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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坛出现了最早的“霜冻”
去年，张国立、蒋雯丽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金婚》热播，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率。这不禁令我联想起新中国成立一年多就公映的由赵丹、蒋天流主演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也曾深受广大观众的好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是根据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改编而成的，因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在1951年遭到了错误批判，致使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爱情题材从此成了文艺创作的禁区。《我们夫妻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篇小说，萧也牧又为什么会遭到错误批判呢？
萧也牧原名吴承淦，191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1937年他高中毕业，因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陷，流亡到湖南长沙。经革命老人徐特立介绍，辗转到了五台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队伍。曾先后担任过地区小报的编辑，地方剧团的演员。1939年开始以萧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1945年8月入党，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1949年平津解放后，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中国青年》杂志副主编。正值而立之年，他接连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和长篇小说《锻炼》。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长的秦兆阳后来这样回忆：“《我们夫妻之间》原稿的文风非常朴实、自然、简练，字迹也十分工整清秀。那时《人民文学》来稿的水平很低，不作修改就可以发表的稿子几乎没有，收到这样主题新鲜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动，立即选送主编审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
《我们夫妻之间》是新中国第一篇城市小说，主人公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李克，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于是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重归于好。秦兆阳还回忆说：“现在，在事隔几十年以后，我不由得会常常想到，他跟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但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且给人以非常真切的感觉。作者一点也不顾及别人可能产生的联想，这在解放初期那种政治气氛和道德气氛下，不能不说是需要一点勇气。”（《随笔》1987年第4期）
《我们夫妻之间》发表是得《人民文学》主编茅盾和小说组长秦兆阳的慧眼识珠。一刊出，几十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并很快被改编成话剧、电影、连环画……有位名叫白村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夫妻之间》在创作上的新突破，感到“在这样灿烂的时代中，在这样翻天覆地的斗争中，在充满着荣誉和欢欣、歌唱与诗意的国家里，我们该是多么兴奋！这些，正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所需要表现和描写的东西。”这篇题为《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的文章，发表在1951年4月7日《光明日报》的“文学评论”副刊的头条。
1999年，著名作家李国文曾在《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一文中描述：“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妻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这种耳目一新之感，对读过三十年代作品，俄苏小说，欧美经典著作，受过起码文学训练的我们来讲，当然会生出一种能够与以往阅读经验相衔接的和鸣。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最先发表文章批评《我们夫妻之间》的“革命家”是陈涌。他在1951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批评萧也牧入城以后写的《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前者夸张、集中地描写了女主角的日常生活作风，把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女干部写成一个粗恶丑陋的形象。他认为这是作者进入城市后，旧观点、旧趣味的故我复萌。它所以“带有严重性质”，因为不是“个人的问題”，它反映了根据地文艺工作者，进城以后在文艺思想或文艺创作方面产生的一种不健康倾向的苗头。虽然“这种倾向在现在还不是普遍存在着的”，但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尽管“经过了较长的革命生活的锻炼”，在入城以后的环境下，“特別容易引起旧思想感情的抬头，也特別容易接受各种外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应当引起“警惕”。
虽陈涌的批评并没有否定萧也牧的全部创作，但其文发表背景却不能不令人望而生畏：二十天前，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严厉的措词和尖锐的批评，震惊了整个思想文化界。正在这样的气氛下，身为《文艺报》编委的陈涌错误地对当代作家开了批判的头一炮。
一封无限上纲的“读者来信”
进入 6月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高潮。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文艺报》作为中国文联委托中国文协主办的机关报，就觉得陈涌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文章软弱无力，没有击中要害。于是，就在6月25日出版的四卷五期上发表了“读者李定中”6月10日的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并在《编者按》中称赞：“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
