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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党刊作为党的宣传和舆论工具，在扩大党的影响和促进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是研究党史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建国前广东大地党报党刊的闪光印迹是广东人民革命斗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解放前广东党报党刊的情况作一定的归纳、梳理和展示，对于我们更好探讨和研究建国前广东每个历史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活动大有裨益。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就十分重视党报党刊的舆论宣传工作，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对出版党报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定，强调“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无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专门讨论了党报宣传问题。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建党之初，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根据各地的实际，创办了众多党报党刊，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从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部分中央机关的党报和党刊曾迁至广东和香港创刊出版，同时，中共广东地方组织为开展革命宣传，在领导广东人民与各种恶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中，也创办了众多报刊，其宣传内容、出版形式、办报风格令世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这些报刊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党报党刊的范畴，它们以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为指导，力倡反帝、反封建，强烈反映人民的呼声，是华南地区“走在先进文化前列”的“言论前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广东区党委机关长年设在香港，而且历史上粤、港、澳间具有传统的密不可分的地缘关系，其革命斗争常常相互影响、联系，故笔者将香港、澳门地区的部分党报党刊也纳入到解放前广东知名党报党刊介绍中。
《广东群报》：中共广东党组织机关报。1920年10月20日创刊于广州，由广东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创办。该报为八大版的日报。由陈公博任总编辑，谭植棠任经理兼编辑，谭平山任编辑。社址设在广州市第七甫100号。该报在创刊时，曾开宗明义标明了“本报宗旨”：“（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在广东共产党诞生之前，该报就已经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它为广东共产党的建立作了舆论上的准备。1920年底，陈独秀南来广东。在陈独秀的指导和影响下，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报也随之改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成为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后，该报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原来的宣传“群性”论，转而重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专门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栏目，大量转载《共产党》月刊上的文章。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文章在该报屡见不鲜。在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的《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希望广州青年“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该报还专门辟有“俄国通讯”、“俄国研究”栏目，译载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新青年》杂志曾登出广告，称《广东群报》“是中国南部新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1922年夏间，因陈炯明发动武装政变，广东环境恶化，该报被迫停刊。
《青年周刊》：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2月26日创刊于广州。该刊标明由“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总编辑为杨章甫，主要撰稿人有杨匏安、阮啸仙、郭瘦真等，是广东地区发行面较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之一。该刊为八开本小报，每号出四版，每周一期，逢周日出版，公开发行。该刊一问世，就旗帜鲜明地认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创刊号发表的《宣言》中向社会声明：《青年周刊》“最膺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引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该刊辟有“研究”、“言论”、“批评”、“译著”等栏目，刊载内容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报导外国共产党的状况和国内外劳工运动之动态；登载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各种文告和团务工作状况。该刊的发行，主要是托人“代派推销”。停刊时间不详。
《劳动与妇女》：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妇女报刊。1921年2月13日创刊于广州。该刊为四开四版小报形式的周刊，逢周日出刊，其通讯处设在广州市惠爱中路昌兴路20号三楼，总发行所附在《广东群报》社内。在一般情况下，该刊向社会各界销售，每期2个铜币。但若订阅《广东群报》者，则随《广东群报》附送，不另收费。该刊主编为沈玄庐，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谭平山、沈玄庐、陈公博等。该刊刊行的目的，旨在“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以促成劳动者和妇女们获得自身解放。该刊登载的文章大都是围绕着谋求劳动者和妇女解放进行宣传，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停刊时间不详。
