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营的拆除，意味着北京将不再有地理上的摇滚乐队集散地，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寻找摇滚精神的方向
　　
　　霍营真拆了。
　　“霍营”在一般人眼中不过是北京北边一个城铁站的名字或者一个脏乱的城乡结合部。但是在一些摇滚乐手的心中，这个在北京地图上很难找到的村庄，曾经承载了他们的梦想和现实。
　　被称为“后树村时代”的霍营，一个月前，街道上随时还能看见那些留着长发的乐手，能听到四处传来的鼓声。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最后一个乐手
　　从城铁霍营站向前几百米，穿过一个市场，就是那个著名的摇滚村。现在道路两旁堆着砖头瓦砾，四处游荡着几条小狗。以前村民家中都曾经住过两三个乐手，现在从布满灰尘的窗户望进去，还没有拆倒的空房子里，还能看到墙壁上张贴着的乐队海报。
　　在一个尚在营业的小卖部后边，大超就站在那条小巷里。身后是他自己租住的房子，七八平米，每月租金160块钱。没有取暖设备，没有上下水道，房间最里边有一个床垫，旁边放着一把贝司。大超是“上下”乐队的贝司手，因为房东是个“钉子户”，所以他还没有搬，所以他成了住在霍营的最后一个乐手。对他来说，霍营是他心里的“圣地”。
　　大超今年22岁，连云港人，去年11月28日来到霍营，那一天他一直记在心里，到这时正巧是一周年，一个朋友特意买了一个蛋糕，上边写着“上下乐队到霍营一周年”。
　　在老家的时候，他和几个朋友组了乐队，因为那里音乐气氛并不浓，能组一个乐队已经觉得很自豪。排练的时候大超背着琴从街上走过，“恨不得把头仰到天上”。那时，他们对于北京摇滚圈的想象只来自杂志和像《后革命时代》那样的纪录片。
　　去年11月份，乐队其他成员先到了北京，安顿之后催他来京。于是，背着四个包和一把贝司，大超登上来北京的火车。“我在火车上，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今天你就能看见传说中的霍营了。”大超回忆当时，“给我兴奋的啊，那感觉没法说。”
　　队友接他直接去了霍营。当时是下午，“进了村子就听见周围房子里排练的声音，我就想这辈子得在这住了。”大超笑着说。
　　在霍营，他第一次见到了“痛仰”“夜叉”这些曾经只能在网路视频里看到的乐队，第一次和那些乐队成员说话的时候，他“紧张得不行。”那时，像“痛仰”这些老乐队已经有了自己坚实的乐迷群，在大超心里，他们俨然已经成功。
　　后来，经人介绍，他找到“夜叉”乐队的贝司手学琴，开始了每天在霍营的小屋里啃着馒头练琴的生活。下午排练，晚上和朋友聊天，生活贫苦但充实。
　　一年之后，这样的生活被拆迁粉碎了。眼见朋友一个个撤离了霍营这个摇滚大本营，只剩他每天站在巷口张望。大超有点伤感地说，“对面那个屋以前住着我最好的一个哥们儿，那时总扛着乐器去他那玩，现在也搬了。前两天他回来和我喝酒的时候拍着我肩膀说，谁要是拆我的房子，你得阻止他啊。”
　　大超也在找房子。“还是想找这种能和做乐队的哥们儿在一起的地方，但是估计不太可能再有了。”他说。
　　
　　被神化的摇滚圣地
　　
　　11月30日晚，7点，在北京著名的MAO Live House，“液氧罐头”乐队正在走台，准备晚上他们的专场演出。门口立着牌子，票价40。这支乐队是和“痛仰”“夜叉”一起成长起来的一群。两年前，开始有了相对固定的演出，也找到更好的生活状态。
　　他们也经历过霍营的“死磕”生活，但这些乐队对于在霍营的那一段经历并不认同。“有点怀念，但没有那么深。”“液氧罐头”的鼓手李宝说。
　　3年前，“液氧罐头”把自己的排练室设在霍营，但是从他们逐渐浮出地面之后，队员就有了离开霍营的想法。“主要想离开那种黯淡的生活，想过得阳光一点，健康一点。”李宝说，“以前北京没有那么多排练室，霍营那租的房子不怕吵，可以排练;后来条件好了，排练室也多了，即使不拆迁我们也要走了。”