李定中认为，萧也牧“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沒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对于女主人公工人干部张同志，是以一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她”！“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就是说，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接着还以林语堂、左琴科为例，警告作者悬崖勒马：“假如我把林语堂的骷髅画在悬崖边的牌子上面，您们说我故意吓人，我一定承认；但我们如果把左琴科的照片贴在牌子上面，您们不会不同意的罢？”他还认为，《我们夫妻之间》艺术上那些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简直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这种“细致入微”的 “低级趣味并不是人民生活，也不是艺术，而恰恰有点像癞皮狗，有的人以为它有趣，有的人却以为它不愉快；我就是属于后者的分子，我就要踢它一脚！”他不同意陈涌所说这种不良倾向的原因是由于作者脱离生活，“而是由于作者脱离政治！在本质上，这种创作倾向是一个思想问题，假如发展下去，也就会达到政治问题，所以现在就须警惕”。
显然，李定中文完全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7月28日，《光明日报》在《文艺评论》副刊头条位置上，发表裘祖英的《论正确的批评态度》一文，对李定中文章中显露出的“刻毒手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最近李定中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不论其论点如何正确，我觉得他把萧也牧同志与白华作家林语堂相比，与苏联的左琴科相比，在批评态度上，实际是陷于敌我不分，亦是失去立场的批评。”并明确地表示，“萧也牧是人民的作家”，“如果把这样的作家就当做敌人看待，这就非常错误，‘把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回头再看，李定中究竟何许人也？在来信的开头，他是这样作自我介绍的：“编辑同志：我是喜爱文艺的，但是对于文艺理论，我平日少研究；可以说一窍不通，写批评，我更不会。”三十年后他终于浮出水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冯雪峰。这是丁玲1982年5月21日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予以披露的：“《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妻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谈写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267页）这里的“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即《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其中说《文艺报》路线错了的“文艺领导人”，应是周扬。因丁玲与周扬的关系一向很紧张，她感到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对于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对有些同志有戒备（比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评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的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就因听到周扬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她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是冯雪峰写的。这密一保就是几十年，连萧也牧至死也不知李定中为谁。
丁玲称批判是一种“爱护”
继李定中的文章之后，7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七期，又用7页的篇幅发了《萧也牧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叶秀夫）和《对小说〈锻炼〉的几点意见》（乐黛云），但依然掀不起批判的高潮。8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主编丁玲就亲自出面，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当时丁玲不只是《文艺报》主编，还是中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文坛上有显赫地位，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她在《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丁玲全集》第7卷，第271页）中就说《文艺报》是“集中表现我们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总司令”，“从这里所发出的一切言论，就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在毛泽东眼里，算得上一个奇女子：“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6年毛泽东赠丁玲《临江仙》词）。《文艺报》大张旗鼓地批判萧也牧的创作倾向，丁玲动手写文章，体现了“总司令”亲临一线指挥战斗，“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
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是在颐和园云松巢写成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毛主席由罗瑞卿陪同游览颐和园，顺道来云松巢看望丁玲。丁玲向主席汇报她正在写的那篇《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并介绍了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的基本内容。主席说，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由此谈到团结、教育、改造几十万知识分子的问题。”（张素华等：《毛泽东与丁玲——陈明访谈录》，《丁玲研究会通讯》总第6期）由此可以看出这场运动背后的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这封给萧也牧的公开信的一开头丁玲就说：“两个月以前吧，我曾收到你给我的一封信，希望我约你一个时间来谈谈你的‘创作’问题。这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可是当时有些事，接着我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等我回来，就看到报刊上对于你的创作已经展开了批评，听说你还有些苦闷。那么，我就更觉得再细读你的作品，向你有些建议才好。趁着我这几天还没有动手做别的工作，我便又读了你的《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爱情》和长篇小说《锻炼》。”显然，这信里说的“两个月以前”，就是“读者李定中”的文章在《文艺报》刊出之时。丁玲还在南京市文联所作的讲演中与冯雪峰遥相呼应，公开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没有真实地反映出我们的革命干部真实的本质，而是在拿革命干部出洋相，让大家去鼓掌。所以这篇作品的重要缺点，就是在于不是写实际生活，而是游戏文字，玩弄技巧，讨好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把我们的干部小丑化，因此它是蔑视生活的，是不真实的。”（《谈谈文艺创作问题》，《丁玲全集》第7卷第249页）