《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月刊。1917年1月后迁往北京。从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1921年4月，第八卷第六号在广州出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第九卷第六号出版后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仍在广州出版。至1924年12月出四期后再次休刊。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出版，出五期，瞿秋白任主编，陈独秀为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7月最后停刊，前后共出六十三期。从第八卷第一号起，马克思主义成为该刊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量地介绍斯大林的著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阐述中国革命的纲领策略问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理论品味较高的宣传刊物之一。据统计，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总共有9期，其中瞿秋白主编7期，陈独秀主编1期（季刊第3期），彭述之主编1期（季刊第4期）。
《前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刊物。1923年7月1日创刊，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其编辑方针、体例与《向导》大致相同，由瞿秋白任主编。广州平民书社（设在广州司后街45号）出版发行。月刊。该刊创刊宗旨为打倒列强和军阀、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充当“前锋”。该刊内容以登载分析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为主，同时不遗余力地为宣传国民党之改组，准备迎接国民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而助威呐喊。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向警予等。共出三期。1924年2月停刊。
《向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个政治机关报。经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出版。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周报。1922年lO月第六期起迁到北京出版。以后又先后到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出版。初由陈独秀、蔡和森主编。继之由彭述之、瞿秋白担任主编。该刊深受广大劳苦大众的喜爱，被称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在全国二十几个城市设有分售处，发行量最高时达十万份，还出过五十期为一集的合订本。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停刊。共出二百零六期。
《人民周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报。1926年2月7日在广州创刊。先后由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任卓宣为主编。辟有社论、论著、专版、一周评述、人民生活、宣传大纲、毛锥等栏目。该刊在《本刊宣言》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人民周刊》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刊物。”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一切依附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地主”。该刊刊有中共广东区委的宣言、报告等文件多篇，有关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情况的文章。撰稿人多为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如张太雷、邓中夏、周恩来、阮啸仙、彭湃、黄平、冯菊坡、罗绮园等，陈独秀也经常在该刊上发表文章。据当年该刊编辑部统计，每期销量“达二万余份”，是大革命后期广东颇为畅销的刊物之一。1927年4月10日停刊，历时一年二个月，共出版了50期，从26期起改版，将原来16开本20多页之篇幅，缩减为“每期印单纸一张，另加专载纯理论之副刊半张”。刊名也由原来的楷书体改为美术体。该刊被称为当时反映党的政治主张，指导广东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权威刊物”。
《我们的生活》：中共广东区委党内刊物。1926年9月28日创刊。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任主编。陈延年在该刊发刊词《告同志》中指出：广东区委之所以“要印行这个小册子”，是为了“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该刊以交流党内工作经验为主旨，登载中共广东区委重要的政治报告和专题报告，为各地党组织提供学习资料。该刊出版时间很短，很快就停刊了。
《红旗》：中共广东省委创办的机关刊物。1927年10月创刊于香港。初时暂为旬刊，其特色是文字浅显而文章短小。在1927年11月以前，该刊出版5000份，其中广州3000份，香港600份。该刊后相继改为半周刊、周刊，再改旬刊，其中以半周刊刊期为最长。该刊虽为期刊，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经常延期出版。刊物有时还须地下交通员收集稿件带往澳门的印刷店秘密印刷，印好后加上广告招牌纸为封面做伪装，然后由交通员带给各地同志。广州起义失败后，该刊停刊。
《针锋》：中共广东省委创办的机关刊物。周报。1928年春创刊于香港。谭夏声（谭天度）任主编。该刊的创办主要是应对国家主义派在香港出版的散布了许多反动论调的《探海灯》，针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论调进行驳斥，并揭露反动派统治下的广东社会黑暗面。该报为对开小报，初时每期铅印800份，后来销量不断上升，增至1000多份。因该报为党内报纸，非公开发行，故每期印好后，均由交通员携带给全省各地党组织和香港、澳门、南洋等地党组织。该刊后遭到港英政府的查禁，出刊8期后遂停刊。
《先锋队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机关报。1938年2月25日创刊于广州。“抗先”，是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直接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并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的、以先进青年为主体的、全省统一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团体。中共广东省委在抗先中秘密建立了党组织，直接领导抗先的工作。该报为八开铅印小报。其篇幅不定，时为六版或十版不等。原定为周报，但经常因故未能如期出版。该报办报宗旨是：作为“全省青年的喉舌”，使广东青年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抗日第一’的神圣任务下，扩大青年运动”，使“每一个青年真正成为‘先锋’”。该报刊登了大量反映当时广东青年运动的通讯、文件，交流和传递各地青年开展活动的经验和信息。该报社址初设在广州市珠光路190号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工委会内，后随抗先工委迁至教育路广州教育会内。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被迫停刊。该报在广州先后出版了10期。1939年初，广东抗先总队部迁至粤北韶关后，将《先锋队报》改版为《抗先通讯》，继续出版发行。
