的孙武和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等。
武昌日知会“丙午之狱”
1906年12月4日，江西萍乡、湖南醴陵起义全面爆发，孙中山在日本派朱子龙、胡瑛、梁钟汉、谭人凤、宁调元五人回国。谭人凤、宁调元二人在九江上岸直接去了起义地区；朱子龙、胡瑛、梁钟汉三人则遵孙中山之嘱，到武昌日知会与刘静庵、梁耀汉商议联络武汉同志响应。甫抵武汉，胡瑛暂住汉口名利栈，朱子龙、梁钟汉则住在汉阳青莲寺，他们分别通知日知会骨干刘静庵、冯特民、任重远、何子植、季雨霖、周耀东、黄警亚等同志，去汉阳伯牙台进行秘密商议。在这期间，时任清军督队官（类似现在的副营长）的季雨霖，利用正在武昌皇殿（今辛亥首义烈士祠）募集新兵的机会，开展联络其他营队以响应萍乡、醴陵起义。
策应准备正在进行之际，却被接近日知会革命同志的骗子郭尧阶侦知，他便以此向清政府湖北巡警道冯启钧告密求赏，并诬指刘静庵即清廷亟欲捕获的湖南会首刘家运（张之洞悬赏缉拿的十五人之一）。冯启钧大喜，即在汉口苗家码头伪设一处留学生招待所，农历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7年1月7日），朱子龙被骗至该所逮捕。当晚，军警又在汉阳青莲寺逮捕了梁钟汉；在汉口名利栈逮捕了胡瑛；季雨霖、李亚东二人亦在军营中被捕。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7年1月13日），军警在黄陂县胡兰亭牧师的三姐家中逮捕了在此藏匿的刘静庵。随后，冯启钧又派军警去沔阳仙桃逮捕了张难先；去黄冈团风逮捕了吴贡三和殷子衡。只有梁耀汉，虽在汉川家中遭军警包围，但在亲友的掩护下化装逃脱。
萍醴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张之洞悬赏通缉黄庆武（黄兴字廑午，“庆武”为“廑午”之误）、刘家运等十五人，武昌日知会的刘静庵并非清廷所通缉的刘家运，但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贪功冒赏，硬把刘静庵说成是刘家运。刘静庵等被捕的九人在“审讯时备受严刑，皆逼供刘静庵即会首刘家运，终无一人承认”。后来清政府在湖南捕获了刘家运（1908年的《南方报》指出：“鄂省官场，近接湘电，称萍醴匪首刘家运在常德牛家塘地方缉获，去岁所捕刘静庵，指为刘家运，显系邀功冒赏。”），但湖北当局仍将刘静庵关押，并屡加重刑，而他在狱中始终表现出了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于是，刘静庵被难友们赞誉为“铁汉”，被同志们赞誉为“革命完人”，被教友们赞誉为“活着的耶稣”。
未几，武汉三镇纷传要将这九人全部问斩，而且还拟定了缉捕余日章、张纯一、胡兰亭、黄吉亭等日知会著名人士的第二批黑名单，美国圣公会在湖北的华籍传道人和广大信徒，以及军学界的日知会会员等，此时是人人自危。在这危急关头，圣公会与吴德施主教立场鲜明“谓刘静庵既为圣公会信徒，革命乃改良治政之不二法门，何得诬为匪首？官场既诬刘静庵为匪首，则妨害了圣公会之名誉。”（引自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前编》）
吴德施主教遂致函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要求出示罪证，否则立即放人。同时，他还一边电告北京的美国公使，促请其务必疏解；一边又向美国政府报告，请求国务院转电美驻北京公使前往清廷外务部交涉。此时，恰逢基督教世界青年会总干事穆德（John R.Mott）博士在去日本开会途中因事路过湖北，于是吴德施赶紧请他的这位好友马上去北京，协助美国公使乐克希（W.W.Rockhill）一道开展营救。同时，吴禄贞、程家柽等革命同志亦利用各自的渠道，向清庆王、肃王上条陈，建议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廷一方面迫于美国的外交压力，一方面出于缓和满汉矛盾的考虑，乃于1907年2月7日电令湖广总督“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办理”，免除了已捕九人的死刑。随后，湖北巡警道第二批缉捕日知会会员的计划也就没有再提了。
但此案却久拖不决，直拖到宣统己酉（1909年）夏，清廷才分别宣判：刘静庵和胡瑛永远监禁；吴贡三解回黄冈县原籍监禁十五年；殷子衡监禁十年；李亚东监禁五年；梁钟汉解回汉川县原籍监禁三年。在此宣判前，朱子龙已病死狱中，张难先、季雨霖因病被保释出狱。