丁玲后来在《谈写作》一文中是这样写到的：“促使我写这封公开信还有一个原因，当时上海有人要把它拍成电影，大家把这篇小说捧得很高，我觉得这个倾向不好，不说不行了，才写了这封公开信的。萧也牧和我们很熟，关系也很好。在抬头湾的时候他还帮我抄过稿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些是他和另外一位同志帮我抄的。”给萧也牧的这封公开信，“一九七八年在山西乡下，曾重看过一遍，当时我跟老陈讲：我现在恐怕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了，我觉得这封信是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我是说他那篇小说的倾向不好。”（《丁玲全集》第8卷，第266、267页）
丁玲这封“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公开信是这样写的：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做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不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这是非常好的。当然，陈涌同志很谨慎，他的确还没有击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许多读者也对你有起批评来了，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丁玲说陈涌的文章没有击中萧也牧的要害，是只批评萧也牧个人创作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而没有从全局的高度，把萧也牧上升到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的代表人物来加以批判。也就是说，她认为这是一个举什么“旗帜”和谁来举“旗帜”的重大原则问题。
信末，丁玲的口气变得更加严厉： “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丁玲最后用的不是“批评”二字，而是升级为“批判”了。她以自己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篇作品，而且由此论定作者的思想感情好或者坏及阶级立场对还是错。由于注入太多的个人情感，使她在有意无意间作出一些非理性的言行，一如王蒙说：“把丁玲当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例如她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但主要是被伤害过。”（《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从“不过是个开端”扩展成一场运动
就在丁玲发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的同期《文艺报》上，还刊出了该报记者的《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从与会的名单来看，他们在文学界和电影界，都是很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共推丁玲来主持，可见丁玲在当时所处地位。无论多有名的作家、艺术家，也都得听从她的调遣。除吴祖光借口没看过这部影片不表态外，多数与会者都与丁玲的口径保持一致，批到郑君里编导、赵丹主演的《我们夫妇之间》，甚至义愤填膺地说：“这部影片的问题很大，很恶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工农兵诬蔑，共产党的诬蔑。”丁玲则在作座谈会总结时强调：“类似这种倾向的影片，我以为还有不少。今天这个会，也不过是个开端。”
几乎与召集批判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同时，7月31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报告时，要求学员们“从《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里，讨论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危害人民的东西”。说“上海认为萧也牧是解放区最有才华的作家，其次是秦兆阳，认为萧也牧的作品有工农兵，又有艺术。人家反对我们，不是从内容上，他们不敢，而是从形式上反对我们，认为缺乏爱，缺乏感情，缺乏人情味”。那些天，她以批判萧也牧为代表的 “创作倾向”为契机，在讲话中公开点名批判了朱定的《关连长》、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卢耀武的《界限》等一系列 “坏作品”。
就这样，在丁玲不断的发号施令下，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9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十期上，就在“读者中来”栏目中刊出了《对批评萧也牧作品的反应》。《编者按》说：“在《文艺报》上展开了关于萧也牧创作倾向的评论后，引起了各方面读者的重视和广泛的反应。在我们陆续收到的许多读者来信中，一致地肯定了批评这种不良的创作倾向的必要，许多读者，还联系自已的思想，指出萧也牧作品所以获得一部分读者欢迎的原因，有的则指出了萧也牧的作品在群众中所起的不良影响。”随后出版的《文艺报》第五卷第一期，就在“对文艺批评的反应”专栏里，刊发了吴燕的检讨《“不问政治”害了我》和李卉的《〈我们夫妻之间〉连环画改编者的检讨》、冯不异的《鼓词〈关连长舍身救儿童〉编者的检讨》，造成了一种人人过关的紧张气氛。
12月25日出版《文艺报》第五卷第五期，在“读者中来”栏目中，还发表了一位名叫“姜素明”的文章，指出 “在对于萧也牧的不良的创作倾向广泛地开展批评之后，《人民文学》却始终是沉默的，仿佛他们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如此重大的思想斗争的事件，可以完全不去过问。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我以为，主要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人员，在思想上还没有很好地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线，对于自己所负的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把刊物当作自己少数人的事，而并非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对于群众的批评是冷淡的，甚至是不满的，因而即使发表了坏作品，也不愿去作什么检讨，他们把自己的趣味和‘尊严’高高地放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