《救亡日报》：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上海文救”）的机关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上海，后迁至广州。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该报迁至广州，社址为广州市长寿路（现曙光路）。1938年元旦正式在广州复刊。该报（广州版）坚持为民族、为大众“鼓”与“呼”的办报方针，宣传抗战救国，号召民众团结一致，奋起抗日。该报的复刊号上登载了郭沫若的复刊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该报在广州出版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巧妙地派遣省委宣传部长饶彰风，以作家身份与该报保持正常的联系，使该报在宣传舆论上密切配合广东省委开展工作。该报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其特色是“以长篇的文章、文艺作品为主”，专稿多，特写多，而新闻性欠弱些。每天销量为1000份左右，最多时达3500份。该报坚持抗日的舆论导向，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民众，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一份报纸，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抗日日刊之一。广州沦陷后，该报于1938年10月21日停刊，在广州共出版10个月之久。在这短暂的10月中，该报确实办成了郭沫若在复刊词中提到的“华南抗战文化堡垒”。
《大路》：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刊物。1937年6月25日在香港创刊。饶彰风任主编。该刊适逢蓬勃高涨的抗日救亡新形势而创刊，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党的喉舌的作用，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该刊第8期曾开辟专号，公开表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团结抗日的坚定立场，平息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办的《中山日报》与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主编的《民族日报》的论争，受到了党内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抗战大学》：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编印出版的刊物。1937年11月1日创刊于广州。共产党员阳光（又名温京、陈华）任主编。该刊社址设在广州市荔湾昌华新街10号三楼，后相继搬至广中路12号、德政北路381号四楼。饶彰风经常为该刊撰稿，还参加该刊编委会，以加强对该刊的领导。该刊为半月刊，辟有“时论专辑”、“讲座”、“评论”、“国际问题”、“青年问题特辑”等栏目。该刊经常刊载中共领导人、知名人士对抗战时局问题的阐释及评论之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叶剑英的文章经常出现在该刊上。中共广东地方领导人尹林平、云广英等也曾在该刊发表文章，分析时局，指导群众抗敌斗争。该刊前后在广州出版有二卷共13期（其中第一卷10期，第二卷3期）。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该刊被迫自动停刊。此后，该刊又在香港复刊，续办了3期。
《新华南》：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1939年4月1日创刊于粤北韶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共广东省委迁至广东战时省会——韶关。193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决定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名义创办该刊，以合法占领华南抗日舆论宣传阵地，动员民众反抗侵略，宣传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各项方针、路线。创刊之初，由石辟澜和司马文森写文章，邓重行做杂务，后调李筱峰、何东流、钱树标等同志参加编辑部的工作，李章达任编委会主任。该刊创刊号问世以后，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被抢购一空，销量之大，超过当时韶关出版的任何刊物。1940年夏，石辟澜因受到国民党特务注意而调离粤北，谭天度、李筱峰、钟远蕃三人接替其工作。该刊办刊主旨是“团结抗战，打败日寇，肃清汉奸，建设新中国、新华南”，是一份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刊物，行销粤、桂、湘、赣、闽和香港等地，在抗日救国政论和舆论方面，影响面较大。特别是1940年国民党禁止重庆《新华日报》在广东发行后，该刊担负起在广东等地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责任，指导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从内容上看，该刊刊发了大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民众抗日的文章。中共中央的声音经常在这里传播，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些论述都曾在该刊上刊登。从形式上看，该刊有社论、译论、政论、工作与通讯、抗战讲座、国外通讯，以及有关妇女、儿童等方面的“专栏”，其中二卷九期刊发了毛岸英的《中国儿童在苏联》一文，介绍苏联人民对中国儿童的爱护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等。该刊还立足广东，刊发了大量有关广东战局、广东民众以及青年、妇女动员抗日的专栏文章。中共广东省委通过这个刊物，“开辟了一个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而以合法斗争为主的强大统一战线阵营”，被誉为是“华南人民团结抗日的号角”。该刊初为旬刊，后因国民党政府压制而改为半月刊，随后又改为月刊，最后稿件几乎全被扣留，成为不定期刊物。1941年春，《新华南》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前进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机关报（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后为东纵机关报）。1942年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广东人民抗日总队成立，相应需要一个代表总队发言的机关报。为此，总队政治部将《东江民报》改为《前进报》，于同年3月29日正式发刊。《前进报》属总队政治部直接领导，开始时是四开的油印报，以后发展为对开的大报。该报无固定地址，经常跟随部队辗转作战，主要游移于宝安、东莞和大鹏半岛一带。该报作为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对部队工作有切实的指导作用，其所载社论和领导人文章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1945年3月，该报随东纵司令部进驻罗浮山，由油印改为铅印，全社工作人员发展到四五十人，进入全盛时期。该报初为周报，后因时局需要改为“五日刊”，逢五、十两日出版，重要消息需要迅速报导，便逢二、七两日出版号外一小张。该报的新闻特色以“短”、“多”见著。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从此，该报作为纵队机关报的历史使命结束，宣告停刊。
