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策层的大力推动下，国际产能合作正成为中国开放与“走出去”的重头戏。
　　从中亚、拉美到欧洲，从南亚、非洲到东南亚，中国正全方位出击，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联手，积极开展国际产能“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产业与资本的融合、技术与市场的对接，努力实现“多方共赢”，着力打造重点行业产能的国际合作新格局，实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调整。
　　事实上，国际产能合作并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国际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有过三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正是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
　　由此可见，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单纯出口的方式已经解决不了国内与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按照这个发展规律，由中国发起的人类第四次产业转移已经势在必行。
　　“走出去”战略的2.0时代
　　从2000年中国就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但那个时候更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考虑，强调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当前提出“国际产能合作”的最大背景，则与世界经济新常态和中国经济新常态密切相关。
　　简单地说就是国际有需求，国内有动力，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首先，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需求疲软加剧了中国的产能过剩。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外需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增速大幅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仅等于甚至低于全球GDP增速。加上近些年人民币已经被动升值30%以上，更削弱了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需已经很难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我国此前不论是国内投资还是招商引资的背景都是基于外部市场需求的旺盛增长，因此可以说是世界经济新常态加剧了我国的产能过剩。
　　其次，全球直接投资跌宕下行减弱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去年国际直接投资虽然恢复到了1. 3万亿美元，但仍低于危机前2.05万亿美元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中国还能保持吸收外资的正增长，并在去年成为全球引资第一大国，但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外贸进出口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
　　加之国内要素成本上涨和资源环境瓶颈导致我国产业政策调整对吸收外资形成制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及对劳动成本敏感的企业减少对华投资甚至对外转移产能，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原来依靠大规模引进来形成世界一流产能、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际国内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讲，国际产能合作是一种应变措施，是中国转型升级的组成部分，是用国际视野引领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不难看出，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增长速度在低位徘徊，需要有经济体打破僵局引领发展。而中国发起的产能国际合作，正是对全球产业体系和价值链体系的“激活”，是践行开放、包容、合作的理念。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国际产业合作，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跨国产业体系，有助于发挥各自优势，带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推进思路
　　2015年可以视作国际产能合作的布局阶段，未来五到十年我国装备制造和产能国际合作将进入深入推进阶段。
　　通过“一带一路”推进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互联互通，发展国际贸易，同时，积极回应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创新方面的需求。以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发区、合作园区、出口加工区为主要模式，推动产业对外转移与合作，形成产业集群，吸纳来自中国、东道国和第三方国家的企业入驻，进行产业配套，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过去几年来，工业园区已经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据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正在全球50个国家建立118个经贸合作园区，其中有77个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23个国家，已经有60多个园区初具规模，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平台，也是产业集聚的平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孵化器。
　　需要特别指出，第一，中国不向世界市场转移落后产能。中国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是以产业的对外转移为主线，向国际市场转移有需求、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不是淘汰落后产能。中国的落后产能自2008年开始已经逐步在国内淘汰。
　　第二，国际产能合作不对外输出污染。我们曾经付出过“先发展后治理”的沉重代价，绝不会将这种代价转嫁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在推进“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注重引导企业保护东道国环境和生态，发布的各项政策措施中都列明环保条款，而且中国商务部和环境保护部还联合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旨在指导中国企业进一步规范对外投资合作中的环境保护行为，及时识别和防范环境风险，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第三，国际产能合作不是排他性的。国际产能合作虽然由中国企业发起，但不是出去剥夺他人发展的机会。恰恰相反，我们希望形成加快集聚的模式，推动来自东道国、第三国的企业与中国企业共同参与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将以互联网开放、包容、合作的理念，广泛开展与各国的合作，通过属地化发展提升东道国的发展能力。
　　第四， 国际产能合作是双向的。中国正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大规模走出去与高水平引进来并举，将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措施。中国不是不需要外资了，而是需要高质量的外资，高水平的外资，能够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外资。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某些企业走出去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引进来，提升国内的发展能力，提高在国际产业体系中的分工地位。 　　第五，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立足点和产业方向。中央提出12大类的国际产能合作重点领域，主要是着眼于推进转型升级和发挥比较优势的需要。但从实际推进的行业来看，工业发展对基础设施等配套是有基本要求的，对生产性服务业有很强的需求。所以，除了中央提出的12大类重点行业之外，基础设施、综合物流、金融服务等都要走出去，如果生产性服务业不能跟出去，那么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引领国际产业合作。

　　几点建议
　　而要想从政策高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政策更有针对性。以前的“走出去”是带有普惠性质的，所有企业、所有行业、所有模式均可以得到支持。当今的国际产能合作则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尤其是对重点行业和重点方式的产能合作要加大支持力度。比如支持境外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建设、构建跨国产业体系的重点项目的政策措施，应该进一步强化和推广。
　　二是金融政策要创新。除了信贷和保险政策外，还要在私募基金、企业债、外保内贷、管权置换等方面有创新，人民币国家化要为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支持。
　　三是财政政策要聚焦。财政支持应该对12大类重点行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扶持，重点是税收减让。一方面是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覆盖面不够，二是已经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别落实难到位，企业依然感觉很不方便，不知道该怎么用，对于没签的国家也应该有国内政策来弥补空缺。
　　四是社会服务要加强。企业走出去有了自主决策权的同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要解决。比如法律、税务、会计、培训等服务能力跟不上，无法满足企业需要。今后要给这部分咨询机构更宽松的成长空间。
　　五是海外权益要有保障。当前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国际产能合作风险陡然增加，因此外交政策要为重大的合作项目保驾护航。尤其是关于外部风险的防控，需要外交和政策保险等兜底，企业跨国经营能力的提升也是关键。
　　最后，国际产能合作要尊重经济规律。国际产能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企业出去了就能实现，也不是做几个规划就能解决的问题。国际产能合作要遵循国际产业发展的规律，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商业原则，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去推动发展。所以，国际产能合作的顶层设计需要政府来做，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市场的作用要多而广，政府的作用要少而精。企业是产能合作的主角和关键。
　　国家转型升级的总体要求是不变的。促进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才是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