这些被《文艺报》“编者按”认定为“很好的”意见，口气之凶，更直接把矛头指向《人民文学》，甚至指向主编茅盾已“把自己的趣味和‘尊严’高高地放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屡犯“错误”。这个名叫“姜素明”的会不会是又一个“李定中”呢？我们现在已无法查考了。但《我们夫妻之间》是茅盾终审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在对于萧也牧“不良的创作倾向”广泛地开展批评之后，《人民文学》却始终保持沉默，“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如此重大的思想斗争的事件，可以完全不去过问”，也只有茅盾先生能做得到。他不愧为当代文坛上一棵真正扳不倒的大树。
这场运动“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
丁玲在复出后曾慷慨激昂地讲过一番话：“ 被‘四人帮’打过的，这些人是好人，大家心里清楚，有的人虽说被打倒了，可是是香的，因为你不投‘四人帮’嘛！你没有跑到‘四人帮’那里去嘛！你这个人是香的嘛！但五八年被打倒的人呢？是臭的！是被我们自己人划的，二十多年批倒批臭！二十多年的全国大报小报，杂志、书籍，千万篇文章，牵强附会，大批特批，还不臭吗？”（《丁玲全集》第8卷第72页）这“被我们自己人划”为“极右分子”，在“五八年被打倒的人”，萧也牧就是其中之一。
自丁玲的公开信一发表，萧也牧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对他 “创作倾向”的批判，不只是在大报小报上，而是延伸到他所在的共青团中央机关。而这种以“帮助”为名的批判，往往会把与“创作思想”无关的事情牵扯进来，损害同志之间的感情，使被“帮助”者在所在机关抬不起头来。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康濯在丁玲的怂恿之下，写了题为《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发表在1951年11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五卷第一期上，试图处处与萧也牧划清界限。连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都这样颠倒黑白、上纲上线来批判萧也牧了。王蒙曾这样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因为受过批判一定对党不满，因为对党不满，应该予以批判，这样的严丝合缝的逻辑令我无言。”（《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159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更令萧也牧苦恼的是几个集子（连同没有受批判的作品在内），出版社不得不绝版，图书馆不得不停止借阅，书店不得不停售，他也就被迫停下了笔。同时“萧也牧”的笔名无法使用了，恢复吴小武原名，降职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开始了默默无闻为人作嫁衣的营生。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萧也牧看后深受感动，使他联想到1951年《文艺报》对他小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便写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文章，送给了已是主持《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秦兆阳看后，极力赞赏“感得好”，并问他：“是不是对遭遇和建议说得不够？为了有益于改变文学批评的风气，是否可以作点修改？”他听后表示同意秦的意见，要秦看情况替他修改一下，说：“由你全权处理。” 于是秦替他作了一些修补，发表在1956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中，萧也牧在回顾了《文艺报》对他小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情况时，着重提到了那封编者认为“很好”的“读者来信”，把他比作“要踢他一脚”的“癞皮狗”，在思想品质上、阶级成分上、政治上作了全面的鉴定和判决，“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接着，他写了几年来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句句是真，令人动容。最后，说出了憋在心里整整五年的话：“批评要恰如其分，要讲究分寸，不要把他的错误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不要污蔑他的人格。”反右开始时，这位遭到中国文坛第一棒喝的人，自然难逃厄运。关于这些情况，前不久我在采访江晓天时，问萧也牧为什么被错划成了右派，他说：“那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学习完回来，我的两个副手都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我问编辑室的同事，他们都说吴小武在鸣放中没有反党言论。主要是秦兆阳在作协被打成了‘右派’，他为萧也牧修改并签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事被揭发出来，印成材料广为散发，这就成了把小武也划为右派的证据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翻出这旧账来批斗他，折磨他。1970年10月15日，他才52岁，在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时，就活活被造反派打死，埋在当地的一个乱坟岗上。惨极啦！”萧也牧的死，令文学界的朋友们扼腕长叹，悲愤不已。尊萧也牧为“恩师”的浩然就曾惋惜地说：“萧也牧同志遭了大难，使他在当代文学史上，扮演了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浩然口述自传》，第305、311页，华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79年萧也牧的寃案平反昭雪之后，他当年的同事张羽、黄伊编了本《萧也牧作品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请康濯写序。康濯在题为《战斗生活的篇章》的序中，痛心地提到了当年对《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说：“从今天来看，我认为那是建国初期文艺批评上一次‘左’的偏向，并也可能开了先例，以致后来某些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未能正常地、健康地发展，怕也与此有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该也是我们文艺批评可接受的教训之一。”
近三十年过去，康濯走了，丁玲、陈企霞走了。当年领导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的周扬也走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想，揭开新中国文坛第一场运动的内幕，对领悟半个多世纪来历次文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该是有益的吧？
2008年5月2日