《正报》：中共广东区党委机关报。1945年11月13日创刊于香港。该报初为四开三日刊，后一度改为二日刊，由杨奇任社长兼总编，刘日波任副总编辑，李超任党支部书记。1946年7月21日，该报改为八开旬刊，每逢一、十一、二十一日出版，并改黄文俞任社长兼总编辑，李超为督印人。1946年改版之前，该报辟有“正言”、“两日一谈”、“扯旗山下”、“时事讲话”等专栏，并开办了《正风》、《新野》副刊。在副刊上刊载了茅盾、郭沫若的文章，使读者深受教益，耳目一新。该报常以独家新闻吸引读者，比如将来自延安的“参考资料”，推陈出新，结合现实进行报道。1946年改版之后，该报确立办刊宗旨：“明责任，究竟中国人民的灾难何所自来；明是非，究竟在发展变化中的一切事物真相如何，真理又何在？”改版之后增加了系统地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及内地各解放区的通讯报导。在刊行过程中，该报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被誉为“香港战后第一家人民的喉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曾经要求每个干部必须研究《正报》社论及负责同志的重要文章，作为对内掌握政策，对外宣传根据。该报销量在2000份左右，除发行港澳及华南地区之外，还远销新加坡、马来亚等南洋各地，在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48年11月13日，该报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重点的转移，自动宣告停刊，改为“正报出版社”，专事出版书籍，为广大干部提供学习读物。
《华商报》：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张中文报纸，中共在香港的喉舌。该报是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宣传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号角。1941年4月8日在香港创刊，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是该报的创办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采取文化封锁政策，在香港的同胞和广大华侨就看不到很多进步刊物了。该报就是顺应这一形势而产生的。该报成立时工作人员安排情况如下：邓文田任报纸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剑任副总经理负责经营，范长江任社长兼副总经理，胡仲持任总编辑，张友渔任总主笔，廖沫沙任编辑主任，陆浮任采访主任，其他同志负责撰写评论和专栏等。在编辑部工作的有邹韬奋、夏衍、茅盾、乔冠华等著名人士。成立报社编委会，每周开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该报以“华侨商人办的报纸”的统一战线身份公开发行，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不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不强调马列主义，避免谈无产阶级专政，力求表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立场。该报内容极其丰富，除了新闻报道之外，邹韬奋和张友渔等写的社论和专论，乔冠华、张铁生等写的国际述评，夏衍、廖沫沙、范长江等所写每日一题的《今日的问题》以及许多政论时评，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该报除在香港和内地发行外，还销往新加坡、越南等地，销售量几万份。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该报宣告辍刊。1946年1月4日，该报在香港复刊，先后由刘思慕、邵宗汉、杨奇任总编辑，总经理萨空了，饶彰风代表中共实行组织领导。解放战争初期，该报的基调是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要民主。该报复刊后为两大张八页大报，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尤其重视国际时事的评论和报道。1948年下半年，该报曾进行改版，使内容更群众化，更富有地方特色。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15日，该报自动停刊。有新闻史家评价说：“如果把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么，《华商报》则是40年代高挂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
《群众》：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公开出版的刊物。周刊。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群众》周刊的署名编辑兼发行人是潘梓年，实际负责人是许涤新，后为乔冠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机关刊物。1938年12月迁至重庆出版。先后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领导。1946年3月转至上海出版发行。1947年3月2曰被迫停刊，共出一百三十三期。1947年1月该刊曾迁至香港创刊，章汉夫任主编，平时日常刊务由林默涵、廖沫沙、黎澍、范剑涯负责。该刊（香港版）销量3400份，其中三分之一以各种伪装封面运至国民党统治区和大陆发行。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该刊（香港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宣告停刊。
建国前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创办、出版的党报党刊，构筑了一座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革命文化堡垒，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御用”报刊进行了激烈的抗衡，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这些党报党刊以其强烈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在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壮大革命声势，推动革命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它们总是顺应着历史的潮流，高扬时代的主旋律，刊载优秀文化精品；充当维护先进文化的“利器”，冲破反动派肆行的白色恐怖“文化围剿”；吸引和团结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顽强地发展和壮大广东革命文化宣传阵营；充当革命文化宣传后备力量的培训基地，为建国后广东报业发展培养了不少进步记者，推动了广东现代报刊文化事业的发展。
参考资料：
