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1969年,我因一篇文章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制。那时我20岁。 有一次,押送我監督劳动的人是兽医庞春泰,他对我说:“你本来在无线电上很有才能,你就做这件事,不是很好吗?”这些鼓励令我铭记在心。我重新捡起小时候对工程的兴趣,学习成了我主要的精神寄托。 一次母亲给我寄来一本英文的《模拟计算机原理》,我想尽快把它学下来,可是每天被监督劳动,读书时间很少。当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9年,我因一篇文章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关押、审讯、批斗以及监督劳动管制。那时我20岁。
有一次,押送我監督劳动的人是兽医庞春泰,他对我说:“你本来在无线电上很有才能,你就做这件事,不是很好吗?”这些鼓励令我铭记在心。我重新捡起小时候对工程的兴趣,学习成了我主要的精神寄托。
一次母亲给我寄来一本英文的《模拟计算机原理》,我想尽快把它学下来,可是每天被监督劳动,读书时间很少。当时,有个上海知青在油库楼顶擦天窗时不慎摔死,葬礼要等他的家人从上海赶过来,尸体就堆满冰块放在连队仓库里。晚上要有人看护,可是没人敢天天晚上跟死人在一起,连里只好让大家自己报名,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全脱产学习,就报名了。
那些日子,我每天晚上在仓库里点一盏油灯,在尸体旁边聚精会神地读《模拟计算机原理》。我的这门课程几乎完全是在这两个星期里自学完成的。
其他文献
人生在世,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可是,生不逢时,青年时代我一直在“打饥荒”。 1959年春,生产队的粮食基本都上缴国家了,公共食堂还勉强撑着。吃什么呢?主要吃红薯和胡萝卜,用极少的麦面勾一下芡,根本闻不到面的香味。 我在枣阳二中读书,刮饭桶是丢人的事,却又不得不偶尔干一下。刮一个饭桶,可以装满一碗,一路走一路喝。因为刮饭桶颇费时间,必须抢在课前三分钟喝光碗里的凉粥。这是个黄金时间,因为同学们这时已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樹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点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有些故事大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
这是上世纪50年代,28岁男青年写给23岁女青年的信。他在朝鲜,一个志愿军小军官;她在浙江某小城,一个小学女教员。1957年7月至1958年8月,历时一年,共50封信,15万余字,从第一封刚被人介绍认识开始,到第五十封确定关系为止。 当它们呈现于我面前时,我非常惊诧。 惊诧之一,初三的语文水平是如此之高,每封信都长达两三千字,格式规范,叙述流畅,字迹清秀,通篇无错别字。虽纸张劣质,年代久远,蝇
1968年冬天,正是“三忠于四无限”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在大巴山下一所农村中学教书,知道一些当地农村开展这项运动的真实情况。 有一个公社召开干部会议部署“三忠于四无限”运动,主要内容一是表忠心,把“忠”字贴到每家每户,造成全公社一片红;二是学习和演练请示仪式,要把这一仪式贯彻到社员每天出工前、收工后和三顿饭前。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们都明白,把“忠”字贴到各家门上没问题,但是要把饭前请示推广到分
马里留学生苏恩卡里1976年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汉语后,次年进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1979年夏季,该校部分中外学生发生冲突。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作为市政府外办工作人员,我同一些外国留学生有过多次接触,苏恩卡里便是其中之一。起初他情绪十分对立,经过反复沟通,逐步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慢慢便“化敌为友”,最后如他所说,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加兄弟”。 1981年7月的一天,我
我在知青点干的最“惊世骇俗”的一件事,是私宰耕牛。 那时候肚子里油水少,汉族知青集体户能高价买到肉,我们回族知青很难买到牛羊肉。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轮流做饭的那个同学跑来了———我们轮班留守一个人给大伙做饭,我是宁可下地干活也不愿意在家做饭的。轮到我了,我让给别人,我替他上工。他一脸紧张地说:“户长,咱那院里来了一头半大牛。” 我说:“是吗,是咱们屯子的吗?” “没见过这头牛啊……”
大哥六十多年前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后,多年来从事外事工作,在陪外宾去高级餐馆吃饭时,他总爱溜到厨房里,去看厨师炒菜,然后回到父母家露一手。在缺油少肉的日子里,他怎么能像大厨师那样用油、用肉?可是,他真有办法。 只见他一大清早就把一张菜单贴在厨房门口———冷盘,热炒,甜食。然后才开始切肉丝、肉片、肉丁,剩下的边边角角他都剁成肉糜。待到油热了,整个公寓都充满着葱香。那些本不上台面的素菜,都组成了盘中五
关山月是我国著名画家。他创作的山水画,立意高远,境界恢宏;他的梅花,枝干如铁,繁花似火,清丽秀逸。在这位蜚声国内外的画家身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1930年,关山月在广州一所小学任教。当时,有个叫李小平的女生,父亲得病死了,被人追着讨债。女孩吓坏了,跑到珠江边,想要投河自尽。这时,学校的杂工杏姐及时赶到,将她救了回来。学校的老师们十分同情李小平的遭遇,開始集体帮助她。 1935年,在
四十年前,我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连队当机务排长。那是深秋的一个傍晚,我带着机务排的知青战友和老职工刚刚从地里收工回来,就被指导员和连长叫到了连部。他们阴沉着脸告诉我说,牛倌老韩头到南边草甸子放牛,有两头牛贪吃,不小心陷到沼泽地里了,问我有什么办法能把牛拖出来。我那时年轻气盛,也没来得及细想,脱口就说,用拖拉机往外拽呗!一语重千钧,抢救耕牛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和机务排的几个知青
在桂林七星公园花桥旁,有一处著名的石景,名“芙蓉石”。石高约十米,北面刻有崇宁五年(1106年)和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洪水标记,是研究古代水文的重要资料。 关于芙蓉石,有个美丽的传说,说的是玉皇大帝的女儿五仙姑下凡来到七星岩东面的小村庄,爱上了当地的一个牧羊小伙子,结果被玉皇大帝拆散的故事。 1966年8月,“破四旧”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也很快刮到桂林。 一天上午,在桂林造反派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