（作者为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去年，张国立、蒋雯丽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金婚》热播，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率。这不禁令我联想起新中国成立一年多就公映的由赵丹、蒋天流主演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也曾深受广大观众的好评。电影《我们夫妇之间》是根据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改编而成的，因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在1951年遭到了错误批判，致使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爱情题材从此成了文艺创作的禁区。《我们夫妻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篇小说，萧也牧又为什么会遭到错误批判呢？
萧也牧原名吴承淦，1918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1937年他高中毕业，因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陷，流亡到湖南长沙。经革命老人徐特立介绍，辗转到了五台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队伍。曾先后担任过地区小报的编辑，地方剧团的演员。1939年开始以萧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1945年8月入党，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1949年平津解放后，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中国青年》杂志副主编。正值而立之年，他接连创作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和长篇小说《锻炼》。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长的秦兆阳后来这样回忆：“《我们夫妻之间》原稿的文风非常朴实、自然、简练，字迹也十分工整清秀。那时《人民文学》来稿的水平很低，不作修改就可以发表的稿子几乎没有，收到这样主题新鲜而又不必加工的稿子，自然喜出望外，所以就一字不动，立即选送主编审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出来了。”
《我们夫妻之间》是新中国第一篇城市小说，主人公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李克，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也能像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于是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取长补短而达到了共识，增进了感情，重归于好。秦兆阳还回忆说：“现在，在事隔几十年以后，我不由得会常常想到，他跟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但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而且给人以非常真切的感觉。作者一点也不顾及别人可能产生的联想，这在解放初期那种政治气氛和道德气氛下，不能不说是需要一点勇气。”（《随笔》1987年第4期）
《我们夫妻之间》发表是得《人民文学》主编茅盾和小说组长秦兆阳的慧眼识珠。一刊出，几十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并很快被改编成话剧、电影、连环画……有位名叫白村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夫妻之间》在创作上的新突破，感到“在这样灿烂的时代中，在这样翻天覆地的斗争中，在充满着荣誉和欢欣、歌唱与诗意的国家里，我们该是多么兴奋！这些，正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所需要表现和描写的东西。”这篇题为《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的故事的创作态度》的文章，发表在1951年4月7日《光明日报》的“文学评论”副刊的头条。
1999年，著名作家李国文曾在《不竭的河——五十年短篇小说巡礼》一文中描述：“如果将文学比做一棵树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篇小说算是很快展开枝叶的品种。我还能记起1950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读到《我们夫妻之间》（萧也牧）的快感，这大概是建国后第一篇产生热烈反响的短篇小说，很快在年轻人中间不胫而走，口碑载道……这种耳目一新之感，对读过三十年代作品，俄苏小说，欧美经典著作，受过起码文学训练的我们来讲，当然会生出一种能够与以往阅读经验相衔接的和鸣。谁知，没过多少日子，地面上也就出现了最早的霜冻。这种最初的‘文学即人学’的开拓尝试，很快被革命家们一篇篇声严色厉的判决，吓得噤口结舌。”
最先发表文章批评《我们夫妻之间》的“革命家”是陈涌。他在1951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批评萧也牧入城以后写的《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前者夸张、集中地描写了女主角的日常生活作风，把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女干部写成一个粗恶丑陋的形象。他认为这是作者进入城市后，旧观点、旧趣味的故我复萌。它所以“带有严重性质”，因为不是“个人的问題”，它反映了根据地文艺工作者，进城以后在文艺思想或文艺创作方面产生的一种不健康倾向的苗头。虽然“这种倾向在现在还不是普遍存在着的”，但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尽管“经过了较长的革命生活的锻炼”，在入城以后的环境下，“特別容易引起旧思想感情的抬头，也特別容易接受各种外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应当引起“警惕”。
虽陈涌的批评并没有否定萧也牧的全部创作，但其文发表背景却不能不令人望而生畏：二十天前，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严厉的措词和尖锐的批评，震惊了整个思想文化界。正在这样的气氛下，身为《文艺报》编委的陈涌错误地对当代作家开了批判的头一炮。
一封无限上纲的“读者来信”
进入 6月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高潮。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文艺报》作为中国文联委托中国文协主办的机关报，就觉得陈涌批判“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文章软弱无力，没有击中要害。于是，就在6月25日出版的四卷五期上发表了“读者李定中”6月10日的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并在《编者按》中称赞：“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