①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出版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
②叶文益:《广东革命报刊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③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④暨南大学新闻系编：《华南新闻事业史料》，内部资料1980年春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就十分重视党报党刊的舆论宣传工作，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对出版党报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定，强调“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无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专门讨论了党报宣传问题。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全国性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建党之初，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根据各地的实际，创办了众多党报党刊，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从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部分中央机关的党报和党刊曾迁至广东和香港创刊出版，同时，中共广东地方组织为开展革命宣传，在领导广东人民与各种恶势力进行长期的斗争中，也创办了众多报刊，其宣传内容、出版形式、办报风格令世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这些报刊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党报党刊的范畴，它们以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为指导，力倡反帝、反封建，强烈反映人民的呼声，是华南地区“走在先进文化前列”的“言论前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广东区党委机关长年设在香港，而且历史上粤、港、澳间具有传统的密不可分的地缘关系，其革命斗争常常相互影响、联系，故笔者将香港、澳门地区的部分党报党刊也纳入到解放前广东知名党报党刊介绍中。
《广东群报》：中共广东党组织机关报。1920年10月20日创刊于广州，由广东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创办。该报为八大版的日报。由陈公博任总编辑，谭植棠任经理兼编辑，谭平山任编辑。社址设在广州市第七甫100号。该报在创刊时，曾开宗明义标明了“本报宗旨”：“（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在广东共产党诞生之前，该报就已经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它为广东共产党的建立作了舆论上的准备。1920年底，陈独秀南来广东。在陈独秀的指导和影响下，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报也随之改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成为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后，该报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从原来的宣传“群性”论，转而重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专门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栏目，大量转载《共产党》月刊上的文章。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文章在该报屡见不鲜。在该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的《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希望广州青年“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该报还专门辟有“俄国通讯”、“俄国研究”栏目，译载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新青年》杂志曾登出广告，称《广东群报》“是中国南部新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1922年夏间，因陈炯明发动武装政变，广东环境恶化，该报被迫停刊。
《青年周刊》：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2月26日创刊于广州。该刊标明由“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总编辑为杨章甫，主要撰稿人有杨匏安、阮啸仙、郭瘦真等，是广东地区发行面较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之一。该刊为八开本小报，每号出四版，每周一期，逢周日出版，公开发行。该刊一问世，就旗帜鲜明地认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创刊号发表的《宣言》中向社会声明：《青年周刊》“最膺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引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该刊辟有“研究”、“言论”、“批评”、“译著”等栏目，刊载内容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报导外国共产党的状况和国内外劳工运动之动态；登载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各种文告和团务工作状况。该刊的发行，主要是托人“代派推销”。停刊时间不详。
《劳动与妇女》：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办的妇女报刊。1921年2月13日创刊于广州。该刊为四开四版小报形式的周刊，逢周日出刊，其通讯处设在广州市惠爱中路昌兴路20号三楼，总发行所附在《广东群报》社内。在一般情况下，该刊向社会各界销售，每期2个铜币。但若订阅《广东群报》者，则随《广东群报》附送，不另收费。该刊主编为沈玄庐，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谭平山、沈玄庐、陈公博等。该刊刊行的目的，旨在“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以促成劳动者和妇女们获得自身解放。该刊登载的文章大都是围绕着谋求劳动者和妇女解放进行宣传，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停刊时间不详。