　　从“液氧罐头”到霍营开始，李宝就经常能碰到从外地来的年轻人到霍营“朝圣”，每当遇到这样的年轻人，李宝就把他们训斥一顿。“我跟他们说，这就是个排练的地方，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神圣，外面的传言传得太过了。”他也看过像《后革命时代》那些纪录片，但是和大超那些年轻外地乐手的激动心情不同，李宝觉得，“那些纪录片毁了很多人。”
　　纪录片《后革命时代》被很多摇滚乐迷收进了自己必看的目录，里边记载了这一批摇滚乐手在尚未成名时在树村、霍营的生活片段，有梦想也有现实，更多的还是把摇滚村落描述成一个弥漫着灰色的调子的乌托邦。李宝说，“那只是记录了一些乐手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说的一些低落的话，那时的演出也特别不正规，让人们误以为那就是摇滚乐，那就是摇滚乐手的生活。”
　　现在，李宝他们搬到了天通苑附近的一个专业排练室，每小时30块钱，乐队每周排练3次，每次3个小时，费用比他们以前在霍营一个月300元的租金高出许多，“但是条件好了，心态也健康很多。”
　　这些现在已经走上地面的乐队，对于霍营的态度常常是实用性的。他们到霍营就是因为那里排练方便，不怕吵闹，而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依恋。“如果现在有人组织演出纪念霍营，我们还是会很职业地去谈演出费用，不可能只凭感情去纪念，没有必要，那一段已经过去了。”李宝说。
　　
　　摇滚精神散场
　　
　　霍营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这个村庄承接了树村的血脉同时也经历了中国独立摇滚乐从兴盛到平和的过程。
　　1998年，一批从迷笛音乐学校毕业的学生和一些外地来北京的摇滚乐手陆续进驻位于北京西北的上地开发区西南部的一个村子。90年代末，随着重型说唱的兴起，这个叫作树村的地方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因为那里居住着像“痛仰”“夜叉”这样的重型乐队。
　　2001年开始，随着摇滚乐杂志进行大篇幅报道，加上迷笛音乐节的声势，这个村庄有了不一样的气氛，大批外地前来朝圣的乐手和乐迷纷纷驻扎，最多的时候超过200人。也在那时起，有乐队陆续搬到霍营，排练和生活。直到2003年树村拆迁，霍营正式成为树村的摇滚乐手们的下一个“灵魂收容所”，并得到了“后树村”的别号。
　　这个变迁，不仅只是地理位置的改变，更多包含了摇滚乐手心态和外界对于他们看法的变化。90年代末，“痛仰”“夜叉”等乐队在小圈子内逐渐有了名气，被很多年轻的音乐人视为中国“新一代摇滚乐势力”的崛起。而这些乐队曾“死磕”的生活也被媒体夸张放大，成为了一种值得追逐的风潮。
　　而到了2003或2004年，这些率先取得地位的乐队纷纷放弃了“死磕”，找到自己生活和音乐的平衡点。他们大多一边继续着自己的音乐创作并且开始有规模的巡演，一边从事和音乐相关的工作藉以谋生，比如出租排练室或者为唱片公司制作歌曲。
　　这段时间，霍营对于这些乐队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单纯的排练场所，与精神无关。一边排练为现实需要，一边在精神上向往逃离。它影响着一些年轻乐手也更平和地过着霍营的摇滚生活，那种想象中的乌托邦气氛在霍营变得越来越淡漠。只有些更年轻的外地乐手还向往着到霍营这曾经的“圣地”看一看。
　　这一次霍营的拆除是物理上的终结，也一下子打散了很多人的心气，很多外地的乐队因此回到老家，放弃了音乐。而留在北京的乐队也纷纷选择了正规的排练室——那种更职业化和正规的场所。
　　如李宝所说，霍营毕竟是最后一块摇滚之地，虽然有些怀念但还是越早离开越好。而对于大超这样刚刚来北京寻梦的摇滚青年，霍营的消失似乎意味着一种激励自己的精神气场已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