李定中认为，萧也牧“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沒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对于女主人公工人干部张同志，是以一种“轻浮的、不诚实的、玩弄人物的态度”，“从头到尾都是玩弄她”！“因此，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就是说，这种态度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态度”。接着还以林语堂、左琴科为例，警告作者悬崖勒马：“假如我把林语堂的骷髅画在悬崖边的牌子上面，您们说我故意吓人，我一定承认；但我们如果把左琴科的照片贴在牌子上面，您们不会不同意的罢？”他还认为，《我们夫妻之间》艺术上那些所谓“平凡生活”的描写，简直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这种“细致入微”的 “低级趣味并不是人民生活，也不是艺术，而恰恰有点像癞皮狗，有的人以为它有趣，有的人却以为它不愉快；我就是属于后者的分子，我就要踢它一脚！”他不同意陈涌所说这种不良倾向的原因是由于作者脱离生活，“而是由于作者脱离政治！在本质上，这种创作倾向是一个思想问题，假如发展下去，也就会达到政治问题，所以现在就须警惕”。
显然，李定中文完全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7月28日，《光明日报》在《文艺评论》副刊头条位置上，发表裘祖英的《论正确的批评态度》一文，对李定中文章中显露出的“刻毒手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最近李定中的《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不论其论点如何正确，我觉得他把萧也牧同志与白华作家林语堂相比，与苏联的左琴科相比，在批评态度上，实际是陷于敌我不分，亦是失去立场的批评。”并明确地表示，“萧也牧是人民的作家”，“如果把这样的作家就当做敌人看待，这就非常错误，‘把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回头再看，李定中究竟何许人也？在来信的开头，他是这样作自我介绍的：“编辑同志：我是喜爱文艺的，但是对于文艺理论，我平日少研究；可以说一窍不通，写批评，我更不会。”三十年后他终于浮出水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冯雪峰。这是丁玲1982年5月21日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予以披露的：“《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妻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谈写作》，《丁玲全集》第8卷，第267页）这里的“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即《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其中说《文艺报》路线错了的“文艺领导人”，应是周扬。因丁玲与周扬的关系一向很紧张，她感到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对于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对有些同志有戒备（比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评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的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就因听到周扬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她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是冯雪峰写的。这密一保就是几十年，连萧也牧至死也不知李定中为谁。
丁玲称批判是一种“爱护”
继李定中的文章之后，7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七期，又用7页的篇幅发了《萧也牧怎样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叶秀夫）和《对小说〈锻炼〉的几点意见》（乐黛云），但依然掀不起批判的高潮。8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主编丁玲就亲自出面，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当时丁玲不只是《文艺报》主编，还是中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文坛上有显赫地位，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她在《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丁玲全集》第7卷，第271页）中就说《文艺报》是“集中表现我们文艺工作部门领导思想的机关，是文艺战线的总司令”，“从这里所发出的一切言论，就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在毛泽东眼里，算得上一个奇女子：“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6年毛泽东赠丁玲《临江仙》词）。《文艺报》大张旗鼓地批判萧也牧的创作倾向，丁玲动手写文章，体现了“总司令”亲临一线指挥战斗，“代表了整个运动的原则性的标准”。
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是在颐和园云松巢写成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毛主席由罗瑞卿陪同游览颐和园，顺道来云松巢看望丁玲。丁玲向主席汇报她正在写的那篇《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并介绍了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的基本内容。主席说，那是在吹他自己，作家捧作家自己。由此谈到团结、教育、改造几十万知识分子的问题。”（张素华等：《毛泽东与丁玲——陈明访谈录》，《丁玲研究会通讯》总第6期）由此可以看出这场运动背后的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这封给萧也牧的公开信的一开头丁玲就说：“两个月以前吧，我曾收到你给我的一封信，希望我约你一个时间来谈谈你的‘创作’问题。这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可是当时有些事，接着我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等我回来，就看到报刊上对于你的创作已经展开了批评，听说你还有些苦闷。那么，我就更觉得再细读你的作品，向你有些建议才好。趁着我这几天还没有动手做别的工作，我便又读了你的《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爱情》和长篇小说《锻炼》。”显然，这信里说的“两个月以前”，就是“读者李定中”的文章在《文艺报》刊出之时。丁玲还在南京市文联所作的讲演中与冯雪峰遥相呼应，公开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没有真实地反映出我们的革命干部真实的本质，而是在拿革命干部出洋相，让大家去鼓掌。所以这篇作品的重要缺点，就是在于不是写实际生活，而是游戏文字，玩弄技巧，讨好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把我们的干部小丑化，因此它是蔑视生活的，是不真实的。”（《谈谈文艺创作问题》，《丁玲全集》第7卷第249页）