《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月刊。1917年1月后迁往北京。从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1921年4月，第八卷第六号在广州出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第九卷第六号出版后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仍在广州出版。至1924年12月出四期后再次休刊。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出版，出五期，瞿秋白任主编，陈独秀为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7月最后停刊，前后共出六十三期。从第八卷第一号起，马克思主义成为该刊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量地介绍斯大林的著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阐述中国革命的纲领策略问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理论品味较高的宣传刊物之一。据统计，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总共有9期，其中瞿秋白主编7期，陈独秀主编1期（季刊第3期），彭述之主编1期（季刊第4期）。
《前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刊物。1923年7月1日创刊，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其编辑方针、体例与《向导》大致相同，由瞿秋白任主编。广州平民书社（设在广州司后街45号）出版发行。月刊。该刊创刊宗旨为打倒列强和军阀、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充当“前锋”。该刊内容以登载分析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为主，同时不遗余力地为宣传国民党之改组，准备迎接国民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而助威呐喊。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向警予等。共出三期。1924年2月停刊。
《向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个政治机关报。经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出版。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周报。1922年lO月第六期起迁到北京出版。以后又先后到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出版。初由陈独秀、蔡和森主编。继之由彭述之、瞿秋白担任主编。该刊深受广大劳苦大众的喜爱，被称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在全国二十几个城市设有分售处，发行量最高时达十万份，还出过五十期为一集的合订本。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停刊。共出二百零六期。
《人民周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的机关报。1926年2月7日在广州创刊。先后由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任卓宣为主编。辟有社论、论著、专版、一周评述、人民生活、宣传大纲、毛锥等栏目。该刊在《本刊宣言》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人民周刊》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刊物。”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一切依附帝国主义或帝国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地主”。该刊刊有中共广东区委的宣言、报告等文件多篇，有关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情况的文章。撰稿人多为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如张太雷、邓中夏、周恩来、阮啸仙、彭湃、黄平、冯菊坡、罗绮园等，陈独秀也经常在该刊上发表文章。据当年该刊编辑部统计，每期销量“达二万余份”，是大革命后期广东颇为畅销的刊物之一。1927年4月10日停刊，历时一年二个月，共出版了50期，从26期起改版，将原来16开本20多页之篇幅，缩减为“每期印单纸一张，另加专载纯理论之副刊半张”。刊名也由原来的楷书体改为美术体。该刊被称为当时反映党的政治主张，指导广东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权威刊物”。
《我们的生活》：中共广东区委党内刊物。1926年9月28日创刊。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任主编。陈延年在该刊发刊词《告同志》中指出：广东区委之所以“要印行这个小册子”，是为了“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该刊以交流党内工作经验为主旨，登载中共广东区委重要的政治报告和专题报告，为各地党组织提供学习资料。该刊出版时间很短，很快就停刊了。
《红旗》：中共广东省委创办的机关刊物。1927年10月创刊于香港。初时暂为旬刊，其特色是文字浅显而文章短小。在1927年11月以前，该刊出版5000份，其中广州3000份，香港600份。该刊后相继改为半周刊、周刊，再改旬刊，其中以半周刊刊期为最长。该刊虽为期刊，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经常延期出版。刊物有时还须地下交通员收集稿件带往澳门的印刷店秘密印刷，印好后加上广告招牌纸为封面做伪装，然后由交通员带给各地同志。广州起义失败后，该刊停刊。
《针锋》：中共广东省委创办的机关刊物。周报。1928年春创刊于香港。谭夏声（谭天度）任主编。该刊的创办主要是应对国家主义派在香港出版的散布了许多反动论调的《探海灯》，针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论调进行驳斥，并揭露反动派统治下的广东社会黑暗面。该报为对开小报，初时每期铅印800份，后来销量不断上升，增至1000多份。因该报为党内报纸，非公开发行，故每期印好后，均由交通员携带给全省各地党组织和香港、澳门、南洋等地党组织。该刊后遭到港英政府的查禁，出刊8期后遂停刊。
《先锋队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机关报。1938年2月25日创刊于广州。“抗先”，是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直接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并取得公开合法地位的、以先进青年为主体的、全省统一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团体。中共广东省委在抗先中秘密建立了党组织，直接领导抗先的工作。该报为八开铅印小报。其篇幅不定，时为六版或十版不等。原定为周报，但经常因故未能如期出版。该报办报宗旨是：作为“全省青年的喉舌”，使广东青年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抗日第一’的神圣任务下，扩大青年运动”，使“每一个青年真正成为‘先锋’”。该报刊登了大量反映当时广东青年运动的通讯、文件，交流和传递各地青年开展活动的经验和信息。该报社址初设在广州市珠光路190号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工委会内，后随抗先工委迁至教育路广州教育会内。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被迫停刊。该报在广州先后出版了10期。1939年初，广东抗先总队部迁至粤北韶关后，将《先锋队报》改版为《抗先通讯》，继续出版发行。