在日知会“丙午之狱”被捕的九人中，数刘静庵、朱子龙、殷子衡三人所受的酷刑最为惨烈。朱子龙居狱中，值殷子衡大病，朱为之照料汤药。殷病方愈，朱又患血痢不止，虽经殷仔细护理，仍无起色，延至1907年5月6日不幸死于狱中。弥留之际，朱子龙握着殷子衡的手，念了自作的四句绝命词：“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诵毕，泪如雨下，他对殷说：“此不过为后世留半点血痕而已。”（引自殷子衡著《狱中记》）言毕咯血数口而殁，年仅三十二岁。
丙午萍醴起义，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见梁钟汉说：“闻梁耀汉于军学界社会团体均有联系，宜大力帮助，并与刘静庵同志等商筹响应。”（梁耀汉是梁钟汉的亲弟弟，作为当哥哥的梁钟汉曾资助梁耀汉创立反清革命团体群学社和明新公学。）梁钟汉毅然服从孙中山的命令，抛弃学校毕业考试，与朱子龙、胡瑛回鄂。梁钟汉在汉阳青莲寺寓所被捕后，承审官问他：“你不怕死么？”梁答：“笑话，岂有怕死的革命党！”（1906年7月，梁钟汉在日本由黄兴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因日知会一案久拖不决，他暂押武昌候审所，后被清廷判徒刑三年，押回汉川原籍执行。
辛亥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晚间，梁钟汉的妻子张荫兰、七弟梁辉汉和黄警亚、童文轩等同志集合队伍迎他出狱，县中官绅亦列队欢迎。
在日知会活动期间，吴贡三初视其为普通阅览室，后知为革命机关，便立令吴崑、殷子衡二人前往联系，互通声息。吴贡三所主持的“鸠译书舍”即成为日知会的印刷机构，他把从日知会带回来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加以翻印，日知会也翻印他编的《孔孟心肝》、《作新民》等小册子，张纯一所作的革命军歌最初即附印在《孔孟心肝》之后页。
吴贡三被捕后，经审讯，不屈。他在狱中关押了三年才被判徒刑十五年，罪名是“刷印逆书兼编纂”。他上有老父，下有两幼女，被囚后生计十分困难。他在黄州狱中又曾得重病，虽经亲友、学生、族人多次联名请求减刑和保释，均遭批驳。直到辛亥武昌起义，吴贡三才被乡亲们欢迎出狱。
胡瑛被捕后，因他名气很大，所以官方特别关注，但又苦于无证据，为此对他施以酷刑。胡瑛拒绝招供，曾写绝命词：“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竞白黄；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长；我自乘风归去也，众生前路苦茫茫。”
日知会丙午一案，因国内外营救，拖延至宣统己酉（1909年）夏才宣判，胡瑛被判处永远监禁。辛亥武昌起义次日，胡瑛由著名反清革命团体文学社的同志欢迎出狱。
萍醴起义失败后，张难先从沔阳仙桃来到省城武昌，他看到日知会机关正被围抄，友人劝他立刻走避，免被清吏捕获。当他返回仙桃时，骗子郭尧阶已引清军警尾至，将他逮捕押解省城。说来也巧，张难先被押在巡警道候审时，适逢郭尧阶从门前经过，张怒火冲天，跑上前将郭痛殴。他后来听说，郭自从被他打了后，又是吐血又是精神失常，不久即死。张难先认为这是他平生中的一大快事。
刘静庵被捕后，清吏立即组织会审，参与审讯的大小官员达十三人之多，盛陈刑杖，故示威严。他们先用甜言诱供，继而百般恐吓，终至使用毒刑，鞭刘至一千四百下，肉尽见骨。
刘静庵先押在省城武昌的湖北臬司狱，后转湖北模范监狱。他在狱中仍然利用机会，联络旧友以中华铁血军的名义开展活动，指导革命同志努力奋斗。他还尽可能把难友团结到自己周围，甚至连狱卒也争取为友。他多次受酷刑，多次患重病，狱中生活，极端痛苦。他的《移新监》一诗写道：“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六月雪霜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中原有士兆民病，上帝无言百鬼狞。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刘静庵真不愧是革命洪炉中炼出来的精金，他在恶劣的牢狱生活条件下，始终坚持读书学习，真正做到对己学不厌，对人诲不倦。他的治学内容，从现存的读书笔记来看，有经学、史学，有音韵训诂之学，有宋明义理之学。他的治学态度谨严，尽管是读书笔记，也丝毫不苟。其书法遒劲，亦令人仰慕。