丁玲后来在《谈写作》一文中是这样写到的：“促使我写这封公开信还有一个原因，当时上海有人要把它拍成电影，大家把这篇小说捧得很高，我觉得这个倾向不好，不说不行了，才写了这封公开信的。萧也牧和我们很熟，关系也很好。在抬头湾的时候他还帮我抄过稿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些是他和另外一位同志帮我抄的。”给萧也牧的这封公开信，“一九七八年在山西乡下，曾重看过一遍，当时我跟老陈讲：我现在恐怕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了，我觉得这封信是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我是说他那篇小说的倾向不好。”（《丁玲全集》第8卷，第266、267页）
丁玲这封“很有感情的、对萧也牧是爱护的”公开信是这样写的：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做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不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这是非常好的。当然，陈涌同志很谨慎，他的确还没有击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许多读者也对你有起批评来了，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丁玲说陈涌的文章没有击中萧也牧的要害，是只批评萧也牧个人创作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而没有从全局的高度，把萧也牧上升到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的代表人物来加以批判。也就是说，她认为这是一个举什么“旗帜”和谁来举“旗帜”的重大原则问题。
信末，丁玲的口气变得更加严厉： “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丁玲最后用的不是“批评”二字，而是升级为“批判”了。她以自己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篇作品，而且由此论定作者的思想感情好或者坏及阶级立场对还是错。由于注入太多的个人情感，使她在有意无意间作出一些非理性的言行，一如王蒙说：“把丁玲当外路人是不公平的，她的一生被伤害过也伤害过别人，例如她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但主要是被伤害过。”（《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从“不过是个开端”扩展成一场运动
就在丁玲发表《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的同期《文艺报》上，还刊出了该报记者的《记影片〈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从与会的名单来看，他们在文学界和电影界，都是很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共推丁玲来主持，可见丁玲在当时所处地位。无论多有名的作家、艺术家，也都得听从她的调遣。除吴祖光借口没看过这部影片不表态外，多数与会者都与丁玲的口径保持一致，批到郑君里编导、赵丹主演的《我们夫妇之间》，甚至义愤填膺地说：“这部影片的问题很大，很恶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工农兵诬蔑，共产党的诬蔑。”丁玲则在作座谈会总结时强调：“类似这种倾向的影片，我以为还有不少。今天这个会，也不过是个开端。”
几乎与召集批判电影《我们夫妇之间》座谈会同时，7月31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第二学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单元学习总结的报告时，要求学员们“从《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里，讨论无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危害人民的东西”。说“上海认为萧也牧是解放区最有才华的作家，其次是秦兆阳，认为萧也牧的作品有工农兵，又有艺术。人家反对我们，不是从内容上，他们不敢，而是从形式上反对我们，认为缺乏爱，缺乏感情，缺乏人情味”。那些天，她以批判萧也牧为代表的 “创作倾向”为契机，在讲话中公开点名批判了朱定的《关连长》、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卢耀武的《界限》等一系列 “坏作品”。
就这样，在丁玲不断的发号施令下，批判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9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四卷第十期上，就在“读者中来”栏目中刊出了《对批评萧也牧作品的反应》。《编者按》说：“在《文艺报》上展开了关于萧也牧创作倾向的评论后，引起了各方面读者的重视和广泛的反应。在我们陆续收到的许多读者来信中，一致地肯定了批评这种不良的创作倾向的必要，许多读者，还联系自已的思想，指出萧也牧作品所以获得一部分读者欢迎的原因，有的则指出了萧也牧的作品在群众中所起的不良影响。”随后出版的《文艺报》第五卷第一期，就在“对文艺批评的反应”专栏里，刊发了吴燕的检讨《“不问政治”害了我》和李卉的《〈我们夫妻之间〉连环画改编者的检讨》、冯不异的《鼓词〈关连长舍身救儿童〉编者的检讨》，造成了一种人人过关的紧张气氛。
12月25日出版《文艺报》第五卷第五期，在“读者中来”栏目中，还发表了一位名叫“姜素明”的文章，指出 “在对于萧也牧的不良的创作倾向广泛地开展批评之后，《人民文学》却始终是沉默的，仿佛他们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如此重大的思想斗争的事件，可以完全不去过问。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我以为，主要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人员，在思想上还没有很好地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线，对于自己所负的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把刊物当作自己少数人的事，而并非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对于群众的批评是冷淡的，甚至是不满的，因而即使发表了坏作品，也不愿去作什么检讨，他们把自己的趣味和‘尊严’高高地放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