《救亡日报》：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上海文救”）的机关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上海，后迁至广州。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该报迁至广州，社址为广州市长寿路（现曙光路）。1938年元旦正式在广州复刊。该报（广州版）坚持为民族、为大众“鼓”与“呼”的办报方针，宣传抗战救国，号召民众团结一致，奋起抗日。该报的复刊号上登载了郭沫若的复刊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该报在广州出版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巧妙地派遣省委宣传部长饶彰风，以作家身份与该报保持正常的联系，使该报在宣传舆论上密切配合广东省委开展工作。该报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其特色是“以长篇的文章、文艺作品为主”，专稿多，特写多，而新闻性欠弱些。每天销量为1000份左右，最多时达3500份。该报坚持抗日的舆论导向，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民众，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一份报纸，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抗日日刊之一。广州沦陷后，该报于1938年10月21日停刊，在广州共出版10个月之久。在这短暂的10月中，该报确实办成了郭沫若在复刊词中提到的“华南抗战文化堡垒”。
《大路》：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机关刊物。1937年6月25日在香港创刊。饶彰风任主编。该刊适逢蓬勃高涨的抗日救亡新形势而创刊，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党的喉舌的作用，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该刊第8期曾开辟专号，公开表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团结抗日的坚定立场，平息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办的《中山日报》与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主编的《民族日报》的论争，受到了党内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抗战大学》：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编印出版的刊物。1937年11月1日创刊于广州。共产党员阳光（又名温京、陈华）任主编。该刊社址设在广州市荔湾昌华新街10号三楼，后相继搬至广中路12号、德政北路381号四楼。饶彰风经常为该刊撰稿，还参加该刊编委会，以加强对该刊的领导。该刊为半月刊，辟有“时论专辑”、“讲座”、“评论”、“国际问题”、“青年问题特辑”等栏目。该刊经常刊载中共领导人、知名人士对抗战时局问题的阐释及评论之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叶剑英的文章经常出现在该刊上。中共广东地方领导人尹林平、云广英等也曾在该刊发表文章，分析时局，指导群众抗敌斗争。该刊前后在广州出版有二卷共13期（其中第一卷10期，第二卷3期）。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该刊被迫自动停刊。此后，该刊又在香港复刊，续办了3期。
《新华南》：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1939年4月1日创刊于粤北韶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共广东省委迁至广东战时省会——韶关。193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决定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名义创办该刊，以合法占领华南抗日舆论宣传阵地，动员民众反抗侵略，宣传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各项方针、路线。创刊之初，由石辟澜和司马文森写文章，邓重行做杂务，后调李筱峰、何东流、钱树标等同志参加编辑部的工作，李章达任编委会主任。该刊创刊号问世以后，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被抢购一空，销量之大，超过当时韶关出版的任何刊物。1940年夏，石辟澜因受到国民党特务注意而调离粤北，谭天度、李筱峰、钟远蕃三人接替其工作。该刊办刊主旨是“团结抗战，打败日寇，肃清汉奸，建设新中国、新华南”，是一份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刊物，行销粤、桂、湘、赣、闽和香港等地，在抗日救国政论和舆论方面，影响面较大。特别是1940年国民党禁止重庆《新华日报》在广东发行后，该刊担负起在广东等地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责任，指导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运动。从内容上看，该刊刊发了大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民众抗日的文章。中共中央的声音经常在这里传播，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些论述都曾在该刊上刊登。从形式上看，该刊有社论、译论、政论、工作与通讯、抗战讲座、国外通讯，以及有关妇女、儿童等方面的“专栏”，其中二卷九期刊发了毛岸英的《中国儿童在苏联》一文，介绍苏联人民对中国儿童的爱护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等。该刊还立足广东，刊发了大量有关广东战局、广东民众以及青年、妇女动员抗日的专栏文章。中共广东省委通过这个刊物，“开辟了一个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而以合法斗争为主的强大统一战线阵营”，被誉为是“华南人民团结抗日的号角”。该刊初为旬刊，后因国民党政府压制而改为半月刊，随后又改为月刊，最后稿件几乎全被扣留，成为不定期刊物。1941年春，《新华南》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前进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机关报（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后为东纵机关报）。1942年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广东人民抗日总队成立，相应需要一个代表总队发言的机关报。为此，总队政治部将《东江民报》改为《前进报》，于同年3月29日正式发刊。《前进报》属总队政治部直接领导，开始时是四开的油印报，以后发展为对开的大报。该报无固定地址，经常跟随部队辗转作战，主要游移于宝安、东莞和大鹏半岛一带。该报作为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对部队工作有切实的指导作用，其所载社论和领导人文章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1945年3月，该报随东纵司令部进驻罗浮山，由油印改为铅印，全社工作人员发展到四五十人，进入全盛时期。该报初为周报，后因时局需要改为“五日刊”，逢五、十两日出版，重要消息需要迅速报导，便逢二、七两日出版号外一小张。该报的新闻特色以“短”、“多”见著。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从此，该报作为纵队机关报的历史使命结束，宣告停刊。
