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想要一种怎样的政治？

　　南都周刊：无论孙中山还是袁世凯成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如推行宋教仁所主张的内阁制，则都将对最高权力造成很大制约。据您的判断，他们对宋教仁所坚持的内阁制分别持怎样的态度？
　　迟云飞：袁世凯这种政治人物，他的想法多半是机会主义的。但是，从袁世凯的行为来判断，清政府既然倒台了，他就觉得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然后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上，而不是靠所谓的法律和宪政。袁世凯在晚清还是公认的治世能臣，但他出身就是训练北洋新军，相信武力，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主要信念。
　　宋教仁恰恰跟他相反，宋教仁也觉得可以集中权力到中央，但不是集中到一个人那，而是集中到法定的内阁里，而内阁按照宪法和法制的原则是可以更动的，换届时权力自然集中到下一任内阁，这跟袁世凯是有根本区别的。
　　孙中山、宋教仁矛盾在哪呢？我认为可能有不少因素，一个是宋教仁觉得孙中山太专断。比如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海外回来，因为临时政府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他们两个又发生争论。但是，进入1912年以后，宋教仁担任法制局局长，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他们的关系和想法又有很多调整，宋教仁还是尊重孙中山的领导地位的。
　　南都周刊：对于宋教仁一贯主张的责任内阁，历来多认为他是效仿法式的责任制，反对美式的总统制，近年来也有认为宋教仁主张的其实更类似于英式内阁模式？
　　迟云飞：实话说，国人从1950年以来，对国外的政治体制、宪政体制研究得不多。原来大家觉得宋教仁主张的内阁制是法式内阁，那是因为在宋教仁的时代，共和制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大家就以为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内阁制。实际上，法国可以说是一种不完全的内阁制。后来通过逐步深入观察宋教仁的文章、讲稿，我觉得他实际主张的是英国式内阁制。英国当时大体已经形成两党制，一个政党通过大选在朝执政，另一个政党在野就处于监督地位。双方尊重《宪法》、尊重法制。宋教仁的主张就是要建立一个类似的责任内阁，只不过不像英国那样保留世袭国王。

假如宋教仁成功了

　　南都周刊：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假使宋教仁愿与梁启超联手，实现多党轮值的政府，中国政治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迟云飞：宋教仁认为政治就需要两个大党，后来梁启超他们组织了进步党，和国民党正好形成两个大党对峙。
　　这两拨人现在看来也不大一样，进步党是原来的立宪派，他们多是由绅士转化而来，已经到中年，原来的社会地位较高，家产也会比较多。梁启超、张謇都是这些人的代表。国民党这些人，在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获得科举功名的很少，像蔡元培那样中了进士的人更少，只有少数人有低级的科举功名，知识结构也比立宪派那些人士新，社会地位比较低，然后思想上接受西方的东西比立宪派的中年人要多一些。 　　在同盟会和国民党里面，宋教仁还算注意联络立宪派的，但毕竟两个党见解不完全一致，在民国初年宋教仁主张实行政党政治、责任内阁，不能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但立宪派的人士强调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权力适当集中到总统手里，他们认为孙中山不行，孙中山是“孙大炮”，对国情不了解，他们更倾向于袁世凯。
　　张耀杰：梁启超一生中的第一诉求是夺权，第二诉求是救国，第三诉求才是所谓的宪政。而且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是以切实限制国家及政府的公共权力以保障公民个人的主权权利和私有财产为第一目标的；包括梁启超、宋教仁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以救国强国为第一目标的所谓民主宪政，事实上就是肆意侵犯公民个人的主权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伪宪政和反宪政。
　　假如没有像胡适那样虚心学习、深入理解、大力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现代中国人成长涌现，即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即使宋教仁一派的国民党与梁启超一派的进步党联手合作，中国社会也不一定能够顺利走向民主宪政。

宋教仁们的局限

　　南都周刊： 宋教仁在短暂的一生中，几乎以一直站在对抗强大传统的一边，这是否也是造成他的政治主张早夭的原因？您认为宋教仁的局限又何在？
　　孙耀杰：宋教仁一案最让人遗憾的是，还没有开院的第一届正式国会，与此前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一样，被赋予专门针对袁世凯个人的立法使命。当议会斗争达不到架空甚至剥夺袁世凯总统职权的政制目的时，退出已经初步建立的立宪框架，单方面挑起“二次革命”，便成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选项。
　　至于袁世凯事后的帝制自为，充分证明他的民主宪政意识的严重缺失。但是，在袁世凯并没有强力解散第一届正式国会的情况下，国民党方面的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率先选择撇开合法议会以及由他们参与缔造的制度框架，也足以证明他们比旧式官僚袁世凯表现得更加单边片面。
　　迟云飞：无论是宋教仁，还是孙中山，或者是黄兴，这些人都有他们天真的一面。他们对中国官场、对中国国情，尤其是传统政治的那种国情不太熟悉。比如说对权术、政治纵横术不太熟悉，所以，他们往往表现得比较天真。1912年孙、袁见面的时候，孙中山被袁世凯一忽悠，就觉得袁世凯行，这人有能力，而且这个人会信守民主的原则。
　　宋教仁他的主张，和他的一些做法，是中国两千多年所没有的。用我们现在的俗话，就是把权力装进笼子里，宋教仁要做的就是这个事。中国向来没有一个规则，或者一个章法规定，皇帝到底有哪些权，没哪些权，宰相有哪些权，没哪些权，只是遵从习惯上、伦理上君臣之道如何。宋教仁也有他天真的一面，他可能觉得我只要制定了宪法，通过一个合法途径把宪法颁布了，大家就会遵守，中国就会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突然把一个宪法摆在那，到真正冲突的时候，权力者还不一定能遵守宪法，这是宋教仁天真所在，也是他政治活动的悲剧所在。

宋教仁疑案

　　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由上海起程去北京。正准备登车，突然遭到歹徒枪击，身中三弹。前往送行的黄兴等人，立即将宋教仁扶上汽车，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医生立即动手术钳出子弹，发现弹头有毒。两天后，宋教仁去世，年仅31岁。
　　据当时《真相画报》刊登的“刺杀宋教仁有关人犯”说明：谋杀宋教仁的主使者为总统袁世凯，同谋者为总理赵秉钧，联络者为洪述祖，指挥行凶者为应桂馨，直接行凶者为武士英。
　　但宋教仁到底是被谁主使刺杀的，至今在史学界还有争议。现存的档案材料显示，事后武士英被捕，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而后来武士英暴死上海狱中，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