这些被《文艺报》“编者按”认定为“很好的”意见，口气之凶，更直接把矛头指向《人民文学》，甚至指向主编茅盾已“把自己的趣味和‘尊严’高高地放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屡犯“错误”。这个名叫“姜素明”的会不会是又一个“李定中”呢？我们现在已无法查考了。但《我们夫妻之间》是茅盾终审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在对于萧也牧“不良的创作倾向”广泛地开展批评之后，《人民文学》却始终保持沉默，“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如此重大的思想斗争的事件，可以完全不去过问”，也只有茅盾先生能做得到。他不愧为当代文坛上一棵真正扳不倒的大树。
这场运动“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
丁玲在复出后曾慷慨激昂地讲过一番话：“ 被‘四人帮’打过的，这些人是好人，大家心里清楚，有的人虽说被打倒了，可是是香的，因为你不投‘四人帮’嘛！你没有跑到‘四人帮’那里去嘛！你这个人是香的嘛！但五八年被打倒的人呢？是臭的！是被我们自己人划的，二十多年批倒批臭！二十多年的全国大报小报，杂志、书籍，千万篇文章，牵强附会，大批特批，还不臭吗？”（《丁玲全集》第8卷第72页）这“被我们自己人划”为“极右分子”，在“五八年被打倒的人”，萧也牧就是其中之一。
自丁玲的公开信一发表，萧也牧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对他 “创作倾向”的批判，不只是在大报小报上，而是延伸到他所在的共青团中央机关。而这种以“帮助”为名的批判，往往会把与“创作思想”无关的事情牵扯进来，损害同志之间的感情，使被“帮助”者在所在机关抬不起头来。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康濯在丁玲的怂恿之下，写了题为《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发表在1951年11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五卷第一期上，试图处处与萧也牧划清界限。连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都这样颠倒黑白、上纲上线来批判萧也牧了。王蒙曾这样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车间里的几个工人文学青年，在一个周末请了萧也牧来厂与工厂的文学社团成员见面。厂党委的宣传部领导立即说，萧是受过批判的，对党是不满的，怎么能请这样的人来厂？我听了很尴尬，很不好受，我没法做出反应。因为受过批判一定对党不满，因为对党不满，应该予以批判，这样的严丝合缝的逻辑令我无言。”（《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159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更令萧也牧苦恼的是几个集子（连同没有受批判的作品在内），出版社不得不绝版，图书馆不得不停止借阅，书店不得不停售，他也就被迫停下了笔。同时“萧也牧”的笔名无法使用了，恢复吴小武原名，降职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开始了默默无闻为人作嫁衣的营生。
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宣部长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萧也牧看后深受感动，使他联想到1951年《文艺报》对他小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便写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文章，送给了已是主持《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秦兆阳看后，极力赞赏“感得好”，并问他：“是不是对遭遇和建议说得不够？为了有益于改变文学批评的风气，是否可以作点修改？”他听后表示同意秦的意见，要秦看情况替他修改一下，说：“由你全权处理。” 于是秦替他作了一些修补，发表在1956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中，萧也牧在回顾了《文艺报》对他小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情况时，着重提到了那封编者认为“很好”的“读者来信”，把他比作“要踢他一脚”的“癞皮狗”，在思想品质上、阶级成分上、政治上作了全面的鉴定和判决，“多少有点对待敌人的‘一棍子打死’的味道”。接着，他写了几年来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句句是真，令人动容。最后，说出了憋在心里整整五年的话：“批评要恰如其分，要讲究分寸，不要把他的错误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更不要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不要污蔑他的人格。”反右开始时，这位遭到中国文坛第一棒喝的人，自然难逃厄运。关于这些情况，前不久我在采访江晓天时，问萧也牧为什么被错划成了右派，他说：“那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学习完回来，我的两个副手都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我问编辑室的同事，他们都说吴小武在鸣放中没有反党言论。主要是秦兆阳在作协被打成了‘右派’，他为萧也牧修改并签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事被揭发出来，印成材料广为散发，这就成了把小武也划为右派的证据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又翻出这旧账来批斗他，折磨他。1970年10月15日，他才52岁，在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时，就活活被造反派打死，埋在当地的一个乱坟岗上。惨极啦！”萧也牧的死，令文学界的朋友们扼腕长叹，悲愤不已。尊萧也牧为“恩师”的浩然就曾惋惜地说：“萧也牧同志遭了大难，使他在当代文学史上，扮演了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浩然口述自传》，第305、311页，华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79年萧也牧的寃案平反昭雪之后，他当年的同事张羽、黄伊编了本《萧也牧作品选》，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请康濯写序。康濯在题为《战斗生活的篇章》的序中，痛心地提到了当年对《我们夫妻之间》的批判，说：“从今天来看，我认为那是建国初期文艺批评上一次‘左’的偏向，并也可能开了先例，以致后来某些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未能正常地、健康地发展，怕也与此有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该也是我们文艺批评可接受的教训之一。”
近三十年过去，康濯走了，丁玲、陈企霞走了。当年领导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的周扬也走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想，揭开新中国文坛第一场运动的内幕，对领悟半个多世纪来历次文坛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该是有益的吧？
2008年5月2日
（作者为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