至于他的律己功夫，更是人所难能。潘寄贞说他坐如铜铸，行如满傤船，虽病甚，不昼寝；虽紧急，仍从容；暴烈之容，不见于面，叱咤之声，不出于口；人喜亦喜，人忧亦忧。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无洲界，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富贵，无贫贱，无强弱，无尊亦无卑，人人各尽天职。他曾对人说：“予持耶稣之心，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缧絏，心在天堂。”（引自胡兰亭著《刘静庵》）狱中五年，他是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和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的期待中度过的。但终因环境恶劣，伤病摧残，竟于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的五月十六日（即1911年6月12日）在狱中赍志而殁！难友以至狱卒扶尸痛哭，基督教中西牧师同至狱中收殓。他的母亲赶至狱中，看到他骨瘦如柴、须发尽白的遗体，竟不能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儿子！刘静庵一生未娶，终年三十七岁。
尚存的遗物
1938年7月，梁钟汉、殷子衡、张难先、欧阳瑞骅等早年的日知会骨干，联袂敬立“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于日知会原址，同时还配套兴建了碑亭和石牌坊。由于历史的原因，该碑亭和石牌坊已被拆毁，所幸断损的“武昌日知会纪念碑”原物，还入藏在湖北省博物馆。
武昌日知会纪念碑内容详实，气度非凡，瞻仰拜诵，血脉贲张。今将这鲜为人知的碑文抄录于后，既是对武昌日知会“丙午之狱”一百周年的最好纪念，也是禀告先烈，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武昌日知会纪念碑”全文如下：
辛亥武昌义旗一举而天下景从，请社以屋，此诚当日忧时志杰揭橥革命、呼号奔走之效也。抑知植其基者，实为日知会。晚清之际，朝政败坏，外侮纷垂。甲午战后，继以庚子之乱，国人因受大惩创，犹旁皇不知所以救济之策。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先生虞之，由上海返汉，与中美同道筹商，就武昌府街圣公会设一阅书报处，购各种新闻杂志及新书，任人入览，以瀹进知识，颜曰“日知会”，时光绪辛丑年也。先是，孙总理鼓吹革命，其说由海外达于内地，武昌军人学生起而承其流。初组织科学补习所于多宝寺街，为革命运动。寻大吏侦知，披解散，俱怅怅若无所依，思再相结合。适补习所同志刘静庵先生，佐圣公会胡兰亭、刘藩侯两会长处理日知会事。静庵性沉毅纯洁，负责任，对阅书报者，乘间灌输革命大旨。凡《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均于兹布出。不久，会址迁高家巷。圣公会又商办东游预备科及江汉公学，广事号召。至是，昔之补习所所员多廪集于此，其他来者亦众。综计著籍者万人，如曹亚伯、余剑侪、季雨霖、梁瀛洲、朱松坪、冯特民、李亚东、吴贡三、李长龄、成邦杰、何季达、徐竹坪、梁钟汉、殷子恒、张难先等，其最著也。丙午夏，东京同盟会会员吴崑，偕法国民党欧几罗氏至会讲演，当道震恐，派人侦缉。迄秋，萍醴事起，孙总理令朱松坪、胡瑛、梁钟汉等回国襄助。在鄂事泄，捕松坪、胡瑛、钟汉及刘静庵、张难先、李亚东、季雨霖、吴贡三、殷子恒九人下狱。圣公会主教吴德施，会长孟良佐、黄吉亭营救甚力。顾吾党不以此稍挫其志，立会集社，赓续不绝；浸淫漫衍，推而弥广，其蒂愈固；逮辛亥八月，乃蒇全功。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盖日知会为圣公会创立，圣公会奉行基督教，其教义以博爱救世为旨，构一天国，勉人之向善，意量赅遍宇宙，罔有封畛，犯难前进，糜顶不辞。耶稣生时，方丁犹太民族衰弱，为罗马摧残暴恣，爰倡导革命，求复平等自由。故传教虽久远，而革命性仍保持未失。吾党愤清廷之淫虐，汉族呻吟其下，日濒于危亡，期为一旅之剪除，与耶稣革命之志相符。圣公会即本教旨，缵基督之绪，设日知会，进而为吾党援。此足证基督教之伟大，主持圣公会者之贤明，勇于赴义也。今回溯往事逾三十年，曩之聚处一室，被诚沥鬲商讨大计者，皆如浮云四散，或则墓木已朽，其幸存者亦多零落尘莽，憔悴白首。社会人士于日知会几不能举其名，若询以过去之历史与吾党之关系，盖茫然无以应。此时不有记载，则将来更淹没无闻矣，岂不剧可慨哉！今特铨次其迹，勒诸贞石，以昭日知会风谊之美，而兼志吾党之不忘，永资观感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十日，日知会丙午党狱同人梁钟汉、殷子恒、张难先及前同盟会会员吴崑等敬立。
沔阳欧阳瑞骅撰文沔阳张难先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