《正报》：中共广东区党委机关报。1945年11月13日创刊于香港。该报初为四开三日刊，后一度改为二日刊，由杨奇任社长兼总编，刘日波任副总编辑，李超任党支部书记。1946年7月21日，该报改为八开旬刊，每逢一、十一、二十一日出版，并改黄文俞任社长兼总编辑，李超为督印人。1946年改版之前，该报辟有“正言”、“两日一谈”、“扯旗山下”、“时事讲话”等专栏，并开办了《正风》、《新野》副刊。在副刊上刊载了茅盾、郭沫若的文章，使读者深受教益，耳目一新。该报常以独家新闻吸引读者，比如将来自延安的“参考资料”，推陈出新，结合现实进行报道。1946年改版之后，该报确立办刊宗旨：“明责任，究竟中国人民的灾难何所自来；明是非，究竟在发展变化中的一切事物真相如何，真理又何在？”改版之后增加了系统地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及内地各解放区的通讯报导。在刊行过程中，该报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被誉为“香港战后第一家人民的喉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曾经要求每个干部必须研究《正报》社论及负责同志的重要文章，作为对内掌握政策，对外宣传根据。该报销量在2000份左右，除发行港澳及华南地区之外，还远销新加坡、马来亚等南洋各地，在华侨中产生了较大影响。1948年11月13日，该报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重点的转移，自动宣告停刊，改为“正报出版社”，专事出版书籍，为广大干部提供学习读物。
《华商报》：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张中文报纸，中共在香港的喉舌。该报是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宣传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号角。1941年4月8日在香港创刊，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是该报的创办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采取文化封锁政策，在香港的同胞和广大华侨就看不到很多进步刊物了。该报就是顺应这一形势而产生的。该报成立时工作人员安排情况如下：邓文田任报纸督印人兼总经理，邓文剑任副总经理负责经营，范长江任社长兼副总经理，胡仲持任总编辑，张友渔任总主笔，廖沫沙任编辑主任，陆浮任采访主任，其他同志负责撰写评论和专栏等。在编辑部工作的有邹韬奋、夏衍、茅盾、乔冠华等著名人士。成立报社编委会，每周开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该报以“华侨商人办的报纸”的统一战线身份公开发行，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不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不强调马列主义，避免谈无产阶级专政，力求表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立场。该报内容极其丰富，除了新闻报道之外，邹韬奋和张友渔等写的社论和专论，乔冠华、张铁生等写的国际述评，夏衍、廖沫沙、范长江等所写每日一题的《今日的问题》以及许多政论时评，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该报除在香港和内地发行外，还销往新加坡、越南等地，销售量几万份。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该报宣告辍刊。1946年1月4日，该报在香港复刊，先后由刘思慕、邵宗汉、杨奇任总编辑，总经理萨空了，饶彰风代表中共实行组织领导。解放战争初期，该报的基调是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要民主。该报复刊后为两大张八页大报，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尤其重视国际时事的评论和报道。1948年下半年，该报曾进行改版，使内容更群众化，更富有地方特色。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15日，该报自动停刊。有新闻史家评价说：“如果把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么，《华商报》则是40年代高挂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
《群众》：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公开出版的刊物。周刊。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刊。《群众》周刊的署名编辑兼发行人是潘梓年，实际负责人是许涤新，后为乔冠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机关刊物。1938年12月迁至重庆出版。先后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领导。1946年3月转至上海出版发行。1947年3月2曰被迫停刊，共出一百三十三期。1947年1月该刊曾迁至香港创刊，章汉夫任主编，平时日常刊务由林默涵、廖沫沙、黎澍、范剑涯负责。该刊（香港版）销量3400份，其中三分之一以各种伪装封面运至国民党统治区和大陆发行。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该刊（香港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宣告停刊。
建国前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创办、出版的党报党刊，构筑了一座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革命文化堡垒，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御用”报刊进行了激烈的抗衡，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这些党报党刊以其强烈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在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壮大革命声势，推动革命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它们总是顺应着历史的潮流，高扬时代的主旋律，刊载优秀文化精品；充当维护先进文化的“利器”，冲破反动派肆行的白色恐怖“文化围剿”；吸引和团结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顽强地发展和壮大广东革命文化宣传阵营；充当革命文化宣传后备力量的培训基地，为建国后广东报业发展培养了不少进步记者，推动了广东现代报刊文化事业的发展。
参考资料：
①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出版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
②叶文益:《广东革命报刊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③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④暨南大学新闻系编：《华南新闻事业史料》，内部资料